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方面人不能无视资本的存在，而资本可以无视人的存在；另一方面，毕竟人可以没有资本而存在，但资本却不可以没有人而存在。“看不见的手”毕竟离不开“看得见的手”，无论这只“看得见的手”指的是活生生的人的手，还是国家干预之手。
资本不仅要谋求自身的发展，而且要谋求自身的最佳发展，这“最佳发展”对于资本这种根本上的人为事物来说，当然只能是同人类自身发展和谐一致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其最早时期表现出如何的不人道，最后总要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人道的轨道，资本的发展总要导向社会协同，导向以“钱的直接转移”为形式的社会协同，而在这种协同中卓有贡献的，又是犹太商人。
．悠久的传统
在世界各国的商人中，犹太商人可以说是最有社会意识，至少是最能以捐赠钱财的形式来履行社会责任的商人。我们前面谈到过的犹太大商人几乎都有巨额捐赠的记录。
施格兰王国的山姆·布朗夫曼是加拿大犹太共同体的“俗界”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奋不顾身”地解救欧洲犹太难民；大战后，又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武装运去了一批武器；他们整个家族一年通常要为慈善事业捐献150万美元。
埃特蒙·罗斯柴尔德曾为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区花费了1000万英镑。
修建土耳其东方铁路的莫里茨·赫希男爵曾为造就一种新型的犹太人，向犹太殖民委员会捐助1亿美元。
南非钻石商巴奈·巴纳特为医院、孤儿院提供捐赠，资助建造了约翰尼斯堡犹太教会堂。
上海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为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一次捐款15万美元。
至于像雅各·希夫和伦敦罗思柴尔德这样的犹太共同体领袖各方面有形无形的捐赠资助，那就难以计数了。
犹太商人的这种普遍慷慨，同犹太民族本身的文化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在世界各国中，犹太民族可以说历史最悠久的、以最系统的方式、最连贯地坚持着这样一套安排：
在《圣经》中，有明确规定，以色列人必须将收入的1／10作为向上帝的献祭，其中包括供养祭司阶层、用作宗教礼仪的，也包括由族人分享的。
在犹太人中，除了几种为数极少的豁免资格之外，几乎人人都必须捐献“1／10”，甚至连贫穷的受施者也不能例外。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留1／10地块上的庄稼不收割，收割时故意遗落一些供人拾取，以及安息年与禧年的制度性安排。
在安息年(七年一次)犹太人不耕作，也不管理葡萄园、橄榄园，任凭地里的东西自生自长，供人拾用。
禧年为五十年一轮，除了同样休耕之外，以色列人互相所欠的债务一笔勾销，卖身为奴的自动解放。
在所有这样的安排中，犹太人都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即主要是有钱人向穷人尽“公共义务”。用《圣经》中上帝的话来说，就是：“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申命纪》)当然，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对穷人本身也有一定的要求。
这种制度到犹太民族进入大流散之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个完整的犹太社群，就必有自己的教会堂，教会堂中必有一个犹太人称为“司幕”的救济员，以解决犹太人一般日常需要。
有意思的是，犹太商人在自己所在的社群中是捐款大户，在援助其他犹太社群时也同样如此。所以，在他出外经商时，无论走到哪里，只要那里有犹太社群，他就会受到该集体的热情款待。如果他们的船只遇险，附近犹太社群就会主动帮助他们脱险；而要是他们不幸落入海盗之手，那么附近社群还会花钱将他们赎回来。在中世纪，海边的犹太社群中一般都设立了专门用于赎还被掳犹太人的基金。
通过这样一套安排，犹太民族主要借助富人的钱，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商人的钱，把流散的犹太人连结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每个犹太人，尤其是有钱的大商人头脑中培育了一个根本的观念：慈善即公义，使他们自觉地把捐赠作为协同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一项机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现代社会中超出狭义慈善范围的协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构想与实践。
．“西奈山”的豪举
除了援助犹太人民族事业和犹太人国家的募捐活动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现成例子，可以证明犹太商人在兴办公益事业方面的气度和能量，那就是始终排名为美国最好六所医院之一的纽约市西奈山医院及其医学院。
犹太人对医学的专注和对医生事业的向往，在其他民族中很少可以见到。据老古话说，每个犹太母亲心里都藏着一个愿望，就是看到自己的儿子当上医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有犹太人的社群在，犹太医生必然不成比例地超出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1925年的普鲁士约有33％的医生是犹太人；在犹太人仅占4.5％的罗马尼亚，曾有1／3以上的医生 (包括兽医) 是犹太人；而70年代末的美国则有犹太医生三万名，占私人开业医生总数的14％，这同犹太人只占总人口3％左右同样不成比例；至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更是一个医生和教授都已过剩的国家，只有靠移民国外来实现母亲的愿望。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一直遭到歧视和迫害，而犹太医生却受到珍视和尊重。即使天主教教皇也曾请犹太医生做他的私人医生，以至医学史上常有人援引这样一则轶事：
法兰西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一心想找个犹太医生，他请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查理斯五世举荐一个。查理斯迅速派遣自己的医生前去侍奉法王陛下。医生一到，法兰西斯就开始诋毁犹太教，取笑这位医生的信仰。医生回答说，他已经皈依了天主教。法王一听医生的答复，马上把他打发走了，并要求查理斯再派一个“真正的犹太医生”来。
不过，纽约市西奈山医院的兴建，倒不完全因为犹太人对行医的独特癖好，而是为着更玄乎又更实在的原因。
在19世纪的美国，虽然已有不少犹太医生，但犹太人得了病，还是得上基督教医院去治疗。过于虔诚的基教徒老是设法让也许比他们还虔诚的犹太人改宗，尤其是在晚期病人弥留之际，他们更是不肯放过最后的机会，这使得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不堪其扰，迫切要求建立犹太医院。
1852年，一批人在律师萨姆森·西姆森——纽约市第一个正式的犹太律师的率领下，开始了一系列募捐活动。第一次筹款采取了举办舞会的形式，募捐所得为1036.14美元。1885年，医院的第一幢建筑交付使用，四层楼，有四十五张病床，耗资9000万美元，医院名称是“犹太人医院”。
1892年，犹太人医院第一次迁移，同时把名称也改了，称为“西奈山医院”。1904年，再次搬迁，到了今日医院的所在地。这时，医院已经规模不小了，由十幢很高的建筑物组成，相互分离但有地道相通。医院面向纽约市中心公园，四周留有宽阔的空间，并拥有当时最新的各种设备、仪器，还有一个由犹太富豪古根海默家族捐献的供私人用的分部，医院内部甚至还设了一个有二百个座位的犹太教会堂。
以后，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还增加了一个护理学校，一个婴儿保健诊所，一个高压实验室，至于医疗部门那就发展更快了。尽管如此，无论院内院外的犹太人仍有一个缺憾，就是医院没有附属医科大学。这既同大医院的形象不符，也不利于留住一流医生，因为他们无法同时进行临床治疗和医学科研。医院原先是为了给有意行医的犹太人提供机会，现在却担心犹太医生的流失了。为此，必须兴建一所西奈山医学院，此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
医学院的组织和规划花费了十年时间，因为里面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多。好不容易学校成立了，教学大楼又成了问题。这幢大楼按照规划，将把医院和学院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所有的周边设备和辅助医疗设备。规划书上预测的造价为500万美元，等一年年拖下来，造价扶摇直上，工程尚未开始，造价已超过1亿美元大关。
这样一项集资任务对一个人数仅六十人的董事会来说，非同小可。所幸的是，西奈山董事会中不乏犹太富豪和纽约市最能干的集资专家，其中有来自金融界的、不动产行业的、工程建筑的、石油的、广告的、化工的，还有酿酒行业的。
董事会花了十年时间，筹集到1.52亿美元的资金。为了发动筹款运动，美国出版商、医药商和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安嫩伯格，在募捐运动中捐献100万美元，他的七个姊妹也各捐献了100万美元，总供达800万美元。另外还收到十二笔数额在100万或100万以上的捐款，还有一百三十二笔10万或10万以上的捐款，数额再小的，就不计其数了。
有意思的是，犹太人靠捐献建造起来的医院，到70年代初，有许多已经不是在为犹太人自己服务了。仍以西奈山医院为例，其门诊工作人员95％都是犹太人，而来门诊就医的，则绝大多数不是犹太人，其他63所犹太医院的记录与此大致相同。据7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发现，就诊病人中有三分之二不是犹太人，这个比例当然只会越来越高。
这种状况的持续存在，且越演越烈，给犹太医院和捐款的犹太人都带来了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犹太人及其组织在为非犹太人提供医疗照顾上究竟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必要把病人区别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这类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出来，但作为回答的一种形式，是犹太医院还继续存在，还继续向一切人敞开大门，而年年亏损的西奈山医学中心在80年代计划花4.5亿美元进行改造更新。想必这几年中，安嫩伯格们又在准备令世人更为瞠目的巨额捐献了。
．上帝只造了一个人
在从事慈善事业时，有没有必要区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这是一个令犹太教拉比十分为难的哲学或者神学问题。
以《圣经》中的记载来看，上帝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所规定的“福利待遇”是有区别的。比如在谈到安息年豁免债务时，上帝就说：凡以色列人所欠的债务都要豁免，不可追讨；但借给外邦人的，就允许追讨。还有，同样卖身为奴的，以色列人可以在禧年自然获赎；而外邦人则不可以，只能永远为奴。
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外邦人也同样可以享受。比如安息日的休息，外邦人就一样有份儿。而且，在以色列人是一种宗教义务，而在外邦人则是纯粹休息。再有，安息年地里自生自长的物产，也是外邦人可以分享的。
上帝如此加以规定，有上帝自己的道理。当初上帝造人之时，就只造了一个亚当，连夏娃都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意图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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