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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商人的智慧》 作者:顾骏

第24章 权力运作中犹太商人的掌控 (2)

  为了让这些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返回家园,以色列政府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不肯放犹太人出境的情况下,设法打通了同埃塞俄比亚毗邻的苏丹的关节,让犹太人先通过边境到达苏丹,然后再由苏丹返回以色列。

  为了使公开敌视以色列的苏丹政府同意以色列接运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以色列政府再次采用了赎买的方式。以色列一方面请求美国向苏丹提供高达数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一方面也以差不多3000美元一人的费用,向苏丹支付了6000万美元的赎金。资金来源也是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捐款。

  在这一代号为“摩西行动”的运送犹太难民行动中,共有一万多名犹太人被接回以色列。由于这次行动是在苏丹政府默许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能做得过于公开。在这时候,以色列政府得到了一个真正的犹太商人、比利时的百万富翁乔治·米特尔曼的大力协助。

  米特尔曼拥有一家航空公司——“跨欧洲航空公司”,其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因为每年运送苏丹的穆斯林去麦加朝拜,所以对苏丹首都喀土穆的机场情况非常了解。米特尔曼同意将公司的飞机交由以色列政府自由支配,并对此事保密。

  1984年11月21日至1985年的第一个星期,35架次飞机将七千名犹太移民从喀土穆国际机场运到布鲁塞尔,在“跨欧洲航空公司”的国内站停留两个小时后,加满油的飞机掉头向以色列飞去。

  后来,由于运送犹太移民的情况被泄密,苏丹通道被关闭了。这样从1979年起到1985年上半年为止,共有一万多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另有一万名仍滞留在埃塞俄比亚。这意味着,以色列政府等于为每一个犹太人由苏丹返回,支付了6000美元。

  令人觉得有趣的是,似乎犹太人有能力或者说有这样一个习惯,把什么事情都转化为一种真正的交易,即直接以货币结算的交易,而在处理这样的交易时,他们显得极为熟练、极为得心应手。这一方面反映出犹太民族确实可以称为一个“商人民族”,数十年来的经商生涯给他们生命活动样式的基本形式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另一方面也表明,唯有犹太人,不用分商人还是政治家,最清楚货币经济对当代世界一切领域的无孔不入的渗透。钱不光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解决几乎一切需求的支付手段,还可以甚至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解决需求的支付手段,这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外交活动基本样式之一。

  .权力的金钱制衡

  犹太商人在以金钱驾驭权力方面,曾获得过一次极为意外而又性命攸关的成功,它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民族灾难性遭遇中约两万名犹太人幸免于难的奇迹之谜底。

  1933年希特勒上台,犹太民族陷入了空前浩劫,法西斯德国铁蹄所到之处,犹太人家破人亡,大批被屠杀。1938年11月10日的“水晶之夜”,就是这一幕人间最为惨烈的灾难的前奏。犹太人为求生路,大规模逃离德国和已被德国兼并的奥地利。

  然而,亡命出走的犹太人却走投无路,各国政府出于种种原因,都不肯收留犹太人,满载着犹太难民的船只在海上无目的地漂流,终至被风浪吞没或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事件一再发生,仍旧无法改变各国政府的冷酷无情。

  只有当时世界大城市中唯一不需签证的上海,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约一万七千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以及约一千名波兰犹太人,长途跋涉,流亡前来,在整个战争期间虎口余生般的幸存下来。

  当时的上海,名为中国城市,实际上已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所以,尽管上海人本身不一定会拒绝接纳犹太难民,但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日本占领当局或者日本军部手中。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结盟,同为轴心国。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政治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纳粹德国的影响,而且,日本方面负责犹太事务的军官,也有着强烈的反犹倾向,并在德国方面的催逼下,一度也制订过灭绝上海犹太人的“河豚鱼计划”。但正是日本人,在犹太人逃离法西斯德国的魔爪时给予了过境签证的方便,在犹太难民涌向上海时开门接纳,最后即使把上海犹太人关进隔离区,也并没有真正满足德国人“最后解决”这些犹太人的要求,从而使这近两万名犹太人得以幸存下来。

  由于两万名犹太人在上海奇迹般的幸存,所以日本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一直成为一个谜。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学者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回忆录和口头采访等,找出了这个谜底。

  一般来说,远东的国家并不存在欧洲社会那种深厚的反犹主义土壤,日本也不例外。二次大战时日本军政要员中的反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舶来品,来自于法西斯德国和白俄。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反犹主义宣传中半为真实半为杜撰的有关犹太人金融权力与威力的神话,在日本军政要员务实的头脑中,却促成了十分严肃的考虑: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要借助这股能“左右”罗斯福总统的力量,来使美国政府做出有利于日本的决策。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东条英机还默许(如果不是主使的话)在上海主管犹太事务的犬冢大佐迫使上海犹太人打电报给美国的主要犹太人团体,以及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犹太人亨利·摩根索,呼吁美国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在太平洋战争行将结束时,一个代表东京当局的日本军官代表团(共十人)还同天津犹太人社群的领袖举行会谈,公开要求犹太人向美国人,尤其是政界商界要人呼吁结束战争,并告诉他们日本人对犹太人不薄,这差不多等于是在求犹太人替日本人求情了。

  事实上,日本人对犹太人这种心存敬畏的认识,不单纯是将神话信以为真的结果,而是神话传说与日本人亲身经历和体验的奇妙结合之产物:日本在作为一个远东军事强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曾经得到过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且是犹太富商雅各·H·希夫至关重要的帮助。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消灭了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它在东方的海上霸权基本确立,剩下的唯一对手是俄国的海军。这两个扩张中的帝国互不相让,终于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

  当时的日本家底还很薄,战争爆发后,急需资金,尤其是海军方面情形更显迫切。然而,当日本政府向西欧各国要求贷款时,各国政府和金融界普遍表现冷淡,因为它们都怀疑日本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存在下去,不愿意做这笔可能赔本的买卖。

  正当日本政府求告无门(同二战时犹太难民的心情似不无共同之处)焦头烂额之时,雅各·H·希夫的库恩·洛布公司,如飞来救星,出面为日本政府发行了2亿美元的多国债券,筹集起数笔贷款,借给日本,救了其燃眉之急。这些贷款中有半数用于海军方面,从而使日本海军随后得以决定性地打败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确立了日本在远东的霸权。

  不仅如此,库恩·洛布公司的贷款还带动了欧洲的金融界,使它们由怀疑转向信任和支持日本,完全改变了日本国在欧洲金融界的形象。

  为了所有这一切,日本人包括政府和国民,把雅各·H·希夫视为恩人一般,日本天皇亲自授予他旭日勋章,这是第一枚授给外国人的旭日勋章,直至今日,日本人仍将希夫看作真正的朋友,谈到他时,总是怀着感激之情。同时,也由雅各·H·希夫的这一臂之助及其派生效应,而产生出对犹太商人金融实力的神话般的景仰。至此,两个神话合二为一了。

  那么,雅各·H·希夫为什么要资助日本人,为什么在其他金融家都犹豫观望之际,他却会慷慨解囊呢?对一个像他那样精明而讲求实际的银行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措,不能仅仅从生意的角度来解释。当时直接同希夫谈判这些贷款的日本代表、日后日本政府的藏相和首相高桥是清男爵,就是抱着这种不解的心情(毕竟这笔借款是高桥于1904年在伦敦偶然遇见希夫之后就很快商定的),试图了解希夫的真实动机。高桥和希夫成了老相识了,高桥女儿去美国留学三年期间,还曾到希夫家中寄住,这使高桥有机会同希夫谈论到贷款的细节。原来希夫是把资助日本作为紧急抗议俄国政府虐待俄国犹太人的行动之一部分:这笔贷款是紧接着对1903年俄国基希涅夫发生屠杀犹太人事件的抗议之后就借出的。

  所以,雅各·H·希夫提供日本的,与其说是一笔金融贷款,毋宁说是一笔政治贷款,一笔以(犹太人的)金融权力来驾驭(日本人的)政治权力以降服(俄国人的)政治权力从而保护(俄国犹太人的)生存权利的贷款。这样一笔贷款由雅各·H·希夫来筹划和贷出,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雅各·H·希夫出身于一个著名的拉比世家,他的父亲是法兰克福的一个大商人,也是罗思柴尔德的朋友。1865年,年仅18岁的希夫来到美国,很快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和最受人尊敬的银行家之一。他先成为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后来娶了公司创办人之一所罗门·洛布(另一位创办人是亚伯拉罕·库恩,两人原为内兄弟)的女儿,1885年,他成了库恩·洛布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的管理下,公司在美国投资银行业中取得了显要的地位。

  作为一个优秀的犹太企业家,雅各·H·希夫身上最优秀的素质也许还数他强烈的民族意识。许多犹太银行家在自己奋斗的年月里都发现,仅仅作为名义上的犹太教徒,也会对自己的事业发展和社会认可带来很大的障碍,所以,有不少大银行家,如英国的哈姆布勒、美国的贝尔蒙特、德国的布莱希洛德等,都皈依了基督教。但雅各·希夫却同罗思柴尔德、赫希等人一样,尽管并不正式信仰宗教,却从个人声望中看出自己必须为同胞(犹太同胞)承担一种特别的义务。

  因此,希夫尽管业务繁忙,喜欢“四面出击”,又尽挑大项目,但他仍安排出相当多的时间关心犹太共同体的事务。希夫在美国的地位,如同罗思柴尔德勋爵在英国的地位,是美国犹太人的实际领导人。人们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对全世界犹太人具有影响的重大决策不是在库恩·洛布董事会会议室里仔细商定的。

  希夫曾经宣称:“我可以一分为三,我是个美国人,我是个德国人,我是个犹太人。”虽然他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为犹太民族的复兴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帮助建立了“海法技术学校”和“阿提特农业实验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巴勒斯坦犹太人面临可怕的危机,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为此筹集的捐款中,希夫提供了一半。在整个大战期间,要是没有他的帮助,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可能已经饿死了。对于这样一位有民族意识、政治头脑和金融实力的犹太商人来说,亲自上俄国去刺杀沙皇或组织一支军队开到俄国去打上一仗,都是不能冒出来的念头,唯一自然的,就是以像对日贷款那样的金融权力来驾驭政治权力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只是他没有能见到这笔贷款还带来如此丰厚的利息:数万名犹太同胞的虎口余生!倘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三分之一犹太血统”所赋予他的远见而感到自豪。

  .“国会山之王”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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