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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生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成了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

  1989年“六四”风波后,香港股市一度低迷。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时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欠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的大股东“中信泰旨”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

  低进高出,关键在于眼光准,出手时机适宜。李嘉诚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

  这似乎很神奇,其实不然。大凡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云:“功夫在诗外”,要研究这一规律,就要时刻关注整个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时势变化。一般股民坐井观天,眼睛只盯着股价变化表,而不探究大势的变化。这样,就可能被表象、假象迷惑,时有被套住之虞,即使偶有斩获,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持续兴旺,恒生指数一路攀升。到1987年10月1日,一举飚升至创历史最高纪录的3950点,真可谓牛气冲天。这正是售股集资的大好时机。

  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旗下四家公司--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合计集资103亿港元,这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的一次集资行动。至于这笔巨资的用途,李嘉诚并没有明言,只是表示将在3个月内公布。

  同时,长实公司决定,长实系发行的新股,将由五家证券经纪公司包销,向公众发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股市的变幻莫测,是谁也无法准确预计的。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狂跌508点,引起香港股市恒指暴跌420多点。

  如果在9时之前,包销商尚可引用“不可抗拒”条款退出包销供股计划。然而长实的售股集资计划在10时开市前得以顺利通过。开市后股市狂泻,包销商已无法退出了。

  香港股市这次受到了沉重打击,而李嘉诚靠他的机灵,更靠他的运气,又侥幸躲过了这场浩劫。长实系上市公司只是市值下跌,实际资产并没有任何损失。而包销商这次真是欲哭无泪,因为他们将承担包销的风险。

  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10月26日重新开市当日,香港恒指又暴挫1121点,全面崩溃。

  长实指定的五家包销商所拟定的供股价都较市价高3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其责任的一半(51.5亿港元),其余价值50多亿港元新股由原有5家包销商及上二百家分销商承担。

  如此一来,长实系四公司的集资计划大功告成。

  大盘崩溃之后,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长实系上市股票均下跌三成。依常规,这正是向公众股东廉价收购小系股票的大好时机。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即拟动用15--20亿港元,吸纳长实系四公司的市面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

  李嘉诚强调“此举目的是希望看到本港股市和经济不要有太大波动,希望能稳定下来”,“绝非为个人利益,完全是为本港大局着想”。

  这就是被有关传媒所广为传颂的“百亿救市”行动。李嘉诚在股灾中,虽然让包销商大受其害,但却因之而挽救了香港的整个股市。李嘉诚这次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在这次股市大行动当中,尽管李嘉诚早已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作法,但仍然有人认为他“有为私之嫌”。舆论纷纭,各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

  当时,李氏家族控有长实的35%以上的股权,控有和黄的股权也近35%。按照收购及合并条例,已超过35%股权的股东如要再增购股权,就必须提出全面收购,李嘉诚没有能力全面收购,只好要求当局放宽限制。

  证监会碍于条例不予批准,李嘉诚多次去港府力争,希望从“救市大局”出发。

  结果港府决定接纳李嘉诚的“救市建议”,同意暂时取消有关人士购入属下公司股份超过35%就必须全面收购的条例。然而却规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必须每日公布购入股份的详情。

  李嘉诚虽然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但认为既然放宽了收购点限制,又限期售出,这是自相矛盾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就表示对所附带条件感到非常失望。这意味着,如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那么他收购的股票则必亏无疑。

  当时许多业内人士和各媒体都认为李嘉诚这次是在劫难逃,只能是自酿的苦酒,自己喝了。因为依以往香港及海外的股市经验,大股灾之后,仍有2到3年的低谷期。李嘉诚这次自然是亏定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股市竟恢复得如此之快,到年底股市就开始回扬上涨(欧美的股市也是如此)。到了1988年的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已接近1987年初的水平。李嘉诚在一年的期限内,以配股方式将增购的股票出售,不但没有亏蚀,反而还有几千万港元的盈利到手。

  幸运之神再一次光顾了李嘉诚。

  令人瞩目的是,李嘉诚这次百亿集资行动(9月14日)与香港股市暴跌(10月19日)的时间相差只有35天,这是否意味着李嘉诚已预感到香港股市将会出现大灾难?

  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迷。

  大凡决策,是在掌握相关信息基础上进行的。李嘉诚之所以能预知股市的这次大动荡,也许是掌握了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信息。有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在多数情况下不符合事实。例如,我们“旁观者”没有深入了解事物内部,很难明白李嘉诚这位“当局者”为什么会如此神机妙算。

  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马世民在会见《财富》记者时说:“李嘉诚是一位最纯粹的投资家,是一位买进东西最终是要把它卖出去的投资家。”

  马世民的话,揭示了李嘉诚在股市的角色优势--这种优势,或许很多人都明白,但在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下,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在股市中,投资家与投机家的区别在于:投资家看好有潜质的股票,进行长线投资,既可趁高抛出,又可坐享常年红利,股息虽不会高,但它持久稳定;投机家热衷短线投资,借暴涨暴跌之势,炒股牟取暴利,自然会有人一夜暴富,更有人一朝破产。在香港有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商贾大亨,就是在股海翻船,将多年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李嘉诚认为,人算不如天算。再聪明的人,都会有失算之时。

  所以,李嘉诚凡事都会深思熟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去做。他说:“一向以来,我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5分钟后宣布十号台风警报,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就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因为自感市场风向难料,李嘉诚始终信奉“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一投资哲学,以分散风险。因此,除股票外,李嘉诚还投资债券。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而不能参与分享公司红利。

  李嘉诚所购买的债券,大部分都是可转换债券。

  这种债券有1至3年的期限,若持有人认定该公司业务能稳定增长,可以用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从而获取更大收益。即使不成,也可将债券保留至期满,最终收回本金及利息,所以这种债券既和普通债券一样,具有风险小的优势,又比较灵活,能转换为股票。可以说是将债券和股票的优势合二为一,是一种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又购买了爱美高、DS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共计25亿港元。

  在此后的发展中,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C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见此情势,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这样一来,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为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同样,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转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

  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嘉诚每投资一家公司,就要将其控制并做它的主席。从80年代末起,他已没有多少大规模的收购计划了,而较偏重于股票投资。他的集团实在太庞大了,他的精力智力都不足以同时管理多家大型公司。他只有通过债券,股票投资,利用富有进取心的商家为他赚钱生利。这样,虽不如自己投资自己经营获利大,却比较省事。

  李嘉诚投资债券,符合他一贯的“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的发展方针。同时,也符合分散风险的投资原理。这样两条腿走路,游刃余地更大。

  感悟: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具有相当实力时,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在做事时也容易保持冷静乐观;而实力相当有限的人,心情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这虽是自然之理,但是,如果一个人想从小做大,就有必要修炼自己的心性,戒除急功近利心理,如此才能冷静决策,以成其大。

  18.稳健中求发展才能做大做强

  李嘉诚语:这是因为,商场如战场,单枪匹马的勇士,总不如一支军队强大。事业有了,但不能停滞不前,而要勇于向前看,积极地令其发展。

  李嘉诚终于通过创出自己的新产品而很快占领了市场,企业得到很快的发展。李嘉诚敢于开风气之先,使塑胶花从塑胶制品家族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长江塑胶厂在李嘉诚的领导下,大发而特发。

  追风跟潮,是香港产业界的看家本领。很快,香港产业界就冒出了许多专门生产塑胶花的专业厂家。塑胶花很快就席卷了整个香港市场。

  引领了消费新潮的李嘉诚,并没有陶醉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他开始居安思危,想着进一步发展的路子,他的初步成果使他坚定了做一番大事业的决心。

  李嘉诚知道,长江厂只是先行一步,等待它的,将是与同行业残酷而无情的竞争。大家都在抢占市场,而以长江厂现有的规模和实力,很难保证在同行业的领先地位。

  所以,李嘉诚又做出了另一项重大决定:扩大工厂的规模,增添设备,改进原有的生产条件。

  但要扩大规模,增添设备,需要大量资金。这对李嘉诚来说,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这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个体业主式企业的实力是怎样的弱小。李嘉诚又开始苦苦思索,寻找新的突破。

  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时,深深体会到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更对欧洲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觉得股份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不仅不用承担无限责任,而且能较快地筹集到大批资金。对于想扩大规模,而又缺少资金的企业更为有利。

  于是,李嘉诚决定将长江塑胶厂改为股份制企业。他的头脑依然很冷静,仔细分析了自身优劣,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组建合伙性的有限公司;第二步,发展到相当规模时,再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

  此时的李嘉诚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管理意识和资本运营意识,这为他后来在股市的搏击打下了基础。

  李嘉诚牢牢地将一句话铭记心中,那就是他在失败之中得来的深刻教训:“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他首先到亲友中间集资招股,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租赁厂房,添置设备。李嘉诚的确有理由自信,因为他现在不仅能用自己的资本办事,还能调动别人的钱来经营事业。

  商界有这样一种略失偏颇却又不无道理的说法;衡量一位商人的能耐有多大,不仅仅要看他拥有多少资本和钞票,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否调动他人的钱,来办自己的事情。你有多大实力,有多大的号召力,要看你能调动的资本量有多大。

  在1957年末,长江塑胶厂正式改名为长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总部由新莆岗迁到北角,由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嘉诚开始着手引进西方的管理经验。他认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企业内部保持高水平管理,都是很重要的。

  李嘉诚将厂房分为两处,一处仍旧生产塑胶玩具,而另一处则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公司生产的重点来抓。

  如今的李嘉诚,经过数年的艰苦磨炼,积累了许多经验,眼界更开阔。他越来越觉得做生意是十分有趣味的事情,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继续把事业进一步做大。而且,他现在已经越来越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商海中拓展出更大的基业。

  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在别人看不见希望的地方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的投资总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渐渐恢复了元气,已有足够的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大干一场,一扫前段日子的晦气。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内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很快波及香港。1967年底,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从而引起了二战后香港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

  这使得刚刚出现一线曙光的香港地产业,再次转入愁雾笼罩之中。

  这次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们无不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时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李嘉诚从香港传媒上得到的全是“不祥”的消息。但他明白,香港“五月风暴”与内地“文革”有直接关系。李嘉诚也通过一些渠道看到了内地群众组织散发的小报,他从中获悉,8月份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据此看来,香港“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而且,李嘉诚从宏观上坚信,世事纷争,乱极则治,否极泰来。那么,究竟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呢?李嘉诚认定,中国政府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

  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中国政府若要收复香港,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当年中国政府保留香港,是希望保留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这样对中国政府较为有利。现在的国际形势和香港的特殊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可能性不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毅然做出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

  于是,李嘉诚在整个大势中逆流而行,在整个地产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他却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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