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岁月，在国家一方，是轰轰烈烈到了让人一惊又一惊的田地；在姥爷一方，也可说是不断地“又一村”。
开始，在一个仲春里，舅舅和妗们开车来接姥爷，把汽车停在村头，大家直奔荒草地。姥爷把手放在额门上，打量了一遭所有的人，慢慢把手放下来。
“都来了？”姥爷说。
“接你回东京的。”妗子接道。
这时候的姥爷，已经完全成了乡下老人，身上没有多少东京市民的味儿。裤是乡下人穿的黑裤子，布衫是娘用手缝的粗洋布白衫，扣子是布绳疙瘩扣。他没有戴帽子，银白的头发上，有青草小叶。胡子呢，长到齐胸，如马克思的一般。听说接他回东京，他很冷漠地坐到一张椅子上，看着树林子。到了这一年，桐树林真的成了林子，每棵都水桶一样粗，又高又直，树冠如伞样张在空中。桐花已经下落，地上到处是粉红色的喇叭似的花。野地里，很少有绝然无风的时候。在不大不小的风中，干了的桐铃铛，发出哗哗哗的脆响。这样的地方，不要说东京压根没有，就是四乡僻野也并不多见。仿佛是因为有了姥爷和鸡，才有了这树林；也仿佛是因为有了这片林子，才有姥爷和鸡。姥爷和自然融合到了一块儿，已无法分割。
“你们，来看看我就行了。”
舅说：“这又不是你的家。”
“这好”，姥爷说，“东京哪能比这好？多僻静……一点儿乱子也没有。”
“东京也没乱子呀，形势都改革啦。”
姥爷瞄一眼舅舅。
“谁管他改啥儿革？”
“不管……不管你还斗你的鸡嘛！”
“和谁斗？谁养斗鸡啦？”
再也没话可说。
斗鸡在东京已经绝了十余年。
终于，姥爷还是没有回去。舅舅们只好又开着租来的卧车怏怏地回了东京。可是时过不久，东京就来了几位老人，竟都是鸡界朋友，有六十多岁的东罩派李、赵二把式，西罩派的孙庆老把式，还有往年斗鸡不懂行的年轻人，如今都个个老态龙钟。十多年过去，以为都见不到了，可都还活着，实在是一大幸事。午时，姥爷出了三十块钱，让我娘备了一桌酒菜。几个白须老翁，边喝边聊，谈的都是鸡界旧事，无非是说这个把式死得冤枉，那个把式病得可怜。说到东京没有斗鸡了，个个都唉声叹气，痛心疾首。姥爷问政府还让不让斗鸡时，鸡把式们说，政府忙得不可开交，哪能顾上这个事，连年轻人在大街上公开打麻将政府都不问。
姥爷终于意识到，世道真的又变了。
鸡界老友走时，姥爷二话没说，每人送了一只成年斗鸡，而且都是很有斗力的，到家便可开斗。接了鸡，西派把式就笑了。
“大家就是想要只鸡，才赶了一百多里路来看你老的。”
临分手，把式们问姥爷什么时候回东京，姥爷说把这茬鸡喂大回。
可是，乡里的形势并不等姥爷。稳了几年，先是政府号召农户们养鸡喂鸭，接下去，竟把土地分了，还和三十年前一样儿，各种各的地。不等姥爷灵醒过来，队长郑重其事地通知他，说树林也分给了各家各户，木已成材，人们或急等伐树盖房，或做生意没本，指望卖树赚钱。
姥爷问队长日子如何，还需不需要接济时，队长说他贩了一批黄牛，从豫西山区买回来，卖给各户人家，一头牛挣二百多，一下就捞了三千多块，姥爷以为他是玩笑，谁知队长说的全是实话。
往后，没几日，林子的树真的伐光了。咔嚓嚓的声音，日夜不停地响，仅半月光景，偌大一片桐树林，就变成了光秃秃的野荒地。
就是这么的快。
娘把姥爷接回家里住了几日，尽管侍候得十分周到，然而没有那片林地，没有那天然鸡场，姥爷如何能安逸起来？
终于，在一天上午，父亲把姥爷和斗鸡及喂鸡的家什，一同装进便车运回了东京。
东京，几乎让姥爷认不出来。清水巷子里和他年龄相仿的老人全已作古。当年的居委会主任也已死了五年。曾经给了他很多人生便利的市委干部郑先生，“文革”时被活活打断双腿，最后爬着到护城河边，跳水自杀了。此时的东京，对姥爷说来，仿佛已是另外一个世界。他每日很少出门。已经九十多岁，万事都很难如意。
在乡下时，四面荒野，斗鸡想赶就赶，场地极好；不想赶了，放出来让其自由活动。鸡子想吃吊在树上的虫子，半飞半跳；有时要追蝴蝶蛾子，不得不跑，撵、赶的鸡训，也就省免。到了东京，赶鸡、撵鸡、鸡，都必须人随其后，姥爷不得不有一番劳累。好在姥爷身体尚结实，补养也足，每月还能按时和鸡界把式们斗上一轮。
各派把式，把姥爷的鸡子抱走之后，严格按本罩本派的方式训养，鸡的秉性已经改变，路数、招数，各不相同，斗起来，格外引人入胜。这要比姥爷自养自斗有趣得多。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姥爷就异常兴奋，年轻许多，九十多竟如六十、七十一般，往往使围观者惊叹不已，常闹得很多人不看斗鸡，而把姥爷围起来问长问短。
从各个角度讲来，姥爷都是东京的稀有人物。
舅舅们并不曾想姥爷还能有什么业绩，认为他能日复一日地添寿已经不错。然而姥爷在晚年的壮举，异常的出人意料。
有天，姥爷闷在家里，心烦意乱，就慢悠悠出了清水巷子。这是秋末季节，东京的槐树都已落叶，地上一片凌乱的枯黄颜色。寺后街两旁的国营店铺前摆了正开的菊花，红的、黄的、白的，把街道点缀得几分雅丽。养菊是东京近年新兴的。旧时，东京也养，决然没有这么普遍。正值花会时期，街面上行人如梭，川流不息。姥爷已经几十年没有挤入这种人流了。街上的门面房子，有的还是旧造，只是油漆落了，有的有改，但还都是仿宋建筑。这使姥爷感到：其实东京还是东京。他到马道街口，站在一个台阶上，朝鼓楼广场打量了一阵。那年，他就是站在这里观看革命青年杀鸡的，血流成河，把东京鸡界吓抖了，没被捉的鸡，斗家们回去不是自己给宰了，就是乘夜扔在东京郊外。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姥爷有些暗喜，四只鸡蛋，竟把斗鸡保留于世了，多少年过去，东京爱斗鸡者依然斗鸡。清风吹拂的早晨，包公湖，铁塔下，龙亭公园，依然有人在跑步赶鸡。原来世事就是这样。姥爷想，该存于世的，无论如何不会绝断。仅仅是四只鸡蛋，一片荒林，就又振兴了东京鸡界……
离开鼓搂广场，太阳已经近了头顶，光线很强，但不热。姥爷开始朝马道街南走。一切似乎如故，过了十余年，老字店铺都还在，只是牌匾新换了，字漆光艳了。经营针头线脑的“百全铺”还在那里；“赵麻子剪刀”老店也在；专门经营服装的老号“义丰厚”的黑牌金字照样高悬。其它如“老宝泰”、“金德”、“广林”、“东京大礼楼”……也都挤在马道街两旁。街道还是那样的窄，房屋还是那样的矮，客人还是那样的多。没变多少。过了十几年，马道街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儿。轮回！姥爷想，这是一个轮回！
到马道街正中的时候，姥爷站住了。
他对面出现了三间老屋，瓦片已破碎大半，但门面整修一新，墙壁上涂了天蓝染料。门口上方，挂了个五尺长的金匾，上书五个大字：“达宏土杂店。”店里有三个姑娘在卖货，个个衣着入时，人样儿上佳。
姥爷站在对面看了很久。
卖冰棒的一个老汉告诉他，说这“达宏土杂店”解放前曾在倪、方两家作为赌注来来去去，一会儿归了你，一会儿归了他；解放那年倪家输给方家了，方家成了资本家，房子被政府收走了；可前几年，政策规定，给资本家归还财产，房子又还给了方家；如今方家的方红光是店里的经理，雇了三个待业女青年，专门经营农村土产，生意在马道街独一无二，十分红火；听说方经理这几年发了，早就是东京的富翁，单有年春节打麻将，一个晚上输了一万二千块，人家问他如何，他笑笑：胜败乃兵家常事……
姥爷只听那老汉讲，始终不接腔。
午饭时，姥爷回到了清水巷子，没吃饭就睡了。舅们听说姥爷独自上街走动，少不了一顿责怪。他们以为姥爷食水不进是累了，并不在意。然以此界，日后姥爷竟不断有病，不是头痛，就是发烧，身体立马垮了下来，还说眼有些花，总看不清颜色。耳朵呢，也似乎聋了些许，大家跟他说话，他时常不理不接。
药是不断地服，但都无济于事。
医生说人老了，就是这样，东京七十几岁有好身体的也没几个，何况他九十有余。
鸡也不怎么训了，撵、赶、，他都不能胜任。一冬斗了一次，还输得很是狼狈。只是每日喂着，让鸡能活算了。
到了过年时，姥爷身体又好了一些，会起床自己走动，但必须有根拐杖扶着。初一那天，倪家五代同堂，二十多口人，站了三行，向姥爷三鞠躬，拜年问安。过后，姥爷就自己拄着拐杖，在清水巷子口上站了半晌。
过了初五，姥爷不知从哪听说，东京城东的边村庙会恢复了，便把我二舅叫去问：
“初七你上班吧？”
“上。”
“初八呢？”
“也上。有事？”
“我想去边村赶庙会。”
“那么远……去啥！”
妗子是聪明人，把二舅叫到一边：“去就去吧，请一天假，花几个钱，让老人家高兴高兴。他这几天身体好，说不了是回光返照……”
初八那天，二舅用二十块钱租了辆卧车，把姥爷送到了边村庙会。一切情况，都还和八十多年前姥爷同老姥爷一道去边村时大致相同。从东京通往边村的曹门、宋门两条大道上，汽车、自行车和步行的人，分三路向前，接连不断。赶庙会的老少男女，三五成群，都还穿着新年衣服，浓浓的兴致，楚楚的衣冠。我姥爷和二舅租的小卧车，夹在其中，快不得，也慢不得，迎着日光，徐徐地走。天碧净碧净，日光如金粉般涂在大地上。护城大堤下的小麦，被大雪润了一冬，这会儿透着湖水一样的绿色。堤上的杨树，已经生出了豆似的红苞，不几日就要满天飘絮了。空气格外清新，抬眼能望五里、八里、十几里。起五更从朱仙镇、陈留、中牟、杞县、兰考、民权、通许、尉氏以及黄河北岸的封丘和长恒等界地过来赶庙会的乡下人，大都肩挑手提，急急匆匆在田野小路上拧成一条黑线，朝着边村延伸。
到边村头上，车子已经不能走动，二舅和司机约好来接的时间，让车走了。穿过村子，到村北的一片阔地里，那里已经人声鼎沸。当年的大杨树，依然活在那儿。树身已空出两个黑洞，烂朽的树渣裸在外边。大树下，依然有很多的男女神徒，黑鸦鸦跪了一片，几个跳大神的婆娘边唱边舞，求医信神的人，将一把一把的香烧得青烟升腾，老杨树又被活埋在浓烟里。大树东南方向，依然是商贾用地，依然经营换了式样的鞋帽杂什及布匹百货，干鲜果品，猪马牛羊，乡土特产，新旧家具等；再远，是卖茶的，卖热汽水的，卖饭的，卖下酒菜和烧酒的，卖烟糖小点的，间或还有几个卖老鼠药的，卖唱的，卖艺的和相面算卦的。七七八八，货摊接连，拥挤不堪；人山人海，一望无际。支起来的白棚子，高高低低悬着各色招牌，“贺记小吃”、“兰州拉面”等等，字样规范正宗，大都透着王羲之的风骨。大杨树西面，那一片广场，搭起了“品”形高台，三台大戏在擂鼓对唱。一台唱的是《桑园会》、一台唱的是《骂庞涓》、一台唱的是《青铜山》。看戏的人大多站着，一动不动，专心致志。在大杨树的正北面，依然是专设的斗鸡场地。观众围成圈子，三层里，三层外，水泄不通。人圈下，很大一池坑地，内里整得十分平坦，有两对鸡子正在斗着。鸡主们都戴有手表，但仍在地上烧了一炷细香用以计时，每烧一寸为一局，一炷三寸为一场……
一切都和久远的过去差不多。
不消说，姥爷是要看斗鸡的。那些斗家都是退休的老工人和离休的职员干部，都是东京闲人。若追根溯源，这些斗鸡全出自姥爷之手。姥爷到那里后，鸡把式们全都站起来，或拉着姥爷的手，或扶着他的胳膊，说些请安的礼貌话。此时，二舅也跟着得了不少光彩。
看完斗鸡，二舅挽着姥爷：“今儿看得可好？”
姥爷默了一阵，长叹一声道：“我已经多少年没有斗过啦！”
二舅说：“你老了嘛。”
姥爷不再说啥，一脸老人无法挽留岁月的悲苦和遗憾。然过了很久，姥爷却又冷丁儿硬硬地说：“我一定要再好好斗一场！”
…………
边村庙会以后，姥爷的身体一日好似一日，几乎扔下拐棍，也能到处走动。这时，他逢人就讲：“朝代又轮转回来了……边村庙会看没有！”
一天夜里，大舅、二舅在屋里议我表侄儿的婚事，说到把姑娘娶回屋里至少得八千块钱时，舅们、妗们纷纷把头勾下，谁也不再言语。
这时候，姥爷从屋里走出来。
小表哥忙给爷爷搬了那张老式罗圈椅。
姥爷坐下。
“朝代又轮转回来了，该我们倪家发了，你们不能找点生意做？”
大家都齐齐看着姥爷，惊奇地发现：他的耳朵并不聋，刚才小声说的那些他都听见了。
“做啥呀？”二舅说，“别钱挣不到又赔了本。”
话一出口，就显得很消极。结果一家十几口，一夜再没谈这事。
过了正月十五，天一日暖过一日。
舅们还依旧的每天上班。
妗们还依旧的为儿女的婚事犯愁。
表哥、表嫂们，依旧的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
光景对姥爷说来，依然没有多大变化。到母斗鸡该孵小鸡时，姥爷依然在他那间屋子独自出出进进。
只是到了一个月后，大家突然发现，这个原本不小的院子，一下子小到了无法插脚的地步。谁也没有发现，姥爷今年孵抱小鸡，竟一次孵了四窝，放了一百一十个蛋。现大多出壳，一百零七只鸡雏满屋满院地乱跑。
来不及了。只能让那一百多个小生命和一条老生命统治这个院落。
然家里不是孵场，忍耐也只是暂时。
首先无法忍耐的是妗子和表嫂们。
“这还叫人走路不走！”
“真是老糊涂了……这是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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