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那些年，是我姥爷晚年的黄金日子。
他住在我们家的厢房里，守着孵蛋的老母鸡，整整守了二十余天。有一个蛋壳破了，毛绒绒的雏鸡儿，从容地挣出来，接着，有了叽喳的叫声。这一日，在我姥爷八十多年的人生中，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这天的日子是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农历二月初一，天还没亮，姥爷躺在床上，忽然听到放在门后的瓦盆里有了“叽叽”的声音，忙不迭儿点上油灯，到门后一看，一个黄毛小生命在盆里蠕动着，像一团发黄的棉花在微风中动弹。他的心抖了，血从脚下朝着头顶上涌……
这就是东京绝迹三年的斗鸡！
这一刻，姥爷很想找人说说话。他坐在盆边，屋门关着，灯光在面前飘摇不定。从门缝挤进来的夜风，对着姥爷的面额吹。夜很静。没有别的声音。民国时盖下的这两间土坯草房，几十年卧在村头，今夜有了新的生机。房顶上的椽、檩全是烟灰，变黑的蛛网在各处系着。有蜘蛛在床头爬动。剥脱的泥墙片，倒挂在坯墙上，始终不肯掉下来。屋地是泥的，娘每天进来扫一次，虽不平，却在乡下的水平上，显得十分干净——姥爷到来后，没有对此感到舒适，也没有感到不适。他一心想的是那四个鸡蛋。他曾拿着鸡蛋，一一对着午时的太阳审看。鸡卧盆了，他又怕鸡蛋真的坏掉，孵不出鸡子来。眼下，小鸡出世了。这屋里的一切都有了色彩。姥爷感到那土坯、那泥片、那蜘蛛，变得异常亲切。真好。一切都好。真是一切都好！
站起来，姥爷很想干些什么事，夜半三更，又无事可干，他就“哗”地把门拉开了。满天星斗。夜风非常清冷。他忙把门关上，伸了一下腰，到娘的窗前，敲了几下。
“喂，鸡生了。”
没有回应。又想敲，手却停在了半空。娘和爹每天都要去修水利，活是挖挖拉拉，累极。从窗下回来，姥爷重又坐在鸡盆前，一直陪鸡到天亮……
来日，四个蛋全破了。
四个雏鸡一样的颜色，一样大小。
这是四颗温暖的太阳。
姥爷的人生又开始有了新的意义。
小鸡出世的第一日，姥爷什么也没喂；第二日，喂了凉开水和浸过水的白芝麻；第三日，喂了些剪碎的青菜和小米。在一块平板上，姥爷把食物撒上去，看着那四只点动的鸡头，心里痒痒地，觉得体内血脉格外活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生产队长来了。
生产队长是我二叔，家境的贫困是全村人无法比试的。他一个人要养活五个孩子，两个老人。姥爷进村后，他知道姥爷每月有三十二块八的退休费，就不断来借钱，不是说买盐，就是说哪个孩子发烧。且借了钱又从不做还的打算。因而，每次见了姥爷，便把头勾下去。这次进来，他坐在姥爷面前“叭嗒”着旱烟，看着姥爷喂鸡，一袋接一袋地吸，直到姥爷喂过又给鸡倒了一小碗凉开水，队长才把烟杆收起来。
“孩他姥爷……公社里来干部了。”
姥爷没有看队长，也没有接队长的话。
队长把身子往前倾了倾。
“公社干部说，各家，一律不能养鸡。”
眼睁大了，姥爷认认真真看着队长。
“我，又不上街卖鸡蛋……”
“人家说，那也不行。说斗鸡更违背……社会主义。”
沉默了一会儿，姥爷环视了我家院子。
“孩他叔，东京也是不能喂的，比这儿还紧……我每天就在院里，不出门，行吧？”
队长又装了一袋烟。
“后天‘割尾巴队’来检查，检查出一家有鸡，扣发全队返销粮，村里人都怕……因为你……要扣了返销粮，全村人就要饿肚子。”
姥爷不说话，看着队长的脸。那脸很瘦，黄黑色，满是难处。从那张脸上，姥爷感受到了人生的艰难。刚刚燃起的生活的火苗，渐渐就扑闪着又要熄了。姥爷歪栽了一下身子。
队长瞧瞧，叹了一口气。
“这日子……一天也不能过。”
姥爷忽然从我二叔的话里想起了过去的事和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你家老四……还发烧？”
“退不掉。”
“没抓药？”
“喝了两碗姜汤啦。”
姥爷迅速从口袋摸出一张五元票，递过去。
“不吃药怎么行！”
队长不接钱。
“烧死算啦……谁也养不起，是个病秧子，专门来世坑我的！”
姥爷把钱扔到队长膝盖上。
“啥话，好歹是条命。”
将钱拿起来，折叠一下，装进旱烟布袋，队长就坐卧不安起来。他知道不该收下这五块钱。可收下了。收下就不好再拿出来。收下就不能再说不让养鸡子。然公社口气很硬，一定要把“尾巴”割掉，把鸡屁股堵死。这就把队长压进了两难境地。他瞟着我姥爷，忽然对自己感到羞愧。也是男人，竟为了五块钱，把自己弄得如此难上难下。旱烟嘴在他的牙间晃来晃去，滑动的响声很大。他不敢正面看姥爷，就盯着姥爷那双在东京买的尖口便布鞋。末了，猛然想到了什么，他问：
“你会种菜吧？”
“不会。”
“种棉花？”
姥爷苦笑了一下：“我一辈子……没种过地。”
队长很正经地看着我姥爷：“那你，会干啥？”
“啥也不会。”
“啥也不会……你总该会点啥。”
“真是啥也不会。”
“你一辈子……啥也没学？”
姥爷想说自己一辈子学斗鸡，想想不合适，就顿了一下道：“解放前，啥也没学。解放后，年纪又大了……”
队长咳了一声，说会种地，就让姥爷去看菜种棉花；要会点儿钳工，就让他去磨坊。那都是偏僻地方，充个数儿干点活，社员们没意见，还可悄悄养鸡。可是姥爷都不会。僵持了一会儿，队长又说：
“这样吧，村东有片桐树林，村里人拾柴总去打树枝，那儿有间房子，我派人收拾一下，你住到那里，看着不让树丢……工分嘛，你有工资，又不是村里户口，就算了。”
这就算有了主意。队长心安理得地拿上钱走了。
事情也只好如此。
可那是什么样的树林呀！一片大荒地，为了应付上级的“植树造林”号召，稀拉拉栽下数百棵桐树，活了一半，死了一半。死了的，被拾柴的人把树干从地面折断，留下一个小树桩戳在荒草中。活了的，也从没打过子，树上吊满虫包儿，太阳一照，虫丝就银线般发光。桐树的叶子，全被虫吃了，只留下几根叶茎举在空中。房子呢？又是如何的房子呀！那是没种地前，这里种了一季瓜，搭的一个草庵。没墙，木杆一架，麦秆一盖，就权作了房子。姥爷到这儿看了看，知道这其实是被队长赶了出来，心里好生凄凉。
我父亲和娘到那儿看了看，对我姥爷说：
“你不喂鸡不行？”
姥爷反问：“不喂鸡干啥？”
父亲说：“歇着。”
姥爷说：“歇着我还不如死了。”
娘就劝我父亲道：“让他喂吧，喂着鸡子他心里开朗，可以多活几年。”
如此，把那庵子整修一番，姥爷就住进去了。为了免得寂寞，娘让我作陪，每夜和姥爷同睡。起初，住此是为了躲过村里的“割尾巴”；到后来，则整个的歪打正着。去那荒地时，春天还没到来，只天气偶暖，柳树、杨树刚多情地吐些绿色，也被倒春寒冻了回去。然而到三月底，天就日日增暖起来，仅半月光景，世界便换了一个天地。河边的柳树，大堤上的杨树，再次率先发了绿芽，每一个高凸的包里，都隐藏着新的枝条。荒地的桐树，在不知不觉中，结出一串一串绿蕾。有天早上，我起床一看，突然发现点缀了很多粉红色的桐花，对草庵叫：“桐树开花了！”姥爷走出来，仰起脸。思索了一会儿，“啊，原来泡桐树是先开花，后长叶呀。”我说，你咋连这也不知道？姥爷就笑笑。这时候，我和姥爷突然看见，脚下的荒草悄悄地有了一大半的绿色，把地上垫得软茸茸的，像铺了条花毡子。似乎，这一切都是在一夜间来到的。发现了这一切，便感到这儿的空气也比前几日新鲜了许多。我们意识到：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地场。村里人不常来，公社干部在村里有次住了半个月，把全村的大小鸡子都用药毒死了，可他们一直不知道村头这荒地里还养着四只小斗鸡呢。
说话间，过去了一个月，鸡子已经比拳头大了，约有八九两重。公母都可分辨，三公一母。有母的就好，没母的又要绝后。为了不让公鸡在一块发生战斗和公母在一块儿发生过早恩爱影响生长，姥爷用树枝扎了四个围罩，将四个斗鸡分开饲养。这时节，鸡是速长期，姥爷成天拿个草帽，在树林里走来走去。醒了冬眠的虫子，已经开始在树上吊起丝线荡着秋千，结着包儿。这么的，约走过七八十棵桐树，姥爷的草帽里就能有二百多条虫子，回去往每个罩里抓上一把，鸡子就有了半天的餐食。虫子，对鸡是上等饲料，这在东京是打死也难寻的。又过了一个多月，斗鸡要“拔节”长骨骼，在东京必须去同仁堂药店抓中药土元喂。而在这里，知了已经从土里爬上了树，每日午时，叫声此起彼伏，歌声如潮。弄一根竹竿，头上系一马鬃活扣儿，悄悄套上知了头，一拉，一个知了就捉到了，钙质饲料就有了。早、中、晚三个时间，是公鸡腿活动期，打开围罩，让它们在草地疯跑，也不必像东京那样紧跟其后，严防交通事故。实在说，这里是顶好的一个天然养鸡场。东京养鸡，至少九个月才能初次试斗，而在此，不足八个月，公鸡的各部位都已长成，姥爷就开始让他们试斗。母鸡呢，当年就生了鸡蛋……
真是太好了！村里年年不能养鸡，姥爷年年都在这里养鸡。每年不孵多，十至十五只，母鸡留下生蛋，公鸡比斗以后，把斗口、战法优的留下，劣的杀了自己补养身体。事情谁也不一定完全相信，有了鸡斗。姥爷的身体竟似乎一天比一天结实，胃口也比往日好了起来，无论是回村吃饭，还是让我回家用罐提来，总是满满一碗还多，从不管好坏。他的心不在食而在鸡。自养自斗，乐在其中。等头茬鸡过了一岁，每个月的初时，都是斗鸡日。初一斗一对，在一面平整的沙地上，让两只公鸡斗得难解难分，不分胜负，鲜血直流。然后，弄来一桶青水，将鸡头部和口腔里的余血洗净，用碘酒消毒，防其感染或口中长疮。毕了，饮足大黄水，除去内热，这一天才算完事。两天以后，开始对鸡进行刷膘。那时候，我天天跟在姥爷身后，听他说古道今，讲斗鸡经道，终于明白斗鸡其实是一门学问，不然何以能使人终生迷恋。就刷膘而论，姥爷说他不是东京养鸡最高手，然就有“四三”之道，可想高手的道行会有多深。姥爷的“四三”是：三菜、三花、三小、三平。所谓三菜，是连喂三天菜食；所谓三花，是连喂三天半熟青菜并拌以适当高粱；所谓三小，是再喂三天量小无菜的纯高粱；所谓三平，是再连续三天喂量有所加的主食高粱。“四三”一十二天过后，鸡的浮膘及脂肪基本刷净。接下就是“玩七歇八”的大练大食。半天斗，半天洗，一天歇。十二天刷膘，十五天大训，一个月就迅速过去。到了下月初一，又要开斗。这样两对鸡子，斗了初一斗初二，可想姥爷该有多少事情要干，他的生活怎么能够不充实？
有的时候，我从村里来给姥爷送饭，要说些村里的见闻，姥爷也像没工夫听。
“姥爷，村里又开斗争大会了。”
“斗谁？”
“王二伯。”
“他家不是贫农吗？”
“他在他家后院种了韭菜，到镇上卖时被人抓住了。”
说话的时候，姥爷若在拌鸡食、赶鸡，手脚是不会停的。只是到了最后，才会扭头问：“没问鸡的事？”
“工作组压根不知道。”
“那就好。”说着，姥爷照例取出两块钱给我。“把这给队长，就说‘我姥爷让你秤斤烟叶吸’。”
这样过了一月一月，一年一年。东京的舅也时常来乡下看望姥爷，说是接姥爷回东京住住。姥爷说不想回。舅就说，不回也好，乡下平稳，东京天天有事。连方家第四代方红光都不知为何进了班房。接下去就对姥爷说，这个鸡把式有病了，那个鸡把式上吊了。到最后，把姥爷的全部工资留下，从包里取出几瓶东京产的“忠”字牌罐头放在我家桌上背上娘给他捡的上好地瓜，搭长途公共汽车又折回东京。
终于，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九月。
一日，太阳出来时，我回村里给姥爷提饭，得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就又急急忙忙空手返回荒草地。那一会儿，姥爷正让两只雏鸡试斗，不想那两只鸡子，初斗就都有不凡功力，十几个回合，看不出高下，又都十分傲然，毫无败意。姥爷蹲在斗鸡圈边，兴致极旺，我叫了两声都没有回头。
我把嗓门提高了。
“姥爷！”
“等会儿再吃饭。”
“毛主席……逝世了。”
“管他哩。”
我简直愕然！以为姥爷真是老到了糊涂田地，八十七了，什么也不知道。可仔细想想时，没有糊涂迹象。眼睛还不老花，鸡的毛色都能清晰辨别；口齿也利索，说话吃饭同我差不多。思路呢，谈起斗鸡，条理分明。我想，姥爷在这片荒地里喂了七个春、夏、秋的鸡子，只每年冬天冷时，才回村里几个月，日日又不出门，在后院喂、调、训、斗、养，他对人世的事情，也许已经十分陌生了。
然而不是。
斗完鸡子，消毒洗毕，他忽然惊疑地看着我。
“你刚才、说啥？”
“毛主席……逝世了……”
一惊，姥爷脸白了。他猛地举起手，在空中略微犹豫一下，就果断地、狠狠地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
“你！不要命啦！”
我想，姥爷原想是狠狠给我一个耳光，可举起手时，发现我长高了，已经读了初中，才临时改变了主意。我感到，八十多岁老人的手，依然很有气力。所以，当姥爷成为东京惟一的百岁老人时，整个东京市民都觉得惊奇，只有我认为，姥爷活到百岁，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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