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首看来，消灭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就跟生存空间一样重要。他已把对俄国的入侵变成了意识形态之战，所以，只有这样去看待他的军事上的决策，人们才能明白它们。将军们认为不合理的，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１９２８年所作决定的成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军事上，在莫斯科大门外遭受惊人的失败之前，他从未表现过如此的敏锐。将军们士气低落，哀求总撤退。他虽身受这些人的包围，但并未丧魂落魄，坚决拒绝后撤。最有成绩的坦克指挥官古德里安辩论说，在如此不利的地形上打阵作战，必将导致最精锐部队的无谓的牺牲。希特勒不为古德里安此说所动，指责他太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你太同情他们了。你该再靠后站一站。相信我好了，从长远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时，你会看得更清楚些。”
希特勒残酷地强迫施行其命令，使他得以将陆军集合在他周围，并阻止俄军的前进。代价是惨重的，但许多将领，包括约德尔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是他拯救了他们的部队，使他们免遭拿破仑的军队的命运。“我毫不留情地进行干预”，他对米尔契和斯佩尔说。他还解释道，他的最高级的将领竟愿意撤至德国边境以挽救他们的部队。“我只能告诉这些先生们，‘我的先生们，你们自己尽快回德国去吧。把军队交给我指挥好了。’”
在其他战场上，一切都进展顺利。在法国，依旧支离破碎的“抵抗运动”，可不屑一顾；在地中海，意大利的“人雷”和水雷在不久前曾炸沉母舰一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两艘，从而把大不列颠的东方舰队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消灭。还有，隆美尔已几乎作好准备，在北美发动号一次大型攻势；德国的日本盟友则在太平洋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深知，东方危机绝未过去，于是便下令对帝国全国的工业和经济总动员。他说，目前的努力仍不足，闪电战的战略必须放弃。他虽然用带有希望的语言号召进行长期战争，自己却心存恐惧——一如不久前他私下向约德尔透露过的，即他怕胜利再无法取得了。
在餐桌旁的谈话中，这些阴暗的思想是从未暴露过的。他继续谈论抽烟的种种坏处，开汽车的喜悦，各种狗，《崔斯坦和易梭德》的来源，汉夫斯坦格尔太太的美丽以及犹太人。关于前线的残酷的斗争他谈得很少，若谈起，也表现乐观。例如，在冬季危机到达顶峰时，他声称，只要领导站得稳，没有哪种事业是无望的。“只要有一名坚强的战士在高举战旗，那就什么也未失去。信念可移山。在这方面，我是冷酷的。为了自保，德国人民又不准备奉献一切的话，那很好！就让他们消失好了！”
进餐时的这些泰然自若的表演已被他的外表所掩饰。“他与先前大不相同”。赫维尔对一个友人说，“他变得既阴郁又固执。他不惜一切牺牲，表现出一点儿也不仁兹，也不谅解他人。你若看见他，你会认不出来的。”２月８日，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弗里茨·托德坠机身亡，使希特勒的思想受到一次粉碎性的打击。早餐时，人们在猜测谁将取得托德的职位，出任武器弹药部长——这是帝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整夜都在与希特勒研究柏林和纽伦堡的城建工程的艾伯特·斯佩尔，次日一早便被元首任命为该部部长。斯佩尔真如雷击！这位建筑师抗议说，他对此种事务一无所知，但元首打断了他的话。“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能担任此职。另外，我也没有别人了。”
在总理府的“玛赛克厅”里举行的托德的葬礼上，希特勒悲恸已极，致悼词时几乎连话都说不下去。葬礼一结束，他便躲进自己的寓所。过了几天，他好歹恢复平静后，便在体育馆向新近任命的一万名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尉官发表演讲。他脸色严峻，讲到了在俄国所受的灾难，但未谈及详情。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即将奔赴东部战场，从赤色分子的铁蹄下拯救德国和西方文明。这篇演讲感人肺腑，听众中许多人失声痛哭。站在希特勒身旁、被晋升为贴身副官的理查德·舒尔兹也深受感动，竟想亲身参加战斗。“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呆在家里，这真是个耻辱。”这些新任尉官原被令不得鼓掌，但是，当希特勒从过道上走过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疯狂地欢呼，许多人还跳上椅子。
对希特勒而言，这阵自发的欢呼真是灵丹妙药，令他振奋，但是，一回到“狼穴”他又精神萎靡不振了，显得既疲惫不堪又面黄肌瘦。四周厚厚的一层大雪加深了他的愁闷。“我历来讨厌雪”，他对他的影子鲍曼说。“鲍曼，你是知道的，我历来讨厌雪。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它是一种预感。”
在读到俄国战场上截至２月２０日止的伤亡数字时，希特勒绝望了：死亡１９９，４４８人，受伤７０８，３５１人，失踪４４，３４２人冻伤１１２，６２７人，但他很快又恢复了神态，重又获得信心。在餐桌旁，他又开始谈论德国士兵如何成功地、奇迹般地熬过了酷刑般的俄国之严冬。他松了一口气，向众人宣布，星期天就是３月１日了。“弟兄们，你们想象不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过去３个月来我的力量消耗了多少，我的精神抵抗力又受到多大的考验。”他透露，仅在１２月的前两周，他就丧失了１０００辆坦克，还有２０００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二月份已过去了，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受拿破仑的命运了……现在，我们将要与他们算帐了！多叫人宽慰呀！”他之兴高采烈的精神已不是虚伪的了，他又开始吹嘘：“我注意到，听到这些事情时，大家都丧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镇静。这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的情况相同。”
与此同时，“最终解决”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渐趋完成，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进行另一次致命的荡涤。在军事地区，对犹太人、红军政委们和游击队员们的兜捕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在非军事区，此事进展却不很如意。即使如此，死亡人数仍非常庞大，致使罗森堡的工作人员再次哀求他去敦促希特勒，叫他勿将占领区人民视为仇敌，而应视为盟友。罗森堡主张分别成立州，给各州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他的助手们的热情支持。但是，他虽然转向自由主义，而他的性格并未同时变得坚强起来。一想到要与元首对垒，他便怕得全身发抖。换一个更坚强的人也同样不会产生效果：要见希特勒，必须通过鲍曼，而鲍曼又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结成了死党。罗森堡派往“狼穴”的联络员柯本，要将东部战场的真实情况转告希特勒，他觉得越来越难了。在赫斯出走前，他可将备忘录直接交给希特勒；现在呢，鲍曼坚持由他转交，借口是，元首将军务都忙不过来。这样，柯本认为，希特勒是通过他的左右手的眼去看待东线占领区的问题的。“所以，有些事情是致命的，以东方的胜利作为代价。”
的确，希特勒很少顾及内部事务，这可能导致了鲍曼常常自己发号施令。然而，希特勒常抽空顾及“最终解决”，这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既不听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去听。这些他在给２月下旬举行的纪念党的纲领颁布大会的贺信中已说得很明白了。“我曾预言”，他说，“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这个预言要实现了。在战争的进程中，不管产生何种情况，也不管战争会持续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犹太种族的灭绝，将超越胜利本身。”
希特勒虽然公开作过这种暗示，但时至今日，洞悉这一秘密的人却仍寥寥无几。连戈培尔本人也不知道正在准备的各种措施究竟有多么庞大。有个名叫汉斯·弗里茨彻的雇员，从一个党卫军成员由乌克兰写来的信中得悉了特别行动队进行大屠杀一事。写信者抱怨说，在得到屠杀犹太人和乌克兰的知识分子的命令后，他们精神垮了。他不能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抗议或取得帮助。弗里茨彻立刻找到了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问：“党卫军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进行集体屠杀吗？”海德里希愤怒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答应马上进行调查。次日，他汇报说，干此事的罪魁祸首是地方长官科赫背着元首干的。之后，他便发誓，说屠杀将就此停止。“相信我，弗里茨彻”，海德里希说，“谁要是有残忍的名声，谁就不会残忍。他能仁慈地行动。”
只是到了那年３月戈培尔才明白“最终解决”的确切意义。希特勒坦率地告诉他，犹太人必须从欧洲清洗净尽，“如果有必要，便使用最残暴的方法。”元首说得明白，戈培尔也在日记中写得清楚：
“……正在对犹太人进行判决，方法虽然野蛮，却也是罪有应得……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不能多愁善感。我们若不打击犹太人，他们便会将我们毁灭。这是雅利安族和犹太病菌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没有一个其它的政府或政权有力量去解决这个全球问题。”
到了春季，已在波兰建立起了六个屠杀中心，其中四个在弗兰克的德占区，即特莱勃林卡、索比波尔、贝乌泽茨和卢布林；两个在合并区内，即库姆霍夫和奥斯维辛。前面四个杀人营是用发动机的废气毒杀犹太人的，但奥斯维辛附近一个大型灭绝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认为，这种办法“效率不高”，在他管辖的集中营采用了一种更毒的毒气即氰化氢。这种毒气在市场上垂手可得，商品名叫“济克隆乃”。
春天给希特勒带来了活力。他的健康有所改善，精神也好多了。苏联的冬季攻势搁了浅，并完全停了下来。这样，整个战线便出现了间歇。这就使他有时间去考虑未来的各项政策。４月２４日，他用电话通知戈培尔，说他要在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星期天下午３时，他谴责了布尔什维主义，称它是“犹太人专政”，污蔑犹太人是“寄生细菌”，必须残酷无情地对付之。但他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用口头重申最后胜利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又毫不隐瞒陆军已大难临头的事实。为了抬高自己，说明自己的作用何等重要，他又故意把局势讲得过于严重。“代表们”，他戏剧性地宣布，“一场世界斗争的胜负在今冬就决定了。”他把自己与拿破仑作了一番比较。“我们已掌握了１３０年前让一个人折腰的命运。”为了阻止类似的危机的发生，他接着便要求通过一项法律，授他以全权。这项法律的措词是横扫一切的。此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服从他个人的命令——要不，就受严厉的惩罚。现在，他已正式高于法律，握有生死大权。实质上，他已自封为上帝的代表，可以替上帝行事：灭绝“害人虫”，创造“超人之种族”。
深为希特勒的态度和语言所感动的国会议员们，一致“热烈地、吵吵闹闹地”通过了这项法律。在外国观察家看来，通过这条法律是没有多少理由的。希特勒的权力比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更大，这已是既成事实；事实上，比凯撒或拿破仑的权力还大。他宣称，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发国难财和打击黑市活动，削减国家机构中的多余人员，以充实生产战斗。造成德国经济流血的原因，不仅有文职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守主义，而且也有党内的贪污腐化。过去１０年来，在戈林这种人的掠夺下，加上国社党各级官员的贪污和低效能，帝国国力已江河日下。
３天后，元首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巴罗克式的克莱斯海姆堡会见了墨索里尼。与体育馆里喜不自胜的听众不同，意大利人是多少带着凶多吉少的预感前来参加会谈的，因为元首的演讲令他们沮丧。元首滔滔不绝，但有意思的不多，且对东线遭受的灾祸进行掩饰（“今年冬天，德国陆军在历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他宣称，美国是在装腔作势唬人。他再次把自己与拿破仑相比，且称胜他一筹。他还对印度、日本和几乎每个欧洲国家进行评论，武断地称它们属何种范畴。次日，午餐后，虽然话已说尽了，希特勒又滔滔不绝地讲了１个钟头又４０分钟，墨索里尼则不断在看表。连希特勒自己的将领都听烦了。“约德尔将军”，齐亚诺回忆道，“在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后，终于在沙发上睡着了。”
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残酷地强迫施行其命令，使他得以将陆军集合在他周围，并阻止俄军的前进。代价是惨重的，但许多将领，包括约德尔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是他拯救了他们的部队，使他们免遭拿破仑的军队的命运。“我毫不留情地进行干预”，他对米尔契和斯佩尔说。他还解释道，他的最高级的将领竟愿意撤至德国边境以挽救他们的部队。“我只能告诉这些先生们，‘我的先生们，你们自己尽快回德国去吧。把军队交给我指挥好了。’”
在其他战场上，一切都进展顺利。在法国，依旧支离破碎的“抵抗运动”，可不屑一顾；在地中海，意大利的“人雷”和水雷在不久前曾炸沉母舰一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两艘，从而把大不列颠的东方舰队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消灭。还有，隆美尔已几乎作好准备，在北美发动号一次大型攻势；德国的日本盟友则在太平洋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深知，东方危机绝未过去，于是便下令对帝国全国的工业和经济总动员。他说，目前的努力仍不足，闪电战的战略必须放弃。他虽然用带有希望的语言号召进行长期战争，自己却心存恐惧——一如不久前他私下向约德尔透露过的，即他怕胜利再无法取得了。
在餐桌旁的谈话中，这些阴暗的思想是从未暴露过的。他继续谈论抽烟的种种坏处，开汽车的喜悦，各种狗，《崔斯坦和易梭德》的来源，汉夫斯坦格尔太太的美丽以及犹太人。关于前线的残酷的斗争他谈得很少，若谈起，也表现乐观。例如，在冬季危机到达顶峰时，他声称，只要领导站得稳，没有哪种事业是无望的。“只要有一名坚强的战士在高举战旗，那就什么也未失去。信念可移山。在这方面，我是冷酷的。为了自保，德国人民又不准备奉献一切的话，那很好！就让他们消失好了！”
进餐时的这些泰然自若的表演已被他的外表所掩饰。“他与先前大不相同”。赫维尔对一个友人说，“他变得既阴郁又固执。他不惜一切牺牲，表现出一点儿也不仁兹，也不谅解他人。你若看见他，你会认不出来的。”２月８日，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弗里茨·托德坠机身亡，使希特勒的思想受到一次粉碎性的打击。早餐时，人们在猜测谁将取得托德的职位，出任武器弹药部长——这是帝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整夜都在与希特勒研究柏林和纽伦堡的城建工程的艾伯特·斯佩尔，次日一早便被元首任命为该部部长。斯佩尔真如雷击！这位建筑师抗议说，他对此种事务一无所知，但元首打断了他的话。“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能担任此职。另外，我也没有别人了。”
在总理府的“玛赛克厅”里举行的托德的葬礼上，希特勒悲恸已极，致悼词时几乎连话都说不下去。葬礼一结束，他便躲进自己的寓所。过了几天，他好歹恢复平静后，便在体育馆向新近任命的一万名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尉官发表演讲。他脸色严峻，讲到了在俄国所受的灾难，但未谈及详情。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即将奔赴东部战场，从赤色分子的铁蹄下拯救德国和西方文明。这篇演讲感人肺腑，听众中许多人失声痛哭。站在希特勒身旁、被晋升为贴身副官的理查德·舒尔兹也深受感动，竟想亲身参加战斗。“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呆在家里，这真是个耻辱。”这些新任尉官原被令不得鼓掌，但是，当希特勒从过道上走过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疯狂地欢呼，许多人还跳上椅子。
对希特勒而言，这阵自发的欢呼真是灵丹妙药，令他振奋，但是，一回到“狼穴”他又精神萎靡不振了，显得既疲惫不堪又面黄肌瘦。四周厚厚的一层大雪加深了他的愁闷。“我历来讨厌雪”，他对他的影子鲍曼说。“鲍曼，你是知道的，我历来讨厌雪。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它是一种预感。”
在读到俄国战场上截至２月２０日止的伤亡数字时，希特勒绝望了：死亡１９９，４４８人，受伤７０８，３５１人，失踪４４，３４２人冻伤１１２，６２７人，但他很快又恢复了神态，重又获得信心。在餐桌旁，他又开始谈论德国士兵如何成功地、奇迹般地熬过了酷刑般的俄国之严冬。他松了一口气，向众人宣布，星期天就是３月１日了。“弟兄们，你们想象不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过去３个月来我的力量消耗了多少，我的精神抵抗力又受到多大的考验。”他透露，仅在１２月的前两周，他就丧失了１０００辆坦克，还有２０００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二月份已过去了，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受拿破仑的命运了……现在，我们将要与他们算帐了！多叫人宽慰呀！”他之兴高采烈的精神已不是虚伪的了，他又开始吹嘘：“我注意到，听到这些事情时，大家都丧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镇静。这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的情况相同。”
与此同时，“最终解决”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渐趋完成，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进行另一次致命的荡涤。在军事地区，对犹太人、红军政委们和游击队员们的兜捕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在非军事区，此事进展却不很如意。即使如此，死亡人数仍非常庞大，致使罗森堡的工作人员再次哀求他去敦促希特勒，叫他勿将占领区人民视为仇敌，而应视为盟友。罗森堡主张分别成立州，给各州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他的助手们的热情支持。但是，他虽然转向自由主义，而他的性格并未同时变得坚强起来。一想到要与元首对垒，他便怕得全身发抖。换一个更坚强的人也同样不会产生效果：要见希特勒，必须通过鲍曼，而鲍曼又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结成了死党。罗森堡派往“狼穴”的联络员柯本，要将东部战场的真实情况转告希特勒，他觉得越来越难了。在赫斯出走前，他可将备忘录直接交给希特勒；现在呢，鲍曼坚持由他转交，借口是，元首将军务都忙不过来。这样，柯本认为，希特勒是通过他的左右手的眼去看待东线占领区的问题的。“所以，有些事情是致命的，以东方的胜利作为代价。”
的确，希特勒很少顾及内部事务，这可能导致了鲍曼常常自己发号施令。然而，希特勒常抽空顾及“最终解决”，这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既不听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去听。这些他在给２月下旬举行的纪念党的纲领颁布大会的贺信中已说得很明白了。“我曾预言”，他说，“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这个预言要实现了。在战争的进程中，不管产生何种情况，也不管战争会持续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犹太种族的灭绝，将超越胜利本身。”
希特勒虽然公开作过这种暗示，但时至今日，洞悉这一秘密的人却仍寥寥无几。连戈培尔本人也不知道正在准备的各种措施究竟有多么庞大。有个名叫汉斯·弗里茨彻的雇员，从一个党卫军成员由乌克兰写来的信中得悉了特别行动队进行大屠杀一事。写信者抱怨说，在得到屠杀犹太人和乌克兰的知识分子的命令后，他们精神垮了。他不能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抗议或取得帮助。弗里茨彻立刻找到了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问：“党卫军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进行集体屠杀吗？”海德里希愤怒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答应马上进行调查。次日，他汇报说，干此事的罪魁祸首是地方长官科赫背着元首干的。之后，他便发誓，说屠杀将就此停止。“相信我，弗里茨彻”，海德里希说，“谁要是有残忍的名声，谁就不会残忍。他能仁慈地行动。”
只是到了那年３月戈培尔才明白“最终解决”的确切意义。希特勒坦率地告诉他，犹太人必须从欧洲清洗净尽，“如果有必要，便使用最残暴的方法。”元首说得明白，戈培尔也在日记中写得清楚：
“……正在对犹太人进行判决，方法虽然野蛮，却也是罪有应得……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不能多愁善感。我们若不打击犹太人，他们便会将我们毁灭。这是雅利安族和犹太病菌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没有一个其它的政府或政权有力量去解决这个全球问题。”
到了春季，已在波兰建立起了六个屠杀中心，其中四个在弗兰克的德占区，即特莱勃林卡、索比波尔、贝乌泽茨和卢布林；两个在合并区内，即库姆霍夫和奥斯维辛。前面四个杀人营是用发动机的废气毒杀犹太人的，但奥斯维辛附近一个大型灭绝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认为，这种办法“效率不高”，在他管辖的集中营采用了一种更毒的毒气即氰化氢。这种毒气在市场上垂手可得，商品名叫“济克隆乃”。
春天给希特勒带来了活力。他的健康有所改善，精神也好多了。苏联的冬季攻势搁了浅，并完全停了下来。这样，整个战线便出现了间歇。这就使他有时间去考虑未来的各项政策。４月２４日，他用电话通知戈培尔，说他要在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星期天下午３时，他谴责了布尔什维主义，称它是“犹太人专政”，污蔑犹太人是“寄生细菌”，必须残酷无情地对付之。但他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用口头重申最后胜利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又毫不隐瞒陆军已大难临头的事实。为了抬高自己，说明自己的作用何等重要，他又故意把局势讲得过于严重。“代表们”，他戏剧性地宣布，“一场世界斗争的胜负在今冬就决定了。”他把自己与拿破仑作了一番比较。“我们已掌握了１３０年前让一个人折腰的命运。”为了阻止类似的危机的发生，他接着便要求通过一项法律，授他以全权。这项法律的措词是横扫一切的。此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服从他个人的命令——要不，就受严厉的惩罚。现在，他已正式高于法律，握有生死大权。实质上，他已自封为上帝的代表，可以替上帝行事：灭绝“害人虫”，创造“超人之种族”。
深为希特勒的态度和语言所感动的国会议员们，一致“热烈地、吵吵闹闹地”通过了这项法律。在外国观察家看来，通过这条法律是没有多少理由的。希特勒的权力比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更大，这已是既成事实；事实上，比凯撒或拿破仑的权力还大。他宣称，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发国难财和打击黑市活动，削减国家机构中的多余人员，以充实生产战斗。造成德国经济流血的原因，不仅有文职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守主义，而且也有党内的贪污腐化。过去１０年来，在戈林这种人的掠夺下，加上国社党各级官员的贪污和低效能，帝国国力已江河日下。
３天后，元首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巴罗克式的克莱斯海姆堡会见了墨索里尼。与体育馆里喜不自胜的听众不同，意大利人是多少带着凶多吉少的预感前来参加会谈的，因为元首的演讲令他们沮丧。元首滔滔不绝，但有意思的不多，且对东线遭受的灾祸进行掩饰（“今年冬天，德国陆军在历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他宣称，美国是在装腔作势唬人。他再次把自己与拿破仑相比，且称胜他一筹。他还对印度、日本和几乎每个欧洲国家进行评论，武断地称它们属何种范畴。次日，午餐后，虽然话已说尽了，希特勒又滔滔不绝地讲了１个钟头又４０分钟，墨索里尼则不断在看表。连希特勒自己的将领都听烦了。“约德尔将军”，齐亚诺回忆道，“在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后，终于在沙发上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