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分昼夜地想着：一定要与她说话！许多个晚上，我没有去教室参加晚自习，却借了夜色的掩护，在陶卉家周围转悠着。
我希望她能因为有些什么事情走出门来，然后，我装着从这里路过的样子与她打招呼。必须有这样—个开始。我转悠着，路上却总有行人，于是我就像做贼一样隐藏着自己。这个形象很不光彩。如今，只要一想起这个样子，脸上便会有一阵噪热。我在慌张中顽固地转悠下去，常转悠到她家窗户上的灯光倏然熄灭，还不甘心地再转悠一阵，然后带着一颗失望的心，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学校。
终于有一天，她出门来了。那天月色真好，我几乎能像在白天里那样看清楚她。她穿了—件肥大的衣服，上面的钮扣没有扣上，胸脯在月光下温柔地白着。她抬头望了望月亮，头也不回地说：“妈，明天又是好天。”然后继续望那月亮。我想从树的阴影里走出来，却又失去了勇气。她望着，像个孩子。“去，朝她走去！”我在心里不住地说，然而，汗乎乎的手却颤抖着，把树干抓得更紧了。不知为什么，她望着望着那月亮，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然后，我万般无奈地看着她又走回门里，那门“吱呀”一声关上了。于是我立即感到了一种失落与懊丧。我咬着嘴唇，狠狠地摇了摇头，大步走回学校去，一路上，我都在仇限自己的羞怯与无能。
这之后，我有好几天晚上没有再来转悠——见着了，你也说不出话来！可是过了两日，还是不由自主地转悠来了。我终于等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陶国志迟迟未归，陶卉的母亲是个看丈夫看得很紧的人，就让陶卉去医院找她父亲。陶卉出了门就往医院走。我就站在路边的柳树影里，见她一步—步地走过来，抓着枝条的手索索发抖，抖得那枝条带动树叶，簌簌响如雨声。我赶紧松手，一下用左手将右手捉进口中，死死咬住一排手指。陶卉走近了我身边，我几乎听到了她的呼吸声，闻到了她身体的气息。
她走过去了，留下了淡淡的香气。她都走出去十几米远了，我竟然没有勇气迫上去叫一声“陶卉！”二十岁之前，我是害臊的绝对囚徒。我第一次主动地有意地与女孩说话，竟然拖到我二十一岁的那年秋天。
我看着陶卉走进医院去了。那时，我就希望她寻不着陶国志，独自一人回家。可是，没过—会儿，她却和陶国志一高一矮地走出了医院大门。等她们父女二人走远了，我觉得嘴里有血腥味，低头看右手，见到一根手指头刚才被牙咬出血来了。
这之后，我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去做这种徒劳的转悠，这时已到了秋天，收割早稻了。那天晚上，马水清得到爷爷托人捎来的让他回去一趟的口信，回吴庄去了。谢百三请假回去割稻子了。就姚三船一人。我与他没有太多的话说，觉得屋里有点寂寞，就去镇上找刘汉林，想在他那儿消磨这个晚上。
刘汉林没有能够进黑瓦房，有半年的时间，没有来油麻地镇，自然更没有来油麻地中学。我们就总记着他在篮球场上“端大便桶”，总记着我们开他和夏莲香的玩笑时他那副恼了的样子……总之，常常地想他。一天，我说：“去看一看刘汉林吧。”马水清他们都同意。那一天，我们买了些点心，走了十多里地，到了他家。见了我们，他有点难为情，但很高兴，轮着抓我们的手，他身上哪块都大，手也大，抓得人生疼。在他家待了半天，也没有太多的话说，隐隐地觉得不像在红瓦房时那样分不出你我了，双方有点客气。吃了晚饭，对他说了些安慰话，我们就回学校了。大概又过了半年，一天，刘汉林来找我们，说他跟舅舅学了修钟表的手艺，我们都很为他高兴，说：“学门手艺真不错！”可他有点愁眉苦脸的，就问他为什么不乐意。他说，他想在镇桥头那儿搭个小房子，看好了一块空地，把材料也弄来了，但—个姓刘的裁缝不让，说那块地是他早占了的，并立即搬来两张大高凳，摆了一块大长条木板，让他的徒弟在那里接缝纫活。他说，他在镇上再也找不到—块合适的地方了。他的样子很失意，仿佛没有那块地方，他的手艺就等于白学了。马水清说：“别急，想想办法。”刘汉林走后，马水清就开始照他的小镜子。
进了黑瓦房，他开始长胡子了。因此，现在照小镜子，不再是看看牙，也不再是挤—挤脸上的小疙瘩，而是用一枚五分钱的小夹子—根—根地拔胡子。他把胡子拔了，就往—张纸上抹。那胡子是从肉里拔出的，往纸上一抹就能粘住。这样，嘴上的胡子没有了，但纸上却有了—个胡子。现在，他脸上并没有胡子，但还是照着镜子，抓了夹子，将脸在小镜子里转来转去的。马水清照镜子，总会有点什么阴谋诡计。大概过了—个星期，马水清托人捎信给刘汉林，说那地已属于他的了。事后，我才知道，马水清用钱贿赂了镇上的八蛋。八蛋一方面得了贿赂，一方面还念我们同被囚禁的友情，领了几个哥哥来到桥头，对刘裁缝说：“谁让你在这儿设摊儿的？这块地方，我们要用！”刘裁缝说：“这块地方，我们是早占了的。”八蛋说：“滚你妈的蛋！镇上还没有你的时候，我们就占了。限你晚饭前，把这摊儿拆了！”谁敢惹八蛋？那刘裁缝不到晚饭前就把摊儿拆了。刘泌林很快运来材料，在桥头上搭起小屋来。刘裁缝就在一旁冷笑，“想找不自在呢！
等着八蛋兄弟几个来收拾你吧！“人心很坏，他并不过来提醒刘汉林。从此，刘汉林就有了—个修钟表的铺子，我们在镇上也有了—个新的去处。
这天，刘汉林—见我来了，很高兴，叫我先坐着，他匆匆地出去了。过了—会儿，抓了两瓶汽水，包了—包菱角和花生米回来了，让我吃让我喝，不吃不喝不行。刘汉林对我们几个太客气。他现在也有钱了。这地方上的人，戴手表的慢慢多了起来。
但都不是好手表，大多为二十五元左右一块的“钟山”表，不太防震，更不防水，很容易坏。刘汉林的生意不错。我们只要来看他，他就必定要争着出去买回东西来让我们吃，弄得我们越来越不好意思来看他。我只好喝着吃着，却没有太多的话说。从前在—块儿时，总是胡说八道，打闹成—团，而现在我觉得这—切都不太合适了，没有那个氛围了。他大概也是这样觉得的。他惟恐让我们觉得他跟我们疏远了，就越发地客气，而越发地客气，就越强化了那种无形的生分。他不吃不喝，光看着催着我吃我喝。
我吃着喝着，就似乎觉得自己到他这里来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专门来让他破费给我买来东西吃喝的。我想停住吃喝，与他开个关于他与夏莲香的玩笑，但在心中酝酿了半天，却觉得不太对劲，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依然去吃喝。
来了—个人，把手表从腕上捋下来让他看，说：“一天快半个来小时。”他就去接活儿。他先把表拧开，然后拿—个专用的放大镜往眼睛上—夹，看看说：“游丝粘住了，得擦油。”把表又拧上，问：“修吗？”那人说：“修。多少钱？”“一块钱。”“什么时候取？”“手头活儿忙，过三天吧。”那人说：“好吧。”就将手表留下了。刘汉林赶紧过来招呼我：“林冰你吃呀！怎么不吃呢？”正想与我说几句话，又来了—个顾客，他只好又去应付。我趁机说：“我得回学校了。”说着，走出他的小屋。他抓了一大把菱角，赶紧迫出来，不由分说地将菱角塞进了我的口袋，让我常来他这儿玩，并说不来玩，就是瞧不起他。
我就觉得这个晚上不好打发了，在快进校门时，彷徨了一阵，扭头往陶卉家的路上走去。
依然潜行到池塘边的林子里。后来，我很后悔这一回的潜入。
陶卉家的门开着，只挂了一道挡蚊子的帘子，可以看到屋里的人在走动，并且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的说话声。
陶卉的母亲说：“卉，新米下来了，明天你去一趟街上吧，给他们送几十斤新米去。”
只有“嚓嚓嚓”的缝纫机声。
陶国志大声说：“你听见你妈的话了吗？”
“我不想去。”
陶国志问：“为什么不想去？”
“不想去就是不想去！”
陶卉的母亲说：“转眼，你就高中毕业了。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乡下。”
“我就待在乡下，我不上街。乡下怎么啦？不是有这么多人待在乡下吗？”
屋里有—个暗红的烟头一亮一亮的，很急促。
“嚓嚓嚓”，缝绷机不停地响着。
那烟头突然飞出门来，落在了地上的水坑里，“扑哧”一声，灭了。紧接着就听见陶国志声音不大地说：“你别想与那个林冰好。我们不喜欢他。”
“我没有想跟他好。”陶卉小声地答道。
陶国志问：“那你为什么不肯去趟街上送新米？”停了一停，又说“那个林冰不是个好人。”
“人家林冰怎么啦？”
“怎么啦？他跟那个艾雯算是怎么回事？人小，鬼倒不小……”
“他跟艾雯怎么啦？”
“你去问问你们那个乔桉！”
陶卉说：“艾雯是我们老师！她大林冰十多岁！乔桉真会嚼舌头！”
屋里一时无话，又只有“嚓嚓嚓”的缝纫机声了。
我走出林子，走回学校。一路上，我真想将自己变成一条黄鼠狼，而把乔桉变成一只鸡，然后咬断他的脖子。
细米青铜葵花草房子天际游丝(曹文轩精选集)金色的茅草天瓢红瓦我希望她能因为有些什么事情走出门来，然后，我装着从这里路过的样子与她打招呼。必须有这样—个开始。我转悠着，路上却总有行人，于是我就像做贼一样隐藏着自己。这个形象很不光彩。如今，只要一想起这个样子，脸上便会有一阵噪热。我在慌张中顽固地转悠下去，常转悠到她家窗户上的灯光倏然熄灭，还不甘心地再转悠一阵，然后带着一颗失望的心，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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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我有好几天晚上没有再来转悠——见着了，你也说不出话来！可是过了两日，还是不由自主地转悠来了。我终于等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陶国志迟迟未归，陶卉的母亲是个看丈夫看得很紧的人，就让陶卉去医院找她父亲。陶卉出了门就往医院走。我就站在路边的柳树影里，见她一步—步地走过来，抓着枝条的手索索发抖，抖得那枝条带动树叶，簌簌响如雨声。我赶紧松手，一下用左手将右手捉进口中，死死咬住一排手指。陶卉走近了我身边，我几乎听到了她的呼吸声，闻到了她身体的气息。
她走过去了，留下了淡淡的香气。她都走出去十几米远了，我竟然没有勇气迫上去叫一声“陶卉！”二十岁之前，我是害臊的绝对囚徒。我第一次主动地有意地与女孩说话，竟然拖到我二十一岁的那年秋天。
我看着陶卉走进医院去了。那时，我就希望她寻不着陶国志，独自一人回家。可是，没过—会儿，她却和陶国志一高一矮地走出了医院大门。等她们父女二人走远了，我觉得嘴里有血腥味，低头看右手，见到一根手指头刚才被牙咬出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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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林没有能够进黑瓦房，有半年的时间，没有来油麻地镇，自然更没有来油麻地中学。我们就总记着他在篮球场上“端大便桶”，总记着我们开他和夏莲香的玩笑时他那副恼了的样子……总之，常常地想他。一天，我说：“去看一看刘汉林吧。”马水清他们都同意。那一天，我们买了些点心，走了十多里地，到了他家。见了我们，他有点难为情，但很高兴，轮着抓我们的手，他身上哪块都大，手也大，抓得人生疼。在他家待了半天，也没有太多的话说，隐隐地觉得不像在红瓦房时那样分不出你我了，双方有点客气。吃了晚饭，对他说了些安慰话，我们就回学校了。大概又过了半年，一天，刘汉林来找我们，说他跟舅舅学了修钟表的手艺，我们都很为他高兴，说：“学门手艺真不错！”可他有点愁眉苦脸的，就问他为什么不乐意。他说，他想在镇桥头那儿搭个小房子，看好了一块空地，把材料也弄来了，但—个姓刘的裁缝不让，说那块地是他早占了的，并立即搬来两张大高凳，摆了一块大长条木板，让他的徒弟在那里接缝纫活。他说，他在镇上再也找不到—块合适的地方了。他的样子很失意，仿佛没有那块地方，他的手艺就等于白学了。马水清说：“别急，想想办法。”刘汉林走后，马水清就开始照他的小镜子。
进了黑瓦房，他开始长胡子了。因此，现在照小镜子，不再是看看牙，也不再是挤—挤脸上的小疙瘩，而是用一枚五分钱的小夹子—根—根地拔胡子。他把胡子拔了，就往—张纸上抹。那胡子是从肉里拔出的，往纸上一抹就能粘住。这样，嘴上的胡子没有了，但纸上却有了—个胡子。现在，他脸上并没有胡子，但还是照着镜子，抓了夹子，将脸在小镜子里转来转去的。马水清照镜子，总会有点什么阴谋诡计。大概过了—个星期，马水清托人捎信给刘汉林，说那地已属于他的了。事后，我才知道，马水清用钱贿赂了镇上的八蛋。八蛋一方面得了贿赂，一方面还念我们同被囚禁的友情，领了几个哥哥来到桥头，对刘裁缝说：“谁让你在这儿设摊儿的？这块地方，我们要用！”刘裁缝说：“这块地方，我们是早占了的。”八蛋说：“滚你妈的蛋！镇上还没有你的时候，我们就占了。限你晚饭前，把这摊儿拆了！”谁敢惹八蛋？那刘裁缝不到晚饭前就把摊儿拆了。刘泌林很快运来材料，在桥头上搭起小屋来。刘裁缝就在一旁冷笑，“想找不自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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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刘汉林—见我来了，很高兴，叫我先坐着，他匆匆地出去了。过了—会儿，抓了两瓶汽水，包了—包菱角和花生米回来了，让我吃让我喝，不吃不喝不行。刘汉林对我们几个太客气。他现在也有钱了。这地方上的人，戴手表的慢慢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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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着喝着，就似乎觉得自己到他这里来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专门来让他破费给我买来东西吃喝的。我想停住吃喝，与他开个关于他与夏莲香的玩笑，但在心中酝酿了半天，却觉得不太对劲，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依然去吃喝。
来了—个人，把手表从腕上捋下来让他看，说：“一天快半个来小时。”他就去接活儿。他先把表拧开，然后拿—个专用的放大镜往眼睛上—夹，看看说：“游丝粘住了，得擦油。”把表又拧上，问：“修吗？”那人说：“修。多少钱？”“一块钱。”“什么时候取？”“手头活儿忙，过三天吧。”那人说：“好吧。”就将手表留下了。刘汉林赶紧过来招呼我：“林冰你吃呀！怎么不吃呢？”正想与我说几句话，又来了—个顾客，他只好又去应付。我趁机说：“我得回学校了。”说着，走出他的小屋。他抓了一大把菱角，赶紧迫出来，不由分说地将菱角塞进了我的口袋，让我常来他这儿玩，并说不来玩，就是瞧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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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卉的母亲说：“卉，新米下来了，明天你去一趟街上吧，给他们送几十斤新米去。”
只有“嚓嚓嚓”的缝纫机声。
陶国志大声说：“你听见你妈的话了吗？”
“我不想去。”
陶国志问：“为什么不想去？”
“不想去就是不想去！”
陶卉的母亲说：“转眼，你就高中毕业了。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乡下。”
“我就待在乡下，我不上街。乡下怎么啦？不是有这么多人待在乡下吗？”
屋里有—个暗红的烟头一亮一亮的，很急促。
“嚓嚓嚓”，缝绷机不停地响着。
那烟头突然飞出门来，落在了地上的水坑里，“扑哧”一声，灭了。紧接着就听见陶国志声音不大地说：“你别想与那个林冰好。我们不喜欢他。”
“我没有想跟他好。”陶卉小声地答道。
陶国志问：“那你为什么不肯去趟街上送新米？”停了一停，又说“那个林冰不是个好人。”
“人家林冰怎么啦？”
“怎么啦？他跟那个艾雯算是怎么回事？人小，鬼倒不小……”
“他跟艾雯怎么啦？”
“你去问问你们那个乔桉！”
陶卉说：“艾雯是我们老师！她大林冰十多岁！乔桉真会嚼舌头！”
屋里一时无话，又只有“嚓嚓嚓”的缝纫机声了。
我走出林子，走回学校。一路上，我真想将自己变成一条黄鼠狼，而把乔桉变成一只鸡，然后咬断他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