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流散以来，尽管从绝对数量说，犹太人毕竟与一般民众一样，较多地从事农工畜牧的生产活动，但作为其寄居城市的独特生存状态，犹太民族基本上保持着一个商人民族的身份。当然，这是有着特定历史背景的，但在相似的社会条件下，如亡国或受迫害等，生存过的民族，绝不仅止于犹太民族一个，但唯有这个民族走上了几乎“专职”商人民族的道路，相对而言还算顺利：尽管屡遭驱逐甚至杀戮，被一再剥夺得两手空空的犹太人，到了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那么一段不很长的平和时期，犹太人就可以由商业活动、由同钱打交道而迅速崛起，在繁荣当地商业的同时，自己也富裕起来。这犹如沙漠中一颗晒干的种子，只要一场小雨，马上就会萌发而茁壮成长。甚至可以反过来说，一个地方的商业就像一颗晒干的种子，只要犹太人的春雨一到，马上就会繁茂起来。中世纪欧洲各国借犹太人来发展商业，尤其是法国，竟在两百年中六次召来犹太人又六次驱逐犹太人，简直已经到了把犹太人当做面包坊里所用的速效发酵粉的地步了。
照此说法，即以钱上面的成功作为界定犹太人的主要指标之一，岂不等于说，能够发财的就是犹太人？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不过需要加一限定，就是：只有以犹太人的方式——纯经济的、符合货币或资本发展要求的方式——发财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犹太人。事实上，这个观点已经包含在上述德拉蒙德和倍倍尔的格言中。类似的说法还很多，从资本主义体制确立一直到现在，人们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传达着类似的看法。
马克思说过：“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他们解放了自己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他们或者不通过他们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犹太人的自我解放达到了使基督徒变成犹太人的程度。”这不就是说，犹太人使现代世界掌握金钱势力的人都成了犹太人了吗？
换一个日本商人的话来说：“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做生意确实有一套本领。生意人认为自己应去做一个犹太教的信徒。这样，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而都可以赚到钱，世间就变成了乐园。也许几百年后，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成为犹太教的信徒。”这个日本人已经自封为“银座的犹太人”，实际表明了他心目中的犹太人就是成功的生意人。
当然，反犹主义者也在强调这个命题，不过，我们这里的分析与之是趣味迥异的。
能够表明犹太人活动样式与钱活动样式的同构的，不仅是观念上犹太人与成功的生意人的同一，还有犹太人的历史与钱的历史的同一：犹太人和钱都曾长时期仅作为交换媒介而存在；犹太人和钱都曾被长时期看作一种神学上或道德上的异端；犹太人和钱都曾在长时期中既受排斥又遭掠夺；犹太人与人类世界的其余部分曾长时期维持一种纯粹以钱为形式的关系；犹太人在近代是随着钱的崛起而崛起的；当代犹太人最最兴旺发达不是在以国有制为主体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而是在货币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而犹太人被同化的唯一实例恰恰发生在很早发明了纸币，但货币经济始终发育不起来的传统中国社会之中！
这一方面足以说明犹太人何以能够幸存下来：只要有钱在流通的地方，就天然地需要犹太人这样的“媒介”，犹太人就可以取得不可替代的位置，这种时候的犹太人是不能灭绝的，因为必不可少的缘故；而一旦主民族自己掌握了钱的本性，不需要犹太人时，他们自身也已经由于钱的作用而成了“犹太人”：当代美国人确实是最像犹太人的，不是在狭义的宗教上像，而是在钱上面像。
另一方面，这也足以说明犹太人何以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的若干重要方面与其如此吻合：犹太人的生存逻辑就是钱的逻辑、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而这种钱的逻辑的起始点则在于犹太人对钱的“准神圣性”的认可之中。
．钱的逻辑
在犹太商人的各种特性中，对钱，尤指现钞意义上的钱的特殊情感，也可以算是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对这一点，无论犹太商人自己，还是他民族的商人都有觉察。我们先看一则日本流行的关于犹太商人迷恋现金的笑话。
有一位犹太富商，病重临死之际，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叫到了床前，对他们嘱托后事，说道：
“请把我的财产全部换成现钞，用这些钱去买一床最高档的毛毯和一架最豪华的床，然后把余下的钱放在我的枕头底下。等我死了，再把这些钱放进我的坟墓，我要带着这些钱到那个世界上去。”
亲友们听从他的安排，买来了毛毯和床。富商躺在豪华的床上，盖着柔和的毛毯，凝视着枕边的金钱，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遵照他的遗嘱，富商留下的那一笔现钞和他的遗体一起，被放进了棺材。
正在这时，一位朋友赶来与他做最后的告别。朋友一听说死者的财产都换成了现钞并按照其遗愿放入了棺材之后，立即从自己衣服口袋里掏出支票本，飞快地签上金额，撕下来，放入棺材，同时，从棺材中取出所有现金，然后拍拍死者的肩膀，说道：
“金额与现金相同，你会满意的。”
用不可能兑现的支票换取等额现金，这是一笔多好的买卖，但恐怕除了犹太人，谁都不会存此奢望。
日本人讲这则笑话，当然包含着对犹太商人的某种揶揄，但绝没有过分。因为这则笑话原本是从犹太人自己调侃自己的笑话演化出来的，而作为原版的那则笑话，挖苦的意味更重，或者反过来，洋洋自得的感觉也越好。
在现实生活中，犹太商人中也不乏如此爱现钞的。19世纪的南非首富之一，犹太钻石商巴奈·巴纳特就“始终和现金或现金之类的东西打交道，喜欢钻石、金镑和纸币，而不赏识那些被称为‘股票’之类的纸玩意儿”。
还有英国犹太富商，欧洲第三大食品生产和经营集团卡文哈姆公司的老板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也迷恋于现钞：他对售出的东西一般都要求支付现钞，而购货时，则往往尽可能用支票支付和采取长期借贷的方式。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中，对钱的这种迷恋还不算独特的话，那么，两千多年前的犹太谚语所表达的情感，显然与许多民族包括其中的商人的情感，大有不同。
“钱不是罪恶，也不是诅咒，钱会祝福人的。”
“钱会给予我们向神购买礼物的机会。”
“身体的所有部分都依靠心而生存，心则依赖钱包而生。”
钱，斯文点的话，不妨称为货币，也许是人类发明的一个最怪异的东西，历史上许多民族都对它倾注了某种多少带点异样的情感。钱在长时期里被广泛看作一种罪恶的或至少“准罪恶”的东西。中世纪基督教社会可以接受物质形态的财富，但钱甚至连带同钱有关联的人或活动，却是卑污的。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仅仅“铜臭气”这一个骂人的字眼，就足以解释什么叫“钱不是诅咒”了。
资本主义社会对钱的这种态度所反映出来的，是人类对自己的造物所内在具有的凌驾于人之上的发展趋势之无意识的反动！
钱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物化形式由可直接经验的财富向抽象的资本转化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和阶段。钱原是人类为了方便交换而发明的媒介，本来只是一种纯粹的手段，但在这个过程中，钱却由于潜在地可以在任何时候交换任何东西或交换任何一种生命活动，而由人们暂时持有的媒介性手段转变为被追求的目的本身。为他物而存在的东西，现在成了为自身而存在的东西，不可直接消费的东西，现在却成了人类最高级需求本身。“守钱奴”(守财奴的中国古典称呼形式，也是更为确切的称呼形式)的正常出现，标志着具体的物质财富已经完成了其抽象化过程。资本的纯粹形态开始出现，资本自发积累需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已经奠定，只要相关机制一旦建立，资本的增值便可以启动。仅就此而论，对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资本主义合理性”水准。在这一点上，犹太人的民族起源与历史遭际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犹太人的长期经商传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尽管钱在别人那里只是媒介和手段，但在商人那里，钱永远是每次商业活动的最终争取目标，也是其成败的最终显示。
犹太人的长期流散，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每当形势紧张，他们重新踏上出走之路时，钱是最便于他们携带的东西，也是他们保证自己旅途中生存的最重要手段。
犹太人的宗教异端身份，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钱没有气味没有色彩，是犹太人在同其他宗教教徒打交道时唯一不具异端色彩的东西。
犹太人的寄居地位，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他们原来就是用钱才买下了在一个国家中的生存权利。犹太人缴纳的人头税和其他特别税，名堂之多、税额之重，是绝无仅有的。“犹太人若非自己在财政方面的效用，早就被消灭殆尽了”，这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不多的几个共识之一。
犹太人的四散分布，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钱是他们相互之间彼此救济的最方便形式。
所以，钱对犹太人来说，绝不仅止于财富的意义。钱居于生死之间、居于他们生活的中心地位。这样的钱即使仍未受到崇拜(崇拜钱是不许可的)，也必定已具有某种“准神圣性质”：钱本来就为应付那些最好不要发生的事件而准备的，钱的存在意味着这些事件没有发生，钱越多，也许意味着发生的可能性越小。所以，赚钱、积钱并不是为了满足直接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对这种安全之象征的需要！至今在犹太人家庭中还有一种习惯，留给子女的财产至少不应该比自己继承到的财产少，这样的心愿在犹太商人家庭中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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