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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迁就学曾国藩》 作者:南浦云

第4章 从掉书袋到大官 (2)

  在回湘乡老家的这十个月时间里,浑身是牛皮癣的曾兄弟穿着官袍子,坐着轿子,顶着毒日头,像猴儿一样让人抬着到处跑,吃饭应酬,给别人题对联,写墓表,在婚礼上当司仪,只要能用他的名气捞到好处,小曾什么都愿意干。对人家给他的馈赠、礼钱,更是收得不亦乐乎。后来把湘乡县转遍了,又到周边的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兴安各县去“打秋风”……够狠!

  自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回到家乡,曾国藩总共在家乡待了二百九十六天,其间,居然打了两百天的“秋风”,足迹踏遍十个县!一共得了多少银子无人知晓,但全部交给了家里人,这是肯定的。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二,曾国藩拜别祖父、父母,回北京去了。就在回京的路上,他又在路过的地方不断拜访湖南同乡,到处打着“秋风”,多多少少弄到几个钱,也都托人送回家里去了。

  从此,曾国藩离开了湘乡老家,以后只有书信往来,他自己,就很少再有机会回来了。

  “秋风”打完了,曾翰林也回到北京了,刚进翰林院,一个天大的麻烦迎面砸了过来。

  翰林院庶吉士,就是进入这家国家最高学府的实习生。按规定,他们在翰林院的学习时间是一年,这期间由翰林前辈们给他们讲课,一年后散馆(也就是毕业),那时还要再经过一场考试,成绩好的可以担任翰林院编修、检讨,差些的分配到各部衙门当官,成绩垫底的就派到地方上当县官去了。

  你看看,秀才里拔举人,举人里拔进士,进士里拔庶吉士,庶吉士还要再选拔……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而且一场比一场激烈,一场比一场残酷。

  其实对每个人都一样,整个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而且情况和考科举一样,也是在较低的层次上机会多,一次不成还可以重来,可越往高处越凶险,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输不起,也输不得了……眼下的曾国藩就已经爬到了高处。庶吉士散馆这场考试,将决定他下半生在官场的位置。同时也决定他这一生最终的价值和分量。

  可这一次他考砸了。

  从十岁立志成才,到考进翰林院,这十八年来曾国藩就像一根绷紧的琴弦,从没松懈过一刻。偏偏就在入翰林院后的这一年里,他松懈了。

  这一年时间,他既没得到翰林前辈的指导(这些人的地位比今天的博士生导师还高),也没看过几天书,结果在这次至关重要的考试中,他居然只考了个二等第十九名。这一年共有四十六位庶吉士参加考试,其中一等十七人,二等二十六人,三等三人,曾国藩的排名是二等第十九名,相当于所有庶吉士里考了个倒数第十。依惯例,这样的名次,是要下放去当县官了。

  离开北京城,到一个偏远小县当县令,从七品芝麻官做起,运气好的还有机会一步步往上爬,运气不好,三年任满不得优叙,解职回家,这辈子就算退休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考试成绩不好也不能全怪曾国藩,因为这一年里他有二百天在“打秋风”,给他们老曾家扬名露脸,光宗耀祖,顺便捞钱。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人误学一年,学误人一生……现在“光”了宗也“耀”了祖,然后考砸了,你说怎么办吧。但人总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憋屈死。

  到这会儿说啥也没用了,只好干瞪眼,等着朝廷给他分配工作吧。

  想不到,谁也想不到,连曾国藩自己都想不到!这一年道光皇帝不知怎么想的,居然只下放了三个庶吉士去当县令(就是三等那仨人),派到各部衙门去的也只有三个人,其他四十位庶吉士全部留在翰林院里!

  这种事以前没有先例,后来似乎也没再发生过,说得邪乎点,简直就像冥冥中的天意,要拉曾国藩一把,让他留在了龙门里。

  几天后,曾国藩被那个脑袋只有拳头大小,长得跟猴儿一样的丑皇帝道光(同时也是个昏庸无能祸国殃民的废物皇帝)招进金銮殿,封了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

  官不大,品级也不高,可好歹没“下放”,对小曾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小曾啊小曾(此时小曾已经自作主张把原来那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子城”改成“国藩”了),你这回运气好,没被下放,可是以后还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人生不能光指望运气。当感觉到自己运气好的时候,往往只是侥幸逃过了一次危机。所以当庆幸“好运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已经危险了!该下苦功夫了。

  就在翰林院留馆后不久,曾国藩在日记里给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从今天起,每天早上起床先写正楷一百,再写行书若干,辰时开始温习四书五经,读书所得立刻记到《茶余偶谈》(就是曾国藩私人的读书笔记)里,酉时到亥时(下午五点至夜里十一点)读其他各类相关书籍,有心得也记录下来。如果这天晚上练习诗赋文章,则晚上点灯以后不再读书,专心写文章。

  光有个课程表还不够,小曾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十二戒”:

  一、主静(没事做的时候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做事时专心一意,心无旁骛);

  二、静坐;

  三、早起;

  四、读书不二(每天看十页“儒学”专业书,没看完绝不翻看其他);

  五、读史(每天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也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记住祸从口出);

  七、养气;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亡(每天记一篇读书笔记);

  十、月无忘所能(每个月写诗数首,别荒废了);

  十一、做字(每天早饭后练半小时书法);

  十二、夜不出门(不结伙游荡,不参加无聊的娱乐活动)。

  这个课程表和“十二戒”,读高中或大学的年轻人可以从中借鉴参考。

  3.从老实疙瘩到老狐狸

  自从“打秋风”过度,几乎把自己玩毁了之后,曾国藩暗自警醒,给自己定下了严格而周密的学习计划,而且马上开始身体力行。

  要说小曾这人,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慎独”,自己立志自己守,既不用别人来逼,也不用别人来管,正是传说中的“做事三原则”之最高境界:“做了也不说”(较低层次是“做到再说”,最低的境界才是我们平时所推崇的“说到做到”)。

  但是那个课程表搞了没多长时间,曾国藩却渐渐疑惑起来了,甚至在一段时间后,他自己把课程表废弃了。因为他惊讶地发现,这次自己又错了。

  人这一辈子是要成长的,不可能永远是个学生。当遇到坎儿了,就要想办法迈过去,不能一根筋。

  早年曾国藩寒窗苦读的时候,当然一切围绕着一个“读”字,可现在他已经过了寒窗苦读的阶段,完成了学业,走上了社会,如果再像以前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死读书,那就等于又把自己给“废”了。

  好在曾国藩这个人内秀得很,一天到晚总在动脑子,一边思考一边实践,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斗争了一阵子之后,他决定把课程表改一改,抽出较多的时间用于交游。

  这一交游可不得了,曾国藩惊讶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藏龙卧虎,人才比马蜂窝上的窟窿眼儿还多!在这些人面前,曾国藩肚子里那些货色显得相当陈腐,极度土气,简直摆不上台面。

  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自从考中进士留在北京之后,他就哪儿哪儿都不如人,显得相当“愚昧”,原来不是他人笨,而是他的知识太贫乏、太过时。

  就在这时候,曾国藩给在家乡的弟弟们写了封信,在信里大发牢骚:“老子(这俩字儿是我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自己加上的)小时候天分并不低!都是因为后来总跟低级粗俗的人混在一块儿,啥也没见识过,心眼子都让茅草给塞起来了……”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这才是实话。

  曾国藩不笨,小时候的不顺利,是因为闷在乡下被错误的教育方法所害。虽然他后来终于学业有成,可性格上受到的影响却一生未能消除。

  终其一生,曾国藩始终是个闷头闷脑、无情少趣的人。其实他心里也苦,也想像其他年轻人那样有说有笑有蹦有跳,张狂热烈飞扬洒脱,可是想改变从小养成的性格却谈何容易?闷头闷脑的小曾和同龄人说不到一块儿,玩不到一起,好像一出生就四十岁了,难怪曾国藩会忍不住偷偷抱怨了。

  可是小曾一个人在北京做官,不聊天不交友,不跟外界打交道,一天到晚闷在屋里死读书,真的不行!

  最终曾国藩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开始壮着胆子跟外人交往,参加聚会,喝酒谈天,作诗写联。一开始只能傻不愣登地坐在角落里听别人白话,后来也顶着一脑门子冷汗操着湖南土腔插几句嘴,有时候插到点子上,有时候插不上,可不管混得好坏,只要敢打开大门,敢去加入,敢于插嘴,就是胜利。

  曾国藩貌不出众身无优点、暗弱和内向都是扯淡,人要突破自己的性格缺陷,没什么就补什么,口才和人脉是练出来的。

  很快,曾国藩的朋友多起来了。先是限于湖南老乡,其中交往最密切的就是当年拉了他一把的那位劳崇光,还有翰林院典簿胡林翼,修撰陈公源,编修梅曾亮,学正刘传莹……之后渐渐扩展,半年后,曾国藩在北京已经交了一百多个好朋友,那些互相脸儿熟的点头朋友更是多得算不过来,走在街上到处有人跟他打招呼。

  像这种交游,会不会让小曾养成胡吃海喝瞎喷乱侃的坏毛病呢?

  不少年轻人在交游过程中真的会沾上烟酒、嫖赌、吹牛、耍混等坏毛病,可是曾国藩一样也没染上。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小曾有个原则——凡是自己心里知道是坏事的,一律不做;即使心里觉得是好事,也要有选择地去做。

  坏事不做,这容易理解。可“好事也要有选择地去做”又怎么理解呢?

  因为世界上的“好事”太多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其中有些过于琐碎,有些甚至是自己给自己“玩乐”找的借口。如果大凡觉得是“好事”就去做,一天的时间就会切得零七八碎,精力无法集中,那不管做学问还是搞事业,肯定因为过度分神而效果不佳。

  老子说:“无为无所不为”就是这个道理。不做多余的事,才有精力做最重要的事。

  因为曾国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多余的事,只做重要的事”,所以他在交游时,只学到了好东西,坏毛病全都“自动屏蔽”掉了。

  自从打开大门交朋友之后,曾国藩在北京的日子越来越充实,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精神世界都越来越丰富多彩,心里有了话也有地方倾诉了,遇上为难事也有人帮着出主意了。

  这天,曾国藩把自己交到的朋友里一帮最铁的哥们儿请到家里吃了顿便饭。不过这次聚会不是讲求学问,也不是吟诗作赋,是曾国藩遇上解不开的疙瘩了,想请兄弟们帮着出出主意。

  此时的曾国藩只是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年工资才三十三两,又在北京住着。当时北京的消费水平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吓人,但对这个芝麻官来说也够戗了,小曾手里一直穷得叮当响,这顿饭真的很“掉渣儿”,两荤两素一壶酒而已。不过这几个都是至近的哥们儿,也不计较这些。席间曾国藩说出今天的正题:他是想向几位哥们儿请教,明天的一场“秋风”自己是该去还是不该去?

  “秋风”又来了。不过这次不是小曾打别人的秋风,而是别人打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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