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他合适。”张之洞直截了当地说，“翁同龢一辈子做的是京师太平官，既未办过实事，又不懂下情。宰辅这个地位，是既要做过京内官，又要做过京外官，尤其是要做过督抚的人才合适。这点上，翁同龢不能和我比。这是其一。我办过十多年的洋务，论新政经验，李少荃都不如我，更何况未办一局一厂的翁同龢？这是其二。《劝学篇》风靡海内，人人诵读，这其实是一部自恭王、文祥、曾国藩等人开办洋务四十余年以来的总结。不说别的，光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便足以解决眼下和今后中西之间的冲撞，也是我执政后处理中外华夷纠葛的一条准则。天下争传《劝学篇》，便意味着天下认可我张某人的‘中体西用’。除开前面两条不说，光这一条，翁同龢便要自动退位，普天之下的人也再不要和我来争这个新政首领的地位。仲子兄，不是我自夸，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你的《劝学篇》，我在江宁时，袁昶代你送了我一部。不是我当面恭维你，这不仅是你的著述中最好的，即便环顾百年来的文坛，也无一部书可与它比肩。”
张之洞高兴地说：“仲子兄，你是《劝学篇》的第一号知己。不瞒你说，从维新、洋务这个角度来说，岂但是百年，便是从古以来，也没有一部书可以与它比肩。”
桑治平浅浅笑道：“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四万余字的《劝学篇》，最为精粹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我以为这八个字在今天这个时候，好比航行江河中的船尾之舵、奔走旷野上的车头之指南针，为朝野内外指明了一个方向；又好比木匠用的墨斗、泥瓦匠用的吊线，为自强大业定下一根准绳。”
张之洞拍手喜道：“你说得真是好极了。我要把你的这几句话记下来，这比谕旨的褒扬生动有趣得多，也更为深刻。”
桑治平继续说：“要说我们中国跟胡夷打交道，也是由来已久，并不始于今日，只是今日的洋人既来得遥远，又特别厉害而已。从唐代的胡人东来，到元代的鞑子南下，不管他们是如何凶猛强悍不可一世，到后来都不得不归顺我中华圣学名教。这正好说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本体主干是不可动摇的，外来的胡夷只能为我所用，而且也要为我所用，如此才能更好地滋润、弥补我之不足，使华夏文明更臻完美。”
说到这里，桑治平压低声音：“国朝不也是如此吗？二百多年来，信的是我周公孔孟之学，读的是我经史子集等典籍，而这才是国家的灵魂本体，长辫子不过外形枝叶而已！你说是吗？”
说罢哈哈大笑。张之洞也点头不迭：“不错不错，正是你所说的。”
“‘中体西用’这个设想，经你的《劝学篇》一传播，很快便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今后所起的作用不可限量。我敢说一句大话，几十年几百年后，人们或许不会记得《劝学篇》这部书，也或许不会记得你张香涛这个人，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以及这句话所提出的方向性的指示，则一定会记住的。到了中国强盛的那一天，应当用黄金铸就这八个大字，让它永远彪炳史册。”
“黄金铸就”，这话说得太好了，张之洞听了大为高兴起来，随后又诚恳地说：“仲子兄，你回来吧，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这般快乐的谈话。进京后府里的事会更多，你回来帮帮我吧！”
桑治平说：“你的这番好意我领了，但我已是闲云野鹤，不想再受羁绊，况且这两年来我已渐悟人生真谛，对过去的追求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这次急如星火地赶来见你，就是要当面对你说一句：请你立即中止晋京之旅，这次诏命不宜奉领。”
“这是何故？”张之洞大吃一惊，“你详细说说！”
“过去在京师，我没有机会见到翁同龢。这次他罢官回籍，我却有幸见了一面。”桑治平没有沿着刚才的话说下去，忽然间又换了一个话题。
“你在哪里见到他的？”
“在他的家乡常熟虞山。”
哦，是的，翁同龢是常熟人。张之洞恍然大悟，掐指算算，近期内也正好是他到家的时候。
“前几天，我在苏州城里，忽听得市井中都在说，翁相国后天就要到家了，我们看热闹去。我听了这话，心动了，苏州城到常熟不过七八十里地，何不也去看看？看看两世宰相、叔侄状元的翁府中这位承启人物！于是便跟着人群到了常熟。第二天下午虞山镇码头上人山人海，大家都在引领企盼。一会儿，一只大船划过来，从里面走出两个人来。人群中一片呼叫，都以为是翁同龢，谁知不是，原来是翁府的北京管家和常熟管家。两个管家对着众人抱拳打躬，说，列位父老乡亲，翁相国说他是以待罪之身回籍的，列位这样聚集在一起接他，他担当不起，传出来，更不妥。请父老乡亲们千万体谅体谅，各自回家去，他日后再去看望大家。
“两个管家话虽说得诚恳，但大家都不走，一定要见见翁同龢。翁同龢坐在舱中，见大家不走，他也不出来。直到断黑时，众人见他还不出来，便三三两两地回家去了。到了夜深时分，见码头上没有几个人了，这时翁同龢才由几个仆人照顾，打着灯笼离船上了码头。我一直在码头上等着，终于见到了他。灯火之中，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个步履蹒跚、形容憔悴的白头翁。心想一个月前还是显赫尊贵的帝师宰辅，怎么一旦摘了乌纱帽便这样不中看。很是为他可怜！”
张之洞本对翁同龢芥蒂甚深，但听了桑治平的这番叙述后，不由得也在心里生出三分恻隐来。
“你在常熟听到些什么？”
“什么话都听到了。”桑治平喝了一口茶说，“有为翁同龢抱不平的，有指责皇上寡情绝义的，也有幸灾乐祸的，多数人的最后结论是，宦海难测，伴君如伴虎，要求得平安，还是做耕田网鱼的百姓为好。”
张之洞望着老友，无语地点点头。
“我在常熟住了几天，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翁同龢的京师管家一番闲谈。那是翁同龢回来的第三天午后，在虞山镇上的茶馆里，翁府管家被几位至亲好友围着，谈这次罢官事。我恰在那里喝茶，便留心听着。”
“究竟是什么缘故？”张之洞对此等事当然极有兴趣，他皱起眉头，全副心思听桑治平的转叙。
“翁府管家说，相国此番罢官，说穿了，是得罪了太后。太后不喜欢她实行了四十年的章法规矩有大的变动，从心理上说是讨厌新政的，而相国恰恰是鼓动皇上行新政的头号大臣。罢黜相国，既是表明太后维持旧秩序的态度，也是杀鸡给猴子看，警告皇上不要走得太远。”
张之洞心里陡然一沉：太后皇上不和的传说，看来是真的。这离京师数千里的虞山茶馆里的闲谈，很可能正是九重宫闱中的最真实的暴露。它的准确程度，不仅胜过邸抄京报，也要超过杨锐等人的隔墙猜测！
“也有人问翁府管家，翁相国还有起复的可能吗？”
桑治平这句话使张之洞不由得警觉起来，是呀，这一问问得好！
“翁府管家冷笑道，你们以为老爷子就真的从此做百姓，没有官复原职的一天了？实话告诉你们，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两年，老爷子就会衣锦返京的。你们想想，皇上四岁进宫后，便一直跟我们家的老爷子读书识字，二十四年来，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个情谊有多深！这次又不是皇上罢的官，是太后罢的。太后六十多岁了，她还会管几年的事？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听的人都点头。有一句话说的人没说，听的人都心里明白，皇上还不到三十岁，太后六十多了，这日后的朝政究竟在谁的手里，岂不是明摆着的事！”
听到这里，张之洞一颗本来滚烫的心，突然变得冷起来。是的，再强悍的人能斗得过天吗？试看来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翁同龢的东山再起是可以看得见的事。张之洞的脑子似乎清醒了许多。
“翁管家的话，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过两天，便在京报上看到你晋京的上谕。明眼人都知道，你此次晋京，是去取代翁同龢的空缺的，而我却为你捏了一把汗。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在进京之前见你一面。”
张之洞问：“你要对我说些什么呢？”
桑治平说：“假若进京后，皇上要你代替翁同龢的位置，你是劝皇上缓行新政，还是辅佐皇上推行新政？”
张之洞立即答：“这不用说，我办了十多年的洋务，巴不得各省都和湖北一样，若一旦真取翁而代之，我当然会辅佐皇上推行新政。”
桑治平说：“倘若太后出面来干预此事，不同意皇上的做法，你是站在皇上一边，还是站在太后一边？”
张之洞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稍停片刻，见张之洞未开口，桑治平笑着说：“我知道你的心思，太后对你恩德深重，你不能违抗太后；洋务是你的事业之所在，你不能违心反对自己。如此说来，你将处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张之洞专心听着，不作声。
“香涛兄，你再想想看，翁同龢刚罢官，你就进京取代，是不是给翁同龢本人及翁氏家族以怀疑，认为你是罢翁的幕后主使？翁氏三世为官门第显赫，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让他们有这种怀疑也不是好事。倘若如翁府管家所说的，一两年后翁同龢重返京师，彼此之间便不好共事。太后春秋已高，什么事都可发生，不可不预做防范。你说呢？”
桑治平的话不无道理，张之洞说：“照你的意思，这晋京诏命我不奉领了？”
“不是说不奉领，稍等一会儿，你不妨安居武昌，冷眼观看一阵北京的政局，待局势较为明朗后，再定进止为好。”
张之洞不假思考地说：“那怎么行？先不说别的，光我从武昌到上海，一路上沸沸扬扬，人人皆知我张之洞奉召进京。怎么到了上海后，又突然打道回府，不北上了呢？”
“今天还说进京，明天便改口说不去了，是有点挂碍，但与其今后变生不测，还不如现在挂碍点，于实质并无影响。何况，还可以找一个借口。”
“借口，有什么好的借口吗？”
“我已经为你想好了。”桑治平不慌不忙地说，“早几天沙市发生的教案，正是一个极好的借口。你可以上一道折子，说沙市教案情况严重，非得你回武昌去亲自处理不可，待教案完事后再进京。”
五天前在江宁时，张之洞就收到湖督衙门发到江督衙门的电报，报告沙市民教冲突，百姓放火烧了传教士的住房的事情。自允许洋人在中国传教以来，教案时有发生，两湖也有过多次教案。张之洞并不把沙市这场案子看得太重，他借江督刘坤一的发报机，向武昌发回了一封电报，指示驻沙市绿营会同荆州府县按主犯从严、协从从宽的原则妥善处理。电报发走后，他也就把这事搁置了。朝廷对教案一向是极为重视的，若以此为借口，暂不进京，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教案过后如何办呢？倘若朝廷改变主意，召别人，那岂不失去了这个大好时机？封侯拜相，自古以来便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最高境遇；统领天下洋务，这是十多年来自己的最大抱负。这一切，将很可能会因此次拒奉诏命而付之流水……
张之洞陷入了艰难的思索之中。他双眉紧锁地对桑治平说：“你今夜就住在这里吧，容我再好好地想一夜。”
这一夜，窗外黄浦江滔滔不绝的波涛声伴随着不眠的张之洞。他辗转榻上前思后想左瞻右顾：若奉诏进京，必定面临一个扑朔迷离、云遮雾障的前途，是吉是凶难以料定；若不奉诏，盼望一辈子的机遇就将转瞬即逝。六十二岁的老头子了，此生还能再获这样的谕旨吗？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日上三竿时，他醒了过来，问守在身边的环儿：“桑先生到哪里去了？”
环儿答：“桑先生一早便到江边散步去了，现在尚未回来。”
环儿服侍张之洞盥洗完毕，亲自端来早餐，并按在武昌督署的习惯，将一清早送来的沪版《字林汉报》放在餐桌上。
张之洞一边吃早点，一边浏览着报纸。他这几天在上海滩上的活动，《字林汉报》在头版上登了出来。在第五版右下角上，他又看到沙市民教冲突的报道。报上说沙市百姓焚烧洋宅十余间，法国驻汉领事扬言要派兵去沙市捉拿肇事人员。张之洞心里想，看来此事闹得越来越大了。翻到第六版，他突然被一则消息的标题所吸引：《湖南官绅上书湘抚，请罢新政抨异说，驱逐梁启超等人出湘》。张之洞吃了一惊，细看起来，报上说湘省新旧两派冲突剧烈，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联合在湘著名官绅刘凤苞、叶德辉、黄自元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告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等人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倡立异说，惑乱人心，乃士林之文妖，实权奸逆竖一类，心怀叵测，请立即驱逐出境，以平民愤。湖南学政徐仁铸试图调和，王先谦即以辞职相胁，身为其门生的徐仁铸只得亲赴书院赔礼道歉，再三慰挽，王先谦才收回辞呈。
这一则消息再次给张之洞以震动。徐仁铸一现任学政竟然敌不过湖南乡绅，可见守旧势力之强大。由湖南一省可推及到其他十七省，维新大业要在全国大行，将会有多么艰难！是的，前景未卜，以局外静观为宜。张之洞终于拿定了主意。这时恰好桑治平从江边回来。
张之洞招呼他过来一道吃早点看报纸，桑治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说：“那一年春天在督署后花园赏花时，你即景吟了一首诗，我昨夜突然想起，把它写在纸上。你看看有没有记错的地方。”
张之洞拿过纸来，那上面写的是一首七绝：
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对惜花时。
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
“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张之洞心里喃喃念着。是的，阴晴未知之时，速张油幕预做防范是对的。想到这里，打道回府之心更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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