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这纯粹按的是奸商之歪理)说，像犹太人这样被人驱来赶去，朝不保夕的民族，“应该”在生意场上形成一种与此相应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短期策略和流寇战术。然而，犹太商人不但绝少这类劣迹，相反，信誉卓著，所经营的商品也都属品质上乘。究其原因，除犹太商人的文化背景，如素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不屑于做“一次性”买卖，有重信守约的习惯等等之外，更有可能是从民族流动不居的生存状态与商业活动的规律之结合中，悟出了什么是真正的经商之道。
犹太商人是在四邻不太友好的眼光注视下，演进到今日的，他们特别知道“竭泽而渔”的害处：不是什么鱼的绝种，而是干脆被大鱼拖入水中甚至被旁观的人推入水中喂鱼！历史上，犹太社群的精神领袖——拉比就曾一再告诫同胞，不要播种仇恨。从这样一种生存大策略上，生化出让生意经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各得其所的经营原则：犹太商人、顾客、职工乃至整个社会都可以由犹太商人的经营活动而得利。
在英国，最有名的百货公司是“马克斯和斯宾塞百货公司”。这家百货公司是由一对姻亲兄弟——西蒙·马克斯和以色列·西夫创立的。
西蒙的父亲蜜雪儿于1882年从俄国移居英国，最初是个小贩，后来在里兹市场上开了个铺子，以后发展为连锁廉价商店。蜜雪儿于1964年去世后，西蒙和西夫将这些连锁商店进一步发展成资金更加雄厚、货物更加齐全、具有类似超级市场功能的连锁廉价购物商场。
马克斯和斯宾塞百货公司，虽以廉价为特色，但非常注重品质，真正做到了“价廉物美”。用一些报纸上的话来说，这家百货公司等于引起了一场社会革命，因为原先从人们的衣服穿着上可以区分不同社会阶层，但由于马克斯和斯宾塞百货公司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制作考究的服装，使得人们花钱不多就可以穿得像个绅士或淑女，以“貌”取人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根本动摇。现在在英国，该公司的商标“圣蜜雪儿”成了一种优质品的标记，一件“圣蜜雪儿”牌衬衫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所能买到的最优质的商品。
马克斯和斯宾塞百货公司不但为顾客提供满意的商品，还提供最好的服务。该公司的售货员礼貌服务之周到，在素以彬彬有礼闻名的英国成为一个典范。西蒙和西夫在挑选职员时，就像挑选所经营的商品一样，一丝不苟，真正使公司成了“购物者的天堂”。
西蒙和西夫在让顾客满意的同时，还做到了让职工也满意。他们对职工要求极高，但为职工提供的工作条件在全行业中属于最好之列，职工的工资也最高，还为职工设立保健和牙病防治所。由于所有这些优越条件，马克斯和斯宾塞百货公司被人称为“一个私立的福利国家”。只是西蒙和西夫没有像蒙德那样，允许职工将工作岗位传给子女。
西蒙和西夫为顾客和职工想得这么周到，公司的经营情况又如何呢？马克斯和斯宾塞百货公司被普遍认为是国内同行业中最有效率的企业，并吸引来大量的投资者。
与马克斯和斯宾塞百货公司同为百货零售企业的美国“希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采取的也是同样的经营宗旨，甚至在对待顾客和职工的优惠方面更有过之，并将这种恩泽施向整个社会，做到了与全社会的和谐共存。
朱利斯·罗森沃尔德是通过投资而担任希尔斯·罗巴克公司总裁的。他是一个德国移民的儿子，曾在叔叔的百货公司工作。后在希尔斯·罗巴克公司融资的时候，他以37500美元的投资，约占融资总额的1\/4，进入公司董事会。1910年公司总裁，也就是公司的创立人理查·希尔斯退休，罗森沃尔德接替了他的职位。到1932年他去世时，希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企业之一，每年收益为5亿美元。
罗森沃尔德也以价廉物美为其经营宗旨。公司销售的商品有许多都是企业集团自行生产的，因此成本可以降低，而品质也得到了保证。但希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真正本钱，还是罗森沃尔德制定的一条规定：不满意，可以退货。这条规定是商业最高道德的最实在的体现，现在已经成了许多商店的标榜，但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罗森沃尔德很可能是第一个将商业信誉提到如此高度的人。
希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以其商品品质、价格、信誉，还有对市场的精确预测，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欢迎，公司的商品目录在罗森沃尔德逝世前已发行了4000万册，几乎每个美国家庭中都可以见到。观察家认为，这一连续出版的商品目录几乎构成了美国的一部社会史，从中可以探视到美国人审美趣味和愿望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希尔斯·罗巴克公司预测到的，甚至造就的。
罗森沃尔德在创办职工福利方面同样富有开拓精神。希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为职工提供的福利设施和待遇极为多样，比如设立保健和牙病诊治所、疾病和死亡救济抚恤金、疗养中心，甚至还给长期为公司服务的职员以利润分成，所有这一切使公司职员获得了一种在当时其他企业中不可能获得的安定感。就这一点来说，罗森沃尔德在美国商业界中又走在了前头。公司职工对公司那种持久的忠实是其他企业中难以见到的。
希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经营良好，赢利丰厚，罗森沃尔德最初投资的37500美元，三十年后其资产达到了1.5亿美元。在这样的财力支持下，罗森沃尔德广泛从事慈善活动。他曾为二十八个城市的“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南方的一些贫困地区建立乡村学校提供资助，为解决芝加哥黑人的住房问题出资270万美元。另外，他还分别为芝加哥大学、芝加哥科学和工业博物馆捐赠500万美元。1917年，他创立了拥有3000万美元基金的“朱利斯·罗森沃尔德基金会”，并规定，基金的本利必须在他去世之后的二十五年内用完。
像当时大多数著名犹太实业家一样，罗森沃尔德也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又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为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提供过不少经济援助，并为苏联犹太农庄提供过600万美元的资助。
罗森沃尔德有一条最明确的信条：犹太人生活在哪里，就应在哪里生根。就其本人而言，他不仅实践了这一信条，甚至还有过之：他已经以自己繁茂的实业荫庇了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波希米亚人的福祉
我们前面看到，犹太商人在将美术领域商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然而，包括美术领域在内的整个艺术领域，按照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在要求，毕竟也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被商业化，美学价值毕竟是人类整个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一个没有了美而只剩下了钱的世界是个可怕的世界。
成问题的是，这个要求独立的领域，实在又是一个需要供养的领域，不光是其中体现美学价值的那部分，即使其作品能够商品化的那些艺术家在未取得市场接受之前，也需要供养。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原先的艺术庇护人，即有闲的贵族连带其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低水准供养方式一起隐退了，代之而起的是实业家阶层及其资助方式：艺术家可以在保持人格独立、趣味独立的前提下得到经济上或物质上的有效支援。经济领域对艺术领域的这种良性关系，表现出了资本在组织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自律性。而在这一方面，犹太商人又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履行了相应的功能。
美国有许多基金会，资助着各种事业，论规模，犹太商人设立的基金会并不算最大，但就对艺术世界的影响而论，却有一个犹太商人设立的基金会甚至超过了赫赫有名的福特基金会，这就是“卡普兰基金会”。
J·M·卡普兰是一位由做糖和糖浆的生意起家的犹太实业家，主要从事不动产和证券投资。卡普兰是个极为精明的生意人，据他的财务主管说，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诀窍，能在一个公司尚处于不景气但马上就要取得成功之前，把它买下来。从这些公司的收支平衡表和损益报表上，连财务专家也看不出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而卡普兰却能据此拍板把公司买下来，还每每成功。
但同时，卡普兰对艺术又抱有一种虔诚的态度。他绝非附庸风雅之辈，一时做出来给人看的。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一位有名的画家，另一个女儿琼·大卫森是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主席。卡普兰本人坚持赞助艺术二十余年，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他曾为艺术家个人设立奖金，为周围地区的社区群体艺术创作设立奖金，还为舞蹈公司和民间艺术活动提供资金。人们公认，在美国，就对艺术家的福利而言，很少有人比他做出过更大的贡献。意义特别重大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卡普兰基金会参与了对一个艺术之家的赞助。
当时，正值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搬迁，该公司把有名的贝尔实验室里的设施折空后，打算把大楼给卖了。全美艺术委员会主席罗杰·史蒂文斯获悉这个消息后，便来找卡普兰商量。史蒂文斯知道，当时美国正缺少像模像样的艺术家住宅，而卡普兰基金会对改建这类旧房屋为艺术家提供住宅，又深感兴趣。双方果然一拍即合，共同商定，建立一个非赢利的西贝思公司，以便为购买贝尔大楼筹措资金。当时两家各拿出75万美元作为创始资本，并于1967年7月12日以2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座大楼。
贝尔实验室的大楼地处市中心，总面积为5800多平方米，而且主框架还很牢靠，层高在3.6至5米之间，采光良好。在犹太工程师理查·迈耶的设计安排下，这个工业大楼被改造成了一个居住社区，里面包括383套房间(其中有工作室，也有带三个卧室的套房)和一些商业设施。为了适应艺术家的工作需要，房间内部除了厨房和浴室之外，不再用墙壁分隔，而听凭居住者自己安排。
整个改建过程遇到了不少麻烦，最大的麻烦是如何获得市政当局的许可和争取政府的低息贷款。经过卡普兰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问题都被一一解决了：为了批准大楼改建方案，甚至市政条例本身都被修改了，联邦政府提供了利息为3％的104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
大楼改建顺利进行，栖身无所的艺术家们却迟迟不提出申请，这些特别强调个性的创造者，无法想象挤在一个屋顶下会引发什么样的创造力枯竭的状况。靠着西贝思公司的总裁，即卡普兰的那个担任纽约州艺术委员会主席的女儿琼·大卫森的说服，一些比较有名的艺术家先搬进了大楼。未等工程完工，房间已被申请完了，原先迟疑不决的艺术家，有的只好翘首以待，排队等候。西贝思公司首先是为画家和雕塑家设计的，但也向一切艺术敞开大门。有那么一段时间，大楼里居然住着分属三十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家：演员、舞蹈家、剧作家、摄影师、电影制片人、诗人、小说家、作曲家、音乐家、作家、舞美设计师、陶瓷艺术家，甚至还有一个面具制作专家。
西贝思大楼造好之后，卡普兰基金会就开始慢慢地从中脱身出来，而把管理大权交给了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卡普兰基金会的这一造福艺术家的慈善之举，得到广泛的认可，观察家们认为它树立了一个值得效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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