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说：“到哪里去寻这样的人！不瞒你说，我自离开京师外放这些年来，像潘祖荫、张佩纶那样既博学又会说话的人还真没遇到几个。江宁附近有这样的人吗？”
“有。”桑治平想起一个人来，“钟山书院有个教习，诗作得好，品诗更精当。有次我去书院看主讲蒯光典，恰遇他也在。听他与蒯光典谈前贤今人的诗，颇有点咳唾成珠的味道。”
张之洞说：“钟山书院还有这等人才，他叫什么名字？”
桑治平答：“他叫陈衍，学子们都称他石遗先生，福建侯官人。”
张之洞喜道：“原来陈衍在钟山书院，近在咫尺却不知！”
桑治平说：“你认识他？”
“我没有见过他的面。三年前，林赞虞御史外放昭通知府路过武昌时来看我，我见他的纸扇上题了三首绝句，便借过来看。诗写得很不错，下面落款为‘陈衍’二字，便问陈衍是什么人。他告诉我是他的同乡，有闽中第一诗人之称，我那时就想见见此人，想不到他也在江宁。就烦你带个口信，请他明天中午到督署来，我听他谈谈诗。”
桑治平起身告辞，张之洞久久地握着他的手，说：“什么时候离开江宁，早两天通知我，我要和全体幕友为你饯行。”
桑治平感激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中午，陈衍来到督署，巡捕将他带到正在湖边观鱼的张之洞身边。张之洞见陈衍四十左右年纪，一身旧布长袍，脸上架了一副黑框大眼镜，浑身上下，十足的学究模样。
待陈衍坐下后，张之洞随口问道：“你来钟山书院多久了？”
陈衍答：“快三年了。”
“什么出身？”
“光绪壬午科举人出身。”
“噢。”张之洞点点头，“先前做过些什么事？”
“一直在福州闽江书院任教，因蒯山长相邀，大前年来的江宁。”
张之洞眯着两只显得昏花的眼睛，将陈衍仔细看了一眼，说：“知道我召你来督署做什么吗？”
“听蒯礼卿说，大人想听我谈谈诗。”
张之洞点点头。
“但不知大人想听卑职谈诗的哪些方面？”
张之洞懒散地松了松袍带，说：“中午这一个半小时，老夫想轻松轻松，听说你博学善言，于品诗极有见地，你就在老夫面前品品诗吧！拣你最拿手的说说，就像那些唱曲子的人一样，先唱精彩的。”
张之洞的这个比喻令陈衍颇为不快：怎么能将我这个“八闽第一诗人”与唱曲子的人相提并论？本想拂袖而去，但又不敢得罪这位总督大人。倘若他怪罪下来，撤去书院教习一职，那一家老小如何度日？陈衍决定干脆在这位目中无人的总督面前放声高论一番，让他看看我石遗先生的学问，下次还敢如此轻薄否？
“那卑职就随随便便说了。”
“你说吧！”张之洞从袖口里取出一个鼻烟壶，在鼻子底下来回嗅着。
“自古以来，学士才子都想作好诗，但很难，也都想品诗鉴诗，但更难。比如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夫子能与之说诗者，也不过子贡、子夏二人而已，就连长于文学的子游都进不了这个门槛。如何品诗呢？孟夫子有句话说得好，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然则知人论世谈何容易！故古今诗话汗牛充栋，能有传世价值者，不过百中之一罢了。卑职有意为《石遗诗话》已在十年之前，拟以四十年成此巨著，若天假我以七十中寿，则此书可成。”
张之洞笑了笑，说：“你打算用四十年时间来写你的诗话，其志可谓远大。你已有十年的准备了，想必心得不少，能向老夫透露一星半点吗？”
陈衍想了想，说：“说诗标举名句，其来已久；诗话之起，实由此。当年谢安与子侄辈闲时论诗，谢安说，你们各举《诗三百》中两句自认为最好的诗来；侄谢玄说，我最喜欢的两句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侄女谢道蕴说，最好的应属‘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谢安说，你们说得都不错，但依我看，最好还是‘谟定命，远猷辰告’二句。后人说，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品诗其实是在品自己。谢玄是大将军，常年外出征战，故对羁旅物候感触深；谢道蕴是女人，性情温和，故喜欢清风明月一类；至于谢安，肩负宰相重任，宏谟远猷，自是他的向往。”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刚才这个故事，用来说明你的品诗实为品自己，很是妥帖。你说诗话原于标举名句，看来你对名句颇有研究，说说你的体会吧！”
陈衍说：“依我看，诗中名句，以状景为多。这多半受钟嵘《诗品》的影响，他举了四句诗：‘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高台多悲风’‘思君若流水’，说这些诗句都是即目所见，并非出自经典。在他的倡导下，诗人多在状景上下功夫。唐人善此道，故诗中名句多；宋人偏重情理，相对来说便少些。”
张之洞说：“你这说法偏颇了，宋人诗中也有很多写景的名句，如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东坡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简斋的‘客中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难道不都是状景的名句吗？”
陈衍想，世人都说张之洞偏爱苏东坡，因苏东坡而偏爱宋诗，看来此说不假。于是笑了笑说：“大人所举，的确为宋诗中状景的名句，两宋诗才辈出，像苏黄辛陆等人，皆诗界巨擘，岂能说宋诗中无写景名句？只是相对于唐诗来说略逊一筹罢了。至于宋诗中的情理之佳句，又远过唐诗，不说别的，仅朱熹的两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便有多少可细味之处！”
张之洞在办洋务的这些年里，时常想，洋人的学问与中国的学问，不应该对立，两者可互补短长；如果能融合起来，那就最好。陈衍吟诵的朱夫子的这两句诗，突然间给了张之洞以启示：若将洋人的学问看作新知，中国的学问看作旧学，那么早在朱熹那里就已经融合了。切磋旧学能使学问精邃，培植新知，则学问便更加深湛。
他不再与陈衍辩难了，转而以平等之态问道：“曾听人说诗贵风骨，也重色泽，足下专于品鉴，于此可否有说？”
陈衍说：“大人此说极有意思，诗人不但可以风骨别之，亦可以色泽别之。”
“试为老夫一别？”
陈衍沉吟片刻说：“此种色泽，非寻常脂粉之色，乃天然之色，为花卉、山水、彝鼎图书种种之色泽。王右丞如金碧楼台，陈后山如淡淡靛青，黄山谷则赭石加朱砂，陈简斋好比山茶腊梅。至于吴波不动，楚山丛碧，李太白足以当之；木叶微脱，石气白青，孟浩然足以当之；空山无人，水流花放，韦苏州足以当之……”
陈衍兴致大发，越说越得意，不料张之洞插了进来：“纷红骇绿，韩退之足以当之；萦青缭白，柳子厚足以当之。”
陈衍先是一愣，随后快乐地大笑起来，连连说：“大人真捷才。大江白浪，山高月小，苏东坡足以当之……”
“算了吧，我看你一口气可以把唐宋各大名家尽涂上花花绿绿的色彩，也不知他们认可不认可。”张之洞快活地笑了起来，话中虽有讥嘲之意，眼里却是赞赏之光。他边说边起身道，“我要去办公了，今天谈得很愉快。你今后常来我这里做做客，我乐意与你谈诗。”
陈衍忙说：“谢大人的厚爱。”
“据说你博学多识，佛学禅义你懂吗？”
陈衍突然想起昨天答应一个人的事来，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他忙说：“卑职对释家向无兴趣。大人要听释氏之学，近日钟山书院来了一位大名人，他对此亦有研究，不妨叫他来陪大人说说。”
“这个大名人是谁？”
“他就是今春在京师闹公车上书的首领工部主事康有为。”
“噢，康有为到江宁来了！”
张之洞对康有为并不陌生。早在粤督任上，他就收到由翰苑朋友张鼎华转来的康有为的一封信，康建议在广州开办一个译书局。张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便叫梁鼎芬去见康。梁带回康开列的一大堆西洋书目，认为都在翻译之列。张有意让康来主持这个译书局，但不久，他就奉调湖广，此事也就作罢了。
“你明天陪他来见我吧！”
四、若康有为能为我张之洞所用，岂不更妙
江宁城水西门外，有一个占地约七百亩的大池塘，名叫莫愁湖。相传东汉洛阳城里有个女子名叫莫愁，远嫁江宁卢家。卢家为迎娶她，筑别院于此池塘边。莫愁一生平顺。她虽是一个极普通的女子，却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点名气。梁武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乐府歌辞，就是专门咏的莫愁，开头两句“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江宁城中三尺小儿都能背诵。晚唐大诗人李商隐为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作了一首七律，结尾两句说：“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竟然说开创大唐最为辉煌时代的玄宗皇帝还不如莫愁的丈夫。这样一来，莫愁便成为一个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中国古代民妇，莫愁湖也便跟着出了大名。
莫愁湖四周树木葱茏、风景清幽，阳光照射在平静如镜的湖面上，水光潋滟，清亮可人，是一个极好的休闲游览之处。风和日丽的时候，江宁城里的名利之徒，会常常借此暂且摆脱一下世俗的名缰利锁，获得片刻的心境安宁。至于文人墨客们，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风霜雨露，都有撩起他们游莫愁湖的雅兴。他们会在这里领略历史的沧桑，获取诗文的灵感。历代江宁城主便因此而在莫愁湖畔建起了不少楼台亭阁，以便更多地吸引游人。围绕着莫愁湖的著名建筑有郁金堂、湖心亭、赏花亭、光华亭、长廊、曲榭，把莫愁湖装点得更加多姿多彩，遂有金陵第一名湖之称。
这是一个初冬的晴朗日子，阳光温和，小草虽大半枯萎，而树叶却多数还留在枝丫上，只是颜色变得暗黑，犹如翠衣上加了一件深色外套，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九九严寒。几株高大的枫树上挂满了红红黄黄的五角叶片，给略带几分肃杀的冬景增添了不少亮丽的色彩。
在三三两两的游客中，有一位三十七八岁的男子。他中等身材，略微有点胖，白白净净的脸皮，嘴唇上留一口乌黑的八字短须。头戴一顶茶色小圆帽，身穿一件黄褐色的布长衫，夹杂在游人中，没有丝毫的特别之处。然而此人却非同一般，他就是名动海内的康有为。
康有为乃广东南海县人，出生在一个官宦书香的大家族中。他从小聪颖过人，且抱负宏大。十岁丧父后，便跟着做学官的祖父读书做文章。他博览群书，记性悟性都特别出色，本是一个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的好料子。无奈他厌恶八股文，又极爱读那些与应试无关的杂书，故功名场中极不顺利，直到三十六岁时还只是秀才。
广东乃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重要省份，康有为受家族和环境的影响，从小便仰慕曾国藩、左宗棠和骆秉章等人的事业，志在用世。目睹国家的外患内忧、百姓的贫穷困苦，康有为忧心忡忡，竭力寻求救世的学问。他从程朱转阳明，又从阳明入佛学，均未找到药方。后在忘年交翰林张鼎华的影响下，开始注重时务和西书。二十二岁时，康有为来到香港考察，见原来的一个渔村荒岛，在英国人的治理下，不过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便成了一个繁荣的都市。这里货物山积，生活富裕，管理有序，文明礼貌，远非内地所可比拟。香港的现实，使他确认中国的出路在于向西方学习。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再次北上参加直隶乡试。在京期间，他广为结交开明学生和士绅，深入了解朝廷的政治动向。他希望通过向朝中权要上书的途径，来阐明自己的救国主张，以期引起最高层对自己的重视。他先是向军机大臣潘祖荫致书求见。不料他初见潘时，便大谈改革变法，把潘吓了一跳，便以长辈的身份教训他应熟读大清律例，不可想入非非，轻言变法。潘祖荫到底是个清流领袖，惜才爱才，是他的本色。他虽不喜欢康有为的轻率造次，却也没有给他太难堪，勉励他好好读通圣贤之书，又送他二十两银子做盘缠，要他尽快离京回粤，以免生事惹祸。
康有为回到寓所，越想越不是味道。他怕自己方言很重的叙说，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思想，于是又提起笔给这位在士大夫中素负重名的老才子写了一封长信，指出“大厦将倾而酣卧安处，若罔闻知，真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的国势现状，希望能借潘之言“感悟圣意，使幡然有欲治之心”。但这封信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康有为失望之余，又向学界领袖、同治帝师大学士徐桐上书，谁知不懂世故的康有为看错了人。徐桐乃彻底守旧派，凡听新、高、洋之类的话便厌恶，且架子极大。在徐桐的眼里，康有为简直是一个狂妄的无稽之徒，他拒绝接受康有为的信。徐桐的傲慢，使康有为极为不快，但他仍不灰心。他听说从西洋回国不久的曾纪泽是个通达明白、礼贤下士的君子，便又投书曾纪泽。曾纪泽对康有为颇为欣赏，他亲到南海会馆看望康，与他商讨澳门及变法等问题。但终因地位的悬殊与相知的不深，曾康之间这次见面，没有对康有为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康有为仍不罢休，又写信求见翁同龢，但翁同龢因对康有为了解不够，拒绝了康的求见。康又写信给都察院都御史祁世长，这封信也无回音。一连串的挫折，不仅对康有为心灵打击甚大，还影响了他的功名。这次乡试，他的文章已被列为第三名，但徐桐视他为狂生，强行命令主考官将他的名字刷下，中举之望再次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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