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南北开战(3)

　　张其锽（1877—1927），字子武，号无竞，广西临桂县人，乃是近代的一位奇人。他是清光绪三十年进士，以知县分发湖南，任过永州厘金局局长，零陵、芷江知县，南武军统领，湖南军事厅厅长。张其锽与谭延闿为进士同年，拜为金兰兄弟，交谊深厚。辛亥革命后，谭为湖南都督，张曾任军事厅长。张其锽精通奇门遁甲、六壬数术，并熟读《墨子》、《庄子》，著有《墨子通解》。在历次湖南战役中，张其锽常常起课占兵，每试不爽，谭延闿于军旅忙乱中，时常记录其案以为消遣，共得十一例，成书名为《谭张遗迹》。吴佩孚于1919年驻军衡阳时，与张其锽率领的湘军对垒，二人因此结识，成为至交。吴不顾段祺瑞一再制止，坚决从湖南撤军，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张其锽的影响。吴佩孚为人高傲，很少假人以颜色，唯独对张其锽恭敬有加。可是这次吴没有接受张其锽的建议，正所谓运数使然。

　　唐生智倾向革命为吴佩孚所不容。4月25日，吴佩孚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副司令。4月3日，叶军攻占岳州，24日，攻入长沙。在吴军的重兵压迫下，5月初，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急电向广州方面求援。幸亏李宗仁派其一旅赶来增援，使衡阳战事转危为安，但双方仍在衡阳一带相持不下，进入对峙状态。这时唐生智在吴军、湘军及赣军的夹击下有些招架不住，正欲退回广西。

　　此时正值“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孙中山去世后，蒋、汪、胡三人争夺领导权，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白热化，又有国共两党间的明争暗斗，形势极为复杂。此前蒋介石在党内地位未彰，只是因为得到了苏俄的帮助，创建黄埔军校，整顿粤军，排挤走许崇智，才逐渐掌控了广东的军权。李宗仁看出，北方军阀为了控制北京政权，死缠恶斗，无心顾及南方，而湖南的变故正为北伐创造了机会。于是他亲赴广州，游说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苏俄顾问鲍罗廷等人，但是国民党众要员反应冷淡，共产党也不积极，陈独秀曾公开表示反对北伐。只有粤军首领李济深赞同李宗仁的意见，支持北伐，并愿意派出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立即出发。这才终于说服国民党军委会决定北伐。

　　广州国民政府于5月下旬决定派兵援唐，遂命李宗仁第七军的两个旅先行入湘。21日，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24日，又派第4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入湘援唐。在粤桂军的支援下，唐生智的湘军连胜几仗。

　　李宗仁于6月中离开广东，开始其北伐壮举。7月抵达衡阳。

　　广州方面见事有可为，便于1926年6月5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统帅三军。7月1日，蒋下达北伐命令。蒋在命令中，以冯玉祥的国民军为友军，定下首先进攻湖南，再夺武汉，以期统一中国的目标。北伐军共计8个军，22个团。但直到7月9日，李宗仁率领的第七军夺得湘潭时，蒋介石才正式就职，誓师北伐。27日，率第一军的两个师自广州动身北上。

　　吴佩孚也忙着布署兵力，妄图阻挡北伐军的攻势。但终因北军与南方友军矛盾重重，而且北军纪律极差，引起人民的不满。正所谓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7月9日，北伐军占领湘潭，10日占领长沙。14日，唐生智到达长沙，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服膺广州国民政府，结束了湖南自治的状态，使北伐的进程加快。

　　北伐军能够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与他们的纪律严明、廉洁自律及平民作风大有关系。例如，唐生智初次见到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时，提议李推荐几个人去榷税局当局长，可有极丰的收入。李告诉唐，革命军人不是为个人谋利益的，唐听了才作罢。还有一次，李宗仁步行走在长沙的大街上，忽然碰到湘省驻粤代表刘文岛坐着四人大轿，前呼后拥而来。刘见到李，连忙让轿夫停下，显得很不好意思。这都显示了北伐军全新的革命作风。

　　1926年8月11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及苏俄顾问等在长沙讨论北伐的战略方针。当时，北伐军总共有二十余万人，而北方大小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阎锡山等的兵力加起来在百万之上。有人主张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可暂时对湖北采取守势，将主力移至江西，借以巩固广州的革命根据地。李宗仁当即表示，应该借着吴佩孚南北疲于奔命之时，直捣武汉；以此为基地，北可进窥中原，东可沿江收复东南。最后众人同意了李的建议，决定了“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加紧攻打武汉的方针。

　　8月14日，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骑马检阅第七、第八两军。当他的马来到唐生智的第八军前面，突然军乐队大奏其乐，惊得蒋介石从马上摔下，弄得狼狈不堪。唐生智身边的顾和尚趁机进谗言道，蒋介石此次北伐凶多吉少，他迈不过第八军这道坎。虽然当时唐没说什么，后来却果然有所异动。

　　长沙会议之后，北伐军分三路向武汉进军。吴佩孚手中虽有二十多万军队，不过各色杂牌，已非当日训练有素的直军可比。8月19日，北伐军发动攻击；这时吴佩孚也率领着几万军队从北方赶来，双方展开一场殊死战斗。

　　吴佩孚将司令部设在汀泗桥后翼不远的贺胜桥，并在此亲临督战。26日激战一天，汀泗桥四次易手，反复争夺，仍无进展。27日拂晓，北伐军实施全线总攻击，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汀泗桥而后乘胜追击，于27日上午又攻占咸宁。8月30日，北伐军又向贺胜桥发起攻击，一举攻占了北守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曾亲自督战，手刃退却的军官多人，但是无法抵挡溃退下来的败兵。最后，他见败势已定，只好逃至汉口，据城固守，等待援兵。湖北督办陈嘉谟见大势已去，在地上打滚，哭着说没有脸面去见大帅。还是别人告诉他，再不走就要当俘虏了，这才落荒而逃。

　　北伐军进攻武汉时，吴佩孚屡次向孙传芳求援。此时孙的实力已经超过吴，若是施以援手，北伐军真的有些麻烦。但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可能想起了当年湘军援鄂时的往事。那时身为王占元属下的孙传芳孤军奋战，被湘军打得落花流水，吴佩孚却无动于衷。于是，孙传芳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坐收渔人之利。他对部下公开说，等北伐军拿下武汉，再去收复也不晚，那时他的五省联帅就变成七省联帅了。

　　9月1日，北伐军兵分三路，直逼武汉三镇。中路由李宗仁督率第一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进攻武昌；左路以唐生智第八军的3个师和夏斗寅的鄂军第一师进攻汉阳；右路军以第一军一部迂回进攻汉口。武昌城高地险，中路军在进攻战斗中，打得非常艰苦。9月3日、5日两次攻城未果。吴军以高墙重炮，负隅顽抗，北伐军前仆后继，死伤官兵千余人。遂改用封锁围困。北伐军兵临汉阳城下时，守军刘佐龙师起义。6日，北伐军进占汉阳。汉口守军在吴佩孚的指挥下逃往黄陂、孝感。7日，北伐军进入汉口，并乘胜进占武胜关。吴佩孚又率部逃至河南信阳，留下刘玉春师固守武昌。武昌城被围困30余天后，守城之敌弹尽粮绝，斗志已失。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内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用云梯爬城，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防守保安门的第三师师长吴俊卿与北伐军议降，打开保安门迎接北伐军入城。北伐军俘获守城司令刘玉春，全歼守敌二万余人。至此，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除少数逃往鄂西和河南外，均被北伐军歼灭。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8月17日从苏俄回国的冯玉祥，与广州联系参加革命军。广州政府任命冯为国府委员兼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就职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随即向陕西进发，赶走围困西安的刘镇华镇嵩军。

　　冯军继续东进，吴军在豫西的形势日渐危机，吴佩孚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反攻，但部下无人肯应声。更有甚者，靳云鹗公开透露吴军粮草已尽的内幕，吴盛怒之下，于1926年底再次撤了靳的本兼各职。靳云鹗也不争辩，跑到鸡公山修养，暗地里却一会儿联络冯玉祥，一会儿会见蒋介石，总之，吴佩孚成了彻底的死灰，再也没有复燃的希望了。

　　1927年2月，张作霖不管吴佩孚的态度，分兵陇海、京汉两路强行进入河南。此时吴、奉已再无合作的可能。吴的心腹寇英杰投降了奉军，靳云鹗劝吴佩孚抵抗奉军入豫，吴默许了靳的主张。可是吴军已成了强弩之末，再也无力抵挡奉军的攻势，3月份，河南大部已被奉军占领，不得已之下，吴佩孚逃往豫西南阳，岂知南阳的部队也不稳，只好投奔他四川的老友杨森去了。

　　唐生智将北上部队编成三路，张发奎为第一路，刘兴为第二路，魏益三为第三路，1927年4月20日由武汉出发。张发奎部与奉军对战的结果，据说伤亡超过一万五。张发奎面对所剩无几的几个团痛哭失声。他对唐生智非常不满，因为一有大战恶战，唐生智就把他的四军推上第一线，自己躲在后边，让四军死伤惨重，可是唐生智的功劳总是比他张发奎要大。

　　冯玉祥部队东出潼关，在歼灭奉军万福麟部5个旅后占领洛阳，随即向郑州挺进，此举是包抄奉军后路，张学良无奈率兵退过黄河，6月3日，唐生智的部队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师郑州。稍后武汉政府委任冯玉祥为河南省主席，然后唐军班师回汉，此时北伐军发生了意见分歧，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武汉方面要防范来自南京方面的威胁。

　　到了8月下旬，孙传芳见吴佩孚濒于崩溃，北伐军挺进江西，直接威胁到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时，也感到恐慌起来。这时蒋百里由吴幕转到孙幕，向他献了援吴三策。其上策是，趁北伐军与吴军鏖战之机，以奇兵出江西西进，拦腰截断北伐军，从而占领长沙，断北伐军之归路。中策是，孙率海陆军溯江而上，乘北伐军与吴军相持武汉之时，待机而动。下策则是，五省联军向江西集中，以逸待劳，坐等北伐军的到来。孙传芳恰恰选择了下策。孙传芳调兵10余万，将五省联军组成五个方面军，出兵三路，集结江西，准备分别向湖南、湖北进军，妄图解武昌之围。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武昌城外，其余兵力分为三路转攻江西。一路攻赣南，一路攻赣西，一路攻赣西北。9月19日，第六军军长程潜部乘势攻占南昌，24日又退出。两湖战争结束后，北伐军第四军从湖北赶到江西，使北伐军的实力大增。不过，孙传芳给北伐军造成不小的威胁，李宗仁的第七军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直扑九江。

　　这时，孙传芳的后方出现了极不稳定的局面。浙江省省长夏超于10月16日宣布归顺国民政府；北伐军入闽后，孙传芳在闽部队纷纷倒戈。10月29日，北伐军攻克临川，截断赣闽通路，继续向南浔铁路沿线发起攻击。11月初，北伐军截断了南浔铁路，使江西、福建顿失联系。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孙传芳此时在江西的主力部队10余万人，除少数逃往皖南和江浙外，绝大部分被歼。孙传芳决定放弃江西、福建，孙传芳本人从九江乘军舰逃往南京。蒋介石遂率北伐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

　　在福建战场上，听命于孙传芳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辖4个军共3万余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远征，广东兵力薄弱之机，亲率大军南下，分三路进攻广东。何应钦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主力袭击周部后方，一举攻占永定行营。此时，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周部占据蕉岭第二军的两个师宣布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十四军第二师配合下进占长汀。在此期间，独立第四师等部队一路北进相继占领漳州、泉州、蒲田、永泰等市镇，逼近福州。12月初，自赣东入闽的第二军第六师进占建瓯，切断了闽、浙孙军的联系。孙传芳部驻闽海军起义，驻福州的1个旅起义，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不战而下福州。周荫人率残部逃往浙江，福建全省遂被国民革命军占领。

　　孙传芳将五省联军收缩至浙、苏、皖之后，经过整编，实力仍然不弱，在当时要算是素质较高的集团军。蒋介石取得江西后不敢再贸然进攻，遂与孙传芳相持不下。可是孙传芳却狐疑不定起来，他一方面担心内部不稳，又怕蒋介石收买他的部下。在重重顾虑之下，孙传芳决定撤军江北。于是，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又占领了浙江、江苏、上海等富饶之地。

　　三 国民党内讧

　　1 宁汉分裂

　　国民党高层内部的分歧由来已久，自1924年改组之后，因为对容共政策的歧见，而产生左、右两派。孙中山去世后，亲共的汪精卫、蒋介石联手排挤其他主要领导，如胡汉民、许崇智等，成了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但汪、蒋二人对于联俄容共的政策，也始终存在着分歧。蒋介石虽然一时需要苏俄的援助，还是认为共产主义终将会给中国带来灾害，但为全局出发，蒋顺从了汪的政策。尚属后进的蒋介石忽左忽右，纵横捭阖，竭力培养个人势力。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是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17岁时中秀才，后去日本留学，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回国后，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当时，面对着中国对来自西方挑战的一次次失败，一些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思考，陈独秀就是代表之一。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宣传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批判中国旧的思想与道德，提出东西方文化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应该用新的去改造旧的。《新青年》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影响了众多的年轻人。1917年，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继续宣传马列主义以及西方民主自由思想。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否定了传统上中国人的信仰，并且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使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彻底的怀疑和破坏。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中共成立，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以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合作，陈独秀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勉强服从，同意加入国民党。

　　国共蜜月期间，苏俄人俨然成了广州的主人。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珠江上停泊着苏俄货轮，苏俄顾问坐在小汽车上，各处乱跑，踏板上面站着中国保镖。在列宁的画像下，革命法庭的委员们审讯着“破坏分子”。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很赏识其才干，推荐他当了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并任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