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论谋事(7)

　　对于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来说，在他的眼中，应该是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事业。任何一项事业，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事业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说起来也许容易，但做起来可并不简单，这主要是与一些人的自我欣赏情结有关。在取得了某项事业的成功之后，很多人往往将其作为自己日后发展的基础和向别人炫耀的一块招牌。然而，招牌只象征着过去的辉煌，却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前进的绊脚石。

　　11.以和为贵，无为而治

　　李嘉诚语：何解我每年只收5000元薪水？我收5000元薪水，却给大家这么好的待遇，如此好的花红，还照顾你一世，你敢贪污？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所以我公司的雇员都非常忠诚。

　　我一直奉行互惠精神。当然，大家在一方天空下发展，竞争兼并，不可避免。即使这样，也不能抛掉以和为贵的态度。

　　有时候，急于成功，反而会适得其反。收购和黄大获成功之后，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沾沾自喜，他显得异常平静。

　　李嘉诚初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时，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及众董事交谈中，分明感到他们的话中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难道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因为当时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才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管理好如此庞大老牌洋行的本事。”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

　　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颇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自摆脱1975年的困境步入正轨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理所当然的。”

　　他还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我坚信长江实业会为和黄未来的发展作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深怕有负汇丰大班对自己的厚望。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只希望用实绩来证明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领薪水的董事局主席之上，但李嘉诚却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

　　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争取董事局主席之位。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敬重有加。

　　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惯例，董事局应为他支付优厚的董事袍金，但李嘉诚坚辞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从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的确很少。更多人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捞好处。例如，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自己所控的几家公司里，能捞则捞，能宰则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就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害怕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因此可见，李嘉诚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取舍之间，张弛有度。

　　李嘉诚很快便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量建议的口气发言，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渐渐地，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实际就已开始主政。后来，在股东大会上，众股东一致推选李嘉诚为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只在和黄领取董事袍金，并非为博取好感，一时大方，而是一贯如此。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的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还不及当时一名清洁工的年薪。

　　以80年代中期的水平，像长实系这种盈利状况较好的大公司，仅一家公司的主席袍金就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更递增到1000万港元左右，李嘉诚20多年坚持只拿5000港元，便意味着出让了数以亿计的个人利益。

　　不过，李嘉诚每年放弃数千万袍金，却赢得了公司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他们自然也会信任长实系股票。

　　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股票升值，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的帮衬，长实系股票自然会被抬高，长实系市值必然大增，股民得到好处，李嘉诚欲办大事，就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

　　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当然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增值。

　　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共计有12.4亿港元，这还尚未计算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的年息。不管怎么说，在香港这个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李嘉诚能不为眼前的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实在是难能可贵。

　　难怪有人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这就无怪乎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崇敬的意味。

　　对那些有生意头脑的人来说，赚钱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名利双收。有的人赚了钱，名声却臭了；有的人绞尽脑汁追求名利双收，却竹蓝打水一场空。要想这两方面兼顾，靠运气没用，靠使诈弄巧更不行，非得才华品德两全不可，后者甚至更为重要。

　　李嘉诚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又盯上了英资青洲英泥（水泥）公司。他重演了收购九龙仓时的旧法，在市场悄悄吸纳青洲英泥的股票。

　　收购青泥，李嘉诚主要是看上了它的地皮。这家公司拥有红冠鹤图的庞大地产，其大量平价地皮可供长实日后发展之用，这种间接而有效的收购大量地皮的方法，比购入地皮更为有利。199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到25%，正式进入其董事。1979年底，长江实业拥有该公司多达39%的股票，因此，李嘉诚顺理成章地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嘉诚全面收购青洲英泥，除看中它的地皮外，还考虑到水泥是重要的建筑材料，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水泥用量将会大大增加，能保证获得经常性的合理利润。

　　由此可见，收购一个公司，除了看它表面上的综合绩效外，更重要的是要仔细研究，准确判断它是否具备潜质，然后再采取相应的对策。

　　收购青洲英资后，李嘉诚又在酝酿另一次大行动，那就是收购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这是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重要一役。港灯公司成立于1889年，并于1890年12月1日开始向港岛供电。公司的发起人是保罗·遮打爵士，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港灯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而且是香港一个英资上市公司之一，90余年来，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

　　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实行“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盈利自会递增。现代社会，无论如何都是离不开电的，故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港灯是拥有专利权的企业，不可能会有第二家企业在港岛与其竞争，能确保盈利稳定。这正是李嘉诚属意港灯的主要原因。因此，港灯可以说又是一块大肥肉，令人唾涎欲滴。除长江实业外，怡和、佳宁等财团都想染指港灯。此时，在海外大量投资，但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又掉头在港大肆投资很快便购入了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众多股份。

　　面对置地的大肆扩张，李嘉诚坚持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的策略。他按兵不动，静观其势，寻找机会。

　　1982年4月，市面风传置地公司即将着手收购港灯。人们都以为长实、佳宁也会参与竞购，所以港灯、置地、长实、佳宁的股票均被炒高。

　　4月26日周一开市，置地公司便以锐不可挡之势，一举收购了港灯股份2.22亿股。

　　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置地将增购的股份控制在35%以下（按收购及合并委员会规定，超过35%的临界点，就必须全面收购，持股量要过50%才算收购成功）。

　　置地重拳出击，顺利完成了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迅即化为乌有。佳宁此时正面临着危机，而长实只是不急于出手，放其一码。

　　李嘉减暂时不采取行动是经过仔细分析和深思熟虑的，这充分体现出了他的精明之处。

　　首先，他认为置地此时的收购行动，有志在必得之势。如果与之碰硬，置地必会竭尽全力而战，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未必能胜；二来即使能胜，也会元气大伤，还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成蚀本生意。

　　其次，李嘉诚认为置地不惜重金，四处出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到那时，再从置地手中夺过港灯，将会易如反掌。

　　基于上面的分析，李嘉诚只是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并不急于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李嘉诚可谓深得兵家“避实击虚”之精要。好比两军交战，当敌方势大时，己方坚壁清野，固城自守，避不交兵。当敌人粮草用尽，人疲马乏时，再主动出击，一举取胜。无疑，避实击虚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良法，比咬紧牙关、浴血拼杀不知要高明多少。

　　李嘉诚的判断没有错。置地在完成对港灯的收购后，形势便急转直下。

　　置地在香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它的现金资源，不得以只得向银行大笔贷款，使其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

　　本来以置地的实力来说，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道尚佳，经济前景明朗，坐拥中区地王的怡置系就不愁没钱赚。

　　然而，当时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在北京谈判，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现不佳，使香港人对未来的信心大减。香港出现了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出港币套取外币。

　　再加上欧美日本经济纷纷陷入衰退之中，更使得香港商界为愁云惨雾所笼罩--地产市道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这一切终于使地产大王置地陷入困境，手头的楼宇由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行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1983年，地产市场全面崩溃，置地陷入空前危机。1983年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也拖下泥淖，使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便向纽壁坚“兴师问罪”，在怡和置地大班宝座上坐了8年之久的纽璧坚无奈之下，只好准备下台。

　　1983年9月9日晚，纽璧坚宣布辞去怡和、置地两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职务。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无比伤感地离开了他服务了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此时的李嘉诚，密切关注着怡和的一举一动。那时马世民尚未正式加盟长实系和黄，但两人接触频繁，常坐在一起研究马世民服务过14年的怡和。马世民认为，怡和高层一直患有“恐共症”，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此时，置地陷入困境，马世民极力建议李嘉诚从置地手中夺得港灯。李嘉诚也早有此意，但他奉行“将烽火消弭于杯酒之间”的战略，主张以谈判的温和方法购得。

　　在纽璧坚辞职前，李嘉诚曾向纽璧坚提出收购港灯，遭纽壁坚拒绝。那时，纽璧坚的大班地位已岌岌可危，他不想在自己任上失去九龙仓，又失去港灯。尽管他也知道，出售港灯乃两全之计，而且这也是早晚的事，但他依然不甘心。

　　纽璧坚辞职后，由西门·凯瑟克接手怡和，置地的管理大权，同时接管了前任留下的累累债务。

　　西门于1942年生于英国温切斯特市，少年时就读于全英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进人世界名校剑桥三一学院。但西门仅读了一年大学就烦了，他别出心裁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他躺在棺材中，由同学抬出校门，从此永别了全球学子心神向往的剑桥大学。西门如此玩世不恭，令他父亲威廉暴跳如雷，认为这个儿子“孺子不可教也”。

　　西门的叔父约翰和哥哥亨利·林德利都曾多年担任怡和大班。很自然地，西门也于1962年加入怡和公司。先是在海外的分公司任职，1982年初，西门调回香港，同年出任常务董事，接着说服其他董事，频频向纽璧坚发难。最终西门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大班尊位，成为凯瑟克家族出任怡和大班的第五人。

　　已过不惑之年的西门·凯瑟克，虽不再是年轻时的纨绔子弟，但他是否有能力统治香港最大洋行？不少人都心存疑问。

　　虽然许多人认为以西门·凯瑟克过去的行为和资历，难以胜任怡和公司首席管理人的职位。然而，事实证明，他有能力领导庞大的怡和公司。

　　李嘉诚也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家族及西门·凯瑟克的报道。他已经向怡和表示过欲购港灯的意向，而现在，他则不再作任何表示，他有了足够的耐心与韧性，等待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1984年，马世民加盟长实系，李嘉诚随即委任他为和黄董事行政总裁，和黄的业务从此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长实系的盈利大户。

　　同一年，西门·凯瑟克出台了“自救及偿还贷款”的一揽子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要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

　　统揽怡和地产业务的置地自然是核心业务，置地的旗舰地位无论如何要保住，而置地又是怡和全系的欠债大户。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不得不忍痛决定，出售港灯以弥补巨额债务。

　　要想出售港灯，第一买家自然首选李嘉诚。现在已是财大气粗的李嘉诚有能力支付理想的价位。而且，李嘉诚向前任大班纽璧坚有过这样的表示，当时西门也正好在场，那时他就特别佩服李嘉诚的君子作风。

　　让西门·凯瑟克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这一年里，李嘉诚再也没有任何表示，而且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难道说他早巳放弃购买港灯了吗？

　　看来，李嘉诚的欲擒故纵之计确实生效了，它让西门如坠云雾里一般不明就里。

　　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定主动上门，请求李嘉诚出手。一切都在李嘉诚的妙算之中，因此，他牢牢掌握住主动权。

　　1985年1月21日，西门派人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议转让港灯股权问题。

　　其间李嘉诚曾把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请来，与他一块具体商议有关收购的事情。

　　大约16小时后，和黄决定以29亿港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拍板定夺这么大的一笔生意，可见李嘉诚早已是成竹在胸。

　　这次收购，仅用了两次会议，便达成了一项总值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消息传出，引起了全港商界的再一次特大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