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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日记》 作者:曾国藩

第226章 绝对的不公平

  六月初十日,至天津住

  寅初二刻起行。行四十里至炒米店打尖。坐见之客三次。辰正又起行二三十里,至天津住。中间离城十二里,司道在稍子口迎接,茶坐。离城五里,祟侍郎在教军场迎接,茶坐。旋先拜祟侍郎,一叙,再至公馆,未正到。倦甚。中饭后清理文件。坐见之客七次,阅本日文件。傍夕与吴挚甫等一谈。夜,乐山来一谈。旋小睡数次,二更四点睡。

  附记:

  游击左宝贵,言与卢思诚于五月初六日亲见二尸,无眼无心。

  周道言派把总常荣去查,只见骷髅,无皮无肉,不止无眼无心而已。

  博道、陈道六月十一日亲见一棺,有埋三尸者。

  看日记附记中的恐怖记载,愚民的疯狂,又开始了。

  天津教案,与扬州教案大同小异。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更疯狂,更愚昧,更加的渗透出邪恶与肮脏。

  天津教案的过程很简单,先是天津一带,谣言纷飞,有说天主教拐幼童者,有说天主教挖眼剖心者。事实上这些谣言,多有朝中的高官放出来者,如庚子年间任翰林院编修的恽毓鼎,就在日记中记载说:拳民从教堂中搜出恶物甚多,人眼珠,心肝,阳物等类,有数十缸。甚至剥人皮,刳孕胎以为魔魅,伤心惨目,行路者咸悲愤。

  如恽毓鼎这种身份的人,证言的可信度极高,等于是官方发布的资讯,对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

  而实际上,这些剜眼珠,割阳物等恐怖故事,也并非是当时士大夫的原创。最早的时候应该是民间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是从早期的白莲教时代流传下来的。到了太平天国时代,这些异常事件,又理所当然的栽到了洪秀全的脑壳上。

  当时有一本《辟邪纪实》,署名天下第一伤心人。此书名曰纪实,内容却百分百瞎掰,如在此书的下卷,有这样一段记载:

  红巾军洪秀全党,以夷匪通,掳男女小儿献夷匪,换取枪炮火药等物。夷匪得妇女,争相采战。继以药涂脐上揉之,子宫即从阴户出,遂割之。又有用手拍肩子宫即出者。小儿则割肾子、心肝。酒商韩某自江南归,为予言目击如此。

  看到了没有,这桩祸事开始是和洪秀全挂钩的。但洪秀全仰药自尽了,可流言仍然翻飞如故,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加上天津靠近北京,心怀险恶的士大夫推波助澜,所以天津教案,并非是偶然事件,而是群体颠狂的必然性暴发。

  而这本完全是瞎掰的《辟邪纪实》,却是曾经在洪秀全阵营出任出童子军的陈国瑞,从南方带到北方,广泛散发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谣言都是陈国瑞造的,他为什么造这些谣言?因为他被洪秀全坑得最惨,小小年纪被送上战场,这事他跟洪秀全没完。

  再追究下去,洪秀全之所以成功坑害了陈国瑞,是因为有耶酥的支持,因为洪秀全自称是耶酥的弟弟。这样陈国瑞就把帐,算到了洋人的头上。

  在这种颠狂驱使下,天津的无业地痞流氓,当地称混星子,疯了一样的在大街上乱窜,见到教堂的人就无故殴打,恰好教民沈希宝带自己孩子回家,不幸被流氓们看到,当场被打得半死,扭送报官,硬说沈希宝拐骗孩子。天津县令刘杰开堂一审,嘿,人家沈希宝带的是自己家孩子,你说这伙流氓凭什么打人家啊?

  按说到了这时候,只要县太爷发威,把这伙闹事的流氓该抓的抓,该打的打,再派兵保护教堂,就能够避免更坏的事情出现。可是不成,混星子一动出就人山人海,数以万计,黑压压的人群包围了县衙,让刘杰不敢轻动,只能坐等着更可怕的事情出现。

  这时候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引爆大规模的疯狂,人贩子武兰珍,不幸栽到这个节骨眼上,从此走入史册,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人。

  据记载,人贩子武兰珍是在桃花口被当地居民拿获,送到天津县一审,嘿,武兰珍供认说,是天主教堂的王三,给了他一包迷药,让他专门去蒙迷人的。县太爷刘杰审后,就和几名官员一起,押着武兰珍去教堂质证。进了教堂之后,就见武兰珍两眼一抹黑,他说的教堂之格局,跟这家完全不一样,分明是在瞎掰。再让教民们站成一排,由武兰珍指出哪个是给他迷药的王三,武三珍就更指不出来。

  事情明摆着,武兰珍之所以栽赃教堂,是因为被扭送他的群众所逼迫,如果他敢说他跟教堂没关系,那他的小命铁定就得玩完。

  到了这一步,为了避免事态失控,就必须对天津戒严。但县太爷手里没兵可调,只能任由混星子满街乱窜,继续滋扰。关键时刻,法国领事丰大业来县衙理论,据三口通商大臣祟厚的证词,说这个丰大业好不礼貌,居然打碎了县衙的物事,还向外边汹涌的人群放枪。嗣后他要离开,祟厚说自己劝他千万不要离开,外边人山人海,群情激愤,出去就是个死,可丰大业不听,出门遇到了县太爷刘杰,于是丰大业便向刘杰放枪。至于丰大业为何要向知县开枪,这事祟厚没有说,反正是后果就是混星子蜂拥而上,当场殴死法国领事丰大业,随从也悉数被打死。

  而后人群蜂拥冲入教堂,将十名修女活活打死,神父七名死无全尸,三名倒霉的俄国佬也被打死,另有比利时两人,英国和意大利人各一名,统统被打死。中国教民被杀者三四十人,六座教堂被焚毁。

  案情经过很简单,但处理起来,却是相当的难。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中国人不讲道理,案子走法律程序,严惩肇事者的话,中国人不干,说这样不爱国。那就不走法律程序,只能向全世界开战了。开战的话,这些不同意走法律程序的人,他又不上战场,那你说这些人不是故意添乱吗?

  而且法国人也凶蛮,非要揪出知县刘杰不可:

  六月二十二日,洋人欲将府县抵命,余不忍又无奈

  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一次。祟帅于辰刻、已刻、酉刻来谈三次。辰正诊脉一次。围棋二次。小睡一次。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二次。改片稿一件。是日,因洋人来文,欲将府、县抵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伤害,愧恨之至。又坐见之客一次,吴彤云来一坐。小睡片刻。夜改照会稿一件,核科房批稿簿。眼蒙日甚,二更四点睡。

  曾国藩坚决拒绝交出知县刘杰,刘杰有什么错?他凭什么要为法国佬抵罪?可三口通商大臣祟厚不依不饶,死缠着曾国藩,一定要让刘杰抵罪。

  为什么祟厚要搞刘杰呢?

  原来,曾国藩追查教堂挖眼珠剖子宫的谣言,查到最后,竟然查到了祟厚身上:

  ……臣抵津后,查讯挖眼取心有无确据,绅民俱无辞以对。内有一人言眼珠由陈大帅自带进京,大帅者,俗闲称陈国瑞之名也,其为讹传已不待辨。原其讹传所起,由祟厚前月二十四日专弁到京,向总理衙门称有搜出眼珠盈罎之说。其时仓促传闻,该弁未经考实,致有此讹。

  看看,这个事不只是把祟厚扯了进来,还有就是肇事者惹祸精陈国瑞,也被暴露了出来。

  最终,曾国藩跟祟厚合伙,卖了知县刘杰,但余者皆秉公处理:

  七月初五日,英国领事贾勒斯威来见

  早饭后,祟帅来一谈。旋诊脉一次。围棋二局。竟日酣睡,不治一事。病体小愈。见客二次,内有英国副领事贾勒斯威,公使所派来也。中饭后屡次久睡。申正见客一次。酉刻,毛煦初尚书昶熙,自京来会办洋务,与谈颇久。夜又久睡,二更四点大睡。是日核摺稿一件、信稿二件。

  附记:

  初五日,田二,河东人,供认用西瓜刀砍洋人。

  终松荫,烧教堂后,百姓拿送县,刀伤都是百姓砍的。

  安三,烧教堂后,众百姓拿住送县,各处有烧伤,左右膝有跪伤。

  李兆恒,宁晋人。烧教堂次日,小关混混王姓等拿住送县,刘长清坚供是李迷拐,有棒伤、烧伤。

  赵荣,任邱人。教堂烧后,众百姓拿住送县,审讯未用刑,伤是众百姓打的。

  王三,天津县人。教堂烧后,众百姓拿住送县,武兰珍供认是王三,渠供不是王三,是王二,有棒伤,踢伤。

  案子了结,曾国藩恨死了那伙疯子一样杀人放火的流氓,下令缉拿混星子:

  附记,七月十五日,五十三号

  未将教堂及领事衙门服役之人传讯

  拜晤、并未答拜

  非刑拷讯习教人

  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

  不用说,京畿士绅对曾国藩的判决,大为不满,北京城的士绅聚众,捣毁了曾国藩替湖南会馆写的牌匾。但曾国藩根本懒得理会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只会聚众暴力,如果两厢里坐下来论理,对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因为自己没理,才恨透了这世上所有讲理之事。

  但是天津知府张光藻,和天津知县刘杰,这两倒霉蛋被刑部一审判决流放黑龙江,曾国藩心里疚愧不已,他和李鸿章联手凑了一万一千两银子,给这两霉官做路费,又写信给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将军,好好的照顾这俩霉官,他们没犯错啊,就是被陈国瑞那王八蛋瞎造谣,给连累坑惨了。

  大儿子曾纪泽不同意曾国藩的做法,纪泽认为:得罪暴民,后果更严重,会身败名裂的。父亲应该和暴民站在一起,大家一块去砸教堂。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最终走向了清流,认为津案乃义举,帝国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对列强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大不了一拍两散鱼死肉破,有什么好害怕的?

  那么曾国藩和曾纪泽,他们爷俩哪个更有道理呢?

  曾纪泽,当然是曾纪泽!

  历史课本上明明白白的写着,这时候社会动乱的根由,是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就是一头独大的皇家权力,生产力就是开始进入以自由平等为表征的资本主义时代。一个是极端的权力,一个是平民意识的觉醒,这两厢里的冲突与对接,是显而易见的。

  天津教案中的民众,之所以能够闹将起来,是因为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憋屈,都上火,感觉到这世界对他们太不公道。尽管这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不公平,但皇权体制却是绝对的不公平。这个道理,日本天皇一家明白的最早,他们知道老百姓闹事,理由就是一个,感觉自己委屈了,如果感觉到自己委屈的老百姓数量太多,那么这个社会就麻烦了。

  所以日本迅速的实现了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也不见得有多么公平,但是从此天皇一家可以躲到了现代政治的幕后,借民选政治保护自己。一旦老百姓感觉到不公道闹将起来,自有首相一级的政治家在前面顶雷。所以日本有个杀首相的良好习风,等首相被杀,老百姓意识到自己闯了祸,一哄而散,天皇再笑咪咪的装没事人,出来收拾局面。安排一个新首相,等大家闹事时再杀之。

  所以日本有了民选政治这个缓冲板,就能够始终维持着政治体制不受冲击,不管社会有多么乱套,最终还会归复到旧有的轨道上来。

  中国的爱新觉罗一家,就比较的让人上火。扬州教案,天津教案,民众之所以闹事,外国人只是个借口,本质的原因,是大家心里不痛快。而让大家不痛快的根子,就在于绝对不公平的权力体制上。如果爱新觉罗皇氏明白这个道理,赶紧立宪,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民国到来时代被连底盘一并掀翻。

  智慧是知时而进,愚蠢则是不知道应时而退。

  曾国藩明白这一点,但他已经60了,这事拜托给他的弟子李鸿章了。而李鸿章最终也未能说服爱新觉罗皇氏这一窝子蠢货,这就不是曾国藩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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