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丁、李二人的特工活动正式合流之后，他们就按照上次会议的安排开始分头行动。
1939年5月末，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影佐祯昭的陪同下，乘飞机前往东京与日本方面协商建立“新政府”的事宜。
在日本，汪系汉奸们如走马灯一样拜访了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先后会见了他们的有日本首相平沼，外务、海军、大藏省的大臣，以及陆相板垣征四郎等人。这些汉奸为了达到目的，使出看家本事四处游说、邀宠、乞怜。汪精卫觉得，经过这一次大规模的“公关”活动，日本政府支持他们的意向越来越清楚了，所以他也变得十分硬气起来。
在日期间，他们与日本不同方面就成立新的傀儡政府一事达成的一致意见。主要如下：
一、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新政府中吸收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参加；
二、把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把维新政府纳入新政府之中；
三、将新政府的政治纲领定为：日华提携，结为善邻，明确反对共产主义；
四、新政府的旗帜采用青天白日旗，不再使用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的五色旗；
五、新政府承认“满洲国”独立；
六、日本不干涉中国内政；
七、研究日华合办事业，使日华权利平等；
八、把日本管辖的海关、盐务税等国家收入交给新中央政府；
九、将日本军管的工厂、矿山和房屋，除在作战上直接需要者外，其他归还中国。
以上的各项决定，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卖国投日的明证。其中部分内容看起来似乎对汪精卫的新政府比较“优厚”，实际上这是日本以中国人治理中国的侵略和殖民阴谋的产物。你的政府都在我的控制之中，那还不是一切都以日本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汪精卫却过于“天真”地认为，他“和平建国”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当国民党方面在党内外，以及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发布对汪精卫的通缉令时，这个天字一号的汉奸对此只是一笑了之。更甚的是，七月十日，他还在东京通过广播向中国的民众发出了所谓的“号召”：“中国革命如果不取得日本的谅解，便不会获得成功，这是国父说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是日华共存的基础。蒋介石的抗战容共政策是要把国家和民族变成共产党的牺牲品，是跟随蒋介石，选择抗战亡国的道路；还是拒绝蒋介石，采取复兴和平中国的途径？我同友邦日本合作，为建设一个新时代而开展具体活动……”
越是说辞越显得动听，越是谎言越要编织得天衣无缝。汪精卫把自己的卖国行为说成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把真正为国家、民族寻求独立富强之路的共产党人及其事业诋毁得一无是处，这更是颠倒黑白的行径。
在汪精卫等人前往日本活动的同时，丁默邨等人也为所谓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猖狂活动。他们首先针对重庆的特务活动大肆开展恐怖活动，以血腥和极端残忍的手段对付一切有碍他们求荣的人和事物。在恐怖高压之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本来就意志薄弱、朝秦暮楚的大部分人在六月底正式归顺了汪派。上海的蓝衣社组织也遭受了重创，其主要干部被丁、李他们抓捕殆尽。
在言论钳制方面，这些特务们比独裁的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上海市内，凡是登载过反日、反汪言论的报纸都被强行关闭，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类出版物更是难以在上海出现。就这样，他们以强大的暴力在上海暂时营造出了一个属于汉奸的真空地带。
如此还不足以让他们心安，为了兜售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言论，76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在上海大行其道，大肆宣扬反共思想。为了肃清阻止其卖国行径的最大障碍，也为了给日本的侵略和殖民阴谋减小阻力，汪精卫还直接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反共文章，其中的一段内容如下：
“日华开战时，军事当局推测苏联可能在三个月内参战，共产党假借虎威对反战论者施加压力。上海和南京沦陷之后，共产党立即改变说法，严厉指责说，谁主张苏联参战，谁就是汉奸。今后共产党的最大任务是，要使战争在中国永远继续下去，他们反对中途停战，那是不言而喻的，共产党正在利用蒋介石的这个错误。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不管胜败如何，中国将为共产党所夺取。为了救国救党，只有拒绝与共产党联系，立即停战。日本保证实现近卫声明，我们同日本妥协，这已不是亡国之路，而是救国之路。”
看来，汪精卫汉奸集团此时确实是草台班子的情状，一定没有什么一秘、二秘之类的来替他操刀或者润色——这篇言论分明就是无耻地造谣和泼妇骂街。他认为只有国民党的中国才是中国，确切地说应该是只有由他汪精卫的国民党把持的中国才是中国，哪怕是日本人手中的傀儡，而将其他的道路一概视为亡国之路。难道当谎言难以自圆时，执拗也是一种武器？
为了能让他们期盼已久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尽快召开，这些人纷纷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搞成一专多能的多面手。汪精卫是外交、内政一把抓，还自己给自己充当御用文人，但应急归应急，毕竟是中国政坛上一个老资格的政客，他深知自己准备建立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法统”的话，难免和此前已经建立的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等一样被全国一致认定为汉奸组织的傀儡政府。虽然他们的本质也是如此，但这样就无法愚弄民众，借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要想给自己弄一个“法统”，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央权力转移到自己的手里。这也是此前他们，包括丁默邨和李士群在内，一直不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等的根本原因。为了与蒋介石区别开来，他们还刻意强调对孙中山的拥护。办法有了，但做起来却实非易事。按照国民党党章的规定，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各省、市特别支部和海外支部推选的代表参加，方可举行并有效。汪精卫手下只有一个草台班子，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代表呢！
于是，为了给自己的卖国行为戴上一顶“合法”的帽子，他们不得不制造一批代表出来。他们成立了以周佛海为首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指定“特派员”，按区域划分去推销并招徕所谓的代表。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他们的特派员被赋予了选择代表的大权，只要持有特派员们出具的证明，那么谁都可以成为合法的代表。即使条件如此宽松，他们还是没有找到几个代表人选。汪精卫又让周化人偷偷地前往重庆，想拉拢一些改组派的旧人来壮声势，也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参加。汪精卫急不择路，转而让周化人北上拉人，结果响应者更是寥寥无几。这足以见得，汪的汉奸行为是多么不得人心！
大戏即将上演，不能让汪精卫一个人唱独角戏，表演也得表演出个样子，至少表面上要能够遮人耳目吧。情急之下，这些人就使出了他们惯用的下三烂伎俩——就地取材，拼凑人数。此事对汪精卫来说是无奈之举，对周佛海等人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周佛海伙同梅思平、丁默邨等人利用此次机会网罗亲信，扩大自己的私人力量。丁默邨包办了上海特别市和江苏省的代表，拉来了一批原属中统的特务。这大山头还没竖起来，小山头就露头了！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见别人如此，也披挂上阵，来了一出“老公，看我的”，把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三个侄子都变成了代表。
就这样生拉硬拽，将七大姑八大姨都收罗进来，还是没有完成汪精卫下达的300名代表的任务。到了最后关头，这些人干脆造起假来，给本不是国民党党员的人搞一份假的党籍，让他们也成为代表。这样胡拼乱凑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人接到开会通知时才知道自己“被代表”了；有人则被不同的省份共同推举；更有的人是被威胁过来的。就是这样，他们总共才找出了240名所谓的“代表”。
就这样，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1939年8月28日召开了，地点就在76号，他们选择在这里开会是觉得自己的特工总部比较安全。如此“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刚开场就搞得偷偷摸摸，还敢把自己描述成光明的使者一样。汪精卫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打肿脸充胖子的本事也是相当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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