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追溯邮政发展的踪影(3)

　　邮局内的信差以及拣信生（即分拣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几二十块，很难抵挡社会物价上涨的压力，加之工作强度大，即使遇到刮风下雨或严寒酷暑，投递的频次也不能减少，同时外国管理人员的态度高傲、蛮横，经常引发普通员工的情绪波动与强烈不满，邮差罢工风潮不止。

　　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简称“万国邮联”或“邮联”），两年后中国政府与各国驻华公使交涉，要求将在中国境内所设之外国邮局一律裁撤。主管邮政事务的交通部宣布禁止销售外国邮票和外国邮局发行的印花。

　　由于国家政局动荡，邮政无所适从。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登基，宣布第二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1月13日北京邮政总局通令，将邮政日戳、邮政凭单均改为“洪宪元年”或加盖“洪宪”字样，同时印制“洪宪”纪念邮票。仅过两个月，袁世凯迫于社会压力宣布下台，邮政为“洪宪”所准备的邮政文件和邮品遂告作废并被销毁。

　　邮政总局还进行了一项工作，对各邮局寄递信件上的日记戳进行检查、整顿。由于发现一些邮局盖在信件上的日记戳字体模糊，妨碍信件在各邮局之间转递处理。为此，交通部下令邮政总局所属各局所，要求日记戳字迹清晰，确保信件寄递的准确。

　　《晨钟报》于1916年10月23日报道称：

　　据邮政总局发表，民国4年（1915年）各分局之收受信件包裹等项，俱有非常之进步。即普通信与挂号信共77，300万件，比之前年实增加7，600万件。新闻纸及印刷物比较虽减少，而其原因实为袁氏（袁世凯）在日检查没收干涉受其影响。快信则比之前年增加10万件，小包邮便亦由720万增至920万。邮汇比之前年增多300万云云。

　　据一份资料显示，1918年北京邮政开始配备汽车，数量1辆，1920年增至7辆；1920年全市投递普通邮件和快递邮件的信差262名，其中139名配有自行车。

　　1919年7月1日，北京邮区单独成立了管理局，管辖范围包括直隶省部分地区和绥远、内蒙古的邮务。当局很清楚邮政对于管理国家的重要性，对邮政采取扶持措施。1922年6月18日邮政总局迁至前门内旧户部街（后称公安街）新建的大楼，这里原是清朝吏部衙门所在地，大楼建成后成为北京的邮件处理中枢。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国内出现南北两个政府，而两个政府各自的中央邮局任命的邮政总办却是同一个人——法国人铁士兰，由此可见邮政部门的特殊性。1928年北伐军胜利北上，北京改称北平，6月14日南京政府下令裁撤原北京邮政总局，由南京邮政总局统一管理全国邮政，任命刘书藩担任邮政总局局长，铁士兰改任总办，从而结束了由洋人掌管中国邮政的历史。

　　1931年9月10日，北平邮务管理局遵照交通部邮政总局命令，改称为北平邮政管理局。

　　1935年7月，《邮政法》公布实施，“邮政专营、依法治邮”是这部法律最明显的特征。

　　六、老北京的邮政生活

　　对于20世纪初的老北京人而言，邮政带来的新鲜事儿确实不少。

　　过去民信局寄递信件，通常由收信人交付邮资，寄信人和收信人只需在家坐等民信局的伙计上门递送，而邮政却是寄信人在信封上贴邮票，投入路边的邮筒就可以了，不少人对其可靠性存有疑虑。与此同时，人们对邮筒感到好奇，以为是怪物或其他不祥之物，以至于社会上传言四起，甚至有人声称要准备砸毁。为此，邮政局专门发布告示解释安设邮筒的目的，并用图示说明邮筒使用方法与投递规则，并派人上街向行人解释，以使家喻户晓。穿着统一制服的邮差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递送邮件，另有一路邮差专门负责按时开启邮箱取出信件，时间一长，人们逐渐习惯了。老北京人，称“邮筒”为“信筒子”。

　　邮政专家认为，这一过程意味着中国人开始接受近代生活方式。

　　由于时局不稳，当局颁布《戒严法》中规定：“警备地域邮局有检查及拆阅之权”。邮政总局饬令下属各分局：凡往来函件，均一律详细检查。如有形迹可疑者，即行拆阅，果有悖逆字句，除扣留外，严追究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凡发现洋文的信件，都须送检察员查验。战争结束后，英国驻华公使与执政的北洋政府交涉，声称“和平复现，从前检查外人邮电办法无存在之必要”，这一要求得到同意，由外交部照会英国使馆并转告各使馆“除德、奥、俄三国人邮电外，概免检查。”

　　由于邮政改良措施实施，投递信件的效率大大提高。同城信件每日派送12次，随到随走，由各支局之间直接交换，省去了以往须经邮政总局过戳的环节。有报纸写道：“这样一来本京信件可就变通多啦！”根据资料显示，北京至承德的邮路，由邮差递送，昼夜兼程，最快速度需48小时，因此该邮路的信件隔日收发1次，后又增添1班邮差，用交换递送的方式，提高至每日可收发1次。分布在城内各处的邮政局所和邮筒数量逐渐增多。邮政业务范围包括函件、包裹、汇款等。据当时报纸上一则消息称：“北京一等邮务局以近来各局每日接收寄发之信件日益增繁，每日计约7万余件”云云。1917年时，北京内外城邮政支局数量为18处。这一时期东四牌楼邮局（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东四邮局）开始用汽车，代替过去用人力、马车运送邮件。

　　到1920年，该邮局的普通快递业务全部配备了自行车。有一位记者描述：各邮局前设有一个日式绿色木质邮箱，信件可投入箱内，由专门的“骑差”按时开取。邮务总局曾严令各支局不得积压沉漏邮件，随到随送。为了监督邮件投递质量，邮政当局派出专人逐日向各邮筒投信，以检验邮递员是否按时取走邮筒内信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邮局开始办理汇兑业务，当时每张汇票最大限额为10元，汇费标准为1元或1元以内收2分，以此类推。

　　光绪三十年（1904年），凡火车可通达地区汇兑局之间汇寄银钞，每张汇票汇款金额上限为50元。1917年12月24日起，北京一等局及通州、南苑、北苑、海甸（现称海淀）等被指定为特类汇兑局。特类汇兑局之间相互汇款，汇票上限提至200元。

　　过去，人们到邮局领取汇款，虽然可以去邮局办理，却须先通知汇款人去汇款邮局在汇票上注明收款人所属邮局，才能办理。因为手续复杂，所以每日上午9时以后，来邮局办理汇兑业务的人特别多，拥挤不堪，邮局只好规定，以先到者领牌号排队。有一位报社记者上午10时30分到邮局，领到的牌号为205号，前面叫得还是178号，一直等到12时45分才取到汇款。有人形容，邮局内“喧哗之声，震人耳鼓，秩序太觉紊乱”。

　　据资料显示，1918年6月，交通部所属各邮局开设“邮便储金”。

　　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北平市邮局普遍开设邮局储蓄业务，花上一元钱开户，分“通储”、“非通储”两类。前者是只要将钱存在邮局，可以在本市任何邮局存取；后者则是存入款项后，只限在存入局固定存取。存款人可在二者之间自愿选择。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人们并无更多闲钱，邮政系统又不健全，30年代中期，因储户太少，存款不足，邮政储蓄悄悄停办了。

　　1920年5月，京津间首次航空运送邮件成功。次年7月1日，一架双翼飞机从北京南郊的南苑机场呼啸升空，机上搭载着中国第一批航空邮件，邮件上贴有邮政总局于当日发行的飞机飞越长城图案的纪念邮票，并盖有长方形的特别邮戳，标志着中国第一条航空邮路正式开通。飞机由美国购进，专门承担运邮任务，共3架，机身长80英尺，宽50英尺，可容20人。继京津、京沪、京汉之间火车邮路开通，北京又多了一条通往外地的邮政通道。1921年4月，邮政当局发行航空邮票，共3种，分别为1角5分、3角、4角5分，票面上印有“航空邮政”汉字及英文。30年代，邮政当局在市内东四、西四、东单、西单、鲜鱼口及邮政总局门前等主要地段设有航空信筒或信箱，专门用于投递航空信件及快信，每日定时开取。

　　1925年3月25日，邮政当局宣布，自当年7月1日起，汇票上贴用邮票改为盖有戳记的贴汇兑邮纸，目的是为防止有人在邮票上作伪。1929年，邮局开办“飞汇”，即航空汇票，资费是每元汇款收取5厘。第二年，邮局又发行一种小额汇票，面值最小1元，最大10元，汇款时用汇票第三联代替收据，收款人可凭收到的汇票单据和汇票信封取款，省去了签字、盖印或铺保等手续。北平邮区指定了200个代办点可办理此项业务。1934年10月，北平邮政管理局招考了30名邮务佐，被录取者中有一名女性，于次年4月入局服务，被评论为“诚开北平邮界30年之新纪录”。

　　旧北京，人们与外界联系，办理寄递邮件要去邮政局，而有急事需要拍电报则要去电报局。中国最早的长途电报线路是建成于1881年12月的津沪电报线路，全长1700公里。因朝廷认为如将电线引入城内会破坏风水，直到两年后中法战争之前，因为传递军情需要，朝廷才同意将电报线从天津引至北京城外的通州。起初，电报局设在通州的一处驿站内，收到电报后由驿站派出快马传递，人们称这种送电报方式为“肉电报”。通州电报局是北京电信最早的开端。中法战争爆发后，前方战事急迫，朝廷终于同意在崇文门内外分别建成官用、商用两个电报局，办理部分城市国内电报业务和经由上海外国电报公司转发的国际电报业务。从此，北京与各地的通讯联系有了两条途径——邮政与电报。

　　不久后，电报局迁入京城，设在前门外的喜鹊胡同（现称喜悦胡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中，许多教堂、西药房、洋货等被义和团焚烧，电报局也未能幸免。事变后，电报局迁往东长安街附近新址。1913年时，北洋政府交通部曾拟设邮电合办模范所，并选定位于西长安街的交通部对面一幢小洋楼，经改建后作为所址，将电报局与邮政第六支局一并迁入。然而对于更多市民来说，邮政局与电报局是两回事儿，只有遇到特别紧急的事情才会去发电报。拍电报的资费按字数计算，肯定比邮资贵得多。

　　七、京城里的集邮者

　　据记载，民国初年，在牛街附近经常有一些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们走街串巷，推门入户，到一些收破烂人家花钱收购旧信封。这些人大都来自城里的学校、机关，混杂在废纸堆中旧信封上的邮票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由此，这些旧邮票，尤其是大清年间或外国邮局发行的邮票受到人们青睐。清末民初时，京城里的外国人时兴集邮，这股风逐渐扩散到社会中，首先在知识分子圈子中流行起来。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随着中外交流增多，京城中的集邮者人数增多，各种集邮活动开始活跃。

　　当时住在牛街74号的有一户人家，主人名叫杨永福，平日里靠收废纸来谋生，人称“烂纸杨”。许多收集邮票的人经常来他家里收购旧信封上的邮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与国外邮商有联系，将收集到的旧邮票转卖给外国人。时间一长，“烂纸杨”明白了其中的门道，他将人们挑剩下的旧信封进行整理，用水浸方法揭下信封上的邮票，晾干并分类后，打成捆，先是卖给城里专做邮票进出口生意的华北邮票社，后来他自己也开始直接与国外邮商建立联系，用手中的邮票换回外国邮票，再卖给国内的集邮者。一时间，他的生意很红火，人们对他另眼相看，“烂纸王”变身为“邮票王”。20世纪40年代他在东安市场开设东亚邮票社，由儿子杨启增、杨启明经营。

　　在杨永福家的邻院73号，主人名叫韦诚起，原来是做字画买卖和洋烟画生意，受了隔壁邻居家的影响，转作买卖旧信封和邮票的生意。30年代时，他在东安市场南花园78号租下了铺面，开办了一家“诚记邮票社”，交给儿子打理。据《北京集邮史话》记载：杨、韦两家是牛街第一代邮票商。1943年，他们两家的邮票生意开到了天津，先后在劝业场的二楼和四楼开设了“东亚邮票社”和“北京邮票社”。

　　为了拉近与外国邮票商的关系，他们加入了美国邮商协会（A.S.D.A），每周店内都要举办邮票拍卖活动，印行《诚纪邮讯》，扩大影响。他们的邮票进出口生意一直延续到50年初朝鲜战争爆发才停顿下来。

　　在杨、韦两家开始经营邮票生意之后，附近的五户人家也开始经营旧邮票、旧信封。这些人家都靠做集邮生意挣到了钱，并于30年代期间陆续离开牛街，到城里或奉天、天津、上海等地开办邮票社。

　　他们在铺子前面挂起招牌，在报上刊登广告，招徕集邮者。三四十年代，东安市场、西单都能找得到买卖邮票的商铺或地摊。20年代，北京城里较有影响的邮票商社包括：华通邮票社（王府井大街南口，班子华创办）、环球邮票社（骡马市大街，施秉章创办）、协昌邮票社（东单三条，吴福保创办）、华北邮票社（东交民巷瑞金大楼，李纪润创办）。据资料显示，京城中的邮票商社数量曾达到三四十家。

　　在京师的集邮者圈子中，名人雅士荟萃，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清光绪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和曾担任清政府外务官的陈桓士，据说后者在出使美国时购得了一枚中华邮政发行的“红印花”邮票。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1894-1970）与燕大美籍校长过往甚密，对集邮产生浓厚兴趣，邮识丰富，收藏甚丰。他拥有多套变体邮票专集和一张早年间北京发行的“帆船”一分无齿整张票，令许多集邮家羡慕不已。环球邮票社创办人施秉章（1904-1970），少年时代开始集邮，毕业于燕京大学，20年代参加国外集邮协会，从事邮票进出口生意。他主编过一本集邮刊物《集邮说从》，出版了两期，介绍国内外邮品。他的交际广泛，许多欧美集邮家都与他通讯交换邮票。此外，京城中知名集邮家还有赵品三、崔显堂、伍长庚等人。其中，赵品三以收集民国票着称，他经销的盖有首日戳的新纪念邮票很受欢迎。崔显堂曾经营印刷材料，后改行教书，对于收集邮票、信封、火花、钱币等颇具造诣。伍长庚是一位医生，任职于协和医院，他收集的民国票、近代票和伪满洲国、伪华北六省区大小字加盖邮票品种齐全，在北平邮界首屈一指。其他知名集邮家还有：裕崧霆、吴南愚、王纪泽、梁芸斋、赵善长、王聘彦、王翰祥、陈采六、王明星、孟济三、万灿文、汪子年、姜冶方等人。

　　据记载，为了营造京城中的集邮氛围，早期集邮家曾于1918年、1920年两次筹划竞赛性的邮票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