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七十九） 宋 明 理 学

　　（七十九）宋 明 理 学

　　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

　　，著书立说，各自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们宣扬所谓“圣人之道”，标榜所谓“圣

　　人之学”，有时以道学二字并举。后来，他们的学说被称为“道学”，亦称为“理学”。

　　《宋史》设立《道学传》，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列入《道学传》中。周、

　　程、张、朱，被认为是道学的代表人物。

　　所谓“道学”，实际包括三个流派：一是张载的“气”一元论，后来到明代的王廷相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二是程颐、朱熹的“理”一元论，后来成为南宋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官方

　　哲学。三是陆九渊的“心”一元论，到明代的王守仁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理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理学包括“气”一元论、“理”一元论、“心”一元论三

　　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朱学说。

　　理学是宋、明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理学虽然分为三派，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三：

　　(1)理学为先秦儒家孔丘、孟轲的伦理道德学说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

　　(2)理学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原则看作永恒的、绝对的最高原则，这样来为封建等级

　　秩序提供理论辩护。

　　(3)理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提高一定觉悟即可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不需要承认灵

　　魂不死，不需要承认有意志的上帝。

　　理学家把孟子所讲“仁义礼智”四德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妇

　　别，朋友有信”五伦看作天经地义，并加以较详的论证，实际上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大

　　唱赞歌。理学强调在“人伦日用”中体现“至理”，在平时“履践”中“尽性至命”。所谓

　　“日用”即日常生活，所谓“履践”即实际活动，所谓“尽性至命”即实现最高理想。理学

　　不信仰有意志的上帝，不肯定有不灭的灵魂，反对“三世轮回”之说，主张在现实生活中达

　　到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三个特点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

　　宋明理学接受了佛、老的一些影响。理学家在建立本体论之时，参照了佛、老的学说，有

　　所择取，有所批判。但理学的中心思想来自先秦儒家。

　　宋明理学，实际上是为宋明时代的封建等级秩序提供理论根据，为宋明封建制度进行哲学

　　的论证。

　　它以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而强调所谓理即是父子关系、君臣关系的原则。程颢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

　　理。”(《遗书》卷五)程颐论上下尊卑的关系说：“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

　　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

　　；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程氏易传》履卦)二程从宇宙论的高度来为封建等级

　　秩序进行辩护。后来朱熹更发挥了二程的这些观点，宣称君臣上下的等级秩序是理所当然的

　　。理学是反映封建时代等级秩序的哲学，起了加强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

　　理学的产生和形成有其成熟的历史条件。

　　第一，理学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理学萌芽于唐中叶以后的韩愈、李翱和柳宗元

　　，以

　　北宋的周濂溪、邵康节、二程和张横渠为代表，到南宋的朱子、明代的阳明、明末清初的船

　　山，分

　　别集道学、心学与气学之大成。韩愈对于佛教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以“仁、义”为儒学

　　“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

　　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

　　李翱的“性情说”以“性善情恶”论为儒家性善论作出的新论证、“复性”的思维方式和把

　　儒学当

　　作“性命之学”的观点，以及融会儒佛的做法，使理学家们深受启发。柳宗元以“阴阳元气

　　”为

　　“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

　　、社会伦

　　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会“百家之学”

　　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

　　以说正式实现。

　　第二，理学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

　　疑经改经，由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注重发挥义理，并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各派学者相

　　互辩论，相互启发。学派之多，成果之盛，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正

　　是这种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的学风，才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

　　环境。

　　第三，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

　　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

　　、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

　　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老二家的压力。理学的产生即是在回应

　　佛、老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老入儒的成果。

　　第四，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自汉末以来，国事纷乱，道德颓丧。即使未读史书《三国志》，熟悉三国故事者对此也会

　　感同。唐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朝代，但人伦破败，世风日下。单以唐代王室为例，

　　荒淫无耻，乱伦败德，父子兄弟相残，层出不穷。唐宋之际，异族崛起，列国纷争，史称“

　　五胡乱华”，各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也渗透到汉文化之中。总体上说，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在

　　文化上处于纲常松弛，道德式微的状况。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

　　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而上学的主观努力。对于理学家忧国忧民

　　忧文化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我们应该充分予以肯定。

　　任何社会化的事物，它的产生是偶然的，而发展却是必然的。同样道理，宋代理学本来是

　　位哲学家对当时社会现象思考后进行的总结和概括，由于这些总结和概括符合当时政治的需

　　要，他们幸运的成为了宋代的官方哲学的创始人。他们认为，当时的社会过分讲究对物质利

　　益的追求，这样是不利于封建政府的，如果人们都去从事商业活动，那么粮食从哪里来？他

　　们还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追求物质利益，都是人欲造成的。所以把人欲说成是一切罪恶的

　　根源，主张以先天理来克服人欲，要“去人欲，存天理”。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中，要求一切事物都在封建政权的掌握之中。然而，宋代商

　　自由化的趋势与这种大一统的思维形成了对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业的发展是必然

　　的，这一点是不可逆转的。封建政权无法改变商业发展的趋势，只能够尽力的归于国家的控

　　制之中。这种控制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新的商业阶级对统治者也是一个极大的威

　　胁，这也要求新的理论能够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宋代理学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它要求“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要遵守每个人的等级不允许人做出超越自己等级的事情，其中等级

　　的差别是天注定的，是天理的表现，而世界的根源就是天理，“灭私欲，则天理明。”为了

　　保存

　　“天理”他们极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认为，“理”是有规律的,强调事物

　　的对立和

　　差别，认为这种对立和差别是不能改变，并以此来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不能改变的。

　　在宋代理学产生的条件中，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与统治者

　　夺权方式有关，宋朝政府重文轻武，所以宋代的军队战斗力比较差，而宋代的文化却相当繁

　　荣。文化的繁荣就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沃土。

　　南宋灭亡以后，入主中原的是蒙古人。蒙古人的文化程度是相当低的，他们占领中原

　　后，对中原的文化事业有较大的危害。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都十分突出的朝代里，中国的文

　　化几乎都颓废了。直到明朝的建立，中国的文化才有所恢复。由于明朝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

　　强，宋代理学到了明代得到了发展。其代表是王守仁的“心学”和泰州学派。王守仁也和朱

　　一样，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认为由于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来物欲的诱惑

　　，人们

　　才会有不善的思想和行动，因此，他极力鼓吹“去人欲，存天理”。他的心学，归结起来，

　　就是要求人们自觉的破“心中贼”，消除一切反抗的念头，从心底深处服从封建统治。泰州

　　派的创始者是王守仁的弟子，他们也继承了王守仁的学说，把良知看作人们固有的观念道德

　　。这些宋代理学的发展学说一度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

　　到了清代，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空前加强，宋明时代的理学依然是封建政府的官方哲学。

　　而，由于封建制度的日趋腐朽，资本主义萌芽的力量逐渐加强，尽管统治者大力宣扬，理学

　　的地位依然受到了严厉的挑战，文字狱和各种启蒙思想的出现，使得宋明时代的理学停止了

　　发展的脚步，似乎也到了日趋没落的地步。一直到辛亥革命，理学终于被废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