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查览很多人的荣辱得失，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能做出多大的事业，更多是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运势；而一个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则更多是取决于个人的品性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这句话适用于很多人。当我们对一个人所处的情境了解得很深时，往往难以或不愿对他的一些作为进行判定。秉笔书史者应该扬善也不该隐恶，也有责任让真实事件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李士群投身革命后不能说他没有为革命出过力，在被捕之后也不能说他没有坚持过，但无论何种原因，他最后还是成了叛徒，这就是他被钉上耻辱柱的开始。
在李士群投身革命之初，中国的革命事业正处于蓬勃兴起之际，但就整个社会态势来看，革命是新生事物，也处于相对的弱势，前景虽远大，但具体路线却时隐时明。当时间进入1927年时，蒋介石掀起了反革命的时代逆流。此前，国共合作所创造的成果被破坏殆尽，革命力量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向革命的中坚力量共产党人的头上挥去，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上海。
腥风肆虐，血雨化浪，革命事业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之中。就在这时，李士群接受了党的指派，到苏联的东方大学接受“特工训练”。当时，苏联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样板，也是中国革命者心目中的圣地，能够去那里学习深造是他的殊荣。
东方大学主要负责对亚洲各国共产党选送的学生进行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里不仅有中国的学生，还有朝鲜和越南的学生，甚至也有日本的学生。在这里，他们接受了射击、格斗、爆炸、谍报等方面的专业训练。李士群一生凭恃的“本事”基本上都是在此期间打下的基础。在后来，他会不时地炫耀一下自己的“海龟”身份，以表明自己是喝过洋墨水的，另有一番做派，至少说话时夹杂几个俄语单词是没有问题的。
在接受了一年左右的训练之后，李士群于1928年底回到上海，被对口“分配”到以保卫中央机关和清除叛徒为主要任务的“特科”工作，对外公开的身份则是“蜀闻通讯社”记者。
李士群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因言获罪，因为“言辞出格”，被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逮捕。为了避免巡捕房依照惯例将其引渡给国民政府，李士群采取了非常规的方式。他托人打通了青帮大亨季云卿的关系，由季云卿出力将他保释出来。出狱后，李士群带着贵重的礼物专程到季云卿那里登门道谢，并依青帮的规矩向他递了门生帖子，也就由此与上海的帮会扯上了关系。虽然古来即有“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权变之道，但李士群竭力贴上季云卿这个流氓头子应该不仅仅是为了报恩，这也是他投机本性的显现。那时候，他早就有了“朋友多了路好走”的人生体会。
在此后三四年的光景里，李士群先后八次被国民党特务拘禁关押。国民党特务当然不是为了请客吃饭，而是想从他嘴里榨出点儿什么，然后再用这些线索把更多的革命志士投入牢笼，用革命者的生命和鲜血去铺就他们的升官发财之路。在特科工作期间，李士群曾多次参加党处决叛徒的行动，对那些叛徒的下场和党内铲除叛徒的决心十分了解。于是，每当思想动摇或是意志软弱时，那眼见亲历的一幕幕一次又一次地替他踩了刹车。
有了升官发财的动力，国民党特务们自然要全力开动脑筋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于是，这八次牢狱之灾便让李士群见识了国民党特务的各种残酷刑罚。让人皮开肉绽的浸水皮鞭、使人生不如死的电椅、令人断筋裂骨的老虎凳、致人五内如焚的胡椒水，这些传说中的酷刑，李士群都一一受教了。面对酷刑加身，苦苦相逼，他并没有“交代”。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让他坚持下来，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李士群还称得上是一条硬汉。
如果李士群能够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一直续写“李坚强”的传奇，那么后来的孩子们也许就会在教科书里读到他的光辉事迹。但是“李坚强”终究不够坚强，最后，“李坚强”变成了“李脆脆”、“李叛叛”。
193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细雨如丝，算得上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中一个美好寂静的夜晚。夜深喧嚣去，雨落浮尘无，在名利场上打了一天滚的各色人等都渐渐进入梦乡。一个平凡的上海之夜，对李士群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人生蜕变的开始。
这天夜里，家里来了一群很凶很强大的不速之客。他们持枪而入，不由分说地就把李士群和叶吉卿夫妇如同扎粽子一般捆起来，然后架着两人走出去，把他们塞进外边早已备好的汽车里，一路绝尘而去。手法之干净利落，颇有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这些人不是打家劫舍之徒，也不是仇人寻仇上门，而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的特务。特务们既然所务为特，当然就要特事特办了。哥抓的是人，不是寂寞。没有理由，也没有预兆。
李士群本以为这次“九进宫”不过是下次“十进宫”的前奏，旧戏上演，老调重弹，大不了再让一身皮肉“历练”一番。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被捕带来了质的变化。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人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几个“冤家”。在国民党特务的眼里，几进几出的李士群即便不是一条铁骨硬汉，也是地地道道的老油条了，属于木渣里榨不出油、鸡蛋里挑不着骨头的那一类型。所以，当虾兵蟹将们无计可施的时候，硬骨头便只能留给头头们来啃了。
这一次，李士群的“待遇”级别提高了，他落到了上海区区长马邵武的手里。即便是马邵武这样的角色，也觉得眼前这个“李坚强”有些棘手。在这个人的身上，上海区的招数都用尽了也没见有任何成效。放弃吧，心有不甘；继续从前的“故事”吧，恐怕结尾也没有任何新意；另辟蹊径吧，又有些无从下手。捧在手里的这个山芋算不上烫手，但吃也不是，丢也不是，一时苦煞了这些人间恶魔。
马邵武在一筹莫展之际并没有闲着，他让人把李士群吊在屋梁上，用皮鞭狠劲地抽，希望能把他的坚强打得烟消云散。也许是皮鞭的呼啸和李士群的惨叫激发了马邵武的灵感，他突然想明白了，这个久攻不下的家伙就是他邀功领赏的机会。如果能够拿下这个几进几出的老牌共产党员，在上峰的眼里肯定是大功一件，这比起再抓几个人进来的成本低得多，收益大得多，何乐而不为！
心中打定了主意，马邵武开始琢磨起新的“思路”，他很快就想出了“奇招”，这个招数很卑鄙很下流。在马邵武这群嗜血如命、人性丧尽的虎狼之徒眼里，凡是管用的办法都是好办法，没有第二个标准。硬刀子不奏效，他们开始动起了软刀子。
用了几次刑后，马邵武放弃了对李士群的皮肉折磨，他叫人把李士群放下来，皮鞭也不抽了。撑到这一刻，李士群以为坚强的力量再一次起了作用，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但他还不知道，这次用刑不是落幕，而是开台。马邵武看着半死不活的李士群，诡谲地笑了一下之后朝手下做了个“带上来”的手势。手下马上心领神会，把叶吉卿带了上来。马邵武并不是要走夫人路线，让叶吉卿来说服李。和叶吉卿一起上来的还有好几个彪形大汉，他们如群虎吞羊般把叶吉卿围在了中间。知道了即将要发生什么，叶吉卿痛苦地喊叫起来，李士群的心也在一下一下地抽紧。马邵武则得意洋洋地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接着，这些大汉们就有模有样地动作起来，叶吉卿恐惧的叫声也一声惨似一声。时间如同凝固了一般，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火花的迸出。终于，李士群实在难以承受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幕，大喊了一声：“我投诚！”
话音一落，马邵武的脸上漾开了得意的笑容，李士群懊丧地闭上了眼睛……
很多时候，坚持原则和放弃原则只是一念之间，但换来的却是两重天。当“李坚强”变成了“李叛叛”，旧的逻辑已然失效，新的逻辑开始发挥作用。“投诚”之后，李士群就得履行一个叛徒所要从头开始的一切。为了保全叶吉卿的性命，使她免遭蹂躏，李士群写下了“自首书”。也许是因为对过去追求的眷恋，也许是害怕党组织严酷的惩处，李士群向他的新主子提出，写自首书归顺可以，但绝不提供任何口供，否则他将咬舌自尽。
在马邵武看来，虽然没能从李士群的嘴里捞出“干货”，但他也算捕到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鱼，对久无所获的上海区也是一份业绩，结果总算差强人意。因此，他没有对李士群采取进一步的手段，而是将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在得到了上司的认可之后，答应了李士群的入伙条件。
李士群和叶吉卿投敌之后，国民党方面立即任命他们为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吃的依然是特工这碗饭。在叛变以后，李士群并没有彻底放心，因为他看过太多叛徒的下场，始终心有惴惴。为了给自己一颗定心丸，李士群狡猾地耍起了两面手法。他在党组织面前掩饰自己已经投敌叛变的事实，通过关系人向党组织表示忠诚，并陈明他投敌只是应付之举，将在敌人内部为组织工作，等等。由于当时情势特殊，党组织并没有立即追查此事，李士群施放的这一颗并不高明的烟幕弹暂时奏效。
至此，李士群的人生轨迹已经彻底改弦更张，他从一个热血沸腾、志向远大的革命青年蜕变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耻辱背叛者。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也许有成千上万个理由为自己开脱；从人性的角度看，他也确实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以此为开端，一步一步地滑向罪恶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这正是李士群本性的表现。如若他的意志没有被自己摧毁，他的信仰没有被自己放弃，李士群依然有很多机会回到历史主流的身边，他的“权宜之计”也会被人们理解。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从这时开始，一个革命者消失了，一个投机者开始了他的投机生涯。所以，李士群不是被残酷的革命环境打倒的，而是被自己的投机本性打倒的。也许，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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