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父亲已经解除隔离，回到家中，接着养病。只是每周要交一份汇报，汇报每日的活动。大姐分配在一家钟表厂当学徒，二姐去了市郊农场做农业工人。南昌底下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其实并未到正式分配，但写了血书，终于获批准，双双去内蒙古插队落户。这家的孩子，都渴望离开家庭，并非是出于政治上的立场，而是想摆脱那一股阴郁的气氛。这样的情况，南昌是可协调留上海厂矿，于是便等待就业通知。妹妹们在学校里的学业日渐正常，每天上课下课。这个家庭在经过一度的打击和混乱之后，又平静下来，走上生活的轨道。还是大姐操持家务，她是常日班，晨起暮归，一早一晚两顿饭便可照应，中午由放学回家的妹妹们简单烧煮。于是，整个白天，都是父亲和南昌相守着度过。父子间虽然存着隔阂，但朝夕相处，总免不了要说话。父亲的每周汇报由南昌递交去单位，汇报完全是流水账，几时起床，几时用餐，几时就寝，结尾总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所记不谓不如实，但却透露出讥诮的意思。南昌向父亲提出，应当诚恳些，父亲谦逊地请教如何诚恳，依然是讥诮的。南昌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将“汇报”重新叠起来，走了。心里有些恼怒，想，关我何事！下一次，父亲有恙，歇在床上，请南昌代笔。南昌斟酌一时，结果还是按原样写下，末后也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出”。再后来，父亲病虽好了，可“汇报”的事情却从此落在南昌的身上。他干脆一气写好多张，临时再标日期。就好像小学里写大字，趁一时兴起，大楷簿一气写去半本，将垫纸隔在当日的作业之后，然后一日一日往后挪。老师一般从垫纸揭起，批毕即罢。也曾有被老师识破伎俩，统统批完，等于多做了作业，但老师并未从此提高警惕，加强识别，原因是老师也是懒惰的。所以在同学中，一直流行着这种作业法。父亲对南昌的代笔只提过一条意见，就是字写得不够好，让南昌模仿自己的笔迹。南昌这就发现父亲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有些像出自女性的手。而且，令他颇感惊奇地，他的字，其实也有类似父亲的地方，略用心靠拢，就像了。从这点出发，南昌又注意到更多的与父亲的相像：发际正中都有一个发尖，右边脸颊略比左边瘦削，是由于多在左边咀嚼，咬肌发达不一致的缘故。有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咳声会惊一跳，以为是父亲在咳嗽。甚至于，洗过脸永远绞不千毛巾，任毛巾水滴不止这一个习惯。这些发现使他感到惊慌，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习惯，可是，却越来越经常地听到大姐的数落：父子俩一样的毛病！碗里的饭没有吃干净，脚汗沤烂袜底和鞋垫，衣领上的脑油气味，洗过手脸，还是绞不干毛巾——大姐把这一对父子当成孩子似地管教，她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看起来却像一个养儿育女的女人。没有人追求她，她似也没这方面的要求。她就像那类跳过青春时期直接进入成年的女人，在她们身上，感情和情欲全单纯为一种，母爱的责任。有一回，父亲忽对南昌说：你们终是要离开我的，只有你大姐会留在我身边。父亲流露出的依恋，令南昌很觉难堪，他支吾着找了个借口，立刻走开去了。
大姐的师傅，一个钟表匠出身的机械师，为表示对徒弟的关心，例行公事前来家访。他带着诧异的心情走进公寓，他没想到这名吃苦耐劳，形状如同劳动大姐的女徒弟竟是住在钢窗蜡地的住宅内。当然，以他的经验，一眼看出打蜡地板上的水迹，白木家具上钉着公家的名牌，房间内充斥着葱蒜的辛辣气味。这家的人也同样感到惊讶，一名产业工人竟然如此风范：毛料裤烫出笔直的裤缝，白皙的窄脸上架着金丝边眼镜，头上打着发蜡，光可鉴人，而且，他和父亲有着相同的爱好，就是养鸟。这次家访之后，师傅又上门一次，送给父亲一只开了舌的八哥。自此，父亲就常对了笼中鸟教说：你好。父亲教说“你好”的声音很温柔，而且带几分稚气。南昌听了不由难过，父亲似乎变成了孩子，需要他的怜惜，其实是他长大了。有一回，他翻箱倒柜找一件上装，找得火起。父亲也随着他忙活，不时递过一件，接过来看看不是，又丢开。他看见父亲的眼睛，竟然有奉迎之色，于是歇下手不找了，心想丢就丢了吧。不料大姐下班回家却提着这件洗白了的军装，原来是晾晒在窗外掉下去，被人拾起放在信箱上失物招领。他要是出门去陈卓然那里，这些日子，他的朋友只剩一个陈卓然，他在陈卓然那里待得忘记时间，回家晚了，便会看见父亲房间亮着灯。他很想进去说一声“我回来了”，却是没进去，只是重了手脚，咳嗽着，表示人已回来。果然，不一会儿，灯就熄了。就这样，琐细之间，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尬又酸楚的亲情。
这是一个少有的温馨时期，在他们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似乎是，事情已经坏到头，反而局势明朗，所以，就也安全了。有主张的大孩子都离了家，只剩下几个人事不省的，晚饭桌上，半懂不懂地说些外面的世道，很引人发笑。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甚至携全家去了一趟动物园。对于这个常年处于动荡不安中的家庭，是破天荒的出行。在北京时，南昌有过几次游玩，都是随父亲的公务员，后来就是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所以，这一次活动就显得很隆重。日前，大姐就准备了水果糕点，一早起来又将开水冲满几个军用水壶。水壶分给各人携带，食品装一个草篮，由她提了。父亲建议带上望远镜，但不知抄家有没有抄走，柜子里找了一阵，竟然还在，就由南昌拿着。父亲告诉说，这架望远镜是在苏联买的，在莫斯科时，他和他们的母亲常常看歌剧和芭蕾。为避免一家人出门招人眼目，大姐让两个小的先结伴走，其次是南昌和父亲，大姐压阵，也是负责关门关窗的缘故。他们三批人在公共汽车站聚合，依然装成不相十的陌生人，互不搭讪，只用眼睛看来看去，生怕走散。一直到各自买了门票，走进公园，大姐喊了一声，就像集合令，看走在最前面两个小的转身飞奔过来，南昌都有些兴奋起来。他们一家团成一堆，走在公园的甬道。又是深秋，树叶已经凋零，裸露出粗壮的树干，树身上的白与褐的斑纹显得分外明目，枝权有力地划在蓝天，也是明目的。他们真的像一家人，本来就是嘛！他们这一团人又松散开，妹妹们跑去看路标，然后跑回来报告，哪条路通往哪里：猴山，熊山，孔雀馆，水族馆……动物的腥臭已可嗅见，那些受欢迎的动物前的路径几乎是簇拥着，多是阖家出游。大时代的夹缝里，小民的快乐从不曾湮灭过。
中午，在公园餐厅吃饭。偌大个餐厅，挤挨着无数张方桌和圆桌，菜碟与汤盆在人头上传递，四处是叫喊点菜催促上菜的声浪。因为人多，是不是一伙的都拼挤一张桌，就这样，还排起长队。和他们一家拼桌的是几个东北人，出差来上海，很豪爽地将啤酒斟在大碗里，还请父亲同饮。大爷——他们这么称父亲，两个妹妹就直笑，大爷，干一碗吧，也是有缘。父亲竞也喝了几口，然后将碗传给南昌。他们这才看见南昌，称他兄弟——兄弟，和大哥干一碗！聊天问，知道他们是长春汽车厂的技工，大姐便也代表全家报出身份：钟厂的学徒工。他们全是第一次来上海，对这城市有着无限的好奇。他们问为什么公共汽车停靠站时售票员要奋力拍打车壁，又问半两粮票能买到什么？菜为什么都是甜的？一进口，后脑勺就发麻。但这一切他们都能接受，唯一的意见是不该把孩子叫成“小人”，因“小人”指的是卑鄙之徒，不可用来蔑称孩子。北地的方言自有风趣，人又是热心肠，再加喝了酒，饭桌上的气氛甚是高涨。饭毕出来，都有些不舍，握一阵手方才告别。午后的太阳暖和许多，又是饭饱，父亲就有些懒散，意兴略有消沉。于是，南昌陪着在树下长椅打盹，大姐带妹妹们看一种名叫“山魈”的奇异动物。父亲小寐一阵，睁开眼睛，只看见南昌一人在身边，便问那几个去了哪里。父亲的眼睛里忽流露出惊惧，停了一下，他给南昌说了一段旧闻。说是在南京动物园的熊山，一个父亲将儿子骑坐在颈上看熊，不料孩子一个前倾，父亲来不及握住小脚，已经落下熊山，三头大熊蹒跚过来，从容不迫地将小孩子分吃了。煌煌的日头下，南昌竟打了个寒噤。前边有几个黑点迎着他们过来，是大姐和两个妹妹，不等她们到跟前，南昌就站起身说：回去！带着通常的高潮过去之后阑珊的人意，他们走上了归途。和来时一样，在公园门口他们便装作陌路人，暗中相跟排队等车。上车时，父亲第一下没迈上踏脚，南昌在父亲的臂肘托了一把，心里一惊，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父亲的身体。虽然是隔了几重衣服，他依然能感觉出父亲的身体：骨骼，肌肉，以及在这之下已趋衰落的活力。一路上，南昌的身体变得紧张，为防止再接触到父亲，他极力收缩手脚。可是偏偏车很挤。父亲坐到一个座位，他站在父亲旁边，后面的人总是将他朝前推，于是，他的膝，肚腹，甚至于胸，就不停地贴到父亲身上。他想抵抗，可是不止是人挤，车还在激烈地晃荡。他抵抗不了，干脆放弃，顺从人群的推拥。这时，他嗅到了父亲的体味。有一些灰尘的气味，有一些油脂的气味，有些樟脑的气味，还有些药味。在家里，四处都是这种气味，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可是在喧腾的人群里，这气味却突拔起，扑面而来。
这次出游以后，偶尔的，南昌会去父亲房间坐坐。自父亲回家，他便从父亲书房搬出来，住到原先兄弟合住，现在只剩他一个人的房间，不再踏进父亲的书房。现在，对着书房紧闭的门，他感到不安：父亲在想什么呢？在动物园里，父亲的惊惧的眼神，一直打扰着他，使他感到骇怕。开始，他借口到父亲书橱里找一本书。父亲坐在书桌前，背对着他。他有些慌张，随便从书橱里抽一本书，就退出去。下一回，他是以还回书为理由进房间。这一次，父亲已躺在床上被窝里，伸手向南昌要去那本书看了看，书名是《小逻辑》，黑格尔所著。父亲翻了翻，问能看懂吗？南昌老实说看不懂。父亲说：这对你有些难，你可以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运用哲学方法，解释现实的问题，还是从具体进入抽象比较可行。南昌将《小逻辑》放回书橱，再找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然后出了房间。第三回进父亲房间，却没有继续读书的话题，而是谈天气。这是一个暴冷的上午，姐妹们都不在家，父亲让南昌替他冲一个热水袋。南昌冲好后送进去，父亲急切地接过来，紧捂在怀里，手指几乎是痉挛地揉捏着，热水袋的胶皮柔软地扭曲。一股嫌恶从心底升起，就像是一个久远的记忆，带着些隔膜的腥臭，面前这个人是谁啊！热水袋的暖意从这人的手指传递到身上，他渐渐镇静下来，嗫嚅了一声：真冷啊！南昌转身要离去，父亲却又开口说话了。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会使人倍感抑郁，父亲说，南昌停住了脚步。大河流域的地理环境，适合耕植，养育庄稼的同时，也养育着忧郁，父亲继续说。你这是为悲观主义找借口，南昌克制地轻声说。不，我是在为悲观主义找原由，悲观主义更可能是一种疾病。悲观主义是世界观，南昌坚持。你好，八哥说话了，这古怪的声音一点没有使场面变得滑稽，反而更显压抑。你难道不觉得世界观是由多种因素形成，也包含有物理性成分？父亲脸上有了些许红润，是暖和所致，还是谈话刺激了他。南昌的脸却绷紧了：世界观是人类精神。父亲笑了，他那惯有的尖刻又回来了，近日内几近泛滥的父子情义将它暂时地掩藏了。自小就滋生的对这个男人的恨意也回到南昌的心里，他强调：这是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父亲以请教的口气问：唯物主义不是说，存在决定意识吗？南昌说不出话来，憋红了脸，停了一会，说：你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说罢立即转身走出房间，反手将门带上，快步走开，好像生怕有什么会追逐而来。这天上午，父子俩都没出房间。中午，妹妹们回来，将昨日的饭菜热了，喊他们吃饭，他们出来吃完又各回各的房间。南昌听见父亲让妹妹替他灌热水袋，妹妹说，为什么不叫南昌？但也还是灌了，然后再去上学，家里复又安静下来。傍晚时气温似转暖一些，风声也息下来。大姐下班，在厨房里烧煮煎炒，有饭菜的香味弥漫开来。门厅里的灯光从门下漏进南昌黑着灯的房间，生出一股令人伤感的暖意，南昌趴在桌上，忽然哭了——为什么是他，又为什么是我？偏偏要是父和子？哭泣使心情澄宁了，南昌安静下来。
他决定不再跨入父亲房间，可是却轮到父亲叫他了。他装作听不见，第一次赖过去了，第二次也赖过去了，第三次，父亲竟过来敲他的门，他只得去了。父亲令他在书桌前坐下，口授一份思想小结，让他笔录。南昌准备好笔和纸，开始了——吾闭门思过数月余，犹有心得，特此汇报于领导、群众。近来所思所想，颇多而杂，去芜存精，总起一条，吾为何种人，居社会何阶层，位意识何形态，然后方能裁定行为何其性质——南昌勉强记到此，已不胜其厌烦，抬头说：能不能简明一些？父亲惊讶道：这还不够简明？你说何为简明？南昌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应当使用当今时代的语言。父亲虚心请教——比如？比如“我”就是“我”，为什么偏要用“吾”，多陈旧啊！好的，父亲同意，将“吾”改为“我”，再比如？南昌将方才句子从头搜寻一遍，并未搜寻出具体的不妥，只觉得气味不对，摆摆手，让父亲继续——“我”出生于江西南昌，父亲停下来，补充一句：就是你那个“南昌”的南昌，据族谱所记，明万历年间，有先人任职礼部，官至尚书；然而中国人编系族谱，多有攀附之习，是出于宗族血缘的迷信认识，好比戏曲里人物登场必自报家门，即此陋习——南昌又忍不住了，这回是嫌父亲太多赘言，说自己就说自己，何必扯到戏曲上去？是卖弄见识吗？父亲立即听取意见，删除戏曲的一节，但关于族谱攀附的意思，则要保留，因为关系到下面的结论，结论是——我因此以为族谱所言不足为信，尚可查证的仅以上三代；依族谱叙，我家原为明室遗民，于闯王进京时节潜走，绕道返回原籍，于鄱阳湖畔置地买田，隐入乡间；此言暂不究其虚实，总之，到曾祖一辈，确已是耕读人家，有良田数千亩，人丁百余户，族中有宗祠，义堂，称得上是旺族；然而——南昌一听“然而”就烦了。不由皱眉看去一眼，父亲止住说明道：我以为必须从根子上检讨起，才能真正判断自己是何种世界观！听到“世界观”这三个字，南昌脸红了，他怀疑起来，是单位里真要求父亲写思想小结，还是——看起来就像上一回的事还没完，父亲要与自己纠缠到底。他收起纸笔，朝向父亲道：你们单位什么时候向你要思想小结的？我怎么不知道！他这么问是因为这一向父亲与单位的联络都是由他担任。父亲坦然地望着儿子：检讨与反省不就是我一生的工作？天气回暖，太阳从落了叶的梧桐枝上照进房间，明晃晃的。江南的寒潮就是这么倏忽来，倏忽往。在回升的气温里，父亲好像活过来了，他脸上甚至有了一种神气。你自己写，南昌将纸笔一推，站起来。你必须写！父亲说。为什么？我是父亲，你是儿子！你想搞独裁！南昌愤怒起来。父亲也愤怒起来：我告诉你，父亲对儿子的独裁永生永世。南昌说：我就不相信。信不信不由你！那么，南昌指着门，我现在就贴出声明，和你划清界线！父亲伸手在他脸上掴了一下，脸颊火辣辣的，奇怪的是，一股痛快淋漓之感充满全身，他亢奋地想：来吧！还有什么，来吧！父亲一甩手：滚！
他们僵持了两天，第三天深夜，大姐敲开南昌的门，说父亲病了，要去医院。不得已下，南昌穿衣起床。大姐将父亲从房内扶出，南昌跟随其后出门去。转身时，南昌看见父亲烧红了的脸，忽然间，父亲横扫他一眼，眼光犀利。南昌几乎要觉得，父亲是用生病来整他。父亲得的是急性肺炎，留在观察室输液。次日南昌便去单位汇报，单位再往更上级汇报，两天之后，转入特许病房的单人间，并规定除直系家属，不可有外人探望。其实他们家哪有什么外人？在建国初期便赋了闲的父亲，早已从社会生活中退出，离群索居。然而，入住特许病房却给人一种重人社会的印象，连南昌都感染了这气氛。他一天两次给父亲送饭，很快和警卫护士混熟了。晚饭送来了，也不急着走，而是坐在休息室里看报纸或者看电视。电视节目无非是一些纪录片，偶尔也播放样板戏演出，报纸的内容也大致相仿，但他一坐就可坐很久。病房的生活，入夜很早，七八点钟光景，休息室和走廊都无人了，只有清洁工在拖地，拖把在水磨砖地上无声地来回移动。窗户外的天空已漆黑，里面却被日光灯照成白昼。南昌看见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好像是另一个自己，陌生，又使他自得的自己。
在医院里，南昌变得和悦了。他对病人父亲，就像大人对孩子，很宽容。父亲呢，生了病，总归就软弱了，由人摆布。有时任性，起些小小的反抗，终也会被南昌温和地压制下去。只是有几次，南昌又发觉父亲用犀利的目光横扫过来，奇怪地，心里会一惊。他们没有继续争执，也很少说话，反抗与压制只占了极少的时间，大多时间里，父亲只是沉默着，对了雪白的天花板，或者略侧了脸，看窗台上麻雀啄食。先是两只，后是三四只，再后有五六只，一周过去，竟是成群结队簇拥而至，喳喳地吵闹。大姐有一回来看父亲，抬头望一眼窗台上的麻雀，说：谁给它们喂食呢！南昌这才注意到窗台上总是有一些米饭粒儿和馒头屑，无疑是父亲的手笔。南昌推开窗想驱赶它们，不料它们反扑将过来。那些麻雀都养得滚壮，简直像小鹞鹰，南昌宽容地一笑，罢手了。医生有时找他过去，给他看父亲的胸片，报告病情，然后提醒某些生活细节，比如少抽烟，多吃鱼、蛋之类优质蛋白。南昌便笑着，抱怨着父亲的坏毛病，仿佛他们是一对亲密的父子，互相了解，事实上他都不知道父亲饮食上的偏好。他也觉着自己是有一些虚伪，像他们这样，扮演一对正常社会里的父子，多少是别扭的。而且，父亲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他那横扫过来的一眼，就是提醒南昌：别太夸张了！南昌立即就不自然了。所以，他们又远比通常的父子，互相更为了解。南昌不免恼怒，觉着父亲的扫兴，就会以训导的口气说：我希望这次住院，不仅治好你身体的病，也治好你思想的病。父亲便向他诧异地睁大眼睛，好像在问：思想的什么病？南昌补充一句：虚无主义病。父亲作出一个恍悟的表情，重又合上眼睛。南昌感觉到父亲沉默中的更加甚的讥诮，还有轻蔑。他很愤怒地又去驱赶麻雀，麻雀再向他扑来，比前一日更多更凶猛。他砰地关上窗户，走了。下一日，他还是准时来到病房，给父亲送饭，然后到休息室看报纸。护士们轮班在休息室吃午饭，一边讨论学习的议题，她们学习的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南昌想起阿明远在皖南也在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知什么时候起的风气，勿论懂不懂的，都在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初，当陈卓然向大家引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面的章节字句，人们就像听见了圣典，高不可仰。南昌忍不住要插进话去，向她们解释背景，中心大意，主题思想，以及如何映照今天的革命形势。她们听得很入迷，说南昌应该在院里做学习报告。南昌也挺得意，心情很好地骑车回家了。可是就在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陡然地颓唐下来。
下午，妹妹们放学回家，说同学们都在议论，今晚上电视播放全场芭蕾舞《白毛女》，有个同学的父亲在某机关工作，机关里每个星期六都放电视，这天正好就是星期六，那同学便邀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同去看。她们不属那女生要好的人，自然没有被邀，心里却是很想望的。这阵子，妹妹们都迷上了芭蕾，学着用脚尖走路。南昌曾在小老大客厅里见识过真正的芭蕾女演员和她的足尖鞋，晓得她们全是徒劳，但因向来懒得与她们说话，就任由她们瞎折腾。可这一日不是心情好吗？所以他欣然提出，带她们去病房休息室看电视。妹妹们不相信有这等好事，越不相信，南昌就越要带她们去不可了。于是，三个人早早吃了晚饭，等大姐把父亲的饭菜装进保温瓶里，大妹抱着坐车后架，小妹则横坐前车杠上，三个人就这么上路了。他们兄妹从没这么接近地挤在一起过，感到颇不自在。但这一段，尤其这一天，他的心情这么好，这点小不自在就也无所谓了。来到医院，天还早，安顿父亲吃饭，等他吃罢，他们几个分头收拾碗筷，打热水，领换洗病员服，一切停当，还余半小时才开播电视。两个妹妹就坐在休息室沙发上耐心地等待，南昌看装电视机的柜子上着锁，便跑去找值班护士要钥匙。值班护士说钥匙在护士长处，可护士长却下班了。南昌问值班护士除了护士长外，谁还掌管电视机柜的钥匙，值班护士说总务处吧。南昌就问总务处在哪里，值班护士指点他出这栋小楼，再一转，就是办公楼。听到要出这栋小楼，南昌心里就打怵了，可他还是硬了头皮下楼去。
楼里很安静，此时，探视的人都走了，医生护士除了当值的，也都下班了。走廊的灯亮着，墙面洁白，墙裙漆成天蓝，墙角连接着灰白的水磨砖地，统在反射着幽光，有一种肃穆。南昌走下楼，推开蒙着白纱布的玻璃门，走到水泥路面的甬道。两边是冬青的墙垛，在昏黄的路灯下呈现出几何体的阴影。他生出要退回去的念头，可还是咬着牙打消了。他从办公楼的背面绕到正面，门却是开在另一边的侧面，再绕到另一侧，终于进了楼。这是一幢简陋的三层旧楼，地板和楼板留着白蚁咬噬的印迹，踩上去，发出空洞的声音。门都关着，楼道里没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他依次推过门去，已经不抱希望，一扇门忽地开了，他几乎一趔趄。站稳脚，只见眼前灯光里站了一个大汉，臂上套红袖章，问他干什么？他极力定住神，说找总务科。找总务科干什么？拿电视柜的钥匙。什么电视柜的钥匙？特许病房的电视柜——南昌话没说完，那人已经将南昌搡出门外，说：是来治病还是看电视的！南昌一个人又站在了一团漆黑之中。方才几个回合的对话如此急骤，前后总共不过几秒钟，南昌一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摸下楼梯，走过冬青夹道的水泥路，回进小楼。休息室里没有人，两个妹妹已经被人打发走了。他慢慢想过来了，那值班护士从开始就没打算让他们看电视，过去看电视，是因为他们自己要看，南昌不过沾光而已。南昌到父亲病房站了站，问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就要走。父亲却叫住他，他惊讶地看见父亲在微笑。父亲微笑着说：知道吗？这就是父亲对儿子的独裁！南昌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回答：我向你保证，一定解放我自己。父亲说：解放万岁！躺回枕上，南昌夺门而出。父子俩又一次决裂。
接连有两天，南昌没往医院去，都是两个妹妹送饭去的。那天的事，妹妹们早已忘在脑后，她们生长在这个家庭最末路的时期，对世态炎凉很有适应力，所以，她们甚至都没有向南昌抱怨什么。可南昌无地白容。事情本身的难堪不说，还有父亲的讥嘲，很快，后者就压倒前者，他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无限的怨怼。这种迁怒其实正出自父子问的亲情，他又不能同社会斗气，那是铜墙铁壁，只有将气撒在自家人身上，或许还有一些儿回应。所以，这怨怼里又藏着一股凄楚。晚上大姐从医院回来，说父亲已好得差不多，医院里关照明天去个家属，带父亲去拍个胸片。于是，下一日，南昌只得又往医院去了。
这个医院的建所很分散，遍布于马路两边，斜过一个十字路口。南昌让父亲坐在轮椅上。推他去马路那边的放射科。行人里夹杂着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病人的推车或推床也在马路上穿行，身边还有举着输液瓶的家属紧随着。熙攘中，一个医工推着一架光着床板的病床，上面是一个形状可疑的蓝布包，看长度和轮廓，大约是具尸体，而那推车的医工则气定神闲地走在煌煌的日头底下。放射科设在医院的主楼，门诊，急诊，配药间，化验科，都在此，所以也是医院里最为拥挤和嘈杂的地方。放射科在三楼，有病人专用电梯，南昌推着父亲的轮椅等电梯下来。身边的人渐渐积多，有个妇女在哭，克制着抽噎，不让出声，可不时透出的啼泣却更谴人压抑。奇怪的是周遭的人，包括开电梯的女人，都视之平常，没有人询问，也没有人安慰，听凭她哭泣。南吕推了父亲走出电梯，听见电梯在身后合上门，也合上了那女人的哭声，然后升上去了。在放射科取了上一回拍的旧片，为作对比用，被吩咐往十二号室去。十二号室在走廊的尽头处，走廊两侧的长椅上坐着等候的人，也有推床，床上是四肢受伤，上着夹板的人，还有病疴沉重的人。走到地方，之前排有三四人，其中有一个妇女，极其消瘦，脸色是一种铜铁的金属色，正很艰难也很努力地喝一种乳白色的剂液，剂液糊在嘴边，更衬托出肤色的青黄，显得很可怕。人们都沉默地坐着，偶尔门推开，走出一个医生，白大褂夹裹着一阵风，过去了。护士隔一时喊一个人名，有时立刻应了，也有时没有人应，那人名便久久在走廊里回荡。终于捱到完事，走出这幢大楼，重新走上街道，几乎有回到人间的心情。救护车尖啸着驶过，但近午的太阳暖和地照在身上，抵消了惊惧的气氛。他听见父亲嘟囔了一句，以为他有什么要求，向前伏下身去。父亲又重复了一遍，说的是：遍地哀鸿。
后来，南昌又单独去了那楼里一次，是遵医生吩咐，去化验科送父亲的血样。穿行在表情淡漠的人群里，脚下的水磨石地面，被拖把，鞋底，以及轮椅的胶胎磨得极粗糙，染着暗红色的血迹，黄色的碘酒。来苏水与酒精的气味特别强烈，显得很夸张，似乎足要刻意掩盖着某些恶劣的气味。医工们端着一篓一篓污脏的棉球，绷带，药瓶子，挤来挤去。就好像被传染的，医护们的脸，也是青黄枯萎，而且表情漠然。今天没有哭泣声，但却更为哀伤，似乎，似乎万事万物都在饮泣。他想起父亲那一句话：遍地哀鸿。他想，医院这地方是不能呆的，眼看着他也要染上悲观病了。回到父亲的病房，父亲正在驱赶一只麻雀，它误入窗内，想要回去窗外，归队到它的同类中，却几次撞到窗玻璃上。窗玻璃外面的窗台上聚着一群麻雀，喳喳叫着。屋内的这一只更加焦虑急切，几乎奋不顾身地往玻璃上扑。父亲将它向隙开的半扇窗上赶，它却以为受到威胁，越是躲开，一时上满屋沸腾，气氛十分紧张。等南昌来到，那麻雀已有些虚弱，并且晕头转向。南昌拿起衣帽架上父亲的帽子，一下子将它兜住，直接送出窗外，窗内窗外都安静下来。父子二人喘息未定地站了一会，好，父亲说了一声，坐回沙发里。南昌在椅上坐下，拿起一张报纸，将父亲的视线隔开。现在，他们时常这么坐着，南昌不再去休息室，休息室就像个伤心地，他只能呆在病房。房间很小，怎么坐都难避免和父亲相对，于是，或者是他，或者是父亲，只能看报纸。真是窘啊！甚至连父亲都不那么自然了。他们这一对父子，剑拔弩张的时候反是自然的，略一亲近却感尴尬。父子间的亲情就是这么一件难办的事情。
接父亲出院的还是南昌，谁让他没事呢？前一日，大姐已经收拾好东西，带回去一部分，余下的装在一个网兜。南昌帮父亲在棉袄外面套上大衣，两人一前一后下楼，走出有暖气的小楼，一阵料峭，父亲打了个寒噤。南昌不得不靠拢过去，将他的围巾系紧，又替他竖起大衣领子。有一瞬，他们脸对脸的，几乎可嗅到对方的呼吸，但很快又分开了，依然一前一后走出院落，来到马路上。父亲乘上三轮车在前，南昌骑自行车在后。天已入冬，即便地处江南，景象也肃杀起来。平常日子的上午，马路上人很少，很安静，听得见三轮车和自行车各自的辐条声，咝咝作响。到家，家里也安静着，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这套中型公寓显得很空廓。南昌将父亲送去他的房间，门一推开，满地的阳光，八哥说了声“你好”。父亲忽流露出一些激动的样子，止不住地有了笑意。南昌看她父亲对家的依恋，尽管是这么个残破的痛楚的家，儿女都隔着心。南昌退到厨房烧水，奇怪地鼻酸着。这一阵子，他变得软弱了，容易伤感。这一个白天，就在这戚然的平静中度过。晚饭后，两个妹妹又去学校，参加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的庆祝游行。他和父亲依然各回各房间。大姐在厨房熬猪油，油香弥漫。不时地，大姐将炸好的猪油渣送到他们的房问，给他们吃。酥脆的油渣，洒了些细盐，入口喷香。游行队伍在窗下经过，一阵急密的锣鼓点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渐渐听不见了。两个妹妹回来，家里人都已熄灯睡了。
第二天一早，南昌还没起床，就有人敲门。他钻出被窝，很狼狈地趿了鞋开门，眼神迷茫地看着门口的人。来人是小兔子。小兔子挤进门，说：听没听见最新指示？他这才看出小兔子严肃的表情，感到了不寻常。他清醒过来，摇摇头。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小兔子说。南昌“嗯”了一声，还在懵懂中。小兔子向他逼近道：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要去农村，全国的青年都要去农村！南昌又“哦”了一声。小兔子再向他逼了两步：他们不需要我们了！南昌退回到自己房间，从椅背上抓起农裤往身上套着，一时间，只听见小兔子的声音清脆又急骤地从耳边掠过。他意识到，有一件大事情要来了，什么事情呢？小兔子不间断地说着话，表情变得愤怒，他说：放逐，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放逐！他们利用我们打开局面，现在我们的作用完成了，于是，放逐出城市！南昌的头脑被催促得飞快运作起来，他想：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小兔子还在说，一边说，一边在南昌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动。南昌的思想清晰了，一个念头浮出水面：他已经离开政治生活很久，。他很抱歉他不能和小兔子同等程度地激愤，他甚至有一些儿高兴，似乎，其实，他一直在等待生活中有一个改变来临，现在，这个改变来到了。他突然加快了动作，套上袜子，登上皮靴，去浴室里撒尿，洗脸，刷牙。小兔子一直跟着他，走过父亲房间时，父亲拉开门往外看了一眼，两个年轻人已经走过去了。南昌从门厅的饭桌上抓起一个凉了的烧饼，和小兔子一起出了门。转眼间，两人的自行车已经骑在街上了。沿马路的宣传栏果然张起了新写的语录，店铺上方也拉开新横幅：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他们两人都是在毕业分配中延宕下来的，本来是在留城和下乡的两可之间，现在，也许就要像小兔子预计的那样，去农村了。他们去找七月，七月在中专技术学校，正很放心地等待分他进某一家工厂，但现在形势变化了。转眼间，他们三个人骑在马路上了，忽就感到茫然，再去找谁呢？同伴们，有的已经在工厂上班，有的去了农村——邪多半出自理想，而不是像他们，无可选择。他们三个人在马路上盘桓一阵，然后分手，各自去了各自的学校。南昌想不起去学校是多久前的事情了，往学校的路又熟悉又陌生。渐出市区，路边偶有一片农田，现已收割，田里盘结着庄稼的残枝断藤。有郊县的班车从身后上来，蒙着一层浮土，驶向前去。在田野的更深处，传过来柴灶的烟味和牲畜的粪味。很快，学校的围墙出现了。这才蓦然想起，那些个孤军驻守的夜晚，大姐将他从床上叫起，走出学校，之后，他冉没回去过。怪不得他心里有些生怯呢！他已经看得见校门了，也拉了新横幅，写了新字样。骑进去，校园里的拉线广播嗡嗡响着，播着歌曲。校园里竟有些熙攘，多是一些小孩子，在他看起来，还是小学生，却已是他的校友。臂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宣传栏里贴着红卫兵战报，从署名看，有排，连，营，团的梯级编制，好比一支编外的部队。“红卫兵”组织显然纳入了体制，与当年他们的造反军性质完全不同了。走过操场，听新生们说话，许多是郊县口音，因是划地块就近入学，所以就多是郊区的孩子。南昌有些怅然，但也有一种轻松，许多难堪的记忆就此可以消退了。他进了教学楼，果见走廊上簇拥着人，都是还未分配走的三届毕业生。与那些在读生相比，就已是成人的样子了。人丛中是一个穿蓝棉大衣，身材魁梧的男人，人称何师傅，他至多比他们年长三五岁，但因已经走上社会，简直就是长一辈的人了。他微笑着听人们发问，并不回答，只是抽烟。他抽烟的方式很怪，当一支将抽完时，就接上另一支，一支连一支，从不间断，也没有烟蒂。能看出烟瘾很大，手指和牙缝都让炯油染得蜡黄。这是他们学校的工宣队师傅，来自一家大型机器厂。上课铃响了，学生们涌进各自的教室，沓沓的脚步在楼道与楼梯轰响一阵，第二遍铃响时，便安静下来。南昌不由恍惚，似乎回到了过去的读书的时光，但坐在教室里的人不再是他们。此时，他们这一伙在走廊上站着，显得很过时。何师傅的笑容分明带着宽容的意思，他很耐心地忍受着他们的聒噪，有时候会说一句：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或者背一句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这么样说话本来是教条，而且古怪的，但因他的权力身份，却有了特别的含意，挺骇人的。人们不南安静下来，期待他透露更多的信息，等了一时，他果然又说了一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引用的语录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了。南昌注意地看那何师傅一眼，在愚顽的眼神之下看出一股蛮霸之气，不可一世。他从这张平塌的脸上，奇怪地看见了自己的从前。曾经，他，他们，也是这样的无视于天下，自以为是时代的先锋。南昌离开人群，下楼推起自行车，向校门口骑去。
这天晚上，小兔子又来了，随他一同，还有七月。仅隔了一个白天，小兔子的情绪已有大转变，从早上的愤慨，一改而为激昂。他的那张清秀的小脸，此时赤红着，好像喝了酒。他说，他们——包括七月，还有一些其他人，计划专成立一个跨学校的战斗队，报名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什么地方？南昌懵懵地问。兰考！小兔子说。兰考？因为出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于是全国都知道了这一个贫瘠的县份：盐碱，缺水，沙尘，灾荒，还有质朴的农民。小兔子设想着，要在兰考改良盐碱，引黄河之水建灌溉系统，还要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农村的阶级社会。他在地板上摊开一张全国地图，地图上都找不到“兰考”这地名，只能大约地指出方位：郑州以东，接近山东，沿铁路线的某一个点。七月也很兴奋，说他们这一支战斗队，就起名叫“三五九旅”，要开发新南泥湾，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新型的农场平地而起。南昌听着他们说，也兴奋，却没发言，他说不出什么建议，他似乎跟不上他们了。他和他们有了隔阂。下一日，他们再来时，计划已经变成去往内蒙古，旗帜为“乌兰牧骑”，为草原送去新文化和新文艺。还记得吗？小兔子说，那个芭蕾舞女学员，她也要跟我们去。南昌想起小老大客厅里，那个面无表情的女生，踩着足尖鞋为他们表演。他真是与他们相距甚远了。其时，南昌连上一日的那么点兴奋也没了。看着他们说话，竞好似隔岸观火，与己并无任何干系。小兔子他们的战斗队第三次命名为“西双版纳”，顾名思义，是转向南方，内中却有一个机密，就是寻找缅甸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南昌为自己难过了，他觉着自己丧失了激情，无法和小兔子们一起激动了。而且，他还看出他们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小兔子从来是将革命当节日，他实际是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七月呢，当然要淳朴得多，但对于革命，亦只是瞎起哄；革命中的思想者，比如说陈卓然，他已经转向——南昌禁不住想，他是不是太清醒了，以至于有了暮气。
这几天，小兔子，七月不停地造访，每一次都带来奇思异想，令人耳目一新，应接不暇。然后，他们又突然消失，从此再不上门。就如潮涨和潮退，来也急迅，去也急迅。倒是两个妹妹，开始从学校带来一些消息，虽然平淡，却较切实。说的是今后的去向全是农村，不再有上海厂矿，甚至连郊区农场也取消，所去地区共有六个省份：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学校将南昌召去开过两次动员会，南昌很快就表了态，坚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只是在去往哪个地方的问题上，还未下决心。他从学校带回来一些县份的名字，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比如安徽霍山，固镇；江西的寻乌；吉林的梨树；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这些县份的名称，不期然地使南昌兴奋起来。他趴在全国地图上找寻这些地名，大多是和“兰考”一样，找不到。也有时候，那地名陡然出现在河道，铁路，公路交织起来的网络上，就变得更抽象了。他去到各个宾馆，求见那些各地派来带知青的领队干部。宾馆门口壅塞着和他一样探访的学生，还有家长，人头攒动，难得一见来人。但南昌依然兴奋着，随着人群拥来拥去，然后一无所得地回家。马路上，时有锣鼓敲击着欢庆的曲牌子经过，是给上山下乡的青年送喜报。沿街可见不少住户的门上贴了大红喜报。商店里也挤满了人，凭着通知购买配额的用品。还涌现出许多穿戴无领章帽徽的崭新军棉衣的男女，那是赴东北建设兵团的青年。这城市充斥了一股要开拔的空气，就像到了战时。然后，奔赴边疆和农村的知识青年乘坐着大客车从街上巡游而往火车站。即将上路的知青们胸口佩戴着大红花，从车窗探出身子，向着街边伫步的行人挥手致意。看起来就像在与这城市作告别，情景很有些悲壮。火车站调排出越来越多的输送知青的专列，连北郊的货车站也起用发客车了。可南昌还没决定去往何处。一日早晨，他起床后进到父亲房间，问道：去江西好不好？其实他未必真想去江西，只是，他想和人商量一下。父亲的回答却是他始料未及，父亲说：不好。
为什么？南昌问，那不是你的出生地！父亲回答：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使人抑郁。南昌第二次听父亲说同样的话了，但这一次他没急着反驳。父亲继续说：空气中有着太大的湿度，冬天时阴冷，暑天时溽热，雨季到来，从三月至六月，日日沥沥淅淅，墙壁，屋瓦，木器，甚至石板，霉菌一下子发了芽，绿莹莹的，人心里也发了霉，只不过看不见罢了；坡上的竹，田里的稻米，家前屋后有名无名的草木，都变得森绿，暗沉沉的；湿漉漉的空气里，庄稼，植物，牲畜，霉菌，病菌，都在疯狂地繁殖；那么一个洼地里，四处是泥泞，挤簇着何其多的活物，活物也都是阴湿和泥泞的；什么活物都赶不及人口的繁殖速度，人似乎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也不需要什么养料，比一株草还好活，真是贱啊！和霉菌一样，四处开花，也是绿黄的颜色，如同脓肿。南昌止不住打了个寒噤，太阴暗了！他说。是的，父亲同意，我是阴暗的，这是～种疾病的人格，与生长环境有关。可是，南昌不解地问，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怎么会参加革命呢？
这是个好问题！父亲说，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际会，你知道，“人民”这个概念，你当然知道，这于你们是天经地义的概念，与生俱来，而在世纪初，简直是振聋发聩！那些烂了眼窝的瞎老婆婆，给牛踢断脚杆的老倌，饥荒年里裸着背上的大疮口要饭的乞丐，鸦片烟馆里骷髅似的瘾君子，就像蛆虫一样活着的称不上是人的人，忽变得庄严起来，因为有了命名：人民，也可说民众；于是，我们的抑郁病——这是世纪初青年的通病，一种青春期疾病吧，我们的抑郁病就扩大成为哀悯，对人民的哀悯，抑郁病升华了。南昌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父亲笑了笑，接着说：这也许可说是一种幸运，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幸运，它提供给青春期抑郁病更多的资料，来自于更广大的人世间，这有效地挽救了虚无主义；革命是虚无主义的良药，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人民”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提升到了人道主义；现在，人民也要来拯救你了。我不需要，南昌嘟哝了一声。你不需要人民？不，我不需要拯救。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出自己的病症。我没有病！南昌坚执。父亲宽容地一笑：你知道疾病与健康的界限？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于是积极求医，而真正的病人却从不以为自己有病。我没有病，南昌还是坚执。我有病，父亲说。你不是说，“人民”医治了你的抑郁病？南昌诘问道。可是，“人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旧病又卷土重来。这回轮到南昌笑了：原来不是你需要人民，而是人民需要你！父亲承认：我的说法有错误，换一种说法，是人民的伤治好了，我的病就又复发了。南昌更笑了：原来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原来你们的所谓抑郁病，其实是自大狂！父亲又一次认了输：你说得有道理！当人民强壮起来，我们的哀悯没了对象，抑郁就又还原到病态的症状。这不结了？南昌得意地说。
可是，父亲说，从遗传学的角度说，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种疾病。比如？南昌谦虚地请教。比如，忘乡病。什么病？南昌没听明白。忘乡病，忘记，或者说憎厌家乡的病症，父亲解释。我没有，你有，你都反对我去江西，你的出生地，你的家乡。不错，我是憎厌我的家乡，你不也憎厌吗？父亲说。不，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报名，插队江西！父亲冷笑道：多么造作的思乡啊！一个你从来没生活过，听不懂它的乡音，在学生履历表上，籍贯这一栏里，甚至填的是“广东”，一个更抽象的地方，何其虚伪的乡愁！南昌争辩道：人总是需要家乡的。父亲更是冷笑：你不过是要一个抽象的家乡，具体的，你却抱了憎厌。南昌再争辩：我没有憎厌！你憎厌，你憎厌我！父亲话一出口，两人都默了一下，南昌先说没有，停了停，承认了：是的，我憎厌你。父亲并不恼怒，反笑了一声：我也憎厌我的父亲，大概这也是一种遗传的现象，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血缘亲情是由憎恶传递下来。南昌缓和地说一句：青年总是叛逆的。父亲断然一摇头：不，憎厌不是背叛，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背叛是理性的，背叛里面，包含着成长，像蝉挣脱蝉蜕；憎厌却是如同沼泽一样，黏滞湿陷的情感，它导致的结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长，而是相反，重复同一种命运；背叛是有逻辑的，像锁链样，一环扣一环；憎厌呢，它是自噬的，它自己吞噬自己；说到底，这也是抑郁病的症状一种。南昌气恼地跳将起来：照你这么说，抑郁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那么阶级呢？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呢？父亲举起手：好，我投降！这不结了！南昌气呼呼道。
父子俩默着，有一些时间过去了，然后，父亲以一种怯生生的口吻说：你什么时候去？去哪里？南昌抬头纳闷道。去报名，报名去江西，父亲说。南昌腾地站起来，又坐下：不去了！是不去报名还是不去江西？父亲追问着，多少是存心地纠缠。南昌憋闷了一时，忽然斜过眼去：你既然不爱你的家乡，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南昌？你不要的东西硬栽给我吗？父亲狡黠地映映眼：这就叫阶级烙印，懂吗？南昌被噎了一下，继而又起：那么你呢？你的阶级烙印是什么？抑郁病？父亲却没理会南昌的挖苦，而是正色道：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在我曾祖一辈，家业达到鼎盛，鄱阳湖畔有良田，茶林，果园，竹山，鄱阳湖以东的德兴，有铜矿，南昌城里开了厂，甚至九江还有一个专用码头；但如此繁荣的景象，我却并没有看到，在我出世的日子里，看到的是夜半从盗贼劫抢中脱身跑来报信的乡人；歉收求告减免租金的佃户；工厂起火，彻夜不灭的血色天光；讨债的人在门厅里吃大户；还有一场瘟疫，家中的鸡、鸭、猫、狗，统统宰尽，抬到城外焚烧，家中日日夜夜燃着成片的红烛，祭的是何方神圣，我亦不明了，但那气氛甚是阴惨可怖；我还看见什么？父亲沉浸在回忆中，南昌等待他继续，有好一阵静谧。我还看见，父亲接着说——妻妾成群，鸦片灯的昏黄的亮，在花厅后面一间厢房内，有祖父的一口金丝楠术棺材；有一回，我们堂兄弟玩捉迷藏，一个堂哥不知怎么会躲进棺材里面，过了一天一夜才想起找他，早已经憋死；人们到底也想不明白，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是怎么搬开棺材盖，躺进去，然后原样盖好，却没有再顶开来；这个记忆一直在我心里，南我的感情，心智，知识，培养着壮大，壮大成一个象征，象征着什么？就是那个，你们课本上学习过的，方烈士的“可爱的中国”——这就是我所位居的阶层，破落的地产，脆弱的原始工业——小资产阶级，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在家塾略读了些四书五经，又上了公学，然后接触了“新青年”，“新小说”，“新社会”，再又开始学习俄文……我的知识结构是杂糅的，植根在旧的里面，又逢新的雨露，保守主义出发，再走入激进政治，于是，产生革命；革命，是什么呢？真是朗朗乾坤啊！那抑郁的阴霾，忽然间烟消云散，可是——可是什么？南昌小心地问。父亲无语。革命很艰苦？南昌问。父亲无语。很复杂？父亲依然无语。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南昌以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说，他很想帮帮这个人，这个他称作父亲的人。父亲又开口了，却离开了革命的题目，另起一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倘若是没受过教育，懵懂的人，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服从，南此产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信男信女，就是这类人；倘若是一个对世间万物有了彻底认知的哲人，因为了解，他亦会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而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又攫住你——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南昌说。父亲一笑，也是讥诮的，奇怪的是南昌并没有生气。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父亲说，讥诮的。南昌还是没有生气。你们什么都知道，父亲说。并没有，南昌温和地反驳。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任何事物，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旦进入这个系统，立即被你们懂得了。你指的是教条主义？你看，你又懂了！这回轮到南昌无语了，他听出这不是夸奖，却不知批评的是什么。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后，渐渐有了，轮廓，是啊，是啊，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光，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南昌忽然插言道：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医生，她告诉我他们当年的校训，叫作“光和真理”。父亲笑了，这回笑得比较有诚意了，他说：医生，是个好职业，你将来就做个医生吧，先来医治我，你的父亲，你父亲的抑郁病！南昌无语。
南昌出门，下楼，推出自行车，上了车。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梧桐树落了叶，裸出粗壮的枝，树身上的图案，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年们相继在离开，但他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使它变得庄严了。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偻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他就要离开它了。他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他觉得有什么湿润的物体在流出他的眼眶，模糊了视线。被泪水变形的前方，忽有一个小小的奔跑的身影掠过，好像是舒拉，在全力奔跑。舒拉这孩子，真是的！像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总是那么执着地奔跑，就像前途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似的。南昌抹了一把脸，羞怯地笑了。
荒山之恋我爱比尔桃之夭夭发廊情话遍地枭雄长恨歌三恋妹头小鲍庄启蒙时代大姐的师傅，一个钟表匠出身的机械师，为表示对徒弟的关心，例行公事前来家访。他带着诧异的心情走进公寓，他没想到这名吃苦耐劳，形状如同劳动大姐的女徒弟竟是住在钢窗蜡地的住宅内。当然，以他的经验，一眼看出打蜡地板上的水迹，白木家具上钉着公家的名牌，房间内充斥着葱蒜的辛辣气味。这家的人也同样感到惊讶，一名产业工人竟然如此风范：毛料裤烫出笔直的裤缝，白皙的窄脸上架着金丝边眼镜，头上打着发蜡，光可鉴人，而且，他和父亲有着相同的爱好，就是养鸟。这次家访之后，师傅又上门一次，送给父亲一只开了舌的八哥。自此，父亲就常对了笼中鸟教说：你好。父亲教说“你好”的声音很温柔，而且带几分稚气。南昌听了不由难过，父亲似乎变成了孩子，需要他的怜惜，其实是他长大了。有一回，他翻箱倒柜找一件上装，找得火起。父亲也随着他忙活，不时递过一件，接过来看看不是，又丢开。他看见父亲的眼睛，竟然有奉迎之色，于是歇下手不找了，心想丢就丢了吧。不料大姐下班回家却提着这件洗白了的军装，原来是晾晒在窗外掉下去，被人拾起放在信箱上失物招领。他要是出门去陈卓然那里，这些日子，他的朋友只剩一个陈卓然，他在陈卓然那里待得忘记时间，回家晚了，便会看见父亲房间亮着灯。他很想进去说一声“我回来了”，却是没进去，只是重了手脚，咳嗽着，表示人已回来。果然，不一会儿，灯就熄了。就这样，琐细之间，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尬又酸楚的亲情。
这是一个少有的温馨时期，在他们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似乎是，事情已经坏到头，反而局势明朗，所以，就也安全了。有主张的大孩子都离了家，只剩下几个人事不省的，晚饭桌上，半懂不懂地说些外面的世道，很引人发笑。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甚至携全家去了一趟动物园。对于这个常年处于动荡不安中的家庭，是破天荒的出行。在北京时，南昌有过几次游玩，都是随父亲的公务员，后来就是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所以，这一次活动就显得很隆重。日前，大姐就准备了水果糕点，一早起来又将开水冲满几个军用水壶。水壶分给各人携带，食品装一个草篮，由她提了。父亲建议带上望远镜，但不知抄家有没有抄走，柜子里找了一阵，竟然还在，就由南昌拿着。父亲告诉说，这架望远镜是在苏联买的，在莫斯科时，他和他们的母亲常常看歌剧和芭蕾。为避免一家人出门招人眼目，大姐让两个小的先结伴走，其次是南昌和父亲，大姐压阵，也是负责关门关窗的缘故。他们三批人在公共汽车站聚合，依然装成不相十的陌生人，互不搭讪，只用眼睛看来看去，生怕走散。一直到各自买了门票，走进公园，大姐喊了一声，就像集合令，看走在最前面两个小的转身飞奔过来，南昌都有些兴奋起来。他们一家团成一堆，走在公园的甬道。又是深秋，树叶已经凋零，裸露出粗壮的树干，树身上的白与褐的斑纹显得分外明目，枝权有力地划在蓝天，也是明目的。他们真的像一家人，本来就是嘛！他们这一团人又松散开，妹妹们跑去看路标，然后跑回来报告，哪条路通往哪里：猴山，熊山，孔雀馆，水族馆……动物的腥臭已可嗅见，那些受欢迎的动物前的路径几乎是簇拥着，多是阖家出游。大时代的夹缝里，小民的快乐从不曾湮灭过。
中午，在公园餐厅吃饭。偌大个餐厅，挤挨着无数张方桌和圆桌，菜碟与汤盆在人头上传递，四处是叫喊点菜催促上菜的声浪。因为人多，是不是一伙的都拼挤一张桌，就这样，还排起长队。和他们一家拼桌的是几个东北人，出差来上海，很豪爽地将啤酒斟在大碗里，还请父亲同饮。大爷——他们这么称父亲，两个妹妹就直笑，大爷，干一碗吧，也是有缘。父亲竞也喝了几口，然后将碗传给南昌。他们这才看见南昌，称他兄弟——兄弟，和大哥干一碗！聊天问，知道他们是长春汽车厂的技工，大姐便也代表全家报出身份：钟厂的学徒工。他们全是第一次来上海，对这城市有着无限的好奇。他们问为什么公共汽车停靠站时售票员要奋力拍打车壁，又问半两粮票能买到什么？菜为什么都是甜的？一进口，后脑勺就发麻。但这一切他们都能接受，唯一的意见是不该把孩子叫成“小人”，因“小人”指的是卑鄙之徒，不可用来蔑称孩子。北地的方言自有风趣，人又是热心肠，再加喝了酒，饭桌上的气氛甚是高涨。饭毕出来，都有些不舍，握一阵手方才告别。午后的太阳暖和许多，又是饭饱，父亲就有些懒散，意兴略有消沉。于是，南昌陪着在树下长椅打盹，大姐带妹妹们看一种名叫“山魈”的奇异动物。父亲小寐一阵，睁开眼睛，只看见南昌一人在身边，便问那几个去了哪里。父亲的眼睛里忽流露出惊惧，停了一下，他给南昌说了一段旧闻。说是在南京动物园的熊山，一个父亲将儿子骑坐在颈上看熊，不料孩子一个前倾，父亲来不及握住小脚，已经落下熊山，三头大熊蹒跚过来，从容不迫地将小孩子分吃了。煌煌的日头下，南昌竟打了个寒噤。前边有几个黑点迎着他们过来，是大姐和两个妹妹，不等她们到跟前，南昌就站起身说：回去！带着通常的高潮过去之后阑珊的人意，他们走上了归途。和来时一样，在公园门口他们便装作陌路人，暗中相跟排队等车。上车时，父亲第一下没迈上踏脚，南昌在父亲的臂肘托了一把，心里一惊，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父亲的身体。虽然是隔了几重衣服，他依然能感觉出父亲的身体：骨骼，肌肉，以及在这之下已趋衰落的活力。一路上，南昌的身体变得紧张，为防止再接触到父亲，他极力收缩手脚。可是偏偏车很挤。父亲坐到一个座位，他站在父亲旁边，后面的人总是将他朝前推，于是，他的膝，肚腹，甚至于胸，就不停地贴到父亲身上。他想抵抗，可是不止是人挤，车还在激烈地晃荡。他抵抗不了，干脆放弃，顺从人群的推拥。这时，他嗅到了父亲的体味。有一些灰尘的气味，有一些油脂的气味，有些樟脑的气味，还有些药味。在家里，四处都是这种气味，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可是在喧腾的人群里，这气味却突拔起，扑面而来。
这次出游以后，偶尔的，南昌会去父亲房间坐坐。自父亲回家，他便从父亲书房搬出来，住到原先兄弟合住，现在只剩他一个人的房间，不再踏进父亲的书房。现在，对着书房紧闭的门，他感到不安：父亲在想什么呢？在动物园里，父亲的惊惧的眼神，一直打扰着他，使他感到骇怕。开始，他借口到父亲书橱里找一本书。父亲坐在书桌前，背对着他。他有些慌张，随便从书橱里抽一本书，就退出去。下一回，他是以还回书为理由进房间。这一次，父亲已躺在床上被窝里，伸手向南昌要去那本书看了看，书名是《小逻辑》，黑格尔所著。父亲翻了翻，问能看懂吗？南昌老实说看不懂。父亲说：这对你有些难，你可以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运用哲学方法，解释现实的问题，还是从具体进入抽象比较可行。南昌将《小逻辑》放回书橱，再找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然后出了房间。第三回进父亲房间，却没有继续读书的话题，而是谈天气。这是一个暴冷的上午，姐妹们都不在家，父亲让南昌替他冲一个热水袋。南昌冲好后送进去，父亲急切地接过来，紧捂在怀里，手指几乎是痉挛地揉捏着，热水袋的胶皮柔软地扭曲。一股嫌恶从心底升起，就像是一个久远的记忆，带着些隔膜的腥臭，面前这个人是谁啊！热水袋的暖意从这人的手指传递到身上，他渐渐镇静下来，嗫嚅了一声：真冷啊！南昌转身要离去，父亲却又开口说话了。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会使人倍感抑郁，父亲说，南昌停住了脚步。大河流域的地理环境，适合耕植，养育庄稼的同时，也养育着忧郁，父亲继续说。你这是为悲观主义找借口，南昌克制地轻声说。不，我是在为悲观主义找原由，悲观主义更可能是一种疾病。悲观主义是世界观，南昌坚持。你好，八哥说话了，这古怪的声音一点没有使场面变得滑稽，反而更显压抑。你难道不觉得世界观是由多种因素形成，也包含有物理性成分？父亲脸上有了些许红润，是暖和所致，还是谈话刺激了他。南昌的脸却绷紧了：世界观是人类精神。父亲笑了，他那惯有的尖刻又回来了，近日内几近泛滥的父子情义将它暂时地掩藏了。自小就滋生的对这个男人的恨意也回到南昌的心里，他强调：这是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父亲以请教的口气问：唯物主义不是说，存在决定意识吗？南昌说不出话来，憋红了脸，停了一会，说：你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说罢立即转身走出房间，反手将门带上，快步走开，好像生怕有什么会追逐而来。这天上午，父子俩都没出房间。中午，妹妹们回来，将昨日的饭菜热了，喊他们吃饭，他们出来吃完又各回各的房间。南昌听见父亲让妹妹替他灌热水袋，妹妹说，为什么不叫南昌？但也还是灌了，然后再去上学，家里复又安静下来。傍晚时气温似转暖一些，风声也息下来。大姐下班，在厨房里烧煮煎炒，有饭菜的香味弥漫开来。门厅里的灯光从门下漏进南昌黑着灯的房间，生出一股令人伤感的暖意，南昌趴在桌上，忽然哭了——为什么是他，又为什么是我？偏偏要是父和子？哭泣使心情澄宁了，南昌安静下来。
他决定不再跨入父亲房间，可是却轮到父亲叫他了。他装作听不见，第一次赖过去了，第二次也赖过去了，第三次，父亲竟过来敲他的门，他只得去了。父亲令他在书桌前坐下，口授一份思想小结，让他笔录。南昌准备好笔和纸，开始了——吾闭门思过数月余，犹有心得，特此汇报于领导、群众。近来所思所想，颇多而杂，去芜存精，总起一条，吾为何种人，居社会何阶层，位意识何形态，然后方能裁定行为何其性质——南昌勉强记到此，已不胜其厌烦，抬头说：能不能简明一些？父亲惊讶道：这还不够简明？你说何为简明？南昌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应当使用当今时代的语言。父亲虚心请教——比如？比如“我”就是“我”，为什么偏要用“吾”，多陈旧啊！好的，父亲同意，将“吾”改为“我”，再比如？南昌将方才句子从头搜寻一遍，并未搜寻出具体的不妥，只觉得气味不对，摆摆手，让父亲继续——“我”出生于江西南昌，父亲停下来，补充一句：就是你那个“南昌”的南昌，据族谱所记，明万历年间，有先人任职礼部，官至尚书；然而中国人编系族谱，多有攀附之习，是出于宗族血缘的迷信认识，好比戏曲里人物登场必自报家门，即此陋习——南昌又忍不住了，这回是嫌父亲太多赘言，说自己就说自己，何必扯到戏曲上去？是卖弄见识吗？父亲立即听取意见，删除戏曲的一节，但关于族谱攀附的意思，则要保留，因为关系到下面的结论，结论是——我因此以为族谱所言不足为信，尚可查证的仅以上三代；依族谱叙，我家原为明室遗民，于闯王进京时节潜走，绕道返回原籍，于鄱阳湖畔置地买田，隐入乡间；此言暂不究其虚实，总之，到曾祖一辈，确已是耕读人家，有良田数千亩，人丁百余户，族中有宗祠，义堂，称得上是旺族；然而——南昌一听“然而”就烦了。不由皱眉看去一眼，父亲止住说明道：我以为必须从根子上检讨起，才能真正判断自己是何种世界观！听到“世界观”这三个字，南昌脸红了，他怀疑起来，是单位里真要求父亲写思想小结，还是——看起来就像上一回的事还没完，父亲要与自己纠缠到底。他收起纸笔，朝向父亲道：你们单位什么时候向你要思想小结的？我怎么不知道！他这么问是因为这一向父亲与单位的联络都是由他担任。父亲坦然地望着儿子：检讨与反省不就是我一生的工作？天气回暖，太阳从落了叶的梧桐枝上照进房间，明晃晃的。江南的寒潮就是这么倏忽来，倏忽往。在回升的气温里，父亲好像活过来了，他脸上甚至有了一种神气。你自己写，南昌将纸笔一推，站起来。你必须写！父亲说。为什么？我是父亲，你是儿子！你想搞独裁！南昌愤怒起来。父亲也愤怒起来：我告诉你，父亲对儿子的独裁永生永世。南昌说：我就不相信。信不信不由你！那么，南昌指着门，我现在就贴出声明，和你划清界线！父亲伸手在他脸上掴了一下，脸颊火辣辣的，奇怪的是，一股痛快淋漓之感充满全身，他亢奋地想：来吧！还有什么，来吧！父亲一甩手：滚！
他们僵持了两天，第三天深夜，大姐敲开南昌的门，说父亲病了，要去医院。不得已下，南昌穿衣起床。大姐将父亲从房内扶出，南昌跟随其后出门去。转身时，南昌看见父亲烧红了的脸，忽然间，父亲横扫他一眼，眼光犀利。南昌几乎要觉得，父亲是用生病来整他。父亲得的是急性肺炎，留在观察室输液。次日南昌便去单位汇报，单位再往更上级汇报，两天之后，转入特许病房的单人间，并规定除直系家属，不可有外人探望。其实他们家哪有什么外人？在建国初期便赋了闲的父亲，早已从社会生活中退出，离群索居。然而，入住特许病房却给人一种重人社会的印象，连南昌都感染了这气氛。他一天两次给父亲送饭，很快和警卫护士混熟了。晚饭送来了，也不急着走，而是坐在休息室里看报纸或者看电视。电视节目无非是一些纪录片，偶尔也播放样板戏演出，报纸的内容也大致相仿，但他一坐就可坐很久。病房的生活，入夜很早，七八点钟光景，休息室和走廊都无人了，只有清洁工在拖地，拖把在水磨砖地上无声地来回移动。窗户外的天空已漆黑，里面却被日光灯照成白昼。南昌看见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好像是另一个自己，陌生，又使他自得的自己。
在医院里，南昌变得和悦了。他对病人父亲，就像大人对孩子，很宽容。父亲呢，生了病，总归就软弱了，由人摆布。有时任性，起些小小的反抗，终也会被南昌温和地压制下去。只是有几次，南昌又发觉父亲用犀利的目光横扫过来，奇怪地，心里会一惊。他们没有继续争执，也很少说话，反抗与压制只占了极少的时间，大多时间里，父亲只是沉默着，对了雪白的天花板，或者略侧了脸，看窗台上麻雀啄食。先是两只，后是三四只，再后有五六只，一周过去，竟是成群结队簇拥而至，喳喳地吵闹。大姐有一回来看父亲，抬头望一眼窗台上的麻雀，说：谁给它们喂食呢！南昌这才注意到窗台上总是有一些米饭粒儿和馒头屑，无疑是父亲的手笔。南昌推开窗想驱赶它们，不料它们反扑将过来。那些麻雀都养得滚壮，简直像小鹞鹰，南昌宽容地一笑，罢手了。医生有时找他过去，给他看父亲的胸片，报告病情，然后提醒某些生活细节，比如少抽烟，多吃鱼、蛋之类优质蛋白。南昌便笑着，抱怨着父亲的坏毛病，仿佛他们是一对亲密的父子，互相了解，事实上他都不知道父亲饮食上的偏好。他也觉着自己是有一些虚伪，像他们这样，扮演一对正常社会里的父子，多少是别扭的。而且，父亲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他那横扫过来的一眼，就是提醒南昌：别太夸张了！南昌立即就不自然了。所以，他们又远比通常的父子，互相更为了解。南昌不免恼怒，觉着父亲的扫兴，就会以训导的口气说：我希望这次住院，不仅治好你身体的病，也治好你思想的病。父亲便向他诧异地睁大眼睛，好像在问：思想的什么病？南昌补充一句：虚无主义病。父亲作出一个恍悟的表情，重又合上眼睛。南昌感觉到父亲沉默中的更加甚的讥诮，还有轻蔑。他很愤怒地又去驱赶麻雀，麻雀再向他扑来，比前一日更多更凶猛。他砰地关上窗户，走了。下一日，他还是准时来到病房，给父亲送饭，然后到休息室看报纸。护士们轮班在休息室吃午饭，一边讨论学习的议题，她们学习的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南昌想起阿明远在皖南也在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知什么时候起的风气，勿论懂不懂的，都在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初，当陈卓然向大家引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面的章节字句，人们就像听见了圣典，高不可仰。南昌忍不住要插进话去，向她们解释背景，中心大意，主题思想，以及如何映照今天的革命形势。她们听得很入迷，说南昌应该在院里做学习报告。南昌也挺得意，心情很好地骑车回家了。可是就在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陡然地颓唐下来。
下午，妹妹们放学回家，说同学们都在议论，今晚上电视播放全场芭蕾舞《白毛女》，有个同学的父亲在某机关工作，机关里每个星期六都放电视，这天正好就是星期六，那同学便邀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同去看。她们不属那女生要好的人，自然没有被邀，心里却是很想望的。这阵子，妹妹们都迷上了芭蕾，学着用脚尖走路。南昌曾在小老大客厅里见识过真正的芭蕾女演员和她的足尖鞋，晓得她们全是徒劳，但因向来懒得与她们说话，就任由她们瞎折腾。可这一日不是心情好吗？所以他欣然提出，带她们去病房休息室看电视。妹妹们不相信有这等好事，越不相信，南昌就越要带她们去不可了。于是，三个人早早吃了晚饭，等大姐把父亲的饭菜装进保温瓶里，大妹抱着坐车后架，小妹则横坐前车杠上，三个人就这么上路了。他们兄妹从没这么接近地挤在一起过，感到颇不自在。但这一段，尤其这一天，他的心情这么好，这点小不自在就也无所谓了。来到医院，天还早，安顿父亲吃饭，等他吃罢，他们几个分头收拾碗筷，打热水，领换洗病员服，一切停当，还余半小时才开播电视。两个妹妹就坐在休息室沙发上耐心地等待，南昌看装电视机的柜子上着锁，便跑去找值班护士要钥匙。值班护士说钥匙在护士长处，可护士长却下班了。南昌问值班护士除了护士长外，谁还掌管电视机柜的钥匙，值班护士说总务处吧。南昌就问总务处在哪里，值班护士指点他出这栋小楼，再一转，就是办公楼。听到要出这栋小楼，南昌心里就打怵了，可他还是硬了头皮下楼去。
楼里很安静，此时，探视的人都走了，医生护士除了当值的，也都下班了。走廊的灯亮着，墙面洁白，墙裙漆成天蓝，墙角连接着灰白的水磨砖地，统在反射着幽光，有一种肃穆。南昌走下楼，推开蒙着白纱布的玻璃门，走到水泥路面的甬道。两边是冬青的墙垛，在昏黄的路灯下呈现出几何体的阴影。他生出要退回去的念头，可还是咬着牙打消了。他从办公楼的背面绕到正面，门却是开在另一边的侧面，再绕到另一侧，终于进了楼。这是一幢简陋的三层旧楼，地板和楼板留着白蚁咬噬的印迹，踩上去，发出空洞的声音。门都关着，楼道里没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他依次推过门去，已经不抱希望，一扇门忽地开了，他几乎一趔趄。站稳脚，只见眼前灯光里站了一个大汉，臂上套红袖章，问他干什么？他极力定住神，说找总务科。找总务科干什么？拿电视柜的钥匙。什么电视柜的钥匙？特许病房的电视柜——南昌话没说完，那人已经将南昌搡出门外，说：是来治病还是看电视的！南昌一个人又站在了一团漆黑之中。方才几个回合的对话如此急骤，前后总共不过几秒钟，南昌一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摸下楼梯，走过冬青夹道的水泥路，回进小楼。休息室里没有人，两个妹妹已经被人打发走了。他慢慢想过来了，那值班护士从开始就没打算让他们看电视，过去看电视，是因为他们自己要看，南昌不过沾光而已。南昌到父亲病房站了站，问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就要走。父亲却叫住他，他惊讶地看见父亲在微笑。父亲微笑着说：知道吗？这就是父亲对儿子的独裁！南昌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回答：我向你保证，一定解放我自己。父亲说：解放万岁！躺回枕上，南昌夺门而出。父子俩又一次决裂。
接连有两天，南昌没往医院去，都是两个妹妹送饭去的。那天的事，妹妹们早已忘在脑后，她们生长在这个家庭最末路的时期，对世态炎凉很有适应力，所以，她们甚至都没有向南昌抱怨什么。可南昌无地白容。事情本身的难堪不说，还有父亲的讥嘲，很快，后者就压倒前者，他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无限的怨怼。这种迁怒其实正出自父子问的亲情，他又不能同社会斗气，那是铜墙铁壁，只有将气撒在自家人身上，或许还有一些儿回应。所以，这怨怼里又藏着一股凄楚。晚上大姐从医院回来，说父亲已好得差不多，医院里关照明天去个家属，带父亲去拍个胸片。于是，下一日，南昌只得又往医院去了。
这个医院的建所很分散，遍布于马路两边，斜过一个十字路口。南昌让父亲坐在轮椅上。推他去马路那边的放射科。行人里夹杂着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病人的推车或推床也在马路上穿行，身边还有举着输液瓶的家属紧随着。熙攘中，一个医工推着一架光着床板的病床，上面是一个形状可疑的蓝布包，看长度和轮廓，大约是具尸体，而那推车的医工则气定神闲地走在煌煌的日头底下。放射科设在医院的主楼，门诊，急诊，配药间，化验科，都在此，所以也是医院里最为拥挤和嘈杂的地方。放射科在三楼，有病人专用电梯，南昌推着父亲的轮椅等电梯下来。身边的人渐渐积多，有个妇女在哭，克制着抽噎，不让出声，可不时透出的啼泣却更谴人压抑。奇怪的是周遭的人，包括开电梯的女人，都视之平常，没有人询问，也没有人安慰，听凭她哭泣。南吕推了父亲走出电梯，听见电梯在身后合上门，也合上了那女人的哭声，然后升上去了。在放射科取了上一回拍的旧片，为作对比用，被吩咐往十二号室去。十二号室在走廊的尽头处，走廊两侧的长椅上坐着等候的人，也有推床，床上是四肢受伤，上着夹板的人，还有病疴沉重的人。走到地方，之前排有三四人，其中有一个妇女，极其消瘦，脸色是一种铜铁的金属色，正很艰难也很努力地喝一种乳白色的剂液，剂液糊在嘴边，更衬托出肤色的青黄，显得很可怕。人们都沉默地坐着，偶尔门推开，走出一个医生，白大褂夹裹着一阵风，过去了。护士隔一时喊一个人名，有时立刻应了，也有时没有人应，那人名便久久在走廊里回荡。终于捱到完事，走出这幢大楼，重新走上街道，几乎有回到人间的心情。救护车尖啸着驶过，但近午的太阳暖和地照在身上，抵消了惊惧的气氛。他听见父亲嘟囔了一句，以为他有什么要求，向前伏下身去。父亲又重复了一遍，说的是：遍地哀鸿。
后来，南昌又单独去了那楼里一次，是遵医生吩咐，去化验科送父亲的血样。穿行在表情淡漠的人群里，脚下的水磨石地面，被拖把，鞋底，以及轮椅的胶胎磨得极粗糙，染着暗红色的血迹，黄色的碘酒。来苏水与酒精的气味特别强烈，显得很夸张，似乎足要刻意掩盖着某些恶劣的气味。医工们端着一篓一篓污脏的棉球，绷带，药瓶子，挤来挤去。就好像被传染的，医护们的脸，也是青黄枯萎，而且表情漠然。今天没有哭泣声，但却更为哀伤，似乎，似乎万事万物都在饮泣。他想起父亲那一句话：遍地哀鸿。他想，医院这地方是不能呆的，眼看着他也要染上悲观病了。回到父亲的病房，父亲正在驱赶一只麻雀，它误入窗内，想要回去窗外，归队到它的同类中，却几次撞到窗玻璃上。窗玻璃外面的窗台上聚着一群麻雀，喳喳叫着。屋内的这一只更加焦虑急切，几乎奋不顾身地往玻璃上扑。父亲将它向隙开的半扇窗上赶，它却以为受到威胁，越是躲开，一时上满屋沸腾，气氛十分紧张。等南昌来到，那麻雀已有些虚弱，并且晕头转向。南昌拿起衣帽架上父亲的帽子，一下子将它兜住，直接送出窗外，窗内窗外都安静下来。父子二人喘息未定地站了一会，好，父亲说了一声，坐回沙发里。南昌在椅上坐下，拿起一张报纸，将父亲的视线隔开。现在，他们时常这么坐着，南昌不再去休息室，休息室就像个伤心地，他只能呆在病房。房间很小，怎么坐都难避免和父亲相对，于是，或者是他，或者是父亲，只能看报纸。真是窘啊！甚至连父亲都不那么自然了。他们这一对父子，剑拔弩张的时候反是自然的，略一亲近却感尴尬。父子间的亲情就是这么一件难办的事情。
接父亲出院的还是南昌，谁让他没事呢？前一日，大姐已经收拾好东西，带回去一部分，余下的装在一个网兜。南昌帮父亲在棉袄外面套上大衣，两人一前一后下楼，走出有暖气的小楼，一阵料峭，父亲打了个寒噤。南昌不得不靠拢过去，将他的围巾系紧，又替他竖起大衣领子。有一瞬，他们脸对脸的，几乎可嗅到对方的呼吸，但很快又分开了，依然一前一后走出院落，来到马路上。父亲乘上三轮车在前，南昌骑自行车在后。天已入冬，即便地处江南，景象也肃杀起来。平常日子的上午，马路上人很少，很安静，听得见三轮车和自行车各自的辐条声，咝咝作响。到家，家里也安静着，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这套中型公寓显得很空廓。南昌将父亲送去他的房间，门一推开，满地的阳光，八哥说了声“你好”。父亲忽流露出一些激动的样子，止不住地有了笑意。南昌看她父亲对家的依恋，尽管是这么个残破的痛楚的家，儿女都隔着心。南昌退到厨房烧水，奇怪地鼻酸着。这一阵子，他变得软弱了，容易伤感。这一个白天，就在这戚然的平静中度过。晚饭后，两个妹妹又去学校，参加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的庆祝游行。他和父亲依然各回各房间。大姐在厨房熬猪油，油香弥漫。不时地，大姐将炸好的猪油渣送到他们的房问，给他们吃。酥脆的油渣，洒了些细盐，入口喷香。游行队伍在窗下经过，一阵急密的锣鼓点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渐渐听不见了。两个妹妹回来，家里人都已熄灯睡了。
第二天一早，南昌还没起床，就有人敲门。他钻出被窝，很狼狈地趿了鞋开门，眼神迷茫地看着门口的人。来人是小兔子。小兔子挤进门，说：听没听见最新指示？他这才看出小兔子严肃的表情，感到了不寻常。他清醒过来，摇摇头。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小兔子说。南昌“嗯”了一声，还在懵懂中。小兔子向他逼近道：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要去农村，全国的青年都要去农村！南昌又“哦”了一声。小兔子再向他逼了两步：他们不需要我们了！南昌退回到自己房间，从椅背上抓起农裤往身上套着，一时间，只听见小兔子的声音清脆又急骤地从耳边掠过。他意识到，有一件大事情要来了，什么事情呢？小兔子不间断地说着话，表情变得愤怒，他说：放逐，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放逐！他们利用我们打开局面，现在我们的作用完成了，于是，放逐出城市！南昌的头脑被催促得飞快运作起来，他想：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小兔子还在说，一边说，一边在南昌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动。南昌的思想清晰了，一个念头浮出水面：他已经离开政治生活很久，。他很抱歉他不能和小兔子同等程度地激愤，他甚至有一些儿高兴，似乎，其实，他一直在等待生活中有一个改变来临，现在，这个改变来到了。他突然加快了动作，套上袜子，登上皮靴，去浴室里撒尿，洗脸，刷牙。小兔子一直跟着他，走过父亲房间时，父亲拉开门往外看了一眼，两个年轻人已经走过去了。南昌从门厅的饭桌上抓起一个凉了的烧饼，和小兔子一起出了门。转眼间，两人的自行车已经骑在街上了。沿马路的宣传栏果然张起了新写的语录，店铺上方也拉开新横幅：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他们两人都是在毕业分配中延宕下来的，本来是在留城和下乡的两可之间，现在，也许就要像小兔子预计的那样，去农村了。他们去找七月，七月在中专技术学校，正很放心地等待分他进某一家工厂，但现在形势变化了。转眼间，他们三个人骑在马路上了，忽就感到茫然，再去找谁呢？同伴们，有的已经在工厂上班，有的去了农村——邪多半出自理想，而不是像他们，无可选择。他们三个人在马路上盘桓一阵，然后分手，各自去了各自的学校。南昌想不起去学校是多久前的事情了，往学校的路又熟悉又陌生。渐出市区，路边偶有一片农田，现已收割，田里盘结着庄稼的残枝断藤。有郊县的班车从身后上来，蒙着一层浮土，驶向前去。在田野的更深处，传过来柴灶的烟味和牲畜的粪味。很快，学校的围墙出现了。这才蓦然想起，那些个孤军驻守的夜晚，大姐将他从床上叫起，走出学校，之后，他冉没回去过。怪不得他心里有些生怯呢！他已经看得见校门了，也拉了新横幅，写了新字样。骑进去，校园里的拉线广播嗡嗡响着，播着歌曲。校园里竟有些熙攘，多是一些小孩子，在他看起来，还是小学生，却已是他的校友。臂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宣传栏里贴着红卫兵战报，从署名看，有排，连，营，团的梯级编制，好比一支编外的部队。“红卫兵”组织显然纳入了体制，与当年他们的造反军性质完全不同了。走过操场，听新生们说话，许多是郊县口音，因是划地块就近入学，所以就多是郊区的孩子。南昌有些怅然，但也有一种轻松，许多难堪的记忆就此可以消退了。他进了教学楼，果见走廊上簇拥着人，都是还未分配走的三届毕业生。与那些在读生相比，就已是成人的样子了。人丛中是一个穿蓝棉大衣，身材魁梧的男人，人称何师傅，他至多比他们年长三五岁，但因已经走上社会，简直就是长一辈的人了。他微笑着听人们发问，并不回答，只是抽烟。他抽烟的方式很怪，当一支将抽完时，就接上另一支，一支连一支，从不间断，也没有烟蒂。能看出烟瘾很大，手指和牙缝都让炯油染得蜡黄。这是他们学校的工宣队师傅，来自一家大型机器厂。上课铃响了，学生们涌进各自的教室，沓沓的脚步在楼道与楼梯轰响一阵，第二遍铃响时，便安静下来。南昌不由恍惚，似乎回到了过去的读书的时光，但坐在教室里的人不再是他们。此时，他们这一伙在走廊上站着，显得很过时。何师傅的笑容分明带着宽容的意思，他很耐心地忍受着他们的聒噪，有时候会说一句：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或者背一句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这么样说话本来是教条，而且古怪的，但因他的权力身份，却有了特别的含意，挺骇人的。人们不南安静下来，期待他透露更多的信息，等了一时，他果然又说了一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引用的语录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了。南昌注意地看那何师傅一眼，在愚顽的眼神之下看出一股蛮霸之气，不可一世。他从这张平塌的脸上，奇怪地看见了自己的从前。曾经，他，他们，也是这样的无视于天下，自以为是时代的先锋。南昌离开人群，下楼推起自行车，向校门口骑去。
这天晚上，小兔子又来了，随他一同，还有七月。仅隔了一个白天，小兔子的情绪已有大转变，从早上的愤慨，一改而为激昂。他的那张清秀的小脸，此时赤红着，好像喝了酒。他说，他们——包括七月，还有一些其他人，计划专成立一个跨学校的战斗队，报名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什么地方？南昌懵懵地问。兰考！小兔子说。兰考？因为出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于是全国都知道了这一个贫瘠的县份：盐碱，缺水，沙尘，灾荒，还有质朴的农民。小兔子设想着，要在兰考改良盐碱，引黄河之水建灌溉系统，还要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农村的阶级社会。他在地板上摊开一张全国地图，地图上都找不到“兰考”这地名，只能大约地指出方位：郑州以东，接近山东，沿铁路线的某一个点。七月也很兴奋，说他们这一支战斗队，就起名叫“三五九旅”，要开发新南泥湾，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新型的农场平地而起。南昌听着他们说，也兴奋，却没发言，他说不出什么建议，他似乎跟不上他们了。他和他们有了隔阂。下一日，他们再来时，计划已经变成去往内蒙古，旗帜为“乌兰牧骑”，为草原送去新文化和新文艺。还记得吗？小兔子说，那个芭蕾舞女学员，她也要跟我们去。南昌想起小老大客厅里，那个面无表情的女生，踩着足尖鞋为他们表演。他真是与他们相距甚远了。其时，南昌连上一日的那么点兴奋也没了。看着他们说话，竞好似隔岸观火，与己并无任何干系。小兔子他们的战斗队第三次命名为“西双版纳”，顾名思义，是转向南方，内中却有一个机密，就是寻找缅甸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南昌为自己难过了，他觉着自己丧失了激情，无法和小兔子们一起激动了。而且，他还看出他们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小兔子从来是将革命当节日，他实际是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七月呢，当然要淳朴得多，但对于革命，亦只是瞎起哄；革命中的思想者，比如说陈卓然，他已经转向——南昌禁不住想，他是不是太清醒了，以至于有了暮气。
这几天，小兔子，七月不停地造访，每一次都带来奇思异想，令人耳目一新，应接不暇。然后，他们又突然消失，从此再不上门。就如潮涨和潮退，来也急迅，去也急迅。倒是两个妹妹，开始从学校带来一些消息，虽然平淡，却较切实。说的是今后的去向全是农村，不再有上海厂矿，甚至连郊区农场也取消，所去地区共有六个省份：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学校将南昌召去开过两次动员会，南昌很快就表了态，坚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只是在去往哪个地方的问题上，还未下决心。他从学校带回来一些县份的名字，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比如安徽霍山，固镇；江西的寻乌；吉林的梨树；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这些县份的名称，不期然地使南昌兴奋起来。他趴在全国地图上找寻这些地名，大多是和“兰考”一样，找不到。也有时候，那地名陡然出现在河道，铁路，公路交织起来的网络上，就变得更抽象了。他去到各个宾馆，求见那些各地派来带知青的领队干部。宾馆门口壅塞着和他一样探访的学生，还有家长，人头攒动，难得一见来人。但南昌依然兴奋着，随着人群拥来拥去，然后一无所得地回家。马路上，时有锣鼓敲击着欢庆的曲牌子经过，是给上山下乡的青年送喜报。沿街可见不少住户的门上贴了大红喜报。商店里也挤满了人，凭着通知购买配额的用品。还涌现出许多穿戴无领章帽徽的崭新军棉衣的男女，那是赴东北建设兵团的青年。这城市充斥了一股要开拔的空气，就像到了战时。然后，奔赴边疆和农村的知识青年乘坐着大客车从街上巡游而往火车站。即将上路的知青们胸口佩戴着大红花，从车窗探出身子，向着街边伫步的行人挥手致意。看起来就像在与这城市作告别，情景很有些悲壮。火车站调排出越来越多的输送知青的专列，连北郊的货车站也起用发客车了。可南昌还没决定去往何处。一日早晨，他起床后进到父亲房间，问道：去江西好不好？其实他未必真想去江西，只是，他想和人商量一下。父亲的回答却是他始料未及，父亲说：不好。
为什么？南昌问，那不是你的出生地！父亲回答：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使人抑郁。南昌第二次听父亲说同样的话了，但这一次他没急着反驳。父亲继续说：空气中有着太大的湿度，冬天时阴冷，暑天时溽热，雨季到来，从三月至六月，日日沥沥淅淅，墙壁，屋瓦，木器，甚至石板，霉菌一下子发了芽，绿莹莹的，人心里也发了霉，只不过看不见罢了；坡上的竹，田里的稻米，家前屋后有名无名的草木，都变得森绿，暗沉沉的；湿漉漉的空气里，庄稼，植物，牲畜，霉菌，病菌，都在疯狂地繁殖；那么一个洼地里，四处是泥泞，挤簇着何其多的活物，活物也都是阴湿和泥泞的；什么活物都赶不及人口的繁殖速度，人似乎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也不需要什么养料，比一株草还好活，真是贱啊！和霉菌一样，四处开花，也是绿黄的颜色，如同脓肿。南昌止不住打了个寒噤，太阴暗了！他说。是的，父亲同意，我是阴暗的，这是～种疾病的人格，与生长环境有关。可是，南昌不解地问，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怎么会参加革命呢？
这是个好问题！父亲说，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际会，你知道，“人民”这个概念，你当然知道，这于你们是天经地义的概念，与生俱来，而在世纪初，简直是振聋发聩！那些烂了眼窝的瞎老婆婆，给牛踢断脚杆的老倌，饥荒年里裸着背上的大疮口要饭的乞丐，鸦片烟馆里骷髅似的瘾君子，就像蛆虫一样活着的称不上是人的人，忽变得庄严起来，因为有了命名：人民，也可说民众；于是，我们的抑郁病——这是世纪初青年的通病，一种青春期疾病吧，我们的抑郁病就扩大成为哀悯，对人民的哀悯，抑郁病升华了。南昌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父亲笑了笑，接着说：这也许可说是一种幸运，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幸运，它提供给青春期抑郁病更多的资料，来自于更广大的人世间，这有效地挽救了虚无主义；革命是虚无主义的良药，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人民”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提升到了人道主义；现在，人民也要来拯救你了。我不需要，南昌嘟哝了一声。你不需要人民？不，我不需要拯救。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出自己的病症。我没有病！南昌坚执。父亲宽容地一笑：你知道疾病与健康的界限？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于是积极求医，而真正的病人却从不以为自己有病。我没有病，南昌还是坚执。我有病，父亲说。你不是说，“人民”医治了你的抑郁病？南昌诘问道。可是，“人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旧病又卷土重来。这回轮到南昌笑了：原来不是你需要人民，而是人民需要你！父亲承认：我的说法有错误，换一种说法，是人民的伤治好了，我的病就又复发了。南昌更笑了：原来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原来你们的所谓抑郁病，其实是自大狂！父亲又一次认了输：你说得有道理！当人民强壮起来，我们的哀悯没了对象，抑郁就又还原到病态的症状。这不结了？南昌得意地说。
可是，父亲说，从遗传学的角度说，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种疾病。比如？南昌谦虚地请教。比如，忘乡病。什么病？南昌没听明白。忘乡病，忘记，或者说憎厌家乡的病症，父亲解释。我没有，你有，你都反对我去江西，你的出生地，你的家乡。不错，我是憎厌我的家乡，你不也憎厌吗？父亲说。不，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报名，插队江西！父亲冷笑道：多么造作的思乡啊！一个你从来没生活过，听不懂它的乡音，在学生履历表上，籍贯这一栏里，甚至填的是“广东”，一个更抽象的地方，何其虚伪的乡愁！南昌争辩道：人总是需要家乡的。父亲更是冷笑：你不过是要一个抽象的家乡，具体的，你却抱了憎厌。南昌再争辩：我没有憎厌！你憎厌，你憎厌我！父亲话一出口，两人都默了一下，南昌先说没有，停了停，承认了：是的，我憎厌你。父亲并不恼怒，反笑了一声：我也憎厌我的父亲，大概这也是一种遗传的现象，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血缘亲情是由憎恶传递下来。南昌缓和地说一句：青年总是叛逆的。父亲断然一摇头：不，憎厌不是背叛，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背叛是理性的，背叛里面，包含着成长，像蝉挣脱蝉蜕；憎厌却是如同沼泽一样，黏滞湿陷的情感，它导致的结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长，而是相反，重复同一种命运；背叛是有逻辑的，像锁链样，一环扣一环；憎厌呢，它是自噬的，它自己吞噬自己；说到底，这也是抑郁病的症状一种。南昌气恼地跳将起来：照你这么说，抑郁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那么阶级呢？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呢？父亲举起手：好，我投降！这不结了！南昌气呼呼道。
父子俩默着，有一些时间过去了，然后，父亲以一种怯生生的口吻说：你什么时候去？去哪里？南昌抬头纳闷道。去报名，报名去江西，父亲说。南昌腾地站起来，又坐下：不去了！是不去报名还是不去江西？父亲追问着，多少是存心地纠缠。南昌憋闷了一时，忽然斜过眼去：你既然不爱你的家乡，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南昌？你不要的东西硬栽给我吗？父亲狡黠地映映眼：这就叫阶级烙印，懂吗？南昌被噎了一下，继而又起：那么你呢？你的阶级烙印是什么？抑郁病？父亲却没理会南昌的挖苦，而是正色道：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在我曾祖一辈，家业达到鼎盛，鄱阳湖畔有良田，茶林，果园，竹山，鄱阳湖以东的德兴，有铜矿，南昌城里开了厂，甚至九江还有一个专用码头；但如此繁荣的景象，我却并没有看到，在我出世的日子里，看到的是夜半从盗贼劫抢中脱身跑来报信的乡人；歉收求告减免租金的佃户；工厂起火，彻夜不灭的血色天光；讨债的人在门厅里吃大户；还有一场瘟疫，家中的鸡、鸭、猫、狗，统统宰尽，抬到城外焚烧，家中日日夜夜燃着成片的红烛，祭的是何方神圣，我亦不明了，但那气氛甚是阴惨可怖；我还看见什么？父亲沉浸在回忆中，南昌等待他继续，有好一阵静谧。我还看见，父亲接着说——妻妾成群，鸦片灯的昏黄的亮，在花厅后面一间厢房内，有祖父的一口金丝楠术棺材；有一回，我们堂兄弟玩捉迷藏，一个堂哥不知怎么会躲进棺材里面，过了一天一夜才想起找他，早已经憋死；人们到底也想不明白，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是怎么搬开棺材盖，躺进去，然后原样盖好，却没有再顶开来；这个记忆一直在我心里，南我的感情，心智，知识，培养着壮大，壮大成一个象征，象征着什么？就是那个，你们课本上学习过的，方烈士的“可爱的中国”——这就是我所位居的阶层，破落的地产，脆弱的原始工业——小资产阶级，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在家塾略读了些四书五经，又上了公学，然后接触了“新青年”，“新小说”，“新社会”，再又开始学习俄文……我的知识结构是杂糅的，植根在旧的里面，又逢新的雨露，保守主义出发，再走入激进政治，于是，产生革命；革命，是什么呢？真是朗朗乾坤啊！那抑郁的阴霾，忽然间烟消云散，可是——可是什么？南昌小心地问。父亲无语。革命很艰苦？南昌问。父亲无语。很复杂？父亲依然无语。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南昌以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说，他很想帮帮这个人，这个他称作父亲的人。父亲又开口了，却离开了革命的题目，另起一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倘若是没受过教育，懵懂的人，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服从，南此产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信男信女，就是这类人；倘若是一个对世间万物有了彻底认知的哲人，因为了解，他亦会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而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又攫住你——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南昌说。父亲一笑，也是讥诮的，奇怪的是南昌并没有生气。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父亲说，讥诮的。南昌还是没有生气。你们什么都知道，父亲说。并没有，南昌温和地反驳。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任何事物，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旦进入这个系统，立即被你们懂得了。你指的是教条主义？你看，你又懂了！这回轮到南昌无语了，他听出这不是夸奖，却不知批评的是什么。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后，渐渐有了，轮廓，是啊，是啊，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光，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南昌忽然插言道：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医生，她告诉我他们当年的校训，叫作“光和真理”。父亲笑了，这回笑得比较有诚意了，他说：医生，是个好职业，你将来就做个医生吧，先来医治我，你的父亲，你父亲的抑郁病！南昌无语。
南昌出门，下楼，推出自行车，上了车。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梧桐树落了叶，裸出粗壮的枝，树身上的图案，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年们相继在离开，但他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使它变得庄严了。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偻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他就要离开它了。他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他觉得有什么湿润的物体在流出他的眼眶，模糊了视线。被泪水变形的前方，忽有一个小小的奔跑的身影掠过，好像是舒拉，在全力奔跑。舒拉这孩子，真是的！像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总是那么执着地奔跑，就像前途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似的。南昌抹了一把脸，羞怯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