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万也没能料到，东京斗鸡竟从此绝了。
然事情远远没完。革命还在继续。
各学校、工厂、街道又掀起了一个批斗热潮。在东京，该砸的砸了，该烧的烧了，该杀的杀了。开展批斗是革命的深化——由物转而到人。工厂不消讲，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有走白专道路的教师，斗争对象比比皆是。问题出在街道。姥爷家住在清水巷。清水巷从清初开始有人居住，先前多是穷苦人家。姥爷家的生活，在清水巷已属佼佼。解放后，姥爷尚划为城市贫民，别的老住户，可想成份都是上好。到了这时，困难就来了，硬是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批斗对象。没有地主，没有富农，没有右派，也没有教师什么的知识分子，更没有反革命。一方面这儿是东京著名的“红色街”，另一方面，“红色街”就更要积极批斗。如何办？居委会的老人们，研究了一整天，把各家的户口档案翻来翻去，觉得斗谁都不合适。
一天，居委会主任到我姥爷家，坐下，自己倒了一杯水，喝着，和姥爷聊了一会儿天，从清末说到孙大总统、袁世凯、民国、冯玉祥大战中原、日本军在豫东、四八年东京解放……最后，居委会主任说：“倪大哥，你是清水巷里的元老，你说谁历史上有点问题？我思量……大革命，这么重要的事，不开个把批斗会，上边万一查下来……不好吧？”
姥爷也跟着认真想了想，说：“斗谁呢？真是……去年那个右派要住到清水巷倒好了……”
“谁能想到哩……”主任一脸遗憾。他看着我姥爷，递给姥爷一根“公字”香烟。姥爷摆摆手。他又把姥爷的茶水杯子沏满，自己也喝了两口，然后，不慌不忙地把目光移到院里，道：“我问了别的居委会，他们也真会起哄，那边在广场把斗鸡杀了，这边开批斗会就找到了鸡把式……”
姥爷猛睁了一下眼，笑笑。
“我知道你主任是想到了我。”
“清本哥，你想到了哪儿。”
“各罩派的把式们都给我通过风，像我，斗了六十多年的鸡，还能跑掉……再说，我和袁四少爷有瓜葛，得极早和大家讲清楚……就斗吧，不让居委会做难。”
“这……清本哥真是经了几个朝代的人，开明！”
“你说个时间吧。”
“明天上午？”
“行的。”
“没有外人，都是街道离退休的。我给你备了桌子、椅子、水，你坐着讲。我站在门口，你听到咳了，就站起来立到大家面前，头……也低一点。”
“别交待，我都知道。”
来天，姥爷去了，也没给儿女们讲，就自己晃着身子，摇到了居委会。居委会在巷子口，有两间空房子，那里已经坐满了人，全是老汉、婆娘、媳妇。居委会通知的是一家来个闲人，开个短会。居委会有几张凳子，离家近的，又顺带几张。人们男一方、女一方地占了一间房。老汉们在相互品尝着各人带的烟卷、烟丝、烟叶，婆娘们在叨叨着家务、媳妇、孙子孙女的长短。各人都有事做，都有话讲。到我姥爷入屋，立时站起几个老汉给他让座。
“不喂鸡了？”
“改邪归正啦。”
“唉……东京眼下变得邪乎。”
这时候，居委会主任站到了人前，摆摆手，拿着红宝书读了几段，就说：“今个儿，咱清水巷子居委会开个批斗会。斗谁呢？谁也不斗。请清本大哥说说他这辈子斗鸡的事……清本哥，你上来讲吧。”
姥爷上去了，站在大伙面前。
“你坐那儿。”主任说。
“赶惯了鸡，腿硬。”姥爷道。
老人们这会儿，都十分怀疑。烟按熄了，话头断了，看看居委会主任，又看看我姥爷。
“今天批斗我，”姥爷说，“我认罪。我是咱们东京斗鸡喂得最多、斗得最多的人。斗鸡这东西，不好！都是闲徒之事，人忙不为此。远的不说，袁世凯的四公子大家都知道，斗鸡走狗、提笼架鸟，沾花惹草，还养了几个鸡把式……对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不老实从严。这儿，借机会我给大伙坦白坦白：我倪老汉，当年不是袁四少爷的鸡把式。那时候，我只想保住马道街三间金屋，刚巧，袁四少爷的柳把式听说我把方老板斗败了，就要引我和袁四少爷见见面。去了，袁四少爷偏到黄河边出游啦，就在柳把式那吃了饭，斗了鸡，回来拿了柳把式的茶叶筒，给各罩派的主持说是袁世凯的茶叶筒和御茶……交待清楚，大家就都明白，我倪清本其实不是鸡界人物。方老板二次找我斗鸡时，我说我是袁四少爷的把式，鸡是袁四少爷的鸡……这都是假话。我怕我斗不过方老板，再把三间金屋赔进去。我们家吃的就是那三间屋……不过，我到底把那三间房子输给方家了……由此，大家看出来，我倪清本不是好东西！游手好闲，为人也不老实。我对不起东京鸡界朋友，对不起咱居委会的大家，我给咱清水巷子丢了脸……”
这检查自然不算彻底，也谈不上老实，但却很有作用。姥爷曾经是袁四少爷的把式，这在东京尽人皆知。批斗热潮中，很多学校、团体、战斗组织想到他是理所当然。可姥爷把这个问题主动检查了，各个想批斗的团体就要客气一些。
有个“万里红”革命组织，几次找过我姥爷。
“倪清本，质问你：你是不是曾经当过袁四的鸡把式？”
“是、是……那都是假的，怪我做人不实诚……我都在居委会的群众大会上检查了”。
“明天上午，勒令你再到我们‘万里红’大会上检查一遍！”
“你们批斗我，我一定会受到很大教育……可是，居委会说明天上午让我再检查一次，已经通知过革命群众了。”
这个时候，居委会的主任准会突然在革命青年面前出现。
“是的是的，都通知过人民群众了。你们‘万里红’是东京最彻底的革命派，有那么多的批斗对象，就把倪清本留给我们批斗吧……”
“那，后天把倪清本交给我们。”
“后天……我们居委会想每天都斗他。政府机关有那么多坏人，地主啊，右派啊，随便抓一个，也比他有批斗头……我们居委会可找不到批斗对象呀，你们‘万里红’不关心、支持我们，我们靠谁呢……”
如此这番，革命青年就走了。
居委会主任是区委的退休干部，小时也斗鸡，姥爷还送过他鸡苗。和姥爷这般默契配合，都是事先的商议。不过，居委会的形式也要走，尤其和战斗队说过的批斗日期，那天必须通知各户闲人，来参加会议。久而久之，总是那么个位置，那么几个人、那么一个批斗对象、那么一套检讨俗话，人也就烦了。除了居委会给大家发糖证、火柴证、肉证和布票什么的，就都不来了，或说孙子有病得告个假，或说人老了腰疼，坐不住……批斗会也有其名，无其实。作为姥爷，是每天都到居委会，和会里的几个干部，神吹些民国和清末的别人不知的旧事。有人来了，说是姥爷正汇报思想。
这样，一日一日过去，革命又进一步深化，批斗退为次要，派仗进入主潮。天天有人议论，说哪派和哪派又开打了，死了多少多少人，哪派又抬着死尸游行示威……不消说，这阵势比中原大战、日本军进入豫东，河南大部沦陷还叫东京不安。那时候的危急毕竟不在东京城，而这阵，在东京人人身边。
批斗会不再开了。
这突然就叫姥爷空虚起来，日子还没有被人斗着充实。鸡不敢斗了，自己又不被人斗。街上也不能随便走动，每每饭毕，媳妇们、儿孙们都拿着毛线或宝书上自己的单位和学校，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这时候，姥爷只有搬一把罗圈椅子，坐在往日喂鸡的那片空地，晒着暖儿，心里怅怅的。他面对着日光，把老眼微微地闭着，偶尔从眼缝瞅着斗鸡围罩。罩子已经霉烂，鸡窝的角砖也已塌了。那儿很久没人去过，竟生出几丛杂草。草干了，一把一把伏在地上，显得十分的荒冷。有一只癞蛤蟆，从鸡窝里爬出来，卧到草丛里，和姥爷一样，面向正东，把鼓暴的眼睛懒洋洋闭合着，样子很为闲散。姥爷看着那东西，心里有点恶心，但还在一下一下查着蛤蟆背上的癞疙瘩豆。他从一数到四十一。觉得不对；再查，又数到五十七，觉得还不对。他想查第三遍，可蛤蟆一跳，扑到了葫芦瓢里。那葫芦瓢很大，是姥爷这一生喂鸡用的第九个瓢。在这个瓢里，他喂养了三茬斗鸡。每只鸡子，只要看到他在那瓢里拌食，就会从罩里出来，绕瓢进行一阵“瓢训”，然后，快速地在瓢里起落点头，啄食谷物。坚硬的红嘴、青嘴，磕碰瓢底，有节奏地发出“咣咣咣”的声响。这动静其实很单调，但对姥爷来说，则是美妙音乐。可惜，他已经很久听不到了。一种不曾有过的苦味和悲哀从姥爷心头油然而生，浸漫了全身。往日喂鸡，瓢要定期清洗，用过了放在干燥阴凉的窗台上，是那样的讲究卫生。眼下，癞蛤蟆卧在鸡瓢里，那蛤蟆的疙瘩里有毒液，可姥爷没动。他懒得动。姥姥是几年前去世的。那时候姥爷每日斗鸡，不感到生活少些什么。可如今，姥姥的影子时时在日光里幻化出来，在他面前挪动着小脚。不让斗鸡，有老伴也可闲话闲话，可是，斗鸡和老伴，两样都没了。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孤独。这一刻，姥爷忽然感到自己老了。已经七十九岁，过些日子，就是八十整了。他望望升高的太阳，还有鸡瓢中卧的蛤蟆，把眼睛又闭上了。
姥爷模模糊糊睡着了。
这就是姥爷的生活，天天如此，直到下年春节，我娘从乡下回来看他。
春节是东京的盛日，姑娘都要回娘家探望父母。解放前以至北宋远时，东京官府林立，宦商云集，春节异常隆重。大宋前后，朝廷还要举行春节大朝会，百官毕集，大食、高丽、交州、三佛齐、大辽等国的使臣执礼入贺。官吏假休七日。士庶着新洁衣帽，互相拜年，不能亲临，还要签名于纸以贺。节日这天，吃素饼、面茧，尝五辛盘，饮屠苏酒。而元旦、寒食、冬至三大节日，东京还准许百姓以押赌形式做买卖三日，凡衣服、器物、头面首饰及珠宝古玩甚至名妓歌女，都可压赌做卖。那时的马道街、宋门外、梁门、封丘门外，皆搭棚结彩，歌叫赌压。斗鸡可以在那里公开赌斗。以至到民国时期，东京还有此种遗俗，从腊月二十三始过新年，到正月十五方才结束。就是到了共和国成立二十年前，东京的春节也依然随俗而过：腊月二十三，祭灶过冬寒；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宰只鸭；二十九，灌瓶酒；年三十，包扁食。初一绝早，各家竞先鸣鞭燃炮，吃新春饺子，赏压岁钱。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依然非常热闹。可大革命后的一年，这种遗俗就没了。初一只放一天假，其余时间都用来抓革命，促生产。东京城以至乡郊，全是这个规定。
初一那天，姥爷到街上走走，看了革命青年的一段新戏《捉特务》，就回到了家里，再没有出门。
“这也叫过年？”姥爷说。
“以后不兴过年啦”。妗子接道。
好凄凉！姥爷坐进他的罗圈椅里，又一天没动一下。
初二，我娘回的东京。那年我家过年，没吃上一顿饺子，娘跑遍全村，借了九个鸡蛋，用手巾兜着回了东京城。一进院里，看到姥爷孤零零地端坐在院里太阳地，就站在门口，怔着不动，过了好一会儿，慢慢叫了一声，“爹……”
姥爷似乎很小心地扭过脖子，瞅了一会女儿，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你……回来啦？”
“哎……”娘这么一声，泪就流下来。
“站着干啥……回来还不进屋里。”
娘擦了泪，进屋把那九个鸡蛋放下，搬个小凳出来，坐在姥爷的面前。
“我只三年没回……你就、老成这样？”
瞅着女儿头上花白的头发，姥爷木然地动动身子。“八十多了……”
“家里人，都不在？”
“参加万人大会啦。”
父女平淡地谈了几句，彼此也不再说啥，各自要说的似乎一下就说尽了。一切问候都在默默地对望中表白了。
过了半晌，娘叹了一口气。
“鸡，不喂了？”
姥爷凄然地在嘴角挂上一点儿笑。
“不喂了……东京没一人喂了。”
又默了一会儿，娘把凳子朝姥爷面前挪了挪。
“我想接你到乡下住些日子。”
“不去了。”过一会儿，姥爷说：“去了，怕就回不了东京啦……”
“乡下静……不太乱。”
“哪也不去了。”
“你不能再坐着、等老……动动、身体好些。”
“我知道，老了。没有几天啦……都不用为我操心。爹斗了一辈子鸡，没吃过一点儿苦，比你们过得好……老了，就老了吧……”
姥爷说这般话语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淡得如一碗清水那样。娘望着姥爷，她体会到了老人心中苦闷寂寞，忍不住低下头，哭起来。
第二天，娘要走了。姥爷坐在屋门口，想说啥，没有说出来，只盯着娘的脸。娘在姥爷面前又默默坐了一会儿，起身到桌上解开那没动过的一兜鸡蛋，一个一个拾出来，小心地放在桌上。
“爹，我没有侍候过你一天……不去乡下，就算了。东京总还有细粮……”
盯着桌上那九个鸡蛋，姥爷细细打量一会儿。
“乡下，叫养鸡？”
“不叫。都偷着……”
“你喂了？”
“没。是借的鸡蛋，没几个……”
“你把那几个大的拿来。”
娘回过身，在那九个鸡蛋中捡出四个稍大一点儿的，给父亲递过去。
接过那几个鸡蛋，姥爷一手捏了两个，在手里翻看了半天。
“可真大……”
“是斗鸡产的。”
姥爷捏着鸡蛋不动了，把目光凝死在那四只鸡蛋上。那四只鸡蛋，除了略微比笨鸡的蛋大些外，似乎蛋皮也厚些；上边的小毛孔，也比别的鸡蛋稀。皮呈黄红色，在日光里闪着光亮。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看了好一会儿，姥爷抬起了头，显出十二分的惊疑。连拿鸡蛋的手都跟着哆嗦着。
“村里、有人喂斗鸡？”
娘从姥爷脸上，转瞬间看到了一层红光。立刻，娘的心里就有了寒意。她看着父亲。过了一会儿，尽量和缓地说：“鸡蛋是孩他大叔家里的。他大叔两年前来东京，有人把两只斗鸡白送了他，不多生蛋……上个月，都被大队下药毒死了……”
姥爷的手不抖了，鸡蛋上沾满了他手上的汗。“两只都是，母鸡？”
“有一只公的。”
没有说话。姥爷站起来，很有力地走到桌前，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放在桌上，回到自己的屋里，收拾了一包衣服，拿出来递给我娘。说：“拿上，我到乡下住些日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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