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一棵树睡得正好，
又何必去把它摇呀摇。
--王蒙《再见》
交口河小吃店里的事情，过了两个月之后，在陕北高原，时令已经进入初秋了。这两个月时间，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记录了发生在杨岸乡身上的事情。
这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交口河造纸厂，正是午睡时间。按照作息时间表，这是一年的最后一次午睡，从下一天开始，时间就改为秋季作息时间了。天气毕竟有些凉了，暑气渐渐减退，烦躁不安的杨岸乡，这一天中午，却睡得很安稳。吃过中饭后，碗也没有洗，他就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
突然，一阵尖利的汽车喇叭声，将杨岸乡从睡梦中惊醒。
他想爬起来，却怎么也起不来。迷迷糊糊的。他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想一想是在床上。
为什么是在床上呢？原来是在午睡。对了，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场午睡，是他进入生命的四十四岁大关的最后一场午睡。他生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在陕北高原，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那么为什么醒来了呢？噢，是被汽车喇叭声吵醒的。那喇叭声真亮，真尖，就像刮胡子的刀片从脸上立着割过去一样。车上拉的是什么，是书吗？看一看去！不，还是睡觉吧！
杨岸乡还是坐起来，经过这一番打搅，他已经睡意全消。他嘟囔了两句，说不清是骂车，还是骂自己，随后出了房门，来到了院子。
车间门口堆下了一大堆书籍，这是刚才来的汽车留下的。就在杨岸乡迷迷糊糊的那一阵，车下完货，走了。只有这一堆书证明它曾经来过。
离上班还有半个小时，杨岸乡便在书堆里翻起来。
十年来，翻书成了杨岸乡的一个习惯。由于“文革”，大量的珍贵书籍被送到了这里，然后再经杨岸乡的手，送进大铁锅。那些好书在送往大铁锅之前，杨岸乡往往要截留一阵。十年间，这只大铁锅一共吞噬了多少废旧书籍，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靠这样废旧书籍的滋养，杨岸乡简直可以称得上学富五车的先生了。--“学富五车”是一句套话，但是作为杨岸乡来说，他阅读过的书籍确实是以卡车来计算的。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怀着苦涩的、嘲讽的微笑说，大自然为了塑造一个巨子，考虑得真是无微不至，当外面的世界在天翻地覆、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却把他安排在这个安静的角落里填鸭，以便给热闹之后的世界派上一点用场。
书堆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这个从千家万户收集来的废纸堆，正如杨岸乡所预料的那样：没有好书！现在不是“文革”的年月了，不会有人把好书往废品收购站送了。太阳当顶，天气炎热，一棵白杨树的影子，随风在书堆上来回摆动。杨岸乡用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准备上班了。其实拍与不拍一个样，沾满灰尘的手和多日不洗的工作服一样脏。
就在这时，一摞纸页发黄的书籍引起了杨岸乡的注意。那汽车喇叭尖厉的声音，还在他耳畔萦回，他总觉得今天要发生点什么。
他停下来，望着这捆书。
书是压在一摞纸页发白的书上面的。上面的书还散发着油墨味，显然是从印刷厂到书店，在书店占了几年地方后，又到这里报到的。这种循环的每一个环节，都为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这真得感谢这些纸张的利用者们，或者说印刷品的制造者们。
他抓住这摞书，摇晃了几下，肩头一扛，哗--，书摞倒了。突然，仿佛奇迹般地，从书摞倒下的地方，飞起一只蝴蝶来。蝴蝶吓了他一跳。
这是一只大大的、漆黑的、长着火红色花纹的蝴蝶。恰好有一股带着苦涩味道的旋风起了。蝴蝶借着旋风，在他头顶旋了一个圈，他一展手，那蝴蝶便静静地敛落在他手心了。
“你飞呀，飞呀！”杨岸乡有点惊讶地说。可是蝴蝶没有飞。怎么会飞呢？原来，这只是个蝴蝶标本。它夹在那发黄的书页中，随着书摞倒下，书页哗哗掀开，轻盈的它被掀出，又被书摞倒下的气浪吹得飞起来的。
“是哪个爱幻想的姑娘，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为了纪念什么事情，扑下这只美丽的蝴蝶，然后把它当做书签的？--光为了这只蝴蝶，今天也该起来得早些的！”杨岸乡想。
他像人们通常说的抢救遗产一样，向那捆书扑去。--当然是纸页发黄的那捆。那里面有但丁，有巴尔扎克，有拜伦，有普希金，有你的书架中经常能见到的那些已成定论的世界名著。看来，这些书籍的原来的拥有者似乎偏爱俄罗斯文学，普希金之外，这里还有莱蒙托夫的著名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春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俄苏近代作家中，则有那位忧伤的大自然的歌手叶赛宁的几个薄薄的诗歌单行本，还有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这些书杨岸乡都看过，岂止看过，他对那些书中精彩的部分，简直可以说倒背如流，如数家珍，他对每部书中所弥漫的那各个不同的诗意成分，也都有着深刻的感受，因为大铁锅将这些书籍鲸吞之前，饥饿的杨岸乡已事先将它鲸吞一遍了。所以这些获得并没有给杨岸乡以太大的震动；随便地翻着这些书，他只轻轻地摇了摇头。他为这些书原先的拥有者惋惜，现在不是“文革”期间了，没有必要将这些珍贵的书籍往这里送了。
在每本书的扉页和与书脊相对的那个截面（杨岸乡不知道那叫什么），都盖着一个红色圆形戳。杨岸乡仔细辨认了一阵，认出那是两个篆字：丹娘。这丹娘一定是这堆书原来的拥有者了，看来，她不光喜欢俄苏文学，还为自己取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名字。
杨岸乡对这个“丹娘”，摇了摇头。尽管已经许多遍地看过这些书籍了，他还是决定将这些书籍留下来，搬到他的十平方去，再看一遍，让这些书，陪伴他消磨一段时光。
在拿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的时候，从书中掉下来一个大信封。它害得杨岸乡只得又弯了一次腰。
信封里装着的是一份揉得皱巴巴的小说稿。杨岸乡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经历过无数编辑之手，被退过无数次的稿件。它的第一页是崭新的。那是作者撕掉了被判定命运的第一页，而重新抄写的缘故。
小说的篇名叫《最后一支歌》，作者的署名是“花子”。杨岸乡由此判断，这个叫“丹娘”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用我们通常的话说叫“业余作者”。这“花子”显然是她的笔名。
他匆匆地浏览了一下这篇小说稿。浏览仅限于第一页，即像人们所传闻的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编辑的通常做法那样。当然对于杨岸乡来说，他的浏览仅仅是出于好奇，或者说无所事事。小说是以“‘六一’儿童节”这句话开头的，这句话决定了它的文笔的稚嫩和限定了思考的深刻程度，但是，杨岸乡还是耐着性子，看完了第一页。他的目光在第一页的最后几行停住了，那最后几行是：“我独自走着，只觉得千头万绪，百感交集。我并不老，才二十六岁，可却像老人似的，已经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了。”
这第一页的最后几句话触动了杨岸乡，从而决定了他没有将这篇小说稿重新扔到废纸堆，去充填那个现在已经吃不饱了的大铁锅的胃口。他将小说稿重新装进了大信封，夹在《金蔷薇》中间，然后连同《金蔷薇》在内的这一摞书，抱到他的十平方米去。
这时候上班铃响了。杨岸乡拉好房门，上班去了。
这天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杨岸乡拿起了这篇小说稿。一拿起稿子，就放不下了，小说稿不长，他一口气读完了它。
最后一支歌
·花子·
“六一”儿童节这天，我坐在电影院里，同孩子们一起看一个儿童故事片。孩子们的欢笑声，像一股股热浪，包围着我，冲击着我。也许是岁数大了，我并不像孩子们那样，为银幕上的情节所感染、激动、不安。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在想什么。偏偏在这时，我听到了一支歌，影片中的一支插曲。
“啊，是她唱的！”
我的心陡然收缩了。嗓子哽咽了，好像卡了一块鱼骨。我终于悄悄离开了电影院，我实在不愿意把我这不正常的情绪传染给欢乐幸福的孩子们。
六月的天空，晴朗无云。街上仍然是一群群穿着新衣服的孩子们。我独自走着，只觉得千头万绪，百感交集。我并不老，才二十六岁，可却像老人似的，已经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了。
我想起了我的儿童节，时间过得好快，那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
那一天，好像全世界的大人都在为我们忙碌。那真是欢乐幸福的日子，用了孩童的无限盼望，焦躁和等待。我们联欢，演节目，跳舞唱歌，接受同学、老师、父母、亲人的礼物。
就在这一天的一个全市儿童的大联欢上，我认识了她。
随着报幕员的下场，她走出来了，带着喜人的微笑。
她一张嘴，那歌声像一股清泉，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柔和而轻巧，一直流入每个听众的心房。
我被感动了，我们全体儿童都被感动了。
她感到了那歌声的力量。用她又喜又怯的眼神，回敬着观众。两片红红的嘴唇，一张一合，那带着神奇力量的歌词，便轻轻地迸发出来。
“小河小河你慢点流，让我洗洗脸让我梳梳头……”
她的头轻轻点着，无限娇柔又无限自豪。那曲调一经她清脆的、甜蜜的嗓音熔炼，就像一匹训练有素的小马，潇洒自如地或信步河边，或飞腾高山。
我发誓我从未听过这样美的歌。我不喜欢上音乐课，因为我总是把7唱成i。可今天，这音乐使我痴迷了。我只感到眼前、四周，有无数条五彩缤纷的彩带，在飞舞，在盘旋。那一停一顿，一起一落，把我的心完全激荡起来。我哭了，不是喜不是悲，完全是那神奇歌声的力量。它使我欢喜若狂，激情澎湃！
歌声像旋风似的转得又急又高后，便戛然而止了。我呆呆地忘了鼓掌，儿童的心里，仿佛第一次体验到若有所失的空虚之感。我又发疯似的鼓起掌来，我希望她再唱下去，一支、两支、一百支……不要中断，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这朝霞色或玫瑰色的歌声永远陪伴着我，不要有须臾的离开。
她又回来谢幕了，太阳似的带着一身光辉。听众的热烈的掌声，使她兴奋得涨红了脸。那双聪明秀敏的长眼，弯曲地笑着。她穿着肩膀上带有宽带的红裙子。雪白的白衬衫，像只蝴蝶似的，飞来又飞走了；热浪将她的红裙子的腰身以下部分，鼓成一个椭圆。
当报幕员开始报下一个节目时，我当时真是气愤万分。我拼命地鼓着掌，希望掌声能挽留住她。但她还是退到幕后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这个电影插曲的演唱者。
从此，我对唱歌有了一种疯狂的爱好。对小歌手的崇拜，高涨到一种吓人的程度。当家里人评论起歌唱家时，我便向他们庄严宣告，如果谁不承认她是中国的第一流歌唱家，便一辈子也不同她说话了。
这是我见到她的第一面。
为了纪念这一次见面，这一年的夏令营，我采集了一个最美丽最漂亮的蝴蝶标本，偷偷地夹进书里。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只蝴蝶是为谁采集的，为什么事采集的。
五年后，我又见到了她。
那时，我在陕北插队。在一次全公社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押着十个犯人，九男一女。当那引人注目的女犯抬起头来时……我不能不停顿一下。我实在不愿意这个在我心中，同样也在读者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的小姑娘，变成台上戴着手铐的罪犯。
可是，生活是真实的，它不容我用这支笔写下皆大欢喜的结果。她也许应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歌唱家，可是，应该是应该，生活是生活。那个平日用做演戏放电影的土台--台上的罪犯确确实实是她。她与小时无多大变化，因此使我仍能一眼认出。
她似乎变得更漂亮了。一双大眼，两道细长浓黑的眉。脸是苍白的。九个粗俗龌龊的男犯都垂着头。独有她，高高地、骄傲地，昂起她那美丽的公主般的头。
陕北的老乡多是善良心软的。他们啧啧为这年轻漂亮的姑娘惋惜，有人还在为她掐手指头，计算刑满后的岁数，以及预测她将来的生活。
我震惊而又万分不解，心头好似被清冷、尖硬的巨石，重重压迫着。我木木地望着她，望着她的眼睛。小时候那温柔、善良、喜人的光不见了，只剩下那与她相貌、年龄不符的一种敌视，厌恶，甚至还带着狼一样凶恶的光。
她被宣判为盗窃犯，判五年徒刑。
这一天，对我真是个刺激。我的心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像委屈，又不像，像她出卖了我的童年，又像我出卖了她的童年，总之，百感交集，难以名状。当时，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够为她做，我只是格外小心地保护着我心中她那童年的美好形象，不去看她，也不去想她，我能为她做的仅仅这一点。
然而，我还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打问了她详细的情况。
据说，她有个很美满的家庭，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只这么一个女儿，视若掌上明珠。家中并不缺乏物质享受。
可是，她竟偷起东西来了，从北京偷到陕北，简直成了偷窃狂，见什么偷什么。
在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她的家里住上了新的人家，没有家了，于是回到火车上。她是在火车上过年的，随后，便在火车上流浪。
细想起来，她如此这般也是有原因的，在那个给全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痛苦的时期，她的家庭也未能幸免。平和、温暖的家突然被破坏了，父母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因为受不了那非人的待遇，他们丢下了十五岁的女儿，双双自杀。人人都歧视她，骂她“狗崽子”。
假如她身边再有一个亲人，一个以诚相待、相爱的亲人，她也许不会走上这条路。但她什么亲人也没有了。十五岁的年龄，正是心中盛开着花朵的年龄，突然遭到这样的厄运，社会的全部压力向她压来。在温柔富贵中长大的她，承受不了这突然的变故；结识了社会上的坏人，带着对整个社会的抵触情绪，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她的这一切，只引起我一阵长久的深思和感慨，一种受伤的感觉，就过去了。我也再没有深究此事的心境了。
可有时候，有些事情，正如人们开玩笑说的，有一种“缘分”。大概正是这种缘分，使我们又第三次见面了。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我到一个生产队搞一份“四人帮”破坏农村经济的材料。一天傍晚，在一群收工的婆姨中，一个一闪而过的面孔，那样特殊的面孔，使我不由得多看了一眼。
“是她！”
这相遇，令我又惊又慌。我不由自主地跟在她后面，默默走了一程。按时间计算，她应该是刑满释放后的第三年了；看身材体态，她大概结婚了，将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长久地居住下来。
天渐渐地黑了，四周迷迷茫茫。一行雁在空中匆匆飞去。我在原地打着转转，不知该到哪里去。
我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顺着她的行踪，来到她的门口，推开了窑洞的柳木门。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冒昧造访，我的心有些慌。我不知是因为我过去爱过她、崇拜过她的一种慌，还是因为对于那曾经戴过手铐由此而生的戒心和厌恶所引起的慌。
她正在灶火口做饭，那火光照亮了她的脸。
她老了，眼角是缕缕鱼尾皱纹，脸是农村人的那种罴红，眼睛仍很大。只要看到这一双眼睛，便会明白那一切，它告诉你，她生活过、经历过、痛苦过。
我笨拙地用一个谎言，掩饰了我唐突的来访后，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她用一口道地的陕北话跟我聊天。这表明，不管你知不知道她的经历，她是绝不想同你谈到北京及过去了。
她结婚了，丈夫是个老实可靠的庄稼人。有一个女儿，刚刚满两岁，叫延延。
我很想同她挑明，从“六一”儿童节讲起，从那个“小河小河你慢慢地流”讲起，从那身白衬衣和红襻带裙讲起，从我至今还夹在书页中、用做书签的蝴蝶讲起，我想问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她脸上的皱纹，是否因那痛苦的经历造成，她的嗓子还能不能唱歌，自从那个公审大会以后，她是否回过从小长大的故乡北京。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提北京，不在我这个北京老乡面前叙叙乡音。难道，是因为她生活在陕北，这生活给了她新的内容，而忘掉了北京吗？难道是因为那伤害了她及全家的事发生在北京，而恼恨北京吗？还是因为，正是因为深深悔恨了自己的过去，而把那犯罪的过去，永远地埋藏起来了呢？
我真是无从判定。
我坐了很久，直到见到她的丈夫和女儿，一前一后地从野外归来。--我又见到了小时候的她--她长得跟母亲小时候像极了。我忘乎所以地抱起了延延，突然说了句也许永远不该说的话。我逗着她那咿咿呀呀的小嘴说：“延延，你也会唱那‘小河小河你慢慢地流，让我洗洗脸，让我梳梳头’吗？”说完，我自己不由得唱起来。
当然，我仍然把7唱成i。
她惊愕了，用一种猛然受到惊吓的眼神望着我。突然，脸上又闪出一道光，那被童年生活照亮的光。猛地，她扔下手中的面盆，趴在炕上，“哇”的一声哭了。
那内心被鞭笞的疼痛，胜过一切皮肉的痛苦。
第二天，我一早准备离开这里。她抱着延延在路口等我。她显然一夜未睡，眼眶发青，面容有些憔悴。她像对恩人一样地感激我，感激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记得起她童年的人。她说，她过去像鸟儿一样欢乐的时候，很爱唱歌，后来就再不唱了，不过，如果我不嫌弃，她很想为我唱一支。她说：“这算是最后一支歌吧！”
她是再不能唱“小河小河你慢慢地流”了。
她唱的是另外的一支，声音很小，只刚够我一人听清。过去一切声音的美妙都消失了。我只被那挠人肺腑的词调弄得心神不安。
“时光像流水，生命匆匆归，那旧日的苦难，但愿永不复回……”
是的，时光像流水，那失去的时间，或许还可以在加倍努力的奋斗中，获得补偿，那失去的生命，又如何能挽回呢？
我们虽无她那样的恼恨，可是，我们不也曾因轻视知识，而无为地消磨了时光吗？我们不也为错误的真理而盲目过和狂热过吗？我们如今，不也为仍没有一项专业特长而苦恼吗？我们不也多少沾染了那个时代的痕迹吗？也许，正因为我们经历了，所以，我们才更加奋发，更要追求，更需让生命放光。
让旧日的一切，随着她那一支歌，永远地埋葬吧，永远地消逝吧！让那些害了她以及整整一代人的“四人帮”时代，永远地一去不复返吧！假如那失去的生命还有灵魂，还能说话的话，这便是它的呼声。
不论青年，不论老年，不论幼儿，不论妇妪，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有信心，开始我们崇高而有意义的新生活。
杨岸乡认真地读完了它。在阅读的途中，他将头深深地埋进纸里了。他在阅读中体验到了一种快感的痛苦。“悲剧不是不幸，麻木才是不幸。”--“悲剧可以使人变得崇高。”--“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阅读的途中，这些不知道是杨岸乡自己独立思考的话还是先他就有的经典作家已经说过的话，一直嗡嗡地在他耳畔回响。在阅读的途中，他好像听到一位远方的姊妹在向他呼唤，侃侃而谈，呼唤一种心灵的理解；于是他明白了，在世界上，在世世代代走不完的漫长的道路上，大家都在走着，他有他的同类。
也许，当第一个猴子直起身子，走出森林的那一刻起，一种渴望表现的痛苦，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孤独感，便伴随着人类迢遥的行程。人生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随着人类思维向深度和广度的延伸，随着人对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知之渐多，这种痛苦便愈加强烈。只有白痴是幸福的，幸福得如同那尚未直起身子的猴子一样。对于人类来说，第一个猴子走出森林，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真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
当我们以释然的宽容的态度回溯那隐现于远处的人类的昨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类为了超越自己、实现自己、释放自身能量而进行的苦苦挣扎，我们听到了英国哲学家培根那“万物不达其位，则狂奔突撞，既达其位，则沉静自安”的话。目光浅近的人看不见这些，他们将压制人才的责任归咎于时代，他们忘记了司马迁在《贾谊论》中所发的感慨，他们忘记了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说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些话。其实，任何时代都埋没人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人类最大的不幸和痛苦，也许就在于它不能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最充分地完成自己。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实现的时候，每个人的个性才能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便成为理想社会到来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后一支歌》的作者是稚嫩的，她过多地把责任归咎于时代，而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她又考虑得太简单和太单纯，以为从此将永远阳光灿烂，人生从此将又可以洒脱地信步河边或飞腾高山。她的阅历还太浅，她还不懂得“我们必须学会哭泣，也许，那就是最高的智慧”这句话。她的那些稚嫩的想法表现在小说的那些议论和插叙中，而从艺术的角度讲，这些议论和插叙也削弱了情节所带来的悲剧力量，使这个悲剧性题材变得浮浅和缺少纵深感，或者说，反而限制和缩小了它的主题。
但是除了上边那些瑕疵之外，读完全篇，杨岸乡还是被深深感动了。那个带几分奇异色彩的悲剧故事，那感伤的和沉思的气氛，那叙事语言的简洁、准确、生动，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作品联想到作者，他想这位“花子”，是一位有思想、有独立思考的人。她肯定是北京知青，如果不是北京知青，她对主人公的把握，是不可能那么准确的，她对那一段的时代气氛以及插队前后的许多现象，也不可能在选择细节时那么简洁和准确。
由此，他联想到了他在交口河小吃店里遇到的那位。他记起了她的“门”字形的头发，和酷似他的粗纤维工作服的那一身服饰，以及她和那个讨吃的小姑娘之间，发生的故事。他想，那件故事，该又是一篇小说题材了。同样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样地是悲剧题材。
所有的这些夭折在路途中的天才，所有的这样催人泪下的故事，它们之所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来打搅杨岸乡，是不是这是大自然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也许，我们的主人公将要勇敢地走出高原了，他吸收了这么多人给他提供的养料，他仿佛像非洲原野上那些大嚼腐肉的野狮一样，那些倒毙在路旁的先行者就是他的食物，他正在变得日益强壮。这些人中有他的光荣的父亲，他的饱经磨难的姑姑，有那个剪纸的小精灵，还有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寄给他，让他为之动情的那个小歌手的故事。当然，在谈论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最后一支歌》的作者，正是她，正是神秘的她，摇醒了这座沉睡的生命钟，诱引他、强使他、鼓励他勇敢地走出高原，带着陕北人代代那湮灭在路途中的梦想。
杨岸乡看完了小说，他翻到了最后一页，他的热泪滴在了业已合住的小说稿的背页上。
“这篇小说是为我写的！”说完，他像扔掉一把火一样，将这篇小说扔到了床上。
很久很久，他才从小说所描绘的那种感伤气氛中脱身出来。他仿佛觉得无意之中踏入了冬天的大门，领略了刺骨的寒风和飘飞的雪花。为了使自己的情绪回转过来，他推开门，走了出来。
秋高气爽，繁星满天，正是一年中陕北高原最美好的季节。农人们把这个季节叫“陕北八月天”。空气中飘来一阵阵成熟的糜谷的浓烈的香味。厂区的那排高大的白杨树的叶片，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斑斓无比。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从东山的顶巅正缓慢地升起来，远远望去，像停在东山之巅的一个发亮的大车轮子。星星渐渐地减弱了，收敛了光芒，让位于冉冉升起的月亮。月色很白，很亮，它安详地照在大地上，将它的光芒毫不吝啬地施予力所能及的地方。整个世界因为这中秋月的出现，仿佛像俄罗斯作家笔下那种“白夜”式的情景。
“我把它投出去！”他对自己说。他不忍心看着这样的东西被大蒸锅吞掉，就像不忍心看着那些好书被大蒸锅吞掉一样。那些好书即便被吞掉了，还有别的版本在世上流传，这篇手稿如果没有了，就永远地没有了，谁也不会知道那个凄清而奇异的故事了。
想到这里，杨岸乡感到一种后怕。如果那天他撒一下懒，或者在翻寻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篇手稿，那它就算是彻底地消失了，那也许会是文坛的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想到这里，他又对那个如此不慎重地处理自己作品的陌生人，感到愤慨了。“她在糟塌自己，”他想，“在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变故，促使她将这些珍贵的书籍，这篇还没有变成铅字的手稿，送到了废品收购站。”
主意拿定，他就开始想往哪里投好。
根据当年的经验，他最后选定了黄浦江畔那座城市，那里有一个青年文学刊物。当年，杨岸乡在大学就读的时候，曾在那家刊物上发过稿子。
还应该有个寄信人的地址，可是，“花子”在哪里呢？他苦笑了一声。
他将那只随手稿一起来的信封看了看。信封上空空如也，没有一个汉字。他推测，作者在将那决定命运的第一页重抄之后，又装进信封里，也许是想寄出去的，可是，怎么说呢？什么事促使她改变了主意。
他连夜将小说封好，第二天就寄走了。他用的是交口河造纸厂的公用信封。
他本想附上一封信去，后来又取消了这个想法。原因是不知道那边选稿的编辑是什么脾气。如果信中的口气大一点，摆出个名家的样子，结果有可能造成编辑的反感；如果摆出一副学生的样子，开口闭口赐教字样，结果又可能使编辑看轻自己。所以最好什么也不说，听天由命吧，这样反而能给编辑造成一种神秘感。这也是杨岸乡昔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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