1985年是中央开展最早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专项运动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法律又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可以在自认为你有罪时先实行抓捕，后审查证据。抓错了也没有“赔偿法”约束。在这一背景下，理所当然的，任志强就成了法律的牺牲品。
9月30日晚上十二点，任志强被以“贪污罪”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现西城公安局宿舍区）。在一个全国人民都欢度国庆佳节和团圆节的日子里，任志强被关进了黑暗、脏乱并臭气冲天的看守所——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塞满了近二十个壮汉！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却是令任志强终身难忘的记忆。
检察院给任志强的罪名是“贪污”，那当然要去任志强的家中寻找他“贪污”的赃物了。但是检察院在搜查中扣押的却是大量与“贪污”毫无关系的香港电影的录像带等物。
事后，任志强还听说了检察院另行通知他的兄弟姐妹向检察院缴纳了大量的现金作为他贪污应该退赔的押金。为了交退赔的押金，任志强的妹妹还不得不卖掉了刚买不久新的摩托车。
紧随任志强之后进入看守所的华远公司会计被检察院以“老婆生孩子，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于1985年12月释放了。
1986年的2、3月间，区检察院也通知任志强，已将他家人上交的现金全部都退回了。听到这一消息，任志强想，看来“贪污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了。但是有罪推定在先，检察院又无法轻易将任志强放出。因此，当区检察院以为任志强无罪之后，他反而被升级进入了市级看守所（宣武区半步桥的K字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监狱），交由市检察院审理该案了。
从任志强正式调入华远公司算起，到被关押进看守所为止，任志强大约在华远一共工作了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但检察院却用了十四个月的时间对任志强进行审查，比一天审一天的日子还多，可以说时间是足够了吧，也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洗了个干干净净。
其实，“贪污罪”的来由是因为他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当然，任志强是在上级批准的的前提下发放的。这件事任志强在1985年三月就在企业自我清查整顿中主动申报过的，并已且经在5月7日区政府各机关来总结公司自查成果时做过结论的。
既然不能用“贪污罪”来定罪，也要找个判罪的理由，于是市检察院就从公司自查的报告中找了一条“工商局”已做过超出经营范围的结论的事当作“投机倒把罪”判任志强缓刑回家了。
个性强硬的任志强当然不同意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了，他提出了上诉。上诉之后，法院顺水推舟的将此案退回市检察院重新审查。
最有趣的结局是，当市检察院给任志强发放无罪判定书的同时，却向华远公司领导（任志强的前任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任志强不得上告检察机关（虽然当时没有赔偿法，但也是错案）。至于这个要求，任志强很容易就答复了，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为个人的平反与荣誉问题而无休止的打官司。检察院更不知道，任志强“出狱”之后对前任总经理说的第一句话是“还要跟着党走”，第二句话是“娘打孩子还有打错的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任志强最少还有点基本的政治觉悟。
市检察院的第二个要求是将检查员的漂亮妻子安排在华远技术公司工作。
无独有偶，当市检察员的老婆进了华远公司时，区检察院审理任志强案件的检察员也要求辞职并调入华远工作，虽未如愿，但事后成了华远公司的代理律师。于是，“不打不成交”便成了任志强案件的结束语。
从监狱生活中无罪释放之后，任志强将这次坐牢的经历视为一次难得的教育，从那天起，遵纪守法的警钟会天天在任志强耳边响起，他下定决心绝不会再给检察院第二次这种再能找出把柄把他关进去的机会了！
现在文学牛人李敖说过：我做过牢，陈水扁没做过，所以我比他强！以此推论，任志强比一干房地产的巨头都要强。
而且被无缘无故关了14个月的任志强对共产党没有什么怨言，反而出狱后的第一句话是：还是跟着共产党走；接着说，娘打孩子也有打错的时候！
任志强的胸襟是否很伟大，我不作评论，但至少那时候是没想着当“愤青”的。
§§§第四节步步高升 终成舵手
改革开放是一剂良药，更是一针兴奋剂。它让穷怕了，饿怕了的劳苦大众们没有了钱多可耻的心态，只有了吃饱了撑着的理想。
1983年，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就是让城市和农村不一样。这不一样首先就得体现在样子上，农村低矮的房屋和崎岖的小道是象征，那城市肯定要高楼大厦和宽阔的大道了。只有楼高了才能装的下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只有路宽了才能有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嘛。
任志强赶上了好时候，肚子里有点墨水，又能修房子的任志强从部门经理升任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经理，还兼任了华远经济建设总公司的副经理。
当时，戴晓明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刚到华远，戴晓明让任志强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当时对房地产还了解甚少的任志强就成了施工队的队长。
这时的任志强，应该是雄心勃勃，干劲十足，对政府也是充满着敬意的。
这时的任志强，埋头苦干，实干，是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的，更没有时间抬起头来对谁指手划脚的。
这时的任志强没有想到自己会一炮成名，会从此涉足房地产的脚步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只是在京城内的皇街地巷负责大量的旧城拆迁改造任务，但任志强和他的华远房地产，仍然豪情万丈，他们一路上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他们先后开发的拆迁安置用房项目远至石景山、大兴、丰台、昌平和通州。西单商业区改造、西单文化广场建设等多个重点工程也是由华远独立承担，并出色完成。
华远发展受益于政府，华远最辉煌的年代，应是九十年代中期前替代政府大刀破斧地进行旧城和西单商业区改造。华威大厦的建设原本是西城区政府因为1976年唐山、北京大地震时西单地区严重破损而进行重建的单一计划，政府原本决定用部分财政拨款的方式交由华远组织实施。但是后来因为政策的变动，该项目失去了财政拨款的支持，转化为商业性的投资建设。
于是，华威大厦成为了华远第一个房地产项目。这个项目有很多标志性的意义，它是北京市区属企业中最早最大的一个中外合资项目，是第一个境外银团贷款的项目，也是第一个中外联合设计建设承包的交钥匙工程的试点。华威大厦成为西单地区改造的起点与标志。
在建华威大厦的过程中，任志强带领部下对该项目第一次进行了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这个举措让设计院的专家都觉得新鲜，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一个工程进行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
由于任志强具有前瞻性的创举，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委托华远以企业运作的模式对西单进行改造。1985年，在任志强的倡导和主持之下，西城区召开了战略研讨会，制定了以华威大厦为龙头，陆续实施华南大厦、广州大厦工程的决定。
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华远作为国有企业第一次不向国家要钱，自主经营的模式进行西单工程的改造。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如想像的那么简单，让任志强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国家便对大型建设项目全部喊停，这无疑给任志强正准备大干的雄心泼了一盆冷水。
面对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任志强头疼不已，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难道就要坐着等死吗？因为无法投入项目而引致拆迁户的连锁反应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对房地产还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却精通店铺的经营，于是他将拆出来的空地改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这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小商品市场。
只是为了缓解危机的一个小小改动，任志强没有想到百花市场却经营的风风火火，引得全国各城市都到百花市场来取经，1990年，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百花市场的举办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同时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不过，在旧城拆迁中也会经常发生冲突。从政府到公司，谁都不愿处理得理不让人的拆迁户。
有一次，拆迁部经理诉苦说自己被拆迁户聚众打伤，身为老总的任志强一时火起便直奔现场，拦也拦不住。
在现场，任志强任凭拆迁户拳脚相加，眼镜被打碎了，头发也被揪掉了不少，可任志强就是不还手。不还手的同时，任志强也坚持他一步也不让的原则。
后来有朋友说他是将帅陷阵匹夫之勇，可任志强却私下告诉朋友那时已无退路，必须作出样子。
结果呢？这场架对内对外都颇具震慑力：一是拆迁户见老总都敢上阵，也就适可而止不再漫天要价；二是公司部门经理遇到难题再不敢向后退缩、推脱责任了。
就这样，任志强座倚京都，背靠政府，充分发挥改革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他超常规的、杰出的个人才能，使其在政府划拨用地，政策利用渠道等方方面面，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超出常规的运作能力。
华远走的路线可谓两头开花，要么是建设大型的献礼工程，像西单文化广场，要么是成本低廉的拆迁房和集体住宅。西单文化广场的改造使任志强成为房地产行业的“大佬”，当时华南大厦的建设是北京与上海、广州联合的一次创举，据了解，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的朱熔基就多次与任志强会晤，共议华南大厦的建设。
而任志强依靠在北京的关系，不断承接市政工作中的房屋拆迁工程。这是许多开发商可望不可及的肥差，因为拆迁房是不用愁销路的，而且成本极低，房屋的设计和质量只要不出事就已是功德无量。
可以这么说，1998年房改以前，任志强的华远主动经营给政府献花工程（西单文化广场等）和拆迁房。应该说，拆迁房是任志强所依赖的一个肥差，也是他最擅长的。
§§§第五节 “粮票换鸡蛋”
1988年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关键时期，政府觉得城市改革搞得太快，太乱，需要停下来思考思考，把乱搞的人和事整顿整顿。于是，连续出台了停缓建和建筑税的征收两项政策。这一举措拉开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房地产发展纠缠不清的故事；这一震痛夭折了很多可能的大腕，但也同样孕育了很多后来的房地产巨鳄。
1988年，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终于胜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目前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伟大企业之一的万科，就是这样懵懂、鲁莽地冲入房地产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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