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大有不同，有的人少年得志，从此一路青云凯歌，直至终老也是无忧无虞；有的人年少时默默无闻，中年以后却是兴旺发达，显身扬名；有的人则是起初风光百倍，但中途变向成了落毛的凤凰、浅水之龙、平阳之虎；也有人始终庸庸碌碌，波澜不兴，终了一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千百样人就有千百样的人生。
76号的另外一位主角丁默邨，在人生重大蜕变之前称得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早年投身革命，中途变节，官至国民党少将，一度与戴笠平起平坐，端的是个大佬的底子。“牛市”时，此人倒也算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员干将，但“熊市”不期而遇时，他便心生几多怨恨，懒思重新来过，厌看竖子成名，心里极度失衡，于是走上了投机取巧博取人生享乐的歧途，甚至不惜身败名裂。
一个人的心态不平衡，走的路线就不能平衡，就是与周围、与社会、与大势的不和谐，就是在一寸寸地铺就自己的绝路。
丁默邨其人，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了解，他和李士群一样也是共产党的叛变分子。虽然他们人生的轨迹惊人的相似，但其路途毕竟不一。李士群是出茅庐不久即临难而变节，丁默邨却是在党内经过了多年的历练，看低革命的行情和前途才心甘情愿地叛变来谋取个人富贵的。
丁默邨，字聚川，又名丁勒生，出生于今湖南省常德市城区大高山街一个裁缝兼裱画店的家庭，算得上是小康人家的孩子。他少年时就读私塾，也曾饱受四书五经、仁义礼智信的熏陶，但子曰诗云的微言大义都没能把年幼的丁默邨陶冶成一个谦谦君子。由于不可究溯的原因，使他自幼就养成了高傲自负的性格，人生的起点常常奠定于幼年时的教育方式和家庭环境。生于小康之家的孩子免于饥馑之苦，家长通常会把自己没有享受到的童年拼命地补偿给孩子，孩子在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环境中，常常会养成“夹层”的性格，足以令为人父母者戒之。
私塾的凳子还没有被丁默邨的屁股焐热，大局就起了变化，旧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机构都随着清朝大厦一起被一扫而空。但以小本生意过活的丁家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没有书可读的，他们坚定地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丁家和很多家庭一样，也把家族的未来押在了孩子通过读书求取功名这条正途之上。私塾读不得了，于是，他们就把丁默邨送去了新式的小学。
当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给旧时中国的人们进行洗礼的时候，丁默邨这个小小读书人正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附小上学。此时丁默邨不过是舞勺之年，还是比较懵懂的年龄，但他天生有一股子叛逆的性格，喜闹不喜静。看到革命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心下十分痒痒：去革命多好，可以不去理那些烦人的课业，还能被人羡慕，得到别人的尊敬，颇合小小丁默邨的胃口。
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丁默邨心里十分欢畅，不顾家人的劝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潮流之中。他加入了“常德学生联合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活。参加示威游行、贴海报、喊口号、想办法让反革命分子和落后分子们触霉头……这一切都让他兴奋不已，革命的天是蓝蓝的天啊！
但这时的革命大潮只是初起，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在常德这样的地方更是如风来如风去，丁默邨是不可能专吃革命这饭碗的。所以，在1920年，他考入了省立湖南第二师范学校，继续做起了学生。但是，马厩难以关住野惯了的马匹。在1921年秋，他又设法一个人来到了上海，开始只身闯江湖。
与地处偏远的湖南常德不同，此时上海的学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这一切让丁默邨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这才是革命的样子！他开始寻找在上海参加革命的路子。机缘巧合下，丁默邨认识了施存统，在施存统的介绍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这一年，丁默邨与中共湖南党团组织取得了联系，被派回常德负责建立当地团组织的工作。在丁默邨看来，这不啻衣锦还乡了。
丁默邨对此事十分热衷，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建立一个全新的团组织，招兵买马，以革命的旗号号召群众。到时候，我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常常这样畅想自己的将来。丁默邨把第一站选在了自己曾经就读过的湖南二师。他首先邀请进步学生蒋希清等十多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各种读书、研讨和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当认为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他就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团小组，自任组长。到了1922年6月，这个小组已经发展了35名团员。于是在丁默邨的推动下，团小组扩大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蒋希清被选举担任书记。虽然没有当上“一把手”，但丁默邨在团内依然表现得极其活跃。“这个位子迟早是我的！”他在心里不止一遍对自己说。
1922年10月13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委举行了改选，丁默邨如愿获得了书记的职务。从此，他就开始了在常德地方执委一手遮天的日子，凡事都得他点头才算数，大小事项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他一意孤行的毛病日益深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升官和捞钱。丁默邨的老爷做派引起了团内成员的不满，大家参加革命就是要干出一番新天地，怎么能把革命团体变成一个旧式官衙门！
1923年4月，执委会再次改选，本以为稳操胜券的丁默邨失去了书记一职。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不相信自己会被除去了书记的职务，看来他对自己太不了解了，对革命的认识也真是太肤浅了。“改选门”令丁默邨十分懊恼，他那靠名与利、权和欲四轮驱动的心怎能平静下来！“老子一手打下的天下，怎能就这样拱手让人！”于是，“丁前书记”闹起了情绪，公开与新领导人对抗闹事，矛盾日益加深。
为利所驱的丁默邨试图以“搅局”的方式挽回领导者的位子，但这些革命青年怎么会让一个私欲熏天的人做团体的领袖？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丁默邨的心不安定起来，他开始寻找新的路子。1924年1月，他谎称去长沙汇报工作，借机远走上海。也就是在这一年，丁默邨叛变革命，加入了国民党，他人生的第一个转身就这样完成。一个投机革命的人因当官之志没有如愿，遂成为了革命的叛徒。
加入国民党以后，丁默邨一时也没有展露的机会，两年时光又蹉跎而去了。1926年，他辗转来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办事员。在这个时候，丁默邨遇到了他的“贵人”，迎来了人生的转折，这位贵人就是时任调查科科长的陈立夫。为了配合北伐革命的开展，陈立夫需要派人去上海策反北洋军阀的三只军舰起义，这个工作需要一个机灵善变、对上海比较熟悉的人来完成。以此“按图索骥”，陈立夫看中了丁默邨，临行前，陈立夫问他有无把握。丁默邨说：“把握在于北伐军手中。如进军顺利，职虽不才，此去即使不成功，起码可使其中立。”陈立夫认为丁默邨的应对十分得体，于是做起了“伯乐”，给他弄到了一纸“特派专员”的委任书，丁默邨也就有模有样地端起专员的架子去处理他的“军国大事”了。
丁默邨的人生轨迹在遇到陈立夫以后有了较大的变化，他也一直把自己视为陈立夫的人，即便在委身于日本当了汉奸之后，他也经常祭出陈立夫这杆大旗为自己遮羞盖丑。陈立夫的来头确实不小，国民党时期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陈立夫和其兄陈果夫就是陈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陈立夫的爸爸是陈其业，他的叔叔是被孙中山誉为“革命首功之臣”的早期革命人物陈其美。陈氏家族与蒋氏家族渊源颇深，其缘起就在陈其美和蒋介石二人身上。
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结识了比他大九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1916年，陈其美遭到了袁世凯的暗杀。当时熟悉的人都怕惹祸上身，没人敢去处理，是蒋介石为他收的尸。在写给陈其美的祭词里，蒋介石自称“盟弟”，可见两人交情绝非一般。陈家的下一代对蒋介石一直都是以叔辈相待。
1917年，陈立夫在上海以第五名的成绩考入北洋大学读书，毕业后又赴美留学。就在他准备去应聘当一名采矿工程师时，他的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陈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后来还是去了广州，从此踏入政坛。陈立夫知道蒋介石的脾气，时常见他骂人，所以在追随蒋介石之前和他谈好“君子约定”。陈立夫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如果今天您对我发了大的脾气，那明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二十五年里，蒋介石果然没有骂过他，这在国民党内是个异数。陈立夫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创办人之一，是“C.C系”的头子。
有了陈立夫的赏识，加上极力钻营，丁默邨做到了上尉主任秘书的官位，后来又改做情报工作。在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丁默邨更是直接投到“C.C系”门下，被派到了上海文化界从事特务工作。在上海，他的公开身份是“明光中学”的校长，直接领导一个直属情报小组，并与李士群、唐惠民两个叛徒一起编辑出版《社会新闻》。
国民党安排丁默邨等人编辑出版《社会新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对办什么劳什子媒体根本不感兴趣。之所以有此一招，是因为当时共产党和先进人士所办的一些媒体影响力很大，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专制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让国民党坐立难安。穷急之下，他们也办起了媒体，企图在舆论阵地上和革命者对抗。说白了，丁默邨他们干的就是“水军”的活。他们以金钱为饵，诱使一批无聊文人在《社会新闻》上刊登各种捏造的毁坏共产党人形象的文章，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当时，很多共产党人都在他们的笔下“被桃色”、“被腐败”过。
仅仅是豢养几个无聊文人在媒体上撒撒泼、骂骂人，也是无法博得上峰更进一步赏识的。所以，丁默邨还得想其他的辙。想来想去，他也没什么更大的本事，于是就干起了最被人唾弃的勾当。他利用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优势，大肆出卖党组织和党内的同志，靠昔日同志的鲜血给自己换来前程。一个人投敌是可耻的，如果投敌以后靠着出卖他人而为自己牟利，那就是极为可耻的。正是丁默邨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才引来了前文提到的组织锄奸事件，也才第一次把丁、李两个巨奸拉到了一起。
丁默邨在新主子那里十分卖力，为了能够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努力换来了梦寐以求的回报，在陈立夫这个“伯乐”的不断援引和提拔之下，丁默邨在国民党内蹿升起来。1934年，他被任命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负责邮电检查。邮电检查就是采用各种手段对往来的信件、电报等进行内容审查和“过滤”，一旦发现对国民党不利的，就由特务们进行惩治。这是国民党统治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丁默邨这个处长职位的含金量还是很大的。第一处处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能爬升到这个位子，得到如此的重用，丁默邨一颗早已膨胀的权势之心稍稍得到了慰藉，他甚至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洋洋得意。
在国民党的眼里，这个共产党“投诚”过来的分子算是功绩赫赫了。不论是出卖共产党人、充当舆论打手，还是捕风捉影、挖人隐私，他都能干得有声有色，但他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罪恶，双手沾满了鲜血。他的功绩换一个角度看，那就是四个字：罪恶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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