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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智慧和人生追求》 作者:翁礼华

第10章 领导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5)

  人的脑丘下部和脑下垂体,专司分泌性激素。如果具有旺盛的性生活,就能使其分泌功能强化,激素分泌良好,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对防止由于脑萎缩所引发的脑老化起着重要作用。从中医的观点来看,性爱使心肾相交,水火相济,肝气疏达,能够让人情绪安定,神思敏捷,保持大脑的年轻化,使人更自信。

  7.延年益寿

  人体的设计极其科学,各种不同的生理结构都有其独特的功能。性爱既是人类繁衍后代的需要,也是人类健康的基础,中国古代养生学家强调的“以人补人”和许多夫妇长期相守,老年仍有性生活,从而双双获得高寿的事例都说明了性爱能使机体长盛不衰、延年益寿的科学道理。

  (十二)中西人性不同

  中西方人性存在差异。

  1.中国人讲低调,西方人喜张扬

  以开大会为例,中国人恐后不争先,与会者常常很早到达会场,但他决不坐第一排,很多人会靠后边坐,认为第一排应该给领导坐。而西方人喜欢张扬,他们来得早便会选择坐在前排,因为他们认为效果很重要,前排看得清楚,听得见,何乐而不为呢?显然,西方的人生哲学强调人性,讲实效;而中国儒家文化重德行,讲谦让。两者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历史上受人赞扬的清代名臣曾国藩,就是低调不张扬的楷模。

  2.中国人提倡集体主义,西方人讲究个人主义

  西方文化可远溯至希腊文化,希腊是濒临地中海的山区国家,人们要生存,要么上山狩猎,要么下海捕鱼,都要凭个人的能力,所以强调个人和平等。而中国文化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灌溉要分上下游,耕作要遵循农时,播种时一起播种,收割时一起收割,所以强调等级伦理,强调集体主义。诚如人们所知,中国人强调集体,写信地址从大写到小,即:国家、省、市、县、镇、街道、门牌号码;西方人强调个人,写信地址从小写到大,即:街道、门牌号码、镇、县、市、省、国家。再如姓名,中国人是代表家族的姓在前,个人的名字在后;而西方人恰好相反,个人的名字在前,代表家族的姓则排在后边。西方人讲平等,鸡尾酒会,没有主席台,你想讲话就自己走到麦克风前面。而中国人讲等级,开大会非设主席台不可,办公室主任、秘书长常常为排座位伤透脑筋。如果把应该排在前面的老领导排到后边,把应该排在中间的排到边上,那这个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就要被老领导骂一辈子。

  3.中国人讲形式、重结果,西方人重内容、讲过程

  最典型的是中国的红木家具,做工十分考究,雕刻极其精美,但让你坐上半天,非累死你不可。而西方的沙发看上去远不如红木家具漂亮,但坐上去很舒服,不管你是大屁股还是小屁股,它永远和你的屁股团结在一起!而红木家具却永远和你的骨头团结在一起,你都痛死了!至于中国古代雕刻得非常精巧的千工床、万工床,其舒服程度更比不上一点也不漂亮的席梦思,因为外观形式漂亮的千工床、万工床让人睡的竟然是一块十分简陋的木板,而没有漂亮外表的席梦思却能永远适合人体需要,无论是大个子还是小个子,它永远与你的身体贴合在一起,让你感到舒适不已。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词语表达上有差别。中国人喜欢以结果表达,西方人喜欢以过程表达。例如:中国人叫“提高”,西方人叫“提升”;中国人叫“运输”,西方人叫“物流”;中国人叫“讨论”,西方人叫“互动”……

  4.中国讲究人情,西方重视法治

  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字把“国”与“家”连在一起用的。英语的“国”是COUNTRY,STATE,NATION,它从来没有与FAMILY的“家”连起来作为一个词。而中国则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普遍接受了家国一体的思想,人们认为国缩小了就是家,家放大了就是国。因此,当兵的是子弟兵,当官的是父母官,工人叔叔、农民伯伯、解放军叔叔,友好单位叫兄弟单位,友好城市叫姐妹城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由此可见,中国人什么关系都归结为亲戚朋友,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好办的事情,找到熟人办得快了;不好办的事情,找到熟人,他可以转个弯子帮你“变通”办出来。而西方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它讲法治,好办的事情,你不认识他,他也要给你办,因为这是法律的规定;不好办的事情,你即使认识他,他也不敢给你办,如果他给你办了,他就会受惩罚甚至坐牢,付出沉重的违法代价。同样,中国人强调学习领导讲话,领导批示能特事特办也是中国人情文化的必然结果。

  5.心口不一是中国人的一种修炼

  中国人心里想的和嘴巴说的不一样是有修养、有觉悟的表现。你信不信?我只要举一个日常的小例子,你就会举一反三了。假如今天我们到李老师家去做客。李老师一定很客气,一边让座,一边让他的夫人给我们沏茶水。我们一定会口是心非地说别沏了,别沏了,坐会儿就走。如果李夫人真的不沏了,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什么都没有喝过,心里会很不是滋味。从李家出来后,大家一定会说:李老师多客气啊,他的夫人一点儿都不客气,真的不沏茶了!因为,要面子的中国人最好是我说不要沏,你一定要沏,这样双方客气都有了,实惠也得到了,才是最理想的行为方式。

  6.中国人喜欢急功近利,西方人讲究立足长远

  以城市建设为例,我们就会发现,欧洲很多城市几百年前就把地下管线的工程建设安排得非常完整,新铺管线无须经常开挖道路,只需在地下安装,一点也不影响地面交通。而中国的城市设计急于求成,造成铺设新管线,就要开挖道路,于是每铺设一次管线就对路面来一次剖肚开肠,人为制造了交通瓶颈。同样,中国皇宫庙宇使用的材料只着眼于快捷的砖木,而西方往往使用能长久保存的石质材料。前者能做到立竿见影,建设期短;后者建设期漫长,难以立竿见影。最典型的是德国科隆大教堂使用石质材料,建设期长达600多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教堂已经造了一百几十年,尚未完工,要再建100多年才能完工,总建设期将超过300年。在中国如此长的工期业主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人都希望自己在世的时候看到成果,能亲身享用。所以,中国建设项目都希望今年开工,明年完工,装修一下,后年搬进去办公,哪能等它600年?这与中国儒家文化重现世、西方基督教信仰重永生的心理差异有关。

  7.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别在于有罪推断还是无罪推断

  有罪推断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基本司法原则,所以才有“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说法。西方则普遍实行无罪推断原则,即使人们都怀疑他,只要证据不足就不可拘捕。湖北京山佘祥林杀妻案冤坐牢狱11年,直至其妻重新露面才被释放;湖南怀化滕兴善杀人碎尸案被处决4年后,“死人”重新露面司法部门仍不昭雪,直至16年后媒体披露才引起人们的重视等一类迟到正义的事件,在无罪推断的环境中就很难出现。随着中国法治逐步向以人为本的方向变革,无罪推断将成为中国司法的基本原则。

  8.中国人重视改造思想,西方人强调征服自然

  西方人以人为本,强调征服自然,所以会把各类行道树木修剪得整整齐齐。中国人以道为本,以理为本,强调改造思想,所以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中国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到北宋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哲学化为“道学”,……南宋朱熹把儒家思想的“道学”进一步具体化为“理学”,到明代王阳明将其进一步内敛为“心学”,因此,南宋以后中国开始出现“道理”一词,要求人们按照儒家思想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可见古代中国一向“以道为本,以理为本”,直到2002年“以人为本”才写入中央文件。但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并不容易,如不断表彰那些带病坚持工作,以至于牺牲在岗位上的人,并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实际上就有违人本精神,有病要治才是以人为本。

  9.中国人讲风水人居山下,西方人讲效益地种山下

  西方人喜欢居高临下,上山居住,因此很多富人区都规划在山坡上。中国人讲风水,认为:“上山”是不吉之词,因为人死了才上山,强盗落草为寇才上山。所以,中国农民都会在山下居住,把地种上山去;而西方的瑞士恰恰相反,地种在山下,人住在山上。

  10.中国太极文化是中有非非中有是,西方文化是非分明

  西方人是非明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决不模棱两可。中国人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到底是是还是非,要费心机揣摩。举一个画圆的例子来说明,就一目了然了。如果西方人和中国人都画一个圆,西方人会通过圆心画一条竖线把圆分成两个半圆,左边是NO,右边是YES,以中线为界两侧是非很分明,NO就是NO,YES就是YES。中国人画一个圆,也通过圆心画一条线,只不过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S线,然后画两条阴阳鱼,这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太极图。太极图中阴鱼里有阳眼睛,阳鱼里有阴眼睛,它既说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说明阳鱼假如是对的,但眼睛是阴的,也是有缺点的,阴鱼假如是错的,但眼睛是阳的,也是有优点的。总而言之,太极图告诉我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到底是对还是错要你自己去揣摩。所以太极文化让中国人活得很累。中国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太极文化的例子很多,比如说我们到别人家做客,主人问:你喝咖啡还是喝茶,如果喝茶,你喝红茶、绿茶、菊花茶还是茉莉花茶?你一定会客气地回答:“随便。”这就为难主人了,让他费尽心机去揣摩你的真实意愿。至于宏观调控政策也不例外,西方国家会作量化的表述,如不是“扩张”的就是“紧缩”的,其方向极其明确;而在中国则往往表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定性的“积极”和“稳健”,不仅词语美好,而且操作起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11.中国文化强调主观能动,西方文化强调遵循规则

  西方文化强调遵循规则,中国文化强调主观能动。英文书写时,词与词之间留有空格,文章中还用不同的标点符号分隔断句,其规则一目了然;中文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需要自己在阅读中理解区分,古籍书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需要自己在阅读中依靠悟性断句。更让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语言文字还常常需要接受者进行“意合”,例如:“我借他一本书,过两天还”的句子,主语位置上的名词在动词不变的情况下可能是动作的施事者,也可能是动作的受事者。如果“我借他一本书,过两天还(他)”,是借进;反之,“我借他一本书,过两天还(我)”,指借出。可见,汉语与英语不同,常常需要阅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考虑语境,正确辨别,才能理解。这在一板一眼讲规则的西方人眼中,真是匪夷所思。由此及彼,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倡“摸着石子过河”,“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都是这种主观能动文化精神的体现。

  12.中国人重实用理性,西方人重价值理性

  在德国过马路时,如果红灯亮起,即使马路上无车,行人都会很认真地等待,直到绿灯亮起才提起脚迈步,在中国如果有人这样做就是一个十足的笨蛋,被人瞧不起。这类中西方的差别其实是一种人性的文化差别。中国文化讲实际、重实用,凡事只问是否有用,缺乏对抽象的理论、观念和规则的兴趣,属于实用理性,而西方人注重学理上论证一个事物应不应该去追求以及通过什么手段、方式去实现其追求,前者称为价值理性,后者称为工具理性。因此,凡是在日常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没有具体用处的东西,不少中国人都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当有人谈论道德品质如何重要时,有些人就会反唇相讥:“道德品质多少钱一斤?”又如,社会上“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口头禅,也是典型的实用理性,意味着即使人们去拜佛,也总是有所求而去的,如果无所求就没有去的必要了。再如,只要警察或电子警察不在场,违背交通法规可以不受处罚,驾驶员就不惜为求快而违法。在高速公路上为了超速不被电子警察拍摄到号码,竟有人将汽车牌照遮以光碟。由此可见,中国人思考任何问题大多离不开实用。在人们的思维中,很难激起超功利的兴趣,也很难激起超功利的想象。如果有人做了好事而又不求功利,不少中国人便感到大惑不解,甚至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价值理性关注的是安身立命、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这类重大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看不见摸不着,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兑换,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它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倘若缺乏正确的价值理性的引导,就很容易在生活中迷失方向。《红楼梦》大观园中的王熙凤之所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就是她只知实用理性,不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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