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时常有一种淡淡的伤痛感。船过采石矶时，他想起六年前与时任皖南道的袁昶的欢快聚会。袁昶一向被他视为门生中最有识见的干才，且仕途顺遂，实可指望日后成为国家的梁柱。谁知恰恰是他的过人识见，招致杀身之祸。现在虽然已给他昭雪，并予以“文贞”的美谥，但到底是人去楼空，一切都晚了。从他个人来说，是冤里冤枉地丢掉了一条命；对于朝廷来说，五大臣之死，随同当年那场荒唐透顶的闹剧一道，留给史册和后人的，将是永远的耻笑和指摘。一股浓烈的悼念之情，聚集在他的胸臆间，不得不发而为诗，借以宣泄：
七国联兵径叩关，知君却敌补青天。
千秋人痛晁家令，能为君王策万全。
民言吴守治无双，士道文翁教此邦。
白叟青衿各私祭，年年万泪咽中江。
凫雁江湖老不材，百年世事不胜哀。
采石矶上青青树，曾见传杯射覆来。
江宁城内的鸡鸣山，是一处风光秀丽且承载着厚重历史积淀的名山。那一年，杨锐匆匆游了一趟鸡鸣山后感叹：倘若在此山上建一座楼房，供游览者饮茶小憩，远眺山景，是一桩功德之事。张之洞记住了这句话，这次一到江宁，便拨款给鸡鸣寺，委托寺僧承办，限定在三个月内建好。寺僧为讨总督欢心，不到两个月，一座二层楼的屋宇便在山顶建立。落成之日，请总督题匾额。
张之洞一生题联题匾已不计其数，而对着鸡鸣山上的这座楼，他手中的笔久久不能提起。若说袁昶的被杀，让张之洞愤慨忧虑的话；杨锐的被杀，则令他伤痛哀绝！
对于杨锐，张之洞有着远非一般门生可比的师生情谊。将近三十年了，由学生而幕友而常驻京师的代办，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张之洞的周围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杨锐得张之洞的器重，除开他的学问人品外，最主要的是在中国维新改革这件大事上，他和老师持完全相同的态度。
他主张变革，主张学习西方，主张引进西学西艺直至西政，是一位站在时代潮流前端的激情洋溢的维新志士。
但他的维新主张是稳健的，他希望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是次第推行的，不赞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试图一夜之间改变中国面貌的激进行为。他也希望中国的改革是温和的，是在不过多伤害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达到国富民强的愿望。他更服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说法，认为这才是导中国于正途的唯一准则。他最大的愿望是中国每个督抚都能像张之洞这样脚踏实地地在本省举办新政，发展洋务实业，若中国每个省都像湖北省一样，办工厂、开矿山、建学堂、练新军，有个十年二十年，还怕中国不富强吗？
他的这些想法和张之洞非常吻合。可惜，他被当作“康党”杀了头，真是冤枉透顶。真正的康党至今逍遥海外，被冤枉的康党却已屈死多年，人世间是多么不公！令张之洞心中更为痛苦的是，杨锐的千古奇冤，他却不能为之申诉，更不能为之公开辩白！明明含着一肚子苦水，却不能把这苦水吐出！袁昶虽也是冤死，却很快得到昭雪，亲朋好友可以名正言顺地祭奠他，他的子孙不会因此而受牵连。可怜忠心为国的杨叔峤，至今仍身负恶名。朝廷没有为他平反，人们便不敢公开悼念他，他的妻儿便不能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地做人。作为一个国家大臣，张之洞只能把对杨锐的这份情谊深埋在心底。得知杨锐的妻儿已安全回到四川绵竹老家后，张之洞曾打发大根悄悄地到绵竹，代他去看望，再送两千两银子，叮嘱他们切不可自暴自弃，天道神明，总是会保佑忠良的。
尽管如此，这几年来，他每当想起往事，杨锐那张憨厚的娃娃脸便会浮现在他的眼前，令他有如利箭穿心般地痛苦，也为自己身居总督高位却不能援救一门生而难受。现在，他突然有了个想法：这个楼房本就是因杨锐的建议而修筑，何不就用此楼而纪念他呢？借题匾额来表达这种心愿吧！但这种表达又不能让人看出来，诸如什么“杨锐楼”“叔峤楼”之类的名字都不能用。煞费苦心地想了很久，张之洞终于想起杨锐背诵杜甫的八哀诗来。八哀诗并非杜甫诗中最好的作品，且篇幅很长，但杨锐却喜欢诵读，且能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出。张之洞知道，这是杨锐在借古人之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老杜伤的是开元、天宝，杨锐伤的是当今。
“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杨锐那略带川音的抑扬顿挫之声又响在耳畔。“豁蒙”吧，皇上受康梁之蒙，太后受宵小之蒙，才会酿成戊戌年那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导致杨锐的含冤受害。也是因太后受载漪、刚毅及义和拳之蒙，才有庚子年那场本不应发生的惨祸，使得袁昶无缘无故地丢了头颅。其实，又何止太后、皇上要豁蒙，中国数万万百姓更需要豁蒙。几个头领登坛一吆喝，便有数十万人响应景从，相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还不蒙昧吗？有多少人终生不识一字，非但不懂西学洋务，连孔孟先圣的教导也不与闻，既不知富民强国，也不知修身养性，从生下到死去，浑浑噩噩、糊糊涂涂地过了一辈子。这些碌碌生灵，难道不更需要豁蒙吗？这“豁蒙”二字，既寄托了对杨锐的哀思，又表明了自己的期盼，真是再好不过了。
张之洞想到这里，挥笔写下了“豁蒙楼”三个遒劲的苏体。
鸡鸣寺为豁蒙楼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庆典。在一片鼓乐欢呼声中，人们发现，张之洞赫然站在楼上，神情分外激动。堂堂总督大人对这座并不高轩的豁蒙楼如此重视，让许多人纳闷不解。
下午，张之洞回到督署，刚刚坐定，巡捕便来报告：直隶总督袁世凯舟过江宁，希望会见香帅，现在下关客栈等候钧命。
官场惯例：官员过境，同品级的当地官员要尽地主之谊，有客气的则更是既迎又送，宴请之外再加馈赠。通常的督抚路过江宁，两江总督都会奉行这些礼节，何况直隶总督光临？直督乃天下疆吏之首，连总署对直督，也以平级相待，不用上下之间的称呼，以表示对第一疆吏的尊重。若是别的直督路过江宁，遇上的又是另外的一个江督，那必定是一派热闹非凡的官场迎送场面。但眼下是袁世凯过的张之洞的地盘，彼此之间的关系很是微妙。
在张之洞的眼里，四十刚出头的袁世凯，不过一后生小子罢了。在以鲁抚身份驱逐义和拳出山东之前，袁世凯从没引起过张之洞的重视，尽管那以前的袁世凯，在朝鲜武功卓著，回国后在小站练新建陆军广受称赞，乃至于破格简授侍郎衔。所有这些，在张之洞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平定朝鲜内乱，能与打败法国人的谅山大捷相比吗？至于新建陆军并没有经过战场上的考验，不能因为它操练时的步伐整齐、甲胄鲜明，就断定它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衡量一支军队强大与否，只能是战场上的胜与败。部署过越南战争、创办过自强军和新军的制台张之洞，并不因为别人的表扬而特别看重小站那支新建陆军，何况出身名门的袁世凯居然连个举人也未考中，足见是个不走正路的纨绔子弟，充其量不过是个“不学有术”者而已。
真正使得张之洞对袁世凯刮目相看，是庚子年事变前，袁世凯对拳民本性的深刻洞察和所采取的强硬镇压措施，以及事变后参与东南互保的积极态度。这两桩事使得张之洞对袁世凯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小子至少在“有术”二字上还可以加上两个字——有识。
然而，这种好感不久便被吴永的一番密谈给冲淡了。尽管张之洞绝不赞成谭嗣同等人围园挟后的荒唐做法，但对袁世凯的告密离间更为厌恶。他认为袁世凯此举是地地道道的小人行径，这是关系到一个大臣的人品操守的大事，史册上的奸佞，不就是指的这等人吗？
出于对袁世凯品性的反感，张之洞不愿意与他往来，但袁如今是直隶总督，路过江宁请求见面，又怎么能不见他呢？再说，袁虽是顺道拜访，其实是有目的的。袁的目的，张之洞早已知道。
原来，一个多月前，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以八十四岁高龄病逝于老家武进县。讣闻传来，张之洞派女婿陈念礽代表他前去吊唁。盛宣怀告诉念礽，朝廷拟由直隶接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但两局商股董事们不同意，请香帅在这个关键时刻帮他的忙。念礽问他怎么个帮法。盛宣怀说，袁夺轮电两局，是因为这两局获利甚丰，但他同时还兼汉阳铁厂督办，而铁厂亏空甚大。请香帅告诉袁世凯，他是将轮电的盈利来补铁厂的亏空，若北洋要轮电，则干脆连铁厂一道要去，否则的话，铁厂无法办下去。如此，袁有可能放弃夺轮电的想法。
陈念礽回江宁后，将盛宣怀这番话如实禀告岳父。张之洞知道，盛宣怀所谓的商股董事们不愿意，实际上就是他不愿意，因为他是商股中控股人。对于盛宣怀，张之洞的看法是复杂的。
他本能地不喜欢这个人，这是因为，第一盛宣怀是个以追逐利益为人生目标的商人，深受儒学熏陶的张之洞对“唯利是图”有很深的成见。第二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人，是靠李鸿章而发迹的。当年的清流骨干一向对“浊流”李鸿章存很大的反感，即便他后来做了督抚，经办与李鸿章相同的事业，也不改对李鸿章个人的初衷。因为厌恶李鸿章，于是也便不喜欢李鸿章看中的人。
但是，张之洞又不能不佩服盛宣怀的洋务才能，尤其是铁厂，让盛做督办的这几年间，铁厂的经营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铁厂生产出来的钢铁质量大为提高；其次，在江西萍乡找到了很好的煤矿，萍乡煤矿，品质既优，蕴藏量又大，可以满足铁厂的需要。萍乡煤的发掘，使得成本大为降低，钢铁的价格也就降下来了。质量提高，价格下降，遂使得销路迅速扩大，尤其是芦汉铁路的开工，全国钢铁的需求量很大，有时甚至供不应求。就这样，汉阳铁厂近两年来红红火火，往日的亏空正在弥补中，盛宣怀的大赢利就在眉睫了。
这事，让张之洞对盛宣怀不得不佩服！
盛宣怀是既不肯把轮船局和电报局交出来，也不愿意把铁厂交出来的。他是借铁厂恐吓不懂内情的袁世凯，希望懂内情的张之洞不要说出铁厂的真相。这一点，张之洞看得很清楚。
张之洞自然不愿意轮电两局落在北洋衙门的手里。因为这几年盛宣怀的确从轮电两局中腾出大量资金投入铁厂，如果落入北洋的手，则断了这道活水。袁世凯年轻而雄心勃勃，一旦让他得到了轮电两局，更是如虎添翼，眼里不会再有别人的位置。让一个不通文墨的暴发户平白捡下这大的便宜，张之洞实在不情愿。经过这样一番利益权衡后，张之洞决定帮盛宣怀一把。
前些天，他收到盛宣怀的信，说袁世凯借给母亲营墓的机会请假南下河南项城，绕道长江回天津。其目的：一是实地看看湖北的洋务，二是在江宁见张之洞，三是在上海见盛宣怀。
见不见袁世凯，张之洞这两天在心里犹豫着：不见他，让这位新贵碰个软钉子，杀杀他的骄盛之气，这可为日后与他谈正事增加几分威慑力；见见他，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与他当面谈盛宣怀所托办的事，遏制一下他的张狂之心？
袁世凯并没有像别的督抚一样，沿途下滚单，明示地方官接待他，而是悄悄地来到江宁。这倒令张之洞生出几分好感来，也促使他立时打定了主意。他吩咐何巡捕持他的名刺，带二十名衙役、五十名兵丁，抬一顶绿呢空轿，前去下关客栈接袁制台。
袁世凯这次下江南，其实是他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袁世凯二十五岁随同吴长庆出兵朝鲜，只用了短短十六年工夫，便从一个流落江湖的落魄汉爬上疆吏之首的高位。异乎寻常的顺遂和成功，给了袁世凯巨大的自信力，也刺激了他更大的野心。他决心在直隶轰轰烈烈气势磅礴地大办新政——开厂矿、练新军、办学堂，以出色的政绩为今后攀登更高的地位、攫取更大的权力奠下基础。他要更积极更主动地笼络朝中权贵，依靠他们的力量，为更辉煌的仕途扫除障碍，铺平道路。所有这一切的成功，最重要的保证是银子。李鸿章利用截旷、扣建结余下来的八百万两军饷，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但要实现宏伟的规划，这笔银子仍是不够的。如何广辟财路，成了袁世凯治直的第一件大事。他的心腹藩司杨士骧自然也在为此而思虑，这一天，杨士骧兴冲冲地对袁世凯说：“慰帅，有一个人愿意送财神菩萨来，您接不接？”
“财神菩萨来，怎么不接？”袁世凯拍着杨士骧的肩膀说，“莲府，坐下来慢慢细说。”
“我的二弟士琦一向三教九流的朋友很多。昨天他对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原是盛宣怀的红人，近来两人闹翻了。”
“盛宣怀的红人？此人叫什么名字？”袁世凯禁不住插话。
“此人名叫朱宝奎。他是盛的同乡江苏常州人。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便被盛所网罗。朱宝奎西学好，又极精明会办事，大得盛的信任。先在轮船局做事，后又在电报局做事，从中获得暴利。朱又花钱捐了一个候补道，盛于是委派他为上海电报局总办。盛做了铁路公司督办大臣后，又委任朱为材料处长。十多年来，朱宝奎不仅积下巨资，且对盛宣怀办洋务敛财的内幕非常清楚。这次的闹翻，缘于一个女人。”
女人？平生最好女色、已拥有一妻七妾的袁世凯，听了这两个字立时精神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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