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南北分裂(1)

　　一 法统之争

　　1 南方提出法统问题

　　1917年7月1日，张勋公然拥立清廷复辟，眼看肇建不久的中华民国岌岌可危。对此，南北各方都立即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大总统黎元洪于7月2日密令其政敌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意图接续民国香烟。

　　段与黎积怨极深，但黎毕竟是名义上的总统，便于5日宣告就职，随即奔赴天津以南的马厂组织讨逆军。张勋旋即败走，段祺瑞因“再造共和”有功，重新把持北京政权，无人敢与之争锋。段以为，袁的帝制取消，张的复辟弭平，南北分立已无借口，统一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段祺瑞在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时，两次表明了拥护共和制度的态度，但是对共和政体的运作却不甚了了。他始终视国民党为乱党，不肯与之合作。段祺瑞的态度得到了研究系的支持。研究系的灵魂人物梁启超已得财政总长一席，恐怕国民党像过去一样操纵国会杯葛内阁。因此主张在旧国会已解散、新国会未成立之时，先行召集参议院会议，代行国会立法权；然后通过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产生新国会。7月20日，段内阁通过了梁启超的建议，并向各省征求意见。所谓征求意见只是个幌子，而且征求的对象是各省当政者——充其量是应声虫的意见。

　　对于段的做法，南方的孙中山表示了反对。他认为只有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才是恢复约法的精神；召集临时参议院是破坏约法。西南六省，即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广西也对段政府的做法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早在1917年7月初，孙中山闻知复辟消息，觉得是个好机会，便于3日在上海召集在沪之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的大计。他认为既然黎元洪已经辞职，国会也已解散，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并准备出兵讨逆。此举到底是否合法历来众说纷纭，这里且不去管它。孙于4日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护法者，保护临时约法也。

　　国民党方面认为，张勋的复辟就是段祺瑞所策划，借以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实际上是为自己掌权铺路。因此段政府根本是非法政府。

　　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得到海军的积极响应。

　　桂、滇两省军阀为维护自己在西南的利益，也表示反对段祺瑞不睬国会、废弃《临时约法》的做法。早在复辟之前的6月20日，桂系军阀陆荣廷就宣布，由于国会解散，两广地方军政暂由两省自主。不久滇系军阀唐继尧也表示与两广取一致行动。这样，两广和云贵四省遂成为护法基地。

　　7月17日，唐继尧通电表示，黎元洪在逃亡之中已不能行使总统职权，所以他任命段为总理根本就是无效的。唐的通电等于西南四省公开向段政府叫板。

　　作为中国实际的掌权者，段祺瑞自然不能容忍。他要统一中国，而且采用的办法是“武力统一”。

　　这也是中国人向来习惯于“清一色”，而不懂得“求同存异”的积习所致。老祖宗早就告诫我们要“和而不同”，即使有不同意见，并不妨碍是一家人，大家坐下来谈判、协商，各自收敛私心，求得最大妥协，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是，近代中国却堕入一个内斗的怪圈，国民党与北洋政府之间、国共之间、国民党内部无不如此。结果，空耗国家实力，徒使百姓遭难，反而让外人得利。看来，学会妥协、学会包容仍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欠缺。

　　2 两个《约法》

　　对于这个“法”，南北各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内部的以黄兴为代表的沪派与以黎元洪为首脑的鄂派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争，而说到实质上，还是权力分配之争。沪派革命军于1911年12月2日攻占南京后，正在筹划善后的各省代表于12月中旬自武汉又云集南京。正当他们还在为谁做大元帅而争论的时候，孙中山自海外翩然归来。

　　12月27日，南方十七省革命派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29日，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但是这个会议和会议的决议是没有北方十三省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所产生，从法理上说是非法的。作为北方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自然不能认同这个政府，随即撤了唐绍仪和谈代表的职，准备与南方摊牌。本来正在艰难进行的南北和谈因之破裂，南北有重新一战之势。

　　1912年1月1日晚10点，孙中山不理北方的态度，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孙也不能容忍袁的威胁，便于1912年1月11日下令北伐，自任总指挥，任命李燮和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南京韬园。孙中山拟定两湖为第一军，出兵京广线；南京组第二军，出兵津浦线；淮扬组第三军，后援一二军；另外还准备在山东、河北等地六军齐发——当然，这只是孙的纸上谈兵。

　　应该注意到，这是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

　　南京政府刚刚成立，战争即起，人民未得“共和”之福，反受其祸，很快失去了大多数的支持。袁得知南方的举动，便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游说各国公使，抵制南京临时政府。果然，列强各国开始出面干涉——因为战争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声称，如果不尽快结束这种局面，将要采取军事行动实行武装干涉。于是，英国军舰在上海游弋示威；德国阻止北伐军登陆青岛；俄国、日本准备出兵东北等严重事态，摆在南京临时政府面前。更为严重的是，各国扣留了中国的关税，断绝了革命军的财源。虽然1月13日，柏文蔚夺取了徐州，其他地方的北伐军也取得一些小规模的胜利，但北伐军基本上是乌合之众。浙军的朱瑞，淮扬军的林述庆都先后向北方投降。南京政府内部，要求继续和谈的呼声也日见高涨，黄兴也劝孙中山，只要能够推翻清廷，不妨迁就袁。孙只好下令停战、和谈。

　　在关于临时政府组织的问题上，南方各派也有分歧。宋教仁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当了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则倾向总统制，他想仿效美国的总统制度，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最后，各省代表选择了总统制。

　　实际上，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并不好当，首先是财政紧张，军饷短缺。革命靠的是军队，而没有钱，军队就无法维持。一次，皖督孙毓筠自安徽派专使到南京催饷，孙大总统当即批了二十万，不料拿着条子到国库提款时，国库内只有十元，好不尴尬。其他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不好解决，孙中山不得不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即清帝退位之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与袁。电报上款称其为“袁总理”。不料，袁却不接他的招，回电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意思是说，君主、共和尚未定下来，总统一职不过是空中楼阁。电报中称孙为“孙逸仙君”——根本不承认他的临时大总统。孙再复电，也改称其为“袁慰亭君”，两人开始针锋相对，闹开笔墨之战。虽然孙让位与袁已是大势所趋，但是为了制衡袁，只好从法理上入手，于是决定修改《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总理制。

　　改版的《临时约法》乃是2月7日才起草，3月8日通过。《临时约法》最后关于政体的设计临时改弦易辙，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和国务院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使得行政权力的划分极其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体制，表现出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次日南京的国会正式公布《临时约法》，俗称“旧约法”。

　　袁世凯当选总统后，不满意《临时约法》给他身上戴上的枷锁，于1914年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这被称为“新约法”。“新约法”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但因为这是在袁世凯取消国民党并解散国会之后通过的，所以一直不被国民党所承认。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位，便于1916年6月29日恢复了《临时约法》，旋即于1917年被张勋复辟破坏。

　　3 孙中山也想武力统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却给中国政局带来不小的风波。

　　首先，梁启超发表其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主张。梁周游列国，了解各国政情，他看出德奥联盟少有胜算，所以主张参战以搭顺风车。梁的主张得到了老段的鼎力支持，段的如意算盘是若是参战，胜利后可以得到协约国的好感，对他武力统一的政策大有裨益，到时候借款练兵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所以竭力主张参战。其实，当时中国作为一个积弊已久的弱国，参战与否，胜败与否，都不能改变其国际地位，既不能强国，更不能富民，不过是私见私利之争的一个借口罢了。

　　1917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利用督军团压迫国会接受对德宣战案之际，孙中山即与章太炎、岑春煊、唐绍仪辈联名致电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要求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尊重国会。段被总统黎元洪罢职后，唆使北洋系的各省督军宣布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孙中山或单独、或联名，连续通电西南各省，呼吁拥护《临时约法》和国会，起兵讨伐北洋政府。段祺瑞重新组阁后，孙再次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护法”呼声又起。

　　当时，以控制广东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为借助护法声浪，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力，表示欢迎孙中山来粤护法。

　　陆荣廷（1859—1923），原名陆阿宋，壮族，本是广东肇庆人，幼时家贫，曾当过乞丐、赌场打杂、衙门跑腿等，在乡里横行不法，官府要缉拿他，跑到广西落草为寇。陆荣廷虽然干的是没本的买卖，却有几分侠义心肠和邦国观念，除了劫富济贫外，专门和当地的法国人作对。后来陆荣廷被清廷招安，因为他熟悉广西的复杂地形，在剿匪时屡建殊功，一直升到广西提督。辛亥革命中，他响应革命在广西独立。二次革命时，他依附袁世凯，攻打国民党的讨袁军。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一片势力范围，始终与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袁世凯称帝时，西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袁。广东都督龙济光在袁世凯死后取消独立，依附北洋政府，所以广西发动了讨伐龙济光的讨龙战争。把龙打败之后，陆荣廷就留在了广东。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陈炯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北方政府。

　　但孙中山尚未到达广州，复辟闹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旧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9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晚在广东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当今变乱，“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他认为“假共和之祸尤甚于真复辟”——证诸后来的中国历史，孙先生倒也有几分先见之明。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设”，孙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当时控制滇、黔两省的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也为保留自己地盘，并向四川扩充势力，而对抗段祺瑞；并于8月11日通电加入西南护法行列。由于段祺瑞一意孤行，引起旧国会一些议员的不满，部分议员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赴粤。

　　众多议员南下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尤其是调动海军更要庞大的支出；孙中山不任官职也无实业，这笔钱出自哪里，引起人们不少的猜测。于是各种传闻流传开来，有的说是某国政府资助他若干金钱，有的说他做了一笔政治交易，等等。

　　二 护法政府

　　1 孙中山成立军政府

　　1917年8月18日，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公园宴请在穗的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问题。考虑到来粤议员只有150余人，不足法定人数，孙决定效法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又称“非常国会”。25日，非常国会开幕，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大纲中申明，为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

　　虽然军政府打着“护法”的旗号，实际上形成武装割剧的局面。军政府的成立在法律上是否能自圆其说，史实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这种做法在民国年间倒是多次被人效仿。例如，后来北伐时，汪精卫在武汉另立过民国政府；阎锡山联合汪精卫、冯玉祥在北京另立过山寨版的“中华民国政府”；共产党人在江西成立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等等。

　　为了适应护法战争的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之《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可见，恢复旧约法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其实是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其一党单独执政的意图。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以来自封为“大元帅”的只有孙中山、张作霖二人。《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组织军政府的目的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宣布约法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表示要尽全力攘除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恢复《临时约法》。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揭开护法战争的序幕。

　　军事是政治的后盾，再来看护法大本营广东的军事状况。

　　陆荣廷的桂军为清朝绿营兵式建制，六十营中因粮饷不足，有大营、小营之分，装备简陋，战斗力可想而知。其他有粤军四十营，全是大营；蔡锷留下的护国军尚有两个师驻扎广东，但兵员并不足额，另外还有湘军两师也驻在广东。所以广东军队有主客之分，客军就食他地，所以粮饷成了令人头痛的问题。

　　陆荣廷明白自己军力单薄，如果北洋军长驱直入，两广地盘必然不保。而且段祺瑞有中央政府的名义，如果过于赞助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怕落得个对抗中央的罪名。但是鉴于军政府已然成立，所以，周旋于两个强权之间的陆荣廷只好采取首鼠两端的态度，不敢过分得罪其中一方。唐继尧大致也是这个态度，所以二人连非常国会选他们做元帅，也敬谢不敏。

　　孙中山自然也明白，陆、唐之流与北洋军阀并无二致，可是在人家的家门口又不便翻脸，为了集中对付北洋政府，只好与他们虚与委蛇。

　　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同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

　　外交：伍廷芳

　　财政：唐绍仪

　　陆军：张开儒

　　海军：程璧光

　　内政：孙洪伊

　　交通：胡汉民

　　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

　　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

　　其中伍廷芳、唐绍仪、章太炎、李烈钧等人虽是国民党，但行事稳健，对孙中山的许多做法并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