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个地名，我一听就怦然心动，一个是西安，一个是江南。不过确切地说，江南是一个文学上的概念，而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但在我心里，早就把文学和地理融会贯通。
我是什么时候对江南产生感情的呢？大概是读了好几遍《白马啸西风》之后。
临去江南前我又读了一遍，我想再看一眼书里的李文秀。我是多么喜欢她，她是金庸小说里我最想向其求婚的姑娘。她的师傅死了，仇人死了，“爷爷”死了，她爱的人爱着别的姑娘，她要回中原去。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地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
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金庸先生几乎是用咏叹的笔调写完这个故事，他对李文秀也有着那样的深情吗？他是否也对自己笔下的这个人物情有独钟呢？如今，伤心的李文秀回到江南了，我释卷南望，江南登时成了一派伤心的颜色，成了我心中一个柔软的、不可碰触的地名。
我终于是下江南了，我不知道是去疗伤，还是去寻找李文秀。
这里果然有很多水，我常常站在河边，看着清澈如许的水静静地流走；还有轮船，我看着那些载满货物的轮船从河心突突驶过，简直是目瞪口呆。还有很多小桥，拱形的，像一条白色的虹跨在水面上。每一次我走上这样的小桥，我都告诉自己：我这是在做梦，做着少年时代沉睡未醒的梦。我是走在图画里，我配合着小桥完成一副风景。
我刚来时住在朋友家里，一边找工作，一边写小说。找工作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写小说却是全心全意。当我把这个小说写到五万多字，脑袋里蹦出了另一部小说的轮廓，我便把这一切全抛开：工作，之前的小说，全都不要了，我要全力以赴地写这个《忍冬藤》。我从朋友家搬了出去，经别人的介绍，找到了一个名叫庄算的新疆人，与其合租。于是，我的生活走上了十分regular的轨道：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去图书馆写东西，晚上八点半归来，跟庄算聊聊天，看书，十一点半准时入睡。我最爱听他说新疆的事情。他说他的家就在天山脚下，每天早上一推开门，就看见天山的那道雪白的脊梁。他们上去采雪莲呀，得带上帐篷、干粮，用一上午的时间爬上小半山腰，然后安营扎寨，好好地采两天。不能呆久了，不然两眼茫茫，看什么都是雪白的颜色。雪莲有粉色的，有白色的，一朵朵地开在白雪里。粉色的没有白色的好。我问他天山顶上有雪莲吗？他的脸上登时流露出无比神往的神色，说：有是肯定有的，而且是顶级的雪莲，可是谁能上去呢？他这一说，我也无限神往，发了一会愣，跟他一块儿叹气。
还喜欢听他说在北京三里屯酒吧的事。
原来酒吧分为静吧和动吧，静吧是高素质的人光顾的地方，动吧则是天堂和地狱的二位一体。那里有欢乐，也有肮脏，并且这两者往往难解难分。他在动吧，他站在阴阳相接的地方，被光明和黑暗同时笼罩。
他说，无论是怎样正经的人，一到这里就会放下道貌岸然的伪装，露出滑稽的本来面目。如果有女子单身前来，那就是无声的暗示：她是来寻找一夜情的。不会多久，就有男人上前搭讪。不过，她通常是被“野鸭”带走了。我问什么叫“野鸭”，他说就像那些小姐一样，进了发廊，在老鸨的管理之下，就叫“鸡”，干个体户的就叫“野鸡”。——那些“野鸭”又从何而来呢？原来都是像他这样的服务生，在这里呆久了，情况熟悉了，就干起这一行。他又说起服务生的事。他们十有八九是被包的，而且通常是被双重包养。所谓双重包养，就是那些被包养的女人（通常是相对高级的小姐），由于包养者偶然才能临幸她们一次，独守空房，十分寂寞，就来包养男孩。——大款包养情妇，情妇包养服务生，服务生如果再去包养一个，我靠，那不成了“三包”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还跟我说起一个女人想包养他的事。有一天他在宿舍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她是小丽（不好意思，小莉，如果你看到这篇文章，不要怪我，这不是我的错，主要是你的名字太那个了。我在北京的时候，住处附近就有一个发廊，叫“小莉理发店”！我每次看到心里都不舒服），找他有点事。宿舍的同事一听，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这种事，在他们这里是一种道上的心领神会。
超漂亮的一姑娘，领他到一个咖啡厅，问他一月三千干不干，庄算说不干。五千？不干。八千？不干——你就是给我再多钱，我也不干。
为什么呢？我问庄算。
人和人不一样。他回答道。
他还跟我说起酒吧里的女服务员的事情。那些女孩，一般是带着纯洁的思想（有的还是纯洁的身体）进来的，没多久，便在灯红酒绿中迷失了自己，开始坐台，随即便是出台。——钱来得太快了，陪一首歌就给小费若干，陪一杯酒再给几倍若干，眼看着一张张的大团结给塞进女孩的胸沟里，自己还能这么傻端盘子吗？于是抵抗不住最初的诱惑，走上了堕落的无间道。有一个女孩曾经无比喜欢庄算，为了他什么都愿意干。后来出台了，就不再追求他，只把他当作亲弟弟（她比庄算大一岁）。我能想象出那个女孩的心情，苦涩而忧伤，忧伤而无奈，无奈而绝望。
庄算曾有一段时间非常困难，因为辞了职，没有找到新工作，生活费也告罄了。那个女孩便把他拉进自己的房子，一块住了将近一个月。——庄算没有碰她，不想碰，感觉与这一类女孩存有隔阂。女孩也没有招惹他的意思，纯粹是由于喜欢他，想帮他。后来庄算找到新工作，女孩去了承德，在一家酒店工作。庄算觉得吃住人家一个月，欠了情，得报答。于是在攒够了车费后也去了承德。他找不到工作，又操起老本行，进了一家酒吧。领了工资之后，他要给女孩钱，女孩不要，他就悄悄地替她付了几个月的房租。可惜那女孩很快搬走，房租是白交了。
在那个酒吧里，庄算又遇上了一桩包养事件：一个医院的主任喝醉了，非要他陪她一晚不可，庄算不干，她就骂庄算，说他不就是个臭服务生，摆什么臭架子！还用手扯他的衣服。庄算不还口，不还手，只是尽量躲着。最后那女人从包里掏出几百块钱，扔到庄算的脸上，庄算没有捡。
我不由得对这小子生出一丝敬意。我说你真叫出淤泥而不染啊，那么混乱的环境，竟然没对你产生影响，难能可贵。他说不是，其实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从此不相信女孩，觉得任何一个女孩都是一个潜在的小姐——只要她去酒吧。他感觉任何一个女孩都配不上他。
任何女孩吗？我问。
他沉吟一会，说：除了金霞。
慢点，我说，金霞今天先别说，以后再说。
我每日在图书馆书写不止，一开始每天只能写两三千字，时间大多消耗在二楼的借阅室了。我坐在墙边看长篇。看了卡尔维诺的《被劈成两半的子爵》。看了霍桑的《红字》。看了托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白夜》，我还把他的《罪与罚》借回去重看了一遍。再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目睹了《睡美人》。进入了爱伦坡的诡异王国。灭掉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欣赏了莫泊桑的《一生》。当然，更多的是对村上春树狼吞虎咽，把他的短篇小说集以及《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一扫而光。随后开始对付海明威。读过了《丧钟为谁而鸣》，发现了村上春树的秘密：他非常推崇菲茨杰拉德，号称把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读了无数遍，对其赞不绝口，而其实他是海明威的私淑弟子：那电报似的、充满机趣的对白，那莫名其妙又恰到好处的罗嗦，那“张冠李戴”式的比喻，都依稀可见海明威的身影。我以前读过他的《永别了，武器》以及《伊甸园》，这回想再读一次，可怎么找都找不着，估计是被哪个自私的读者给吞了，因为电脑查阅明明是有的。我对果戈里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都无甚感觉，大概他反映的官员嘴脸，与现今相比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读莫里哀的《悭吝人》仿佛在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莫里哀做了巴氏小说的编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普通，倒是《上尉的女儿》让我印象深刻，我由此看到了一个人用简约到了极致的语言，怎样创造出撼人心魄的形象。大师的功力，让我倾慕不已。但丁的《神曲》不好看，比不上《西游记》。托马斯?曼的《魔山》更不好看，德国文学都不好看，德国人不会用形象思维，除了施笃姆。想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里寻找那句经典的“不，甚至上帝，也不愿倾听不幸者的悲呼。”可惜找不着。重新认识了《白鹿原》以外的陈忠实。重读了一遍《离骚》。把遗漏的余华的中篇找来嚼了。王蒙果然了得……
妈的，坚决不读托尔斯泰。
这个图书馆的哲学架非常可怜，从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到它的终结者费尔巴哈，一本都没有，让人看着都丧气。倒是围绕着庄子的阐著，数量丰富而且水平颇高，让我受益匪浅。历史架差强人意，比哲学架强一点。翻了一本张作霖传，发现这位自私自利的东北王，临终遗言竟是“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为了国家，好好干吧！”感觉是啼笑皆非。最让人欣慰的是文学架，几十架汪洋籍册，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连躲在历史的墙旮旯里的作家，比如包天笑，都能找得到。不说别的，单在散文架里，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一个不缺。我直奔曾巩卷，发现这人虽然位在八骏之末，倒不是浪得虚名。苏轼的文集最爱翻，越翻越发现他的散文可以接续庄子，气势不及，哲理不及，文采可与比肩，晓畅过之……浸泡在这文学的海洋里，真能宠辱皆忘，不知今夕何夕。我心想还去找什么鸟工作，直接在这里做图书管理员得了。托马斯?曼做过图书管理员，毛主席做过图书管理员，博尔赫斯做了国家图书馆馆长，本质上也是图书管理员。踵前辈遗迹，不亦善乎？可惜一打问，人家根本不招人。
读书很快乐，不过后来越写越有感觉，读书的乐趣就被大大压缩了，只能偶尔作为精神调剂，跑到二楼读一会。晚上回家，也只能在睡觉前读一点《庄子》，或者《毛泽东选集》。这时一天基本上可以写五千多字了。写字过程中，一感到疲累，我就跑到外面活动一下。这里的空气很好，似乎是上帝从南极抓来千万顷白雪，蒸发成空气，一股脑地给倾倒在这里。吸一口延年益寿，再吸一口长生不老，我吸了无数口，大概怎么老都老不死了。我到处寻找鹅卵石，把它当球踢。可惜鹅卵石毕竟是椭圆，滚动起来十分不规则，踢着总感觉意有不足。若偶然在垃圾堆里发现稍有损伤的苹果，则要不胜惊喜。苹果基本上接近圆形，滚动规则，做起动作来十分“得心应脚”，踩单车，左右互博，甚至小罗的“牛尾巴”都能做得出。在北京的一个晚上，我曾在街头发现一只桃子，快快乐乐地玩了一个多小时；在上海的地下广场，我无意间得了一个网球，玩得差点错过火车；在这里遇见了苹果，则能让我玩上好几天——每次玩完，我都把它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第二天接着来，直到一脚踩烂了帐。每次被朋友拉到商场陪逛，我都要跑到体育用品架，瞧着那堆足球发呆。她看得不落忍，几次提出要送我一个，我不接受。我说其实并非买不起，但买来后就索然寡味了，你手里抱着足球，见到路边的苹果就不会大叫狂喜。——求之而得，永远赶不上求之不得的滋味。“怪不得你现在都没有女朋友，原来喜欢‘求之不得’。”她说。我夸她聪明。
一天可以写六千多字了，这时的一天就是绷紧发条的一天。回到家也松弛不下来，就跟患了“战场综合症”似的。我满脑子都是小说中的人物，想着想着就要抓起笔来写——可又不能，我不能坏了生活节奏。枕边书也看不下去了，因为脑袋里在想自己的文字，无法容纳他们的文字。
我让庄算开始讲金霞。
金霞目的明确，一进酒吧就直接坐台。她需要钱，需要又快又多的钱。为什么这么需要钱？说来很老套，但不幸是事实：母亲患病，弟弟上学，自己也有梦想。所以她大专毕业后没有走正统的道路，虽然在这样的道路上，她勤恳努力，最后也能又快又多地挣钱，但那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
她坐台的方式与众不同：不陪酒，只陪唱，陪唱时与客人远离而坐，自己唱自己的。——即便是这样，也很难说那是陪唱，因为她并不与人合唱，也不按客人的要求唱，她唱自己想唱的歌，她唱给自己听。——她是校园歌曲大赛的冠军，有这个实力和自信。她更像一个酒吧驻唱的歌手，而不是什么坐台小姐。
当然会遭遇骚扰与侵犯，但她誓死抵抗，不惜一切代价，别人也无可奈何。说到底，在酒吧里用强也有限度。倒是她这么特立独行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不少客人慕名而来，专门找她唱歌。她心情不好就不唱，宁愿去端盘子，洗酒杯，心情好时才清歌一曲，让大款们一掷千金，钱果然是又快又多地来了。
她把这些钱的大半寄回家，自己留下一点，用来买书和报名——她自考完了本科课程，把酒店管理的相关证书拿到手了。她一直保持着向上的姿态，从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颓靡与悲伤。庄算喜欢她，追求她，保护她，对她如影随形，亦步亦趋。她惹怒了客人，被酒吧老板轰出酒吧，庄算也辞职，跟着她去另一个酒吧，又被轰，又跟着她跳槽……金霞明白他的心思，但是很无奈，她不喜欢他。这没关系，她是他的精神灯塔，只要看着她，他就知道自己不会步入歧途，会永远洁身自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向上的步调。后来，金霞赚够了钱，就离开北京，来到江南，到一个酒店集团做管理。而庄算去承德找那个女孩报恩，最后也追逐到这里。
“她现在在准备考研。”庄算说。
我忽然觉得，如果现在不认识这女孩，以后会由于自卑感而无缘认识了。就问庄算，我可否知道她的联系方式。庄算慷慨地将她的手机号给了我。可惜她很少上网，没有网上的联系方式。他还告诉了我她所在的“时代宾馆”的地址，不远，公交车半个小时。
我给她发了短信，她打电话过来，问我是谁。我把情况说了，还以少有的诚挚向她表达了结识之意。她答应记下我的手机号，以后保持联系。她的声音很好听，不知长相如何，庄算说他邮箱里有她的照片，会发给我。
我没告诉她我的真名，只说我叫余一。不过，这的确是我心中的真名，我打算在办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就改用这个名字。
之后就达到一天七千多字。我写完了一支圆珠笔，写完了一本稿纸；又写完一支笔，又用完了一本纸。庄算从他公司里给我弄来一把圆珠笔，还有几本好纸，以及一个文件夹，我没有纸笔之忧了。
每天晚上回来，我都要朝文件夹里存上一叠写满字的稿纸，心里美滋滋的，像存了几千块钱似的。——的确，我的稿费要是达到一块钱一个字，那就是几千块钱啊。我确信会有这么一天，三十岁，应该可以。
临睡前与金霞通通短信，偶尔也出去通通电话。我说我喜欢踢球，她说她喜欢看男生踢球。她说她喜欢唱歌，我说我喜欢听特定的女孩唱歌。她问：比如谁呢？我说比如年轻的辛晓琪，卡朋特，西安，还有你。她问西安是谁。我说西安是一座城，是我的梦中情人，她一直在唱歌，唱的是忧伤的、落寞的歌，我很喜欢听。她笑了起来，说在这三人一城中，只有我的歌你没听过，你怎么知道你会喜欢呢？我说借助朋友之口，你的经历在向我唱歌，唱的是洁净向上的歌，我很喜欢。她便沉默，我也沉默，沉默中感受理解和默契。
白天我们互不联系，这保证了各自的工作不被打扰。
不过，我被老同学打扰了一会，是幸福的打扰。
我大学时寝室的兄弟，唐强，研究生毕业之前来上海游玩。两年多没见了，上海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的火车，焉能错过？我赶紧赶过去，与他相会在上海的莘庄地铁站。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我们一直在车站附近转悠，一直聊天。两年多的话啊，怎么说都说不完。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了许多情况。比如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当年我认为很漂亮的那个，读了两年研之后，一点神采都没有了，整个人好像被尘土细细地覆了一身，灰扑扑的。再有当年名噪一时的学生会某官僚，现在也在为找工作发愁。还有那个女生，那个无比奇特的女生，我要好好说说她。她的皮肤很白，特白，超级白，简直像电棒的荧光照在雪上，白得晃眼。在夏天常穿一袭长裙，凉鞋，白袜子。头发梳成一髻，髻上横插一木钗。——不知道她老爸是不是古典文学教授，竟然培养出这么个婉约的女儿。然而她只是体态婉约，气质可不婉约。当她不穿长裙，头发披散下来，就爱干一件恐怖的事：往脑后甩头发。她的整套动作是这样的：把头昂起，向后猛地一振，随即用手轻抚一下。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气势凌人，目中无物，傲视群伦。真的，那动作太吓人了，在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若站在她面前，会感觉自己连一粒尘埃都不如。这让所有男生都对她有贼心而无贼胆。我就知道有个小胖（姓甚名谁忘了），对她相当有意思，可是整整四年，他一直偃旗息鼓，按兵未动。这家伙本来开朗自信，可就是为她的气势所震慑，生生暗恋几年，没敢行动，由此可知她那一甩头的威慑力。我们曾在上课时计算过她甩头发的次数，一堂课之中，她甩头四十一次，平均每分钟一次，这就是说，她每分钟就要藐你一下，谁能受得了？她长相姣好，身材曼妙，而且摆出一副随时准备被追的姿态，可是全系男生将近三百人，无一向其发射丘比特的神箭，暗箭倒是射了不少，只是暗箭们完全绕着走，碰都不敢碰她一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绝妙的嘲弄。
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毕业后一去千里，以为从此无由得知她的消息了，没想到她还在母校读研，而且与唐强一个班！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还在老地方啊。
问起她的现状，还是没有恋爱，还是甩头发，还是气势逼人，连博士们都不敢动手。
唉，重庆不是出现过一个最牛钉子户吗？希望赶紧出现一个最牛男生，早日降服她。
从上海回来后写字速度未受影响，甚至还提高了一些。这可能是因为我写的东西有些怀旧，而与唐强见面，更是典型的怀旧，情感的逻辑未被打乱。
我奋笔疾书，一天达到八千多字，亢奋得不得了，连吃饭的时候都觉得双手紧握，精神紧张。演员们常说出不了戏，我大概就是这样。只好上网调节。打开163的邮箱，看见了庄算发来的金霞的照片。我瞧了一会，没有感觉，就关掉了，仿佛没发生这事。第三天的早晨，我坐在图书馆里，照例拿出纸笔准备劳动，可是坐定后，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脑袋里一个声音排山倒海：我要见金霞！我要见金霞！遏制不住，怎么遏制都遏制不住。大概这几天都在潜意识里酝酿着这个念头，这回火山喷发，不可能按捺得住。无奈，我只好向自己投降，开始思索怎么去见她。
我想来个明人做暗事，看到她，而不希望她认出我。考虑到与她通过几次电话，说不定她已记住了我的声音，我就打算装成一个哑巴，用手势或者用纸笔与她交流。但是，她们那里有不少的女孩，随便一个就有可能把我这个哑巴打发走，我还是没法面对面地感受她。后来想起庄算说她英语好，整个酒店只有她英语好，就决定装成一个老外，跟她用英语交流，这样，她就不会听出我的声音，而且能单独跟她说话。只是，我长得像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吗？
我走出图书馆，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就用英语问她某某地方怎么走。她瞠目结舌，愣了半天，用中文说：你说的话我听不懂，你好像要问某个地方……问问别人吧。临末，还自言自语了一句：原来是个韩国人。于是对我鞠了一躬——大概韩剧看多了，觉得韩国人爱鞠躬。我也对她鞠了一躬。
——真不错，有人把我当成韩国人，这事好办了。
中饭后我直奔时代宾馆。时近年关，宾馆生意冷淡，那个大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短头发女孩在接电话，一看就不是金霞。
等她接完电话，我就走上去，用英语问她我可不可以看看房间，她目瞪口呆，随即是手忙脚乱，想用英语说，却又不敢，用中文说了半句，又嘎然而止——大概觉得中文我听不懂。最后她说：等一等，我打个电话。
我听她在电话里急切地说：金霞，来了个老外，我不会说英语，你快接电话！
我在肚子里笑了起来。
我接过电话，听见了金霞那句地道的：“Can I help you ?”
我说我是一个旅游团的，需要二十个房间，可不可以先去看一下。她说当然可以。我说我们要的量多，能不能便宜一点，她说你先去看房间，满意了我们再谈。
说话的时候我听见她好像坐在车里，音乐放得很大，她要求司机“turn down the radio”，随即意识到这是在跟中国人说话，赶紧自己翻译：师傅，请把音乐关小一点。
我问她能不能来带我看房间，她说不太方便，她现在在外边。不过，她会派人带我去的。
我怅然若失。
晚上我给她打电话，问她今天是不是接了一个老外的电话，她无比惊奇，说你怎么知道？我说那老外就是我。她说我晕死。我说我只是想见到你，跟你聊聊。她说真可惜，你早一分钟就能见到我，我当时坐在车上，朝火车站赶——现在我回老家了。一分钟啊，我说我想起了那首《等一分钟》，她说她也想起了。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过完年初五。——初五那天没事，我们见个面好吗？
我说好啊，心里却在想：年初五我会在哪里呢？
我回来继续写小说，却完全没有了感觉。奇怪得很，到了最后关头了，情节成竹在胸，文字历历在目，我甚至能闭着眼睛把那些没有写出的文字一个一个地读出来，可若想落到纸面上，却是死活不行。我这才相信村上春树的话；一点点轻微的意外，就能破坏整个力量的平衡。我这是把状态打断了。
只好重读之前写的，期望接续上状态。可是自信心一丢，就感觉前面的文字是垃圾，是狗屎，简直想付之一炬，封笔大吉。一时间生活水平倒退二十年，过的是天昏地暗。无奈，我就不再急着写，反正快结尾了，等状态一来，给它来个一气呵成。我转而关注别的事情。
我发现了作家刘小川，这个人是写小说的料。他写的品读中国文人系列，那叫一个精彩！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呼吸可闻。每个人都被他写出了特点，而且是那么突出和有趣。比如欧阳修，他长得丑，就对自己的相貌耿耿于怀，到老了，还搂着一个歌妓，问她：我丑吗？直到得到答案：“您不丑，您真的不丑”，才欣慰地笑了……王安石“终日目不停转”——整天眼珠子都骨碌骨碌地转！我的天哪，这个形象不是太鲜明了吗？那是什么眼珠子啊？电动玩具眼？
陆游情深可爱，辛弃疾豪放可人……
刘小川笔下的语言，那叫一个自信！
在他的影响下，我很想去陆游题写《钗头凤》的沈园看看。——身在江南，不去凭吊一下美人唐琬，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对不起这次江南之行啊。发短信问一个师兄，绍兴离我这远不远，他也不清楚，估计是不近。我想想身上的钱已不多，只得叹息一声，江南之行，终有缺憾。
记下了陆游的句子：“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记下了刘小川的句子：唐琬才叫美人呢，六十年亭亭玉立，八百年婉转动人。
六十年是针对陆游，八百年是针对我们。
我还看了余华的访谈，相信了他的一句话：只有继续生活下去，才知道生活是什么，只有继续写下去，才知道写作是什么。他还提到“情感的逻辑”，当年我曾经对一个人这样说过，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原创，现在看来原创者不止我一个啊。不过，能与余大师不谋而合，我获得了一分自信。
之后去听了一场于丹的讲座。由于她是从北京赶来，让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她的穿着打扮让我推测出北京并不冷，不然她不可能穿裙子。她也许没料到江南正大雪纷飞，更没料到讲堂里居然没开暖气，所以惊艳登台后，很快不能支撑。于是一位男士给她送来一件厚厚的外套，须臾，又脱下自己的外套，包住了她的腿。他的温暖细致博得满堂掌声，也让于丹心情大悦。不过，说实在的，这个讲座听得我提心吊胆，因为我很怕她会重复我无比熟悉的话，比如，“八小时以内是孔子，八小时以外是庄子”，可是担心什么就发生什么，她终于把我无比熟悉的都一一重复。然而不可否认，她的表述是精致的，她的讲座是成功的，起码比几天前听到的一个所谓“作家”好上千百倍，那个人完全是一坨狗屎。
而且，于丹真漂亮，身材很好。
还是写不出东西来，感觉自己似乎黔驴技穷了。不过穷则思变，我想：我与其这么郁闷着，还不如打电话给某人，交流一下，也许会有灵感闪现呢？于是想到了广东的一个师兄。
电话接通的时候，我的耳朵里一片鬼哭狼嚎，简直怀疑这电话打到地狱里去了。原来师兄在唱卡拉OK。这么好兴致？恰恰相反，他心情很坏，与女朋友分手了。
我登时黯然神伤。
他们是我很希望能够在一起的一对，中间几经波折，没想到还是分了。
他很难过，我有点担心他。这小子与我不同，我一遇到伤心的事，立刻发力狂奔，等到奔跑结束，伤痛已不足以致命。就像我这次江南之行，疗伤三月，伤口已经渐渐麻木了。这使我得以苟活至今。他却不同，他的伤痛只能淤积在心里，不会宣泄，也无处宣泄，所以他遭遇的悲剧没有我严重，可是内心的惨伤恐怕有甚于我。他今天中午想给我打电话，我手机恰好停机，又没宣泄成。我说你刚想给我打电话，我这就给你回了过去，我们俩倒是心有灵犀，如果是异性，适合谈恋爱。如此一说，好歹让他发出一阵笑声。
我安慰他，我说你瞧我一直都是独身，每次交上桃花运，我总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遇见不少好女孩，都错过了。后来我想，难道我真地对女孩没有吸引力？难道我真没本事追到一个女朋友？
结果发现不是的，我太喜欢自由，害怕被爱情拴住，对爱情负责，就是对自由不负责。所以每到紧要关头，我的深层意识就来捣蛋，就故意把事情弄黄了。如今我孤独而自由，我挺满意这个状态。孤独是自由的代价。
他的回答十分天才：自由太大了，太沉重了，我背不动。
没法子，他害怕孤独，不像我，早就习惯了。
我转移了话题，谈到我遇到的困境。他说这很正常，状态这玩意是可遇而不可求，我耐心等着就是了。要记得鲁迅先生的话：写不出来不要硬写。他还答应我，写完了会给我一些修改意见。
给他打完电话后我来了感觉，交流果然奏效了。我背起背包直奔图书馆，狂写一通，完成最后的万把字，把小说画上句号。
看着眼前的一叠稿纸，我突然有种想抽根烟的冲动——尽管以前从来没有抽过烟。这部小说来得太奇怪了，半道杀出，一直杀到最后。它几乎掏光了我此前所有的生活经历，此后几年，我恐怕无法再写这种现实主义的东西了。它是一次漫长的精神之旅，它是一次漫长的疗伤过程，它让我的心不再钻心地疼痛，让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注视那道伤口。我终于可以思索这件事。我想，温柔的姑娘，你吃了那么多苦，以后恐怕还要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继续苦下去，可我也绝不甜蜜，在孤独的海洋中，我还不知道要游多久。往前没有码头，回头不见堤岸，我只能以一副自由的姿态继续游泳。最后，要么被淹死，要么被某个女孩救起。那时候，无论是你还是我，都应该是“再回首已百年身”了吧？我只能老套地祝福你——我的祝福对某些人是虚情假意，对你却是发自内心。我真地希望你过得好，把以前的那些苦都补偿回来，并且希望你偶尔能想起我，想起我这个在孤独的海洋中游泳不止的人，我希望以自己的孤独，反衬你的幸福。
祝你新年快乐。
接下来，我要干什么？不知道，完全无所适从，茫然不知所措。以前早上一睁眼，心里总有个明确的目标，现在目标达成了，就像身上的重负被陡然解除，那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将我拔到半空，上不着天，下不挨地，虚浮得像一片白云。
每天白天我还是习惯性地去图书馆，去读苏轼，去寻找庄子对他的影响，去分析他为什么干哪样成哪样，并且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到哪里都乐呵呵的。晚上回到家，我照例去街上那个体重计上称一称。写字期间，我的体重是直线下降的，这时终于停住，没让我以一副骷髅的姿态存在人间。我还去上网，看那些感人的电影。听说《色戒》不错，却一直没有兴趣看。《投名状》正经不赖，和本人的写作风格真是相当地相似。《集结号》很普通，怪不得能上新闻联播。再看了一遍《勇敢的心》，超级喜欢华莱士临死前呼喊的那个单词：Freedom！——啊啊，Freeedom！然后，我顺着一条荒凉的马路闷头前行。冷风吹面，感觉到了冷，就到路边寻到一个烟盒，或者一块雪块，边奔跑边对其做假动作，直至身上冒出微汗。我走到没有欲望再走下去，这才原路返回。此时，街上已少有行人了。
在住处附近有一片红灯区，那么多的发廊，那么多的小姐，让我大开眼界。以前只知道“红灯区”这个概念，今天终于亲见其经验内容。总算知道了为什么叫“红灯区”：原来每个发廊都亮着暧昧的红灯。我远远地看着那些小姐，想：她们在想什么呢？她们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呢？我对这个无比好奇，可惜没有办法了解。
我终于把一头长发给剪了。——那原是我的突发奇想，在一次去图书馆的路上，想到梅兰芳曾经蓄须明志，就想效仿一下，来个蓄发明志，小说不结尾不理发。没想到会长这么长，比我小学五年级时留的那头长发还长。不知道是我的头发长得快，还是我的写作速度太慢。
然后，我要何去何从？
我想了很久，决定回北京去，回到原来的状态。我需要生活，需要深入地生活。我以前的生活太封闭了，这不能给我的写作提供养料，我需要进入名利场，认真地观察和体验。当然名利场无处不在，就像萨克雷的《名利场》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然而毫无疑问，北京是名利场的中心，我要回到这个漩涡中心去，感受它的力量，观察它的本质，陈说它的可笑和可悲。
我给一个人发了短信，他仍然欢迎我回去。三次了，每次都不管不顾地跑出来自由一回，他竟然从不怪我，这是对我的器重，还是对我的放任自流？
这里几十年没下大雪了，蓦地大雪一场，下得铺天盖地，无休无止。我经历了一个奇特的江南，一个非典型的江南。大雪封住了回家的路，我无法回去跟妈妈过年了，只能去北京，去看我可爱的外甥女，我的小雪薇，她可把我想得够呛。与金霞终究是缘吝一面，她是江南的李文秀吗？我给她发短信，问她会不会唱《俩俩相忘》，她说会唱，她很喜欢的歌。我真地有些难过了，因为当年曾有个可笑的心愿，哪个女孩若是会唱这首歌，而且唱得好，我是想如何如何的。也只能祝福她了——这个祝福也是真诚的：希望努力向上的她，早日攀上自己生命的顶峰。
在这里的一段日子，我真想把其中的一点一滴都记下来，因为这是在梦中的生活，这样的美梦，很难再重现了。我要返回正常的日子：好好工作，接来妈妈，等待缘分，了此一生。——大多数人不都是这么过的吗?我知道，这在梦中的日子，迟早也会成为被遗忘的时光，所以我有远见地给这篇文章取了个这样的名字。我希望以后在淡忘了的时候，看到这些用笔记录下来的时光，会想起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诗意的年轻岁月：边疗伤，边写小说，边享受江南。
江南啊，我是那样那样热爱你，你是一个梦，一个象征，一种代表，与我的西安是两极，我永远永远无法忘记你。
再见了，江南，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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