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顶上站立的确实是杨岸乡，我们的小说中走失了的人物。那么，这些年来，他是怎样度过的，他又是如何流落到这交口河的呢？记得，上次我们分手的时候，是在几乎三十年以前，是在肤施城那有着该城唯一的小楼的边区交际处，记得，他当时似乎要到保育院去，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曾经向他深情地祝福。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切，恍惚昨日。
杨岸乡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大西北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随后留校任教。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了。他的文学活动是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的，当时，他在《肤施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作。那时候，他爱好语文课，对他来说，每堂语文课都不啻是一个节日。他就要上大学时，级任语文老师像哥哥一样搂着他的肩膀，用一种异样的声音说：“飞翔吧，年轻的鹰，送你两句老掉牙的古语吧：海是龙世界，天作鹤家乡！”在大学校园，他同样是老师和同学们的宠儿，大家都以惊讶的目光，注视着他的才华，并且预言着他的无限的前程。
从保育院开始，他就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中，他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前半部分，都可以说是在欢乐和幸福中度过的。作为一名烈士的子弟，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他的衣食由政府供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冬天有棉，夏天有单，他的家庭背景更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谁会怀疑一个六岁半时就被送进保育院的孤儿的身世呢？杨作新早就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这种环境自然有助于他的艺术天性的发展，同样的，这种环境也令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虚幻的优越感。因此，当风暴骤然而降时，他目瞪口呆，他几乎一下子被打垮。
事情是从他任教时开始的，当时，他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且在填写履历表时，理所当然地出现了“杨作新”这个名字。他当时是如何填写的，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总之，组织在审查履历表时，发现了这个疑点。即使履历表上并无疑点，外调也是当时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于是，组织派人来到肤施城外调。接着，就发现了杨作新之死的一系列疑点，其实，只要提出杨作新是自杀的这一条就够了，因为按照党内不成文的规定，自杀的人，通常以叛徒论处，更何况杨作新是死在自己人监狱里的。时过境迁，当年的情形，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了，这样的一个人的儿子是怎么混入保育院的，也没人能说清了。于是，杨岸乡入党这件事，被搁置下来，而他也因隐瞒家庭出身，被悄悄地打入另册。至于他，还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只是觉得入党申请书早就填了，却迟迟不批，似乎有些蹊跷，有些不对头，至于如何蹊跷、如何不对头，他也自恃根基深厚，懒得去问。
他至今也不明白，自己是怎样碰撞了生活，或者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生活终于找见了这个早就不应该继续逍遥的他。那时，他按照天性所指引的方向，正无忧无虑地发展着，在为自己未来的艺术帝国奠基着最初的基石。他那时候多么年轻呀！在他眼里，花儿不是在春天，而是一年四季都轻快而热烈地开放着。星星每夜每夜，都透过窗帘那个缝隙，向他羞涩地微笑。他从一片树叶的抖动中体味到了诗歌的韵律，他从一座桥梁的建造中通晓了小说的框架，他从山峰的突兀中明白了将艺术的某一特征穷尽到极端才有可能在这条长廊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从田野上眩晕般的太阳和两行通往远处的树木身上感受到了和谐这个概念，而学校围墙的墙柱和墙壁则教会了他什么叫规则和节制。举例说吧，他不懂得音乐，但是他的一篇音乐评论却使省城的一位权威慑服，那权威发誓说这是一位有着五十年音乐素养的人写的，它的作者一定是个名家的化名，后来，当杨岸乡站在他面前时，权威吃了一惊，眼镜差点从鼻梁上掉下来。
在这期间，他还曾经与诗人郭小川通信。在研究了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以后，他指出，这首叙事长诗的发表是由于受了前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它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几乎同时发表的，诗人从虚泛的政治抒情转入对人类命运的热情关注，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他高出他周围的许多人。接着，他又发现，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郭小川曾两度访苏，一次是作为作家，一次是作为政府官员。他把自己的这些见解都告诉了诗人，并且在一份文艺研究之类的杂志上撰文说：“假如任何小说家都必须站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上描写人生的话，那么任何诗人也必须站在哥白尼地动学说上歌颂日月山川。代替‘太阳西沉’而说‘地球旋转几度几分’，恐怕并不总是优美的。”
这话当时给他带来了喝彩，过后又给他带来了灾难。不过，当有关方面最后为他“定性”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话是一个叫芥川龙之介的日本人说的。当然是杨岸乡抄袭芥川，而不是芥川抄袭杨岸乡，因为芥川半个世纪以前已成古人。这样，杨岸乡的罪名就明显地减轻了，只要他承认是抄袭。但是，当办案人员向他指明这一点时，杨岸乡矢口否认，办案的终于明白，五十年前一个外国作家的灵魂，附在一个中国青年的身上了，于是不再怀疑，量度给刑，秉公办事。这是一九六六年的事。
到了一九六九年，肤施城，在一个叫交口河的地方办了一家造纸厂。造纸厂正在筹备，恰好从遥远的边疆地区，一纸公函，介绍回来一位刑满就业人员，这个人名字叫杨岸乡，当时的年龄是三十四岁。
这家工厂之所以建在交口河，是由于交口河的水质，有别于陕北高原的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的水流，或浑或浊，唯独这里，河水十分清澈。一条小河，可以提供足够的工业用水，又可以将废水，排放到河道里来，不致造成污染。这里的缺点是距肤施城较远，交通也不方便，所以愿意去那里的人并不多，而这个杨岸乡，总得给他有个安排的地方，于是，便被分配到交口河造纸厂，充个人数去了。
这家造纸厂，它的准确的称呼应当叫废纸再生厂。每天每天，从远远近近的盘陀路上，汽车、拖拉机、人力车，一批一批地将那些旧书废纸拉到这里，一些日子后，它们便变成洁白的纸张，重新投放于社会了。个别的纸张被利用以后，也许将会进入永恒状态，起码来说是要持久一点吧，大量的纸张还会匆匆忙忙地回到这里，再来一次大循环。这就是废纸再生厂的作用，说一句调皮的话，当代作家如果知道他们的近旁还有这样一个铁面无私的所在，知道当他们本人还健康地活着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却要接受一次地狱的考验，那么，他们的下笔就会慎重得多了，他们的菜园子里再不敢开放着谎花（谎花：一种颜色妍丽，但是不结果的花，或称雄花。）了。
进行着这项残忍的工作的是一只大蒸锅。说是锅，其实是一个圆铁球，内芯是空的，像地球仪一样高悬半空。它工作时，半肚子是热气，半肚子是废纸，它缓慢而有节奏地旋转着，一锅完了，再吃一锅。
杨岸乡上班了。他就是往这个大铁锅里填书的操作工。那时，“文革”大约还没有结束，各式各样抄来的、收来的、扫四旧扫来的书籍，纷纷被送到这里，回炉再造。也许，处理这些“文革”中的战利品，就是这家造纸厂应运而生的最初的原因吧。
我们看见，杨岸乡穿上了当时流行的那种蓝灰色粗纤维的工作服，最初一段，大约还有一些别扭，但很快地工作服洗过两水之后，就适应了，工作服就贴身了。经历了那一场劫难之后，杨岸乡已经彻底垮了下来，他的灰白的眼珠常常久久地望着一个地方，令人惊骇。他彻底和他的文学梦告别了，那是一件多么遥远和可笑的事情呀！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情打扰，他将在陕北这块生身热土上，走完他生命的后半程，最后，在一块平庸的山坡或山峁上，用曾经反复使用过的、曾经葬埋过他的先辈们的一抔黄土，遮住自己伤痕累累的身子。
让我们说一说杨岸乡在厂里的情况。
杨岸乡的工作，平心而论，是全厂最优秀的。多少年来，他一个人实际上默默地承担着几个人的工作。最初，厂领导对他是满意的，因为这是一个靠得住的劳动力。但是时隔不久，厂领导对他不满意起来，他们觉得，能将这样一个人收留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恩赐的味道，所以，他应当做牛做马来报答才对，他的勤勉只是他的本分。他们对杨岸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杨岸乡却冥顽不化，距离他们的要求差之甚远。其实，这些要求也很简单，属于合理范围，例如，公共场合，能递上一支烟来；买饭的时候，主动将领导让在前边；在厂区相遇时，主动打招呼；领导讲话的时候，在鼓掌结束之后，最后一个停止，并且两手摩挲，做出兴犹未尽、深受感动的样子。是的，这些要求是不过分的，杨岸乡在经历了以后的漫长道路时，将会发现这是作为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占据三尺地面所必须付出的起码的东西，一个人立身的常识，他所遇到的实际上是些不错的好人。可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杨岸乡做不到这一点。第一，他不抽烟。第二，他一见领导就紧张起来，紧张的结果表现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不是谦卑地一笑，不是说几句谁也碰不着的官话，而是马上像斗架的公鸡一样挺直发红的胸脯和脖子，让领导顿生疑窦，埋下头来思谋半天。第三，他爱面子。我们可以设想，那些爱面子的人一般都有着一种极其强烈的自卑感，这自卑感与脆弱的易于伤害的自尊心互为补充，他们也许在某一次打招呼时没有得到相应的反应，于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愈加自卑了，他们在下一次与你相遇时会用缄默来维护自己那一点可怜的尊严。第四，他萎靡不振，衣着邋遢，头发永远干燥和零乱地在头顶上笼罩着，特别是最后几年，读者已经知道，他身上散发着一种老鼠的味道。他还在一个人沉思冥想的时候，眼睛毫无内容地盯在一个地方，神经质地傻笑。这些，自然令人生厌。更有甚者，在放逐农场的日子，他的白眼仁不知为什么多起来，并且常常放出一种狂乱的光。中国有两句不算太老的成语，一句叫“青眼相看”（或者说“垂青”），一句叫“白眼相看”（或者叫“翻白眼”），看来，杨岸乡之于人类，是必须彻底地“白眼相看”了，这样，他怎么会使别人感到舒服。庆幸的是，杨岸乡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他这个人的弱点，因为他只是在学校里照过镜子，到了造纸厂后，不知是把人类这个发明忘了，还是羞于照它。
进厂三年之后，杨岸乡的模型便这样造就了。领导含蓄地提醒过几次，见他并不理会，也就明白这个人生性愚钝，不可救药，永远成不了先进分子，于是也就听之任之了。
不过，有时闲来无事，翻腾起其人的档案，见其当年聪慧如斯，便摇摇头，表示不可理解，疑心是把别人的档案错装给他了。
不可理解归不可理解，杨岸乡的工作，却经过几次调整，更重起来。领导知道他是不会吱声，除非他某一天病倒了不再爬起来。
领导加重杨岸乡的工作，也是出于迫不得已。杨岸乡的同事，一个活跃而愉快的长腿小伙子，与领导的女儿爱恋了，爱恋的结果是得到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小伙子走后，一时人不凑手，领导也不愿意声张，小伙子的工作，就交给杨岸乡了。另一个同事是个女的，不知为什么，她经常往城里医院的妇产科跑，满年四季，班上难得见她几次泛白的脸，于是她的工作便也就由杨岸乡代劳。这道绳索，是杨岸乡与那位女同事的事，双方人情，于领导无涉。
开始，大家以为杨岸乡从姑娘身上得到了什么好处，于是对这个老青年，不免又生出几分下看。准确地说，下看的只是一部分人，另部分人呢，却不知为什么，对他倒生出敬意来，上班下班，杨岸乡倒听到几声招呼。这种局面没有能维持多久，有一次，那领导酒后失言，说这姑娘虽然平时文文雅雅，木木讷讷，脱起裤子来却特别快。这样，杨岸乡得以解脱。社会真是奇奇怪怪，事情水落石出之后，那些原来下看他的，又恢复了对他原来的看法，而那些产生过莫名其妙的敬意的，则收回了他们滥施的敬意。这样，我们知道，可怜的人儿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杨岸乡倒不觉得可怜，亦不觉得耻辱，他生活得那样平静，平静得像一个只知道低头拉套的哑巴牲口一样。他勤勉地工作着，以自己的劳动，领取这六类地区的每月三十七元五角的工资。他从工资中，每月拿出十元，寄给吴儿堡的姑姑杨蛾子，其余的钱便存起来。他生活中省吃俭用，每月的花销只半筒牙膏，和九元的生活费，洗衣粉、肥皂以及工作服之类，有劳保解决。如果有奢侈的话，他的奢侈在下面一点：工厂食堂的伙食有点差，有时，他也去交口河那个小吃店里，吃上一顿高粱面饸饹羊腥汤，调剂调剂生活，但是绝不花工资中的钱，他去吃饭，是每月的加班费加上一点奖金，杨岸乡觉得，这些钱是额外的收入，花起来不心疼。
是的，如果没有后来那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杨岸乡也许将在这偏僻的工厂里，活完他的一世。不久以后，当钱攒到一定数目之后，他会在工厂里，或者工厂附近的农村里，找一个姑娘或者寡妇，生一个或者一群孩子，他将像所有那些在他之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高原后裔一样，在麻木和沉默中被唢呐领上山去。
就在那个气质高贵、头发剪成“门”字形的北京姑娘，和杨岸乡相遇之前，我们的杨岸乡，正在他的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与一只老鼠，在展开一场人鼠大战。到了那个时节，他的人鼠大战，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三个年头，难怪丹华嗅见了，他的身上，有一股老鼠的味道。
三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只母鼠，贸然地闯进了杨岸乡的房间。它是感到了外边的寒冷，还是来这里寻觅食物的，或者是感觉到了风景这边独好，不知道！老鼠也要生存，这是能够理解的事情。按照一般规律，买两包老鼠药，或者借来一件捕鼠器械，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杨岸乡不，他几次上班走时，都敞开了房门，请先生上路，可到了晚上，房子里依旧有吱吱的叫声。也许，如前所说，老鼠感到风景这边独好，不愿离去；或者，它已离去，奈何又饥又寒，便又在杨岸乡下班前，返身回来了。杨岸乡这下动了气，从此将一应食物全部锁好，先绝了老鼠的生计，又每次出门入门，务必顺手将门带上。前面提到，这是一只母鼠。它每月发情一次，情欲亢奋，难觅同类，便以爪挠门，痛苦不已，而我们的杨岸乡，高枕而眠，并不理会。那老鼠吃食，也十分可怜，只是将些旧的纸张，翻来覆去咀嚼，以维系生命。
这样，杨岸乡与鼠类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意志战。他想通过这件事证明自己还是一个高级动物。尽管生活已经一塌糊涂了，没有了理想，没有了灵性，没有了尊严，不久，死气沉沉的暮年就会到来，埋葬他父亲的浮土又会盖到他的身上。“我还是有一点意志力的，这就是一个高级动物与低级动物的基本的区别。”他说。当然，为了这项不为人知的证明，他也付出了代价。工厂旁边的村子里，有许多待嫁的老姑娘，她们的择偶条件低得令人顿起怜悯之心，她们以找一个公家人作为自己孜孜而求的目标和归宿，可是，她们没有一个肯委身嫁给这个据说是大学生的人。“他不光怪，而且，身上有一股老鼠的味道。”姑娘们捂着自己的鼻孔说。
正是在这个时候，丹华突然闯入了杨岸乡死气沉沉的生活，并且给这单调的风景，强刺激般地带来了一丝亮色。
那天事有凑巧，杨岸乡恰好领到了这个月的加班奖金，于是他顺着公路，步行二里，来到了这家经常光顾的小吃店。那时他已经吃完饭了，他正静静地坐在窑掌，回味着羊肉的膻味和辣椒、花椒的麻辣味，吧嗒着嘴巴，像反刍的老牛一样。他抬了几下身子，但是没有走，对他来说，生活的节奏是缓慢的，唯其缓慢，才具有了耐力，在这一点他也适宜用牛来打比方--一条慢吞吞的拉车的老牛。这时候，我们知道，那位北京知青姑娘走进来了。
她的“门”字形的发型引起了他的注意，并且引起了他的遐想。那光滑而整齐的头发像一只门帘一样吊在两颊之间，上面齐着眉头，整齐地剪成一横；下边，头发的梢儿，稍稍向前翘着，仿佛古老建筑风格那种高挑的屋檐。这种头型类似大革命时期，闹红的妇女们剪成的那种“短帽盖”，也就是陕北民歌中“头发剪成短帽盖，像个交通员”那样的短帽盖，只是短帽盖要短一些，只齐耳根，下垂的头发，是笔直的和驯服的，没有这种充满挑衅色彩的翘角。
丹华背对着他坐着，只留给他一个背影，这就给他造成了仔细观察她的头发的机会。他从这种发型上想到了他的姑姑杨蛾子，时至今日，杨蛾子还留着那种“短帽盖”。杨岸乡觉得眼前的这个姑娘，和他的姑姑有些相似，除了同样相似的发型外，还有她那旁若无人，不为尘世所扰的气质，还有那白净而明朗的前额，只是她们的年龄，自然相差得太远，而且，姑姑那初看白皙的面庞，细细一瞅，便可以看见那布满面庞的密密麻麻的细碎的皱纹。
他同时也听到了丹华的声音，从那清脆的韵味十足的卷舌音中，他知道这是一位北京知青，也是在他回到陕北高原的几乎同时，他们来到这里的，当然他是回乡，他们是插队。那纯正的北京口音十分悦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姑娘用女中音道出，仿佛歌唱一样；声音除了悦耳，还有一种宁静的成分，它足以使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在这一刻感到一种慰藉和心旷神怡。
也许，丹华只叫了一声“服务员”，只说了几句在这种场合大家都会说的再普通不过的几句话，便引起杨岸乡那么多的遐想，并且，将置身事外的我们也牵扯进去了。不过，声音确实是一种奇妙的东西，那些情侣在漆黑的夜晚，像两只落在枝头的小鸟一样唧唧喳喳、喋喋不休，乐此不疲一直到夜半更深，你可以想见他们的沟通与传递物--声音的伟大了。美国作家欧·亨利借助他小说中的一位人物，这样来谈论声音--“我把它当做一个有千万根弦的竖琴那样运用自如……我用我的声音来体现诗歌、艺术、传奇、花朵和阳光。”
随后那个唱着歌儿的小精灵进了这孔窑洞。和杨岸乡一样，最近一段时间，她也是这家小吃店的常客，只是取得这五角钱一碗的高粱面饸饹羊腥汤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用钱，后者是用尊严。
小精灵没有来打搅杨岸乡，她知道杨岸乡不会给她，即使给一点，也不会太慷慨，于是她选择了门口坐着的那位阿姨。这样，我们知道了，她提供给了杨岸乡与那北京姑娘搭讪的机会。尽管杨岸乡的声音，干燥，嘶哑，一点也不动听，就像他那因为缺少必要的血液滋润，而显得零乱和干燥的头发一样，但是他总算发表了他的声音。
“你连这个都不明白吗？她是讨吃的，她在等待着你的残茶剩饭！”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讨吃的就是乞丐。”
说完这句话后，他期待着，丹华能接住这个话茬，和他搭话。他也正饥渴着，和那个小精灵同样饥渴，不过对于杨岸乡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饥渴。他渴望与人交流感情，他渴望有人能够注意到躲在一个角落的渺小的卑微的他，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没有更多的奢望，他仅仅是希望她能和他交谈两句，像问那个小精灵那样，也问问他的身世；如果连答话的这种可能都没有的话，那么，她能够望他一眼，以友善的平等的人类之于人类的眼光看他一眼，在看的同时，眼睛顺便说：“这男人多么忧郁呀，多么痛苦呀，他一定有许多不平凡的事情！”仅仅有这一点，杨岸乡就满足了，他将长期地沐浴在她的目光下。
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丹华没有搭茬，也几乎没有真正地去看他一眼。她关闭了通往这一条道路的通道。她一向就鄙夷男人，何况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男人也值得她鄙夷，乖巧伶俐的丹华，从她那频频翕动的鼻孔上，我们已分明看到，她已经准确无误地闻出了什么气味，而且，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为丹华着想，那么，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在这个孤寂的小店里，坐在窑掌里的这个男人也确实使她有些害怕。
不管怎么说，生活不算是太吝啬的，它使这两个将来要发生联系的人，在丹华就要离开陕北的日子，终于有缘一晤，尽管是在这样寒碜的地方、这样尴尬的情况下晤面的，但是下一次见面时，他们都有资格称对方是“故人”了。
此刻的丹华，思维仅仅在杨岸乡身上，停留了片刻，便迅速地转移到那个小精灵身上了。因为那个小精灵，已经猛烈地开始胡吃海喝。
杨岸乡当然也注意到了她，并且明白像这样的吃法、这样的饭食，她的胃一定会承受不了的。但是他没有阻挡她，他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天意，他从心眼儿里可怜她，看到她沉醉在自己那饕餮的快乐中时，他不忍心将她从梦中唤醒，不愿夺取她苦难生活中一次难能可贵的快乐，特别是当他听到她说出“宁做撑死鬼，不做饿死鬼”这句话时，更彻底打消了前去劝阻的念头。
小姑娘终于腆着肚子，走了；随后，这个气质高贵的姑娘，在整理了一下自己后，也离开了。
杨岸乡殷切地期望着，期望她在身影闪出门坎的那一刻，能回过来，仅仅是出于礼节，出于曾经对共同在一间窑洞里就餐的同类的一点尊重，回过头来，瞧他一眼。但是姑娘没有回头，好像忘记了窑洞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似的，这使杨岸乡深深地失望，这使杨岸乡刚刚产生的一点愿望，死水中的一点微澜，又沉寂了下去。作为他，他是没有力气打招呼的，他曾经试着张了张嘴，结果他发现自己在这一刻患了失语症。
姑娘走了，现在这家小吃店里，凄凉如同坟场。小吃店里只剩下杨岸乡一个人，还有那些平日已经稔熟的常客--嗡嗡作响的苍蝇。他把头沉重地低下来，萎缩身子，在饭桌上趴了一会儿，后来，开了饭钱，离开了这孔窑洞。
他没有望那洒满阳光的山坡，虽然他明白，那姑娘迈动两条长腿，攀登山路的样子，一定很美，那斑斓的辉煌的阳光洒在她身上的样子一定很美，但是他没有去看。他明白，相逢已经结束，现在，他得赶快地恢复自己，让思维重新进入迟钝，以便继续跋涉漫长的岁月。宛如一条拉着车的老牛一样，他之所以以永恒的速度和耐力，走在道路上，是因为他能永远地使自己保持一种心如止水。但是这时候，他听见了姑娘在喊他，声音中并且有一种惊恐，于是他停住了脚步。
于是他帮助这位姑娘，在那个高高的山冈上，掩埋了那个幸福的小女孩。在从事这个并不经常从事的工作中，和这位北京姑娘激动的样子相比，杨岸乡表现出了出奇的平静。他也注意到了那坟墓的位置，当那杜梨树树影的顶巅像一个指示标指着这坟墓的时候，正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曾出现的情节，他想将自己这一感触告诉这位北京姑娘，但是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出声。当他又手指刨土，去封那个洞口的时候，指甲掰了，流出了血，他也没有吱声。
最后，北京姑娘披着一身绚丽的晚霞，向山的那一边走去了，而他，站在杜梨树下，看着她走远，看着她消失。残忍的姑娘，在她离开时，连一声最简单的礼貌用语、蜻蜓点水般的一瞥都没有，就自顾自走了。
杨岸乡一直在山顶站了好久。夜风中，杜梨树发出一阵急风暴雨般的喧嚣，夜幕里，杜梨树黑色的剪影奇形怪状，这喧嚣声将他惊醒，而那黑色的轮廓又令他惊骇不已。他仰头望了望杜梨树，随后顺着上山时的道路，下山去了。
阳光炙烤着高原，它触目所及的一切，都感受到了这种热辣辣的爱抚。树木在蓬勃地生长。庄稼在成熟。田野上的野花，在招人眼热地开放着，一茬败了又是一茬。羊群刮风一样掠过一个又一个山头，给它所有路经的地方，留下一股撩拨人心的膻味和骚味。
自从那个伤感的高原黄昏，在那高高的山峁上，杨岸乡目送着北京姑娘，消失在山路的尽头之后，回厂的路上，他便扑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
那是一个乡村妇女，那天她站在自家窑前窥视了很久，最后确认了这是她的猎物之后，便毫不犹豫地迎上前去。杨岸乡感到，她是用她的大襟袄，将自己裹进她的窑洞里的。
女人将他放在自家的炕上，放肆地剥他的衣服；她的耷拉下来的奶头擦拭着他的面颊，褐色的奶头嘴差点要掉进他的嘴里。
“谁欺侮你了，孩子？其实，你用不着为我们女人伤心，如果你是男人，你就应当让女人为你伤心，这样，你才能得到她。女人天生的贱骨头，需要征服，但不是用眼泪，而是用鞭子，我们的祖先用的则是剑！”
这女人安慰他，像安慰一个孩子。她还时不时地用手背拭去杨岸乡脸上的泪水。
“你笑一笑！”女人在逗他。
杨岸乡身不由己，他好像被这女人施了魔法似的，咧咧嘴，笑了笑。
“这就对了！”女人说着，紧紧地抱住了他。
当一切都已经完事了以后，当杨岸乡从沉沉的噩梦中醒来以后，他睁开眼睛，问身边这个不知姓名的年龄可以做他的老祖母的妇女，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要这样，她图什么。
“我图嗅公家人身上的洋胰子味！”女人说。女人还说：“从此我可以在村子里的姐妹们面前逞能了！”
心灵中那种狂暴的激情平息了，但仅仅只平息了一刻钟，女人的这句话又撩拨起了他新的欲望，他们再次做爱。如果说第一次是那女人主动占有他，那么这一次就是他主动占有那女人。他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的痛苦的神经得到了暂时的麻木和麻醉，他的狂暴的激情暂时得到了平息，他的出窍的灵魂暂时回归了寓所。
这以后又连续了几次。
直到他感到身心极度疲惫，骨头像散了架，身子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才从窑洞里出来。他像喝醉了酒，深一脚浅一脚，向工厂方向摇摇晃晃地走去。
“你想来，你就来，我啥时都给你留着门！”女人在身后说。
“我大约是不会再来了！”他的心绪由刚才的亢奋，立即转向了另一个极端，现在他沮丧到了极点。那被诗人和小说家美妙地描绘过的第一次，在他身上竟是这样进行的，这使他在一瞬间对自己充满了鄙夷。接着，他又看见了在土佥畔上招摇风姿的女人--她其实还很年轻，于是，他粗暴地朝她呐喊了一声--“回窑去！”
幸亏没有人看见。于是杨岸乡顺着公路，赶回了工厂。
他回到了他的十平方米，并且紧紧地关上了门。当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凳子上，面对自己时，他又后悔又后怕；回想起刚才自己赤身裸体的样子，他感到自己的可耻--行为的可耻和思想的可耻。他现在恨不得将自己这个身子扔掉。他用鼻子细细地嗅了嗅自己的皮肤，是的，有一点洋胰子味，但更多的是老鼠的味道。
这时候他记起了那只老鼠了，于是打开了房门，用脚狠狠地在地上跺了两下。只见一只老鼠，尖声叫着，从床下废纸堆中钻出来，跑出门去。杨岸乡重新将门关死，随后，他躺在床上，拉开被子，很快就睡着了。
杨岸乡在平静中度过了一天。他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努力使自己不去想那个可耻的念头，但是当黄昏到来的时候，当空气中弥漫着一层似雾似烟的东西时，他又克制不住自己了。他怀着一种罪恶感向那孔窑洞走去。在动身的时候，他记起了“洋胰子”这句话，于是用一块香皂，将自己的头发，和裸露在衣服外面的身体部分，认真地洗了洗，以至于他自己也感觉到，那种老鼠味再没有了。
陕北人称这一类事情为“串门子”，或者叫“交朋友”。前面说了，一部厚厚的《陕北民歌集成》，那里面大约有多一半的篇幅讲的这一类事情。“半夜起来黎明走，哥哥像个偷吃狗”，“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瞧妹妹”，“手提上羊肉怀里揣上糕，三十里路上把妹妹瞧”之类，比比皆是。在荒落的陕北山村，每一个村子，大约都有一个半个这种女人，她们给这沉寂的生活人为地掀起一阵波澜，给那些翻来覆去的老话题中增加了新鲜的内容，给苦难的生活以一种过于粗俗的点缀。
杨岸乡怀着一种古老的激情向寡妇的怀抱走去。他又在那暧昧的、散发着酸菜水味道的窑洞里，度过了一段时辰，接受着女人的性启蒙。在简短的交谈中，他知道了女人的丈夫，在当年修交口河水库时，大塌方死了。他知道的仅仅只有这一点，至于女人是不是以这种生活为生计手段的，他不知道，起码在与他的接触中，女人不是以这个为目的的，因为在枕着他的散发着香皂味的胳膊时，女人又重复了这一点：她仅仅只是为了闻他身上的洋胰子味而已。
后来杨岸乡知道了，除了他以外，女人确实还有别的男人，那些大部分都是农民，前庄后庄都有。那里面当然有利益的因素。但是与杨岸乡的相好，那女人确实是真诚的：她渴望得到一个公家人！接着，杨岸乡还知道了，如果说女人在与杨岸乡的接触中，曾经得到过什么的话，那也是确实的。
--女人明白无误地告诉她的那些相好们，她的魅力和力量可以迷住一个身上散发着洋胰子味的公家人，从而提高了女人的身价和知名度，让那些相好们更加爱她。
陕北人将女人的这种小小的伎俩叫“能”。这个“能”是向人逞能，显能，能不够，能棍棍的意思，由于谈的是这一类事情，所以有一种“卖俏”的色彩。一个并无多少姿色的婆姨，早晨起来搂柴生火时，急不可待地站在土佥畔上和人拉话，说下乡的公社干部昨晚歇息在她家，她脸上的种种神秘色彩告诉你，除了借宿以外大约还发生过别的什么事情。
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但是在一旁洗耳恭听的婆姨们，会在一瞬间对这位讲述者产生妒意。于是这位讲述者便怀着满足，回家生火做饭，这种自我陶醉的心情会保持很久一段时间，直到别的婆姨们的“九天的奇事”开始。
这个发现令杨岸乡一瞬间对那个女人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并且对自己也产生了厌恶。他看不起这个女人了，在看不起的同时也看不起自己。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有一种神秘感，一种执意作恶的念头的话，随着这女人的四处张扬，他剩下来的就只有羞愧难当和对那女人的愤怒了。
他最后一次走向那孔黄土洼上孤零零的窑洞时，带去了他一个月的工资。他决心从此两清。当事情索然无味地结束以后，趁女人睡着的时候，他轻轻地从身上取下女人搂着的胳膊，溜下炕来，趿上鞋。他将工资放在枕头上那个自己的头刚才压下的枕窝里，悄悄走了。
但是杨岸乡无法将自己从那梦魇中挣脱出来，稍有闲暇，他的眼前便浮现出那个站在土佥畔上的女人影子；她一定像叫魂一样站在土佥畔上叫他，呼唤着他的流浪的灵魂。严格地讲来，在他们的接触中，他并没有得到多少感官上的快乐，那是粗暴的占有，是狂暴的生命激情在左盘右突之后寻找到的发泄口和发泄形式，而当这一切是在一种自我谴责和罪恶感的思考中进行时，尤其是这样。
他如果能够对那苦乐参半的做爱过程进行一番因式分析的话，他将会发觉，这一声是对青春岁月的祭奠，那一声则宛如他流放荒原的日子里那野狼的嗥叫，而另外的一声，则是他在交口河十年被压抑的岁月中那苦苦挣扎的哀鸣。他的身体在这一瞬间忠实地反映了它走过的过程，不管它的主人愿意不愿意。
那一孔窑洞杨岸乡再也没有去过。他勇敢地遏制住了自己的欲望。他曾经不由自主地顺着公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看见那孔窑洞，那窑顶上长着的星星一样的波斯菊，那土佥畔上的一棵开着黄花的向日葵为止。
孤零零的向日葵，在土佥畔上凄凉地开放着。一个绿色的茎秆托着一个花盘，一串碧绿的叶子成对称状烘托着它。花盘承受着夏日的阳光。那顺花盘边缘绕成一圈的黄色花瓣，在微风中，像一圈向你招手的黄手帕。黄色是一种鲜黄，随着它的走向成熟，颜色将会逐渐加深，变成褚黄、焦黄，黄得惹人沉醉，惹人流泪。后来，当杨岸乡在一次画展上，看见梵高那幅著名的《向日葵》时，他在画前凝视了很久，他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回忆起了那个第一次让他懂得男女之爱的乡村女人。
杨岸乡永远地将那孔窑洞，留在生活的后边了。
但是异性无处不在，她们不停地给杨岸乡以诱惑，况且在这个不算太大的工厂里，上班下班，吃饭打水，总有那人类的一半出现，而有夏娃的地方，草丛中往往有蛇。早晨，他被一个女人丰满的胸脯所吸引，于是，这一天中，他把她想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第二天，一个女人变换了一下发型，于是，这发型又使他想入非非；第三天，另外一个女人穿上了一件裙子，而不知趣的风又当着杨岸乡的面，撩起裙子，缠在女人细长的腿上，按照前辈作家们的说法，那脚踝以及脚踝以上部分最令人着迷，于是杨岸乡便不能自持了，他的世界在这一整天便填满了一个女人的脚踝。
用这种无聊的话题打搅趣味高尚的读者，真是一种罪过。但是杨岸乡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果不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个人物便谈不上圆满。这一点作者只能听命于手中的笔。不过快了，故事将很快地从这个危险的话题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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