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天造地设的世界第一商人

　　在当今世界上，犹太商人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商人”。这一美誉除了表明时人对犹太商人经商理财的才干的服膺和赏识之外，还于无意中折射出人们对犹太商人作为商人的最典型、最纯粹、最理想的代表的一般认可。在世界各国的商人中，经商手段各有不同，理财才干也自有高下，但无论就民族的起源及其地理环境，还是民族的历史遭际和社会处境而论，能同商业活动的展开条件和商人本身的社会属性有如此高度吻合的，唯有犹太商人。

　　商业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沟通活动，一种中介活动。商人自己不从事生产，但能使生产劳动的各个领域互通有无。这样一种中介职能，天然地要求商业活动必须是一种边际性活动，商人必须是一种“陌生人”。商业活动之所以能同各个分工领域发生联系，就因为它既同它们各自都有关联，但又内在地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固有部门；而商人之所以能够为各个社会群体所接受，就因为他能为每一个群体带入它们本身不具有但又非常需要的要素。这番情境同作为交换媒介的钱——货币——的特性是完全一致的：对于任何一个生产者来说，钱仅在他同其他生产者发生联系时，才有意义或者价值，除此之外，在他自身的各种活动中，钱是毫无意义的“废纸一张”，既不能用于直接消费，也不能用于直接生产，钞票被当做纸张来用的时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了。

　　不知出于上帝的旨意，还是历史的巧合，作为商业活动、商人和货币之前提性条件的这种边际性，竟然正好也是犹太民族从其起源开始就具有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的突出特性：作为犹太民族最早成员来源的哈比鲁人，就是一个既不务农又不放牧的特殊社会阶层；作为犹太民族最早固定地域的迦南，就是一个既非沙漠又非沃野，谁都想占据，但又谁都占据不长久的边际性区域；而作为亡国遗民的犹太人在其大流散的岁月中，更是自愿不自愿地都必须以“陌生人”的面孔出现在世界各地。

　　这岂不等于说，犹太人是一个生就的商业民族（虽则他在人类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建树)、犹太商人是天造地设的世界第一商人？为了让读者对犹太商人有个完整而清晰的了解，我们就以犹太民族的起源和历史经历为出发点，展开全书。

　　．哈比鲁的基因

　　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约于公元前1900年进入迦南（约相当于今巴勒斯坦)。其时，希伯来人属哈比鲁人的一部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希伯来”原系“哈比鲁”的读音演化而成。

　　哈比鲁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由各种部落混合而成的特定社会阶层，其成员皆为脱离了自己的出生地、四处迁移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仅止于相对定居居民而言，他们都是异族人和客民，即受保护的顾客。

　　哈比鲁人同当地的主人订立契约，自愿为仆人，而主人则给予居留权和其他保护。许多时候，哈比鲁人都为诸王雇用的作战人员，充当地方上的统治者或埃及军队的外族辅助队。偶尔，他们干脆就是成群的流民。无论作为雇佣兵还是独立的流民，他们活动的目标都是城镇。所以，哈比鲁人从来就是一个同城市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主要不依靠直接生产活动为生的阶层，他们作为受雇客民的卑下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是一个主流社会之外的边际性阶层。

　　希伯来人作为哈比鲁人的一部分，在进入迦南的初期，像滚雪球似的把城镇中那些地位卑下或充当雇佣兵和商人的人员吸收到自己中间来。

　　后来，因迦南大旱，希伯来人移居埃及，在那里过了四百年的寄居生活。他们定居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部，在那里赚钱，并赢得了影响和权力。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埃及，“希伯来人”也不表示民族或部族，仅表示非定居的权力低下的人。

　　最后，因为不堪奴役，希伯来人由其首领摩西带领，离开埃及，返回迦南，其时，各种来源的“无根的人”包括农奴和奴隶，自动地凝聚到以色列部落的周围。在希伯来诸部落征服迦南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民族——希伯来民族，一个新的宗教——犹太教，和一个迦南地区的新国家——犹太王国，一起诞生了。业已在无形中铸就的早期希伯来人的边际性和中介性基因，将在迦南这个边际性地域和边际性文化区域中，得到进一步的孕育和强化。

　　．迦南的孕育

　　迦南被历史学家称作“肥沃的新月”，在《圣经》中上帝应许摩西时，被称作“流奶与蜜之地”。这也许仅仅是对来自于更荒凉的沙漠的希伯来人来说，才是如此。

　　迦南位于地中海和阿拉伯沙漠之间，北邻叙利亚，南接西奈半岛，幅员不大，气候与地势却千差万别，被人称作一个“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自然方面，迦南是边际性的：较之沙漠，它毕竟有平原和丘陵，也点缀着一些绿洲，有农业出产，有放牧的草场；同时，它又是贫瘠的，宜耕地不多，水源不足，土质极差，只能出产些劣质的作物。

　　在政治—文化方面，迦南也历来夹在几个大国之间，当时是巴比伦与埃及之间。由于迦南地处要冲而又地势多变，使得历史上周边依次兴起的大国都想染指它，但又无法完全吞并它。在希伯来人占据迦南之前，这里已经是地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个冲突或缓冲地带，一个稍显自相矛盾的地带。从公元前11世纪犹太王国建立到1948年以色列诞生，这块地方曾先后被七个民族二十次征服，征服时间长则四百余年，短则十余年，所以，迦南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与文化交流方面也是一个典型的边际性区域。

　　这种双重的边际性，使得迦南不可能以物产而只能以为各地的物产提供交换(买卖)的机会而兴盛起来。自古以来，迦南就是往来辐辏之所，整个的民族、军队、游牧部落和商队都从这里川流而过，“肥沃的新月”，实是个买卖兴隆的大市场！

　　在希伯来人进入迦南时，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相当发达。除了出产粮食、油、香料等农产品之外，也出产手工制品，如战车、铜盔甲和银子等。各城镇都有不少商店。作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之间的纽带，这里的国际商业十分发达，各城镇都从事民族间的贸易。王室经商，私人从事内外贸易的大商人也已形成，同时出现了相当复杂的职业分层。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上，由哈比鲁人演化而来的希伯来人，虽然尚未完全定居，并且也从事畜牧业，但由于其天生的边际性以及同城市—商业的密切联系，很快就融入了这种早期的城市—商业生活。最早率领希伯来部落来迦南的族祖亚伯拉罕，曾试图保持该地与埃及之间商队经商的传统。到约瑟时代，希伯来部落进入了国际贸易行列，参加从基列贩运香料、乳香、没药的商队。犹太王国建立后，也有许多希伯来人前往巴比伦、埃及等地从事贸易活动。犹太王国的第三代君王所罗门开发了通向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关键地区内格夫，建起了伊锡安—格伯尔港，从这里出发，同阿拉伯、印度和非洲进行广泛的贸易。

　　所以，希伯来人选中迦南做定居地，不单纯是一个游牧部落向定居的转化，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生性喜欢城市生活方式的群体，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大环境。这个过程正是希伯来人的“商人”基因同迦南地方商业特性相互吻合的过程。未来的“世界第一商人”的基因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下，发生了进一步的强化。

　　.血与火的筛选

　　说句俏皮话，上帝似乎唯恐希伯来人定居日久丧失其边际性似的，在他们占据迦南仅数百年时间后，就让希伯来人全部变成了亡国流散的犹太人。

　　建立于公元前1023年的犹太王国，仅仅过了三代——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便于公元前922年分裂为北方以色列王国和南方的犹太王国。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终于导致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的灭亡，又过了一百多年，犹太王国也于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人所灭。耶路撒冷城破之日，大批犹太贵族被流放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作为犹太王国遗民的犹太人开始出现。

　　在国家破灭、民族危亡之际，犹太民族强化了内部纽带，宗教联系得到加强，犹太教最高典籍《托拉》（即《圣经》前五章，相传系上帝在引导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于西奈山上亲自授予摩西，其中包容了犹太教律法共618条，故又称《律法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编定。从此，犹太人成为以“一本书”为樊篱、以遵守上帝律法为民族成员身份的民族。这一文化设制对日后犹太民族的历史经历和犹太人成为“世界第一商人”，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以后，希伯来人又先后处于波斯人和马其顿人的统治之下。此后虽曾有过一百年的独立，但随即又被罗马人所支配。公元136年希伯来人第二次反抗罗马人的起义失败后，或被杀或被卖，余者全被强行驱逐出巴勒斯坦。至此，希伯来人全部成为犹太人，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大流散”。寄居的客民“哈比鲁人”变成了寄居的客民犹太人，流动的希伯来人变成了流动的犹太人。

　　作为一个新来的移民群体，犹太人很难一下子进入主民社会的分工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为当时各国的经济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劳动分工同血缘、亲缘、地缘等纽带密切交织在一起，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基本上都是自我封闭的，不可能轻易接受外来者。

　　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只能在一个个封闭的分工体系的边缘活动，作为不向体系的中介而生存下来。这种边际性的中介活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沟通不同分工体系的商业活动，犹太民族边际性基因和边际性身份在这里又同边际性地位和边际性活动吻合在一起。

　　然而，即使这样的边际性生存状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犹太民族在各个主民社会中，不但近似于一种无权的贱民，还被视为一种宗教的异端。罗马人迫害反抗者的传统开始带上宗教色彩，而且越演越烈。

　　一方面，不允许犹太人拥有土地，中世纪的禁令和行会章程还有效地把犹太人排挤在手工行业之外，犹太人只能从事商业和被视为罪恶的金融业。另一方面，当犹太人由于其经商才干和商业金融业本身较高的利润产出而富裕起来时，又一再遭到教会和世俗统治者的迫害和剥夺。

　　纵贯整个中世纪甚至近代史，犹太民族走的完全是一条穿行在炼狱之火中的经商之路，驱逐令、火刑柱，还有屠刀，始终伴随着他们，而其中登峰造极的是希特勒德国的“最后解决”。六百万无辜犹太平民的惨死，为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的屠杀犹太人的系列事件，画下了句号。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荒诞的经济舞台上，却一再出现了极为奇特的一幕：纯以钱的形态存在的犹太人被暴戾的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一再打入赤贫的深渊，但犹太人每次都成功地以纯经济手段重新站上富裕的境地，以至于在许多世俗统治者那里，犹太商人几乎成了他们的造币机器和摆脱经济困境的特效药。在市场不景气、贸易不畅、金融不发展时，君主们就将犹太商人召来，而一旦经济随着犹太商人的到来而发展起来了，君主们又会不满足于犹太商人所缴纳的高额税金而“杀鸡取蛋”似的驱逐犹太商人，把他们的财产统统没收。这方面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法国的君主。

　　1182年法国国王腓力普·奥古斯都将犹太人全部逐出皇家领地，财产没收，法国人凡欠犹太人的债务，1\/5上缴国库，余皆废除。但到1198年，又将犹太人重新召回，并向他们强征“效忠税”，完全把犹太人当成了国王的财产。此后一直到1322年又先后四次驱逐犹太人。但到了1361年法国国王“好人约翰”被英国俘虏，为筹集一笔巨额赎金，法国皇家又把犹太商人召了回来，而到1394年又把他们驱逐出去。

　　类似的事件，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有发生，只是没有像法国发生得那样频繁。

　　这种情况的一再发生，甚至周期性发生表明，在整个中世纪直至现代史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犹太商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架国际通用的商业启动装置。它可以适应不同社会的车驾和经济状况，始终以极高的效率运行。固然，频繁地装拆于各类车驾，对犹太商人本身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尤其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烈焰和血腥。但反过来，正是所有这样性命攸关的考验和挑战，对犹太人的商人基因进行了最为严格的筛选，并最终使犹太人的经商才干同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达到了高度吻合。

　　这个过程可以说也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转换过程：犹太人要是没有这样的商人基因，就不可能在这样恶劣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下生存下来，历史上受迫害的民族何其多，唯有犹太民族以纯商业或者说纯金钱的形态存在了下来；反过来，也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经济打击，逼使犹太人不断提高自己的经商才干，精益求精，直到同经济运行达到了完全的吻合。到了这个阶段，犹太民族的政治解放也已经临近了。

　　当人类社会终于摆脱了政治、宗教这些“看得见的手”的盲目支配，进入了一个由“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手——发布无上指令的时代之日，犹太人这个以纯金钱的形态存在而且极为成功地存在了数千年的民族，理所当然地迎来了自己全新的纪元，迎来了自己的兴旺发达。

　　“世界第一商人”终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