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海战的失败，张佩纶再次遭到弹劾，他被迫离开直隶幕府，悄悄来到江宁，在紫金山脚下筑了几间茅舍。此事，在张佩纶来宁不久便有人报告了张之洞。张之洞以为张佩纶会先来拜访，一直等着。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未见人来。他也曾想过去紫金山下寻找，但终不果行，不是因为忙得挤不出时间，而是心里不大情愿：马尾之战临阵弃逃，已属不可谅解；获赦后入赘李府，更不可思议。当年的清流操守到哪里去了！主动登门，固然不会摒弃；若要自己去寻找，张之洞心里着实不愿意。现在是陈宝琛也来了江宁，怎么处理呢？不见，必遭朋友讥责；若是相见，又如何见面法？思来想去，张之洞有了个主意。他写了个便笺，托蒯光典送给陈宝琛。
陈宝琛接到张之洞的便笺时，恰巧张佩纶正在回访他。二人展开便笺，上面只有几句平平淡淡的话，大意是离宁在即，无法抽身，已约好初六日至采石矶与门人袁昶见面，可否于初四日在下关码头会面，先去焦山看看宝竹坡留在定慧寺的玉带，然后再回头同赴袁昶的采石矶之宴？
焦山定慧寺里怎么会有宝廷的玉带呢？原来这里有段故事。
还是在京师的时候，有一天，张之洞和张佩纶、陈宝琛、宝廷四人在一起聊天儿。张之洞说，当年苏东坡游镇江金山寺，寺僧向他索取玉带以作纪念。苏东坡本是个平易的人，并不以为忤，遂解下身上所佩的那条宋神宗赐的碧玉带，慷慨赠予金山寺。寺僧感激苏学士的厚爱，将这条玉带供奉起来。从此，一代代传下去，将它作为镇寺之宝。同治六年，张之洞典试浙江，还专门去金山寺看了这条玉带。宝廷听后大笑道，哪年我若路过一名寺的话，也学苏东坡的样留一根做它的镇寺之宝。大家听后并不把此话当真。谁知第二年宝廷告诉大家，他专门去了一趟长江焦山，将一条墨玉带留在定慧寺中，寺僧也供奉起来了，欢迎诸位下次路过镇江时去看看。宝廷居然是个这样的性情中人！大家都笑起来，满口答应。
“你接受他的邀请吗？”张佩纶问陈宝琛。
“不去！”陈宝琛口气坚定地表示，“没想到张香涛是个这样不念旧情的人。你在江宁住了三个多月，他不来看你；我来江宁，也不来看我。他想在我们面前摆他制台大人的架子，要我们主动去看他。他不认老朋友，我们凭什么要应他的约？我又求他什么！”
“弢庵兄，你还不知道张香涛的用意吧！”张佩纶还不到五十岁，已经憔悴得像个花甲老人了，当年儒雅倜傥的风度，已被这些年的坎坷挫折销蚀得找不到痕迹了，“他是想通过焦山之游，用宝竹坡和你我的落魄来衬托他的得志呀！”
哦，经张佩纶这一指点，陈宝琛仿佛明白过来似的，气道：“哼，张香涛竟俗到这般地步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们不巴结他，也不陪衬他！”
张佩纶说：“要去看宝竹坡的玉带，过几天咱们俩自个儿去。”
初四一大早，张之洞便来到下关码头。他想以先在这里迎接的姿态，来表示未亲自上门去拜访的歉意，但一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张、陈的影子。辜鸿铭在张之洞身边十多年了，只知道向来都是别人等他，从不见他等别人，偶尔因事等别人，只要过一袋烟的工夫，他便烦躁不安，一边埋怨，一边抬脚走路。对这两个革职朋友这等耐心，真令辜鸿铭十分惊讶，他劝道：“不必等了，到镇江去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轮，今晚还要赶回江宁哩。”
张之洞心里虽然焦急，嘴里却说：“再等一刻钟吧，还不来就开船。”
辜鸿铭掏出怀表来，盯着表面看。又过了十分钟，还是不见一丝动静，便吩咐驾驶员准备开船。张之洞在心里怨道：不来应早告诉我，也免得我等这么久。正准备进船舱，却突然看到从上游急速驶来一艘小火轮，直向他这边冲来。“是不是武昌那边出了急事？”正在猜测之间，只见小火轮里一个人从舱里走出，立在船头，向着码头眺望。
这不是杨叔峤吗？他怎么到江宁来了！张之洞一阵惊喜，忙止住脚步，朝着江面上的小火轮细看。果然是杨锐！张之洞顾不得制台之尊，伸出一只手，对着小火轮船头上的杨锐挥舞着。
船上站立的正是杨锐。他已注意到码头上有人在向他挥手示意了，忙吩咐机手加快速度，火轮飞快地向码头靠近。杨锐万万没想到，挥手的竟然就是老师。老师不是后天一早才起程吗？怎么今天就来到了码头？就这样心里一闪念的工夫，小火轮已靠岸了。
“香师，您怎么今天就离开江宁了？”杨锐一边高声打着招呼，一边急速地跑过跳板来到张之洞的身边。
“叔峤，你怎么突然来到江宁？也不写封信来告诉我。”张之洞没有回答杨锐的问题，反而问起他来。
“还是因为《会典》中的事。当年捻子和苗练作乱时还有许多疑问未弄清。孙中堂说：‘你干脆到我的老家安徽去走一趟，把这些积案都弄清楚。’于是十天前我来到安庆。前天特为到芜湖去看望皖南道袁昶，他说：‘你来得正好，香帅马上就要回湖广原任，初六我在采石矶设宴迎接。’我听后说，那我干脆去江宁迎接，今天一清早便坐小火轮来了。今天还是初四，您怎么就上船了？”
“哦，原来是这样！”张之洞对杨锐的突然到来甚为高兴，方才因久等张、陈不至的恼火早已随风飘去，“我今天约两位老友去焦山，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来。如果不是等他们，我们师生今天就见不到面了。”
两个什么身份的老友，居然约而不赴？好大的架子！杨锐心里想，又不便问，便说：“我今天原本见一见您后就去看看鸡鸣山，凭吊一番台城、鸡鸣寺和胭脂井，后天一早陪您上船一直送到安庆。现在我改变计划，陪您去焦山，过些天再专程到江宁来多游几天。”
“江宁岂是一两天可以游览完的，你应当改变计划，下次专程来，今天就陪我去焦山吧。”张之洞将杨锐上下打量了一番后笑着说，“几年不见了，变化还不大。喂，叔峤，你为什么对台城这样有兴趣？一天的江宁游，不去别处，先去台城？”
“我近来正在读南朝史，对韦庄那句‘无情最是台城柳’有更深的理解。游台城是想去感受一下台城所承载的那种历史风云。有许多事，我还想好好地跟香师说说。”
“好吧，上船吧，在船上我听你慢慢说。”
这时，梁鼎芬、辜鸿铭、大根等人也围了过来，故人他乡相见，分外欣喜，彼此问候着，一起走入停泊在码头边的一条从英国进口的游轮。
在船上，张之洞将为什么前去焦山的事告诉了学生。杨锐这才知道，老师所约的两个老友原来就是名满天下的清流前辈张佩纶和陈宝琛。
杨锐感叹地说：“京师年纪稍长的人都说，光绪七年香帅外放山西之前的那几年，是京师清流最兴盛的时代。那时清流诸名士以笔作刀，以口代伐，扶正压邪，为民申冤，赢得了官场士林的赞扬仰慕。自从香帅外放后，京师清流的力量开始削弱。到了甲申年后，因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等人相继革职，后来宝廷又因纳妾事遭劾，清流派便风流云散、自行瓦解了。这些年，宝廷、潘尚书去世，李中堂老迈，京师再也听不到有人说起清流了，好像清流议政已是历史陈迹，于是贪污受贿可以公行、渎职荒政视同无事，官场失去监督，权力便成了私器。”
杨锐的这番话，勾起了张之洞一腔怅惘之情。他默默地看着舱外急速后退的清澈江水，满腔思绪不知从何理起。“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仿佛只有千年前诞生此地的这两句诗，才最能概括他此时的心境似的。
“是呀，清流议政已成历史啰！”过了好长一会儿，张之洞才缓缓地叹道。
“叔峤，说点京师的时事吧！康有为他们办的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后，朝廷的态度如何？”
“自改为官书局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说闲话了。强学会散了，集会也没有了，官书局里就是摆着几百册洋文书。那些洋文书，满京城里没有几个人认得，就是有人要找碴子，也找不出什么呀。”
梁鼎芬插话：“那些洋文书摆在官书局是白摆了，不如运到武昌来，让汤生来读。”
辜鸿铭插话说：“节庵这个意见很好，叔峤你就去跟他们说说，叫官书局干脆搬到武昌来算了。”
“叔峤又不是康有为的人，他怎么可以跟官书局里的人说这样的话？”张之洞笑笑说，“官书局设在哪里？你去过吗？”
“官书局在琉璃厂，只有两间小房子，一间房子装书，一间房子里还住了管书的人。”杨锐说到这里，突然眼睛一亮，“香师，有一次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您想得到他是谁吗？”
“谁？”张之洞看着杨锐扑闪扑闪的双眼，二十年前成都尊经书院里，那个纯朴好学的美少年形象又出现在眼前，心里想：二十年的人世染缸，居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痕，还是那样纯真热情，真正难得。
“您决然想不到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那个穿长袍马褂、戴假辫子、操一口流利中国话的英国人！那个在太原巡抚衙门里做蒸汽机、摩擦生电实验的牧师！在广州时，还能经常见面；到了武昌，可是再没见过了。
“他还是老样子吗？”张之洞显然被这个消息弄得兴奋起来，对着身边的辜鸿铭说，“汤生，你还记得那个李提摩太吗？看起来跟你一个样，又土又洋，中西结合。”
“李提摩太，我怎么会不记得！”辜鸿铭说，“但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他怎么跟我一样？他是英国牧师，我是中国儒生。我的祖籍是福建同安，正宗中国人。我信奉周公孔孟，是地道的儒家信徒。”
辜鸿铭这几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话，引起满船人的哈哈大笑。但辜鸿铭的表情是认真的，他的话一点儿也没说错。中国人一向以父系为宗，他的父亲是正宗的中国人，他当然是正宗的中国人。他回国十年来，系统攻读、无限崇拜儒家典籍，说是儒家信徒也恰如其分。听了辜鸿铭这个反驳后，张之洞不但不气恼，反而快活地说：“汤生说得对，是老夫糊涂了，李提摩太怎么能和我们的辜汤生相比！”转过脸问杨锐，“李提摩太这些年都在哪些地方？做些什么事？”
杨锐答：“他说这些年把中国的城市都走遍了，住得较久的地方是上海，近两年则住在北京。他说他是个牧师，以传教作为主要工作，目的是想让中国人都蒙受上帝的福惠，富裕强盛，过快乐的日子。”
张之洞又问：“他为什么去官书局，他跟康有为、强学会有联系吗？”
杨锐说：“他常去那里看看书，也和强学会的人聊天儿，他跟康有为很熟。据说，康有为写的上皇上书，无人敢递，就去求李提摩太。李提摩太看后极为称赞，答应帮他找找朝中大佬帮忙。”
大根猛地插了一句：“中国人在京师办事，还要找外国人帮忙，这真是怪事。”
“李提摩太比许多中国大官要能干得多，他认识不少王公大员。据说还多亏他找了翁中堂，康有为的上书才到达皇上的几案上。”杨锐回答了大根的疑问后，又望着张之洞说，“香师，李提摩太还惦记着您呢！”
“哦，他还记得我？”张之洞高兴地说。
“记得，记得，”杨锐笑着说，“他说您这些年办了许多大事好事。他还说，今天中国，真正为国家富强办实事的大员只有您一人，是他劝康有为离开北京去上海，并建议康有为来找您，说只有您才是康的真正赏识者。”
原来康有为来江宁还有这样的背景。一瞬间，他对取缔上海强学会、查封《强学报》一事冒出几分歉意来：当初不查封，而是用李鸿藻的办法，将上海强学会改为上海官书局，将《强学报》改为官书局的报纸，可能会更好些！
一直未开口的梁鼎芬似乎隐然察到张之洞的内心活动，便说：“香帅本是很器重康有为的，跟他谈了好几次话，又是捐银，又是拨款，希望他好好地为国家做事。但这人太狂妄刚愎，不听招呼，尤其是他的《强学报》一再坚持要冠以孔子卒后多少年，这可是有改正朔之嫌的大事。香帅治理下的上海，怎能有这样的报纸？”
杨锐说：“康有为的确是个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人，不好共事。《强学报》我在官书局里看过，除开‘孔子卒后’这一条有些新奇外，其他都尚无可指责之处。不过，‘孔子卒后’这一说法，在中国人看来是犯大忌，其实，这根本不是康有为的创举，他是学西洋人的做法，很平常的一桩事。”
康有为的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居然被杨锐看得如此平淡，张之洞、梁鼎芬等人都专注地听他说下去。
“西洋人纪年就是用的这个办法。西洋人眼中的圣人不是我们的孔子，而是他们的耶稣。他们将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定为元年，从那以后数下去。比如现在，我们中国是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西洋就是公元一八九六年二月三日。康有为将这个办法学过来，只是将圣人的生年改为圣人的卒年而已，不必太看重。据说京师里也有人因此说康有为有谋逆之心，是恭王驳了回去。恭王对西洋的纪年很清楚，他说这点不能成立。”
恭王都知道的事，他这个号称很懂洋务的总督都不懂，张之洞很有点惭愧：如此说来，对待康有为和上海强学会的事有点武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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