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如同你说的，陈卓然对南昌说，阿明是个小市民。你，我，我们，总是以鄙夷的表情说这三个字：小市民。事实上，小市民是什么？小市民是公民，这个阶层的诞生表明民主制的城邦的建成。法国大革命的街垒战，战士是谁？是巴黎市民。他们最要求共和国制，最反封建王室，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存形式是最依赖平等，自由，民主，这三项原则。此话怎讲？南昌问。陈卓然继续，城邦，城市，城，为它的居住者提供了什么？就是组织。它将他们联合起来，肜成互助的形式。有生产资料的提供生产资料；有劳动力的提供劳动力；有头脑的提供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必须在一个可以交换能力，互换功用的结构里才能实现，而这种结构一定是以平等为前提。在农业社会里，南于土地所属不平均，劳动力因体能的差异也不平均——而城市具有的更大范围的生产活动，这种差异便体现为多样性得以互换，就是我们所说的“各尽其能”——在农业生产中，所需功能是单一的，由于生产工具的不进步，体能成为主要的能力，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解决了土地的问题，但体能的差异依然存在并且将再次划分阶层。人民公社以土地公有制再次调节差异，同时又以“工分”的方式承认了差异。此外，还有一项无法平均分配的重要财富，那就是宗族。这是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成的无形的行政，曾经有效地管理着农业社会，但是它也彤成了不平等制度。人丁兴旺的宗族，决定了他们在乡间占有更多资源，包括司法，舆论，甚至武装。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削减了宗族的力量，但是它依然潜在地起着作用，因为这是和农村的居住形式，生产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在城市，这后天的社会里，居住者无法携带他们在土地上的条件，事实上，他们往往是丧失了土地上的生存条件，两手空空地投奔城市而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城市这地方，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天下。有没有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耶南一家破产后来到巴黎，一下火车看到的，就是拥挤的车马，泥泞的马路，肮脏的破车，车夫敲他们竹杠，旅馆的茶房也敲他们竹杠，碰到的都是诈骗犯。再说上海，那些冒险家，哈同，沙逊，你以为是什么？都是外国流氓，外国流氓无产阶级。你看，城市这地方，连国籍身份都可以不要的，凭着个人独立的奋斗，就可以立足。破产的耶南一家，什么都没有了，来到巴黎，做什么？教钢琴。因为互换与分配劳动的规模大，组织形态周密，反而，可以不依赖别人，生存。阿明他，就生活在这一个先进的社会体系里面。
你有没有观察过阿明这个人的表情？陈卓然问南昌。南昌不置可否，陈卓然一笑。你大约从来没有注意过，在你心里，已经存有偏见，认为那是来自一个保守阶层的人，并不会持有特殊的性格，他们大都没什么远见，也缺乏激情。可是你知道，在他平淡的表情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内心生活呢？那甚至都不为他自知。你有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老头，住在四壁高墙之中，那墙叫做烽火墙，极高，极陡，是一种较为古老的防御工事，防火，防盗。但墙上有了深深的裂纹，显出颓圮的迹象。里面的家族已经四散，陆续离去。在近代的政治变革中，这一份私有财产也不断被削割，被侵吞，被占地开设工场间。可就有那么一个老头，一直驻守其中。我走在四面高墙外边，觉着那老头，就是这宅邸的心脏。在那逼仄弯曲的街巷里，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你知道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这就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不是为生计劳苦，也不是纯精神活动，是在两者之间，附着实物而衍生内心。他们看上去是有些闷的，不大有风趣，其实是有着潜在的深刻的幽默。这种幽默不是作为风格来表现的，而是对世界——说世界是太大了，他们大凡没什么世界的概念，他们格局比较小，只注意自己的——那么就说是对小世界的看法。就比如说那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圮，他靠什么支撑？你以为靠坚韧？错！倘是坚韧，早就折断了，靠的是幽默。那数米的老两口也很幽默呢！他们把人生，生活看成是一场喜剧。不是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喜剧则是将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在他们呢，先是要将有价值的看作是无价值的，然后再看着它撕毁。有没有听说过董家渡夜鬼案？董家渡也是个有趣的地方，它周遭拥簇着的路名：南仓街，成瓜街，外咸瓜街，盐码头街，王家码头路，白渡路，陆家渡，杨家渡……你可以想象那万舸争流，商号林立的旧式的繁荣。那董家渡夜鬼案，说的是董家渡有一阵子，每到入夜，就会出现一个大头怪物，过路人每每落荒而逃，大头怪物则紧追不放。后来巡捕房出动捉鬼，却原来是个赌徒，输尽家资，拦路抢劫。这就是市民社会的鬼，市民社会的祛魅，都是物质打底的，这就是实打实的市民心。有了这实打实的心，才有了一种笃定，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地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这其实就是历史观，什么唯物也好，辩证也好，在他们全是教条。他们求的是实际，现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有空想，你可以视作是没有思想，事实上呢，是不自觉，思想和生计在他们合而为一，是自给自足。对，就是自给自足。阿明的表情就来源于此。
陈卓然继续说道，他们没有一点虚无。既没有赤贫的无以生存的天地不仁之叹，也没有吃饱了撑的，专攻思想劳动。所以，他们就是浅薄的，而且粗鲁。可是，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你也许会觉得没有戏剧性，是的，革命是有戏剧性的，可是革命是英雄的业绩。革命将人群生生划成好和坏，善和恶，敌和友，英雄和狗熊，而绝大多数人是不应该受到这种甄别的考验。绝大多数人只是，怎么说，一种数米的生涯。他们有权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奇怪的是——我有时候真觉得奇怪——真实地对着这种人间状态，我们却不认识了。社会在经过不自觉的震荡，错接错拼，咬合松开，逐渐协调运行，生成养成了这群体，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这理想在提倡的时候总是激昂的，实现时难免趋于平淡，夸张的部分消除了，我们看出了的是“庸俗”两个字。这多么不公平啊！我喜欢看阿明的表情。陈卓然微笑了一下，他已经有多久没看见阿明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天天见面。
那是一种不自觉的表情，几乎是神迹。周遭发生那么多大事情，他不是不感觉，而是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感觉。好比你做你的，他行他的。你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领不到时代精神，可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历史在哪根枝节上不停地延伸下去，形成时代潮流。所以阿明能够完全忠实于他自己的方式，是因为他有一种，也是不自觉的自守的力量。这力量不知在哪一节上会促成嬗变，我感觉阿明已在经历嬗变，而我完全无从预计，他嬗变的方向。自然，你我都在经历嬗变，也不知道向什么方向去。不要以为这个阶层注重实际，没有思想，他们只是不自觉，思想在不自觉中会往某一处积聚，产生思想者。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恩格斯也是。同样，这个阶层也有着不自觉的诗情，海涅，席勒，都是市民，李白也是。当年的长安，瓦肆勾栏，车水马龙，举袂蔽日，挥汗成雨！何其繁荣，那是盛世的子民啊！古代的雅典，一定也是如此。第欧根尼，你知道吗？他提着灯在雅典大街漫步，寻找诚实的人。哲学家苏格拉底，你知道吗？他的思想怎么来的，就是聊天。他在街巷和集市走来走去，不时站住脚与路人攀谈。阿明曾经和我说起过他的绘画老师，一个礼拜堂花匠的儿子，他教阿明画画，就好像师傅带学生意的。比如说，让他练速写，要快！就是练手艺。这就对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是什么？手艺人。他给教堂画壁画，天顶画，给陵墓做雕像，不就是个T匠吗？然而，艺术产生了。我们家楼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指，前边是大马路，所谓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盐。在我小时候，就时常看见，摩登的橱窗前边，走着一个穿睡裤的男人，摇着蒲扇，真可谓“胜似闲庭信步”。我总是想，这是谁家的爸爸？现在我知道，这就是阿明的爸爸！他走来走去，偶尔停下脚，因为迎面遇见熟人，打个招呼，有时候就会聊起来，说上一阵子。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没有自觉。苏格拉底有自觉，但自觉是从不自觉里生长出来的，也就是从“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那不自觉的一段非常重要，它是无限自由，没有一点规限地发展，尽情发展，以自身的逻辑执着地开拓——在荒地上开拓道路，横一道，竖一道，可能最终不过又回到原先的起点，可能最终走上歧途，亦可能迷失，可是，资质优秀者，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天才”，他们具有格外充沛的活力，思想力，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这样的优秀者吗？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事实上，很可能不是一个“阿明”能达成嬗变，而是许多个，甚至许多代“阿明”才可达成。市民社会不是个出英雄的社会，因为不需要，它是愚公移山式的。要做加法，求量的总和。一点一点变数积累起来，最后达成嬗变。但是这嬗变将落实于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件？这是一个我目前还未解决的问题。也许需要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契机？所有的理论都是抽象地描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马克思解释路易？波拿巴政变，是从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说起，历数七十年法国社会变化的多种原因，逻辑上都是对的，可是最终促成事变，总归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故，具体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具体到偶然，好比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吸引力。那一只苹果，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灵，就是说上帝的选择，选择某一个人来担任嬗变？这么说来，一个理智的民主社会又回去了，回去有神论，继而又走向神坛，王权，霸业？老实对你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解决，材料太少。我缺乏材料，缺乏思想武器，我还需要学习。有时候，我真觉着这时代很荒芜，四顾茫然；又有时候，这时代则以特别丰饶的面目出现，枝蔓横生，盘结纠缠，依然四顾茫然。不能埋怨时代，该给的其实都给了，就看我们有没有力量。还是让我退回来一些，回到市民的问题上，现在，近到我们的身边，就是这么一个物质、精神的平均分配集合体，阿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问得好！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
小鲍庄三恋桃之夭夭启蒙时代妹头荒山之恋发廊情话遍地枭雄长恨歌我爱比尔你有没有观察过阿明这个人的表情？陈卓然问南昌。南昌不置可否，陈卓然一笑。你大约从来没有注意过，在你心里，已经存有偏见，认为那是来自一个保守阶层的人，并不会持有特殊的性格，他们大都没什么远见，也缺乏激情。可是你知道，在他平淡的表情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内心生活呢？那甚至都不为他自知。你有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老头，住在四壁高墙之中，那墙叫做烽火墙，极高，极陡，是一种较为古老的防御工事，防火，防盗。但墙上有了深深的裂纹，显出颓圮的迹象。里面的家族已经四散，陆续离去。在近代的政治变革中，这一份私有财产也不断被削割，被侵吞，被占地开设工场间。可就有那么一个老头，一直驻守其中。我走在四面高墙外边，觉着那老头，就是这宅邸的心脏。在那逼仄弯曲的街巷里，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你知道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这就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不是为生计劳苦，也不是纯精神活动，是在两者之间，附着实物而衍生内心。他们看上去是有些闷的，不大有风趣，其实是有着潜在的深刻的幽默。这种幽默不是作为风格来表现的，而是对世界——说世界是太大了，他们大凡没什么世界的概念，他们格局比较小，只注意自己的——那么就说是对小世界的看法。就比如说那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圮，他靠什么支撑？你以为靠坚韧？错！倘是坚韧，早就折断了，靠的是幽默。那数米的老两口也很幽默呢！他们把人生，生活看成是一场喜剧。不是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喜剧则是将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在他们呢，先是要将有价值的看作是无价值的，然后再看着它撕毁。有没有听说过董家渡夜鬼案？董家渡也是个有趣的地方，它周遭拥簇着的路名：南仓街，成瓜街，外咸瓜街，盐码头街，王家码头路，白渡路，陆家渡，杨家渡……你可以想象那万舸争流，商号林立的旧式的繁荣。那董家渡夜鬼案，说的是董家渡有一阵子，每到入夜，就会出现一个大头怪物，过路人每每落荒而逃，大头怪物则紧追不放。后来巡捕房出动捉鬼，却原来是个赌徒，输尽家资，拦路抢劫。这就是市民社会的鬼，市民社会的祛魅，都是物质打底的，这就是实打实的市民心。有了这实打实的心，才有了一种笃定，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地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这其实就是历史观，什么唯物也好，辩证也好，在他们全是教条。他们求的是实际，现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有空想，你可以视作是没有思想，事实上呢，是不自觉，思想和生计在他们合而为一，是自给自足。对，就是自给自足。阿明的表情就来源于此。
陈卓然继续说道，他们没有一点虚无。既没有赤贫的无以生存的天地不仁之叹，也没有吃饱了撑的，专攻思想劳动。所以，他们就是浅薄的，而且粗鲁。可是，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你也许会觉得没有戏剧性，是的，革命是有戏剧性的，可是革命是英雄的业绩。革命将人群生生划成好和坏，善和恶，敌和友，英雄和狗熊，而绝大多数人是不应该受到这种甄别的考验。绝大多数人只是，怎么说，一种数米的生涯。他们有权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奇怪的是——我有时候真觉得奇怪——真实地对着这种人间状态，我们却不认识了。社会在经过不自觉的震荡，错接错拼，咬合松开，逐渐协调运行，生成养成了这群体，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这理想在提倡的时候总是激昂的，实现时难免趋于平淡，夸张的部分消除了，我们看出了的是“庸俗”两个字。这多么不公平啊！我喜欢看阿明的表情。陈卓然微笑了一下，他已经有多久没看见阿明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天天见面。
那是一种不自觉的表情，几乎是神迹。周遭发生那么多大事情，他不是不感觉，而是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感觉。好比你做你的，他行他的。你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领不到时代精神，可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历史在哪根枝节上不停地延伸下去，形成时代潮流。所以阿明能够完全忠实于他自己的方式，是因为他有一种，也是不自觉的自守的力量。这力量不知在哪一节上会促成嬗变，我感觉阿明已在经历嬗变，而我完全无从预计，他嬗变的方向。自然，你我都在经历嬗变，也不知道向什么方向去。不要以为这个阶层注重实际，没有思想，他们只是不自觉，思想在不自觉中会往某一处积聚，产生思想者。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恩格斯也是。同样，这个阶层也有着不自觉的诗情，海涅，席勒，都是市民，李白也是。当年的长安，瓦肆勾栏，车水马龙，举袂蔽日，挥汗成雨！何其繁荣，那是盛世的子民啊！古代的雅典，一定也是如此。第欧根尼，你知道吗？他提着灯在雅典大街漫步，寻找诚实的人。哲学家苏格拉底，你知道吗？他的思想怎么来的，就是聊天。他在街巷和集市走来走去，不时站住脚与路人攀谈。阿明曾经和我说起过他的绘画老师，一个礼拜堂花匠的儿子，他教阿明画画，就好像师傅带学生意的。比如说，让他练速写，要快！就是练手艺。这就对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是什么？手艺人。他给教堂画壁画，天顶画，给陵墓做雕像，不就是个T匠吗？然而，艺术产生了。我们家楼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指，前边是大马路，所谓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盐。在我小时候，就时常看见，摩登的橱窗前边，走着一个穿睡裤的男人，摇着蒲扇，真可谓“胜似闲庭信步”。我总是想，这是谁家的爸爸？现在我知道，这就是阿明的爸爸！他走来走去，偶尔停下脚，因为迎面遇见熟人，打个招呼，有时候就会聊起来，说上一阵子。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没有自觉。苏格拉底有自觉，但自觉是从不自觉里生长出来的，也就是从“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那不自觉的一段非常重要，它是无限自由，没有一点规限地发展，尽情发展，以自身的逻辑执着地开拓——在荒地上开拓道路，横一道，竖一道，可能最终不过又回到原先的起点，可能最终走上歧途，亦可能迷失，可是，资质优秀者，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天才”，他们具有格外充沛的活力，思想力，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这样的优秀者吗？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事实上，很可能不是一个“阿明”能达成嬗变，而是许多个，甚至许多代“阿明”才可达成。市民社会不是个出英雄的社会，因为不需要，它是愚公移山式的。要做加法，求量的总和。一点一点变数积累起来，最后达成嬗变。但是这嬗变将落实于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件？这是一个我目前还未解决的问题。也许需要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契机？所有的理论都是抽象地描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马克思解释路易？波拿巴政变，是从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说起，历数七十年法国社会变化的多种原因，逻辑上都是对的，可是最终促成事变，总归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故，具体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具体到偶然，好比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吸引力。那一只苹果，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灵，就是说上帝的选择，选择某一个人来担任嬗变？这么说来，一个理智的民主社会又回去了，回去有神论，继而又走向神坛，王权，霸业？老实对你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解决，材料太少。我缺乏材料，缺乏思想武器，我还需要学习。有时候，我真觉着这时代很荒芜，四顾茫然；又有时候，这时代则以特别丰饶的面目出现，枝蔓横生，盘结纠缠，依然四顾茫然。不能埋怨时代，该给的其实都给了，就看我们有没有力量。还是让我退回来一些，回到市民的问题上，现在，近到我们的身边，就是这么一个物质、精神的平均分配集合体，阿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问得好！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