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节

9.英、美、德三国的政党

先来看看英国：在这里，直到1868年以前，政党组织几乎纯粹是显贵们的组织。例如，在农村，托利党从英国国教的教区牧师、学校主持，尤其是各郡的大地主那里寻求支持。辉格党则主要是从非国教教派的牧师(如果有这种牧师的话)、邮局总管、铁匠、裁缝和绳匠，也就是说，从这些手艺人中间寻求支持，因为他们能够通过经常同人聊天，散播政治影响。在城市里，党派的划分，部分地是根据经济状况，郊分地是由于宗教，有时仅仅是因为家庭中世代相传的党派观点;不过显贵总是处在政治组织中流砥柱的位置。

首先是这些状况支撑着议会、组阁的政党和“领袖”，他或是内阁会议的主席，或是反对党的领袖。在这位领袖的身旁，是“议会督导”政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业政治家。官职的任命权就操在这些“议会督导”的手中，因此猎取官职者必须围着他转，由他同各选区的议员就这类事达成理解。职业政治家阶层在选区中开始逐渐形成。最初，对地方录用的经纪人是不付酬金的，他们所处的位置，大体上和我们的“政党亲信”差不多。但是在选区里，同他们一起还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企业家式的人物，即所谓的“选举经纪人”，在保证公正选举的英国现代立法的条件下，这种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立法的目的，是要控制竞选运动的开支，它规定竞选者必须公开自己的竞选费用，以此来约束金钱的势力。因为在英国，竞选者除了饱受声嘶力竭之苦—这种情况在过去更甚于我们德国—还得消受掏空腰包的乐趣。选举经纪人让候选人付给他一笔总款，一般来说这位经纪人可从中得到不小的数目。在“领袖”和党内显贵之间，对于议会和国家权力的分配，英国的政党“领袖”一般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种位置的基础，乃是迫于一个事实，即只有依靠他，才有可能制定出着眼全局、因而也是稳定的政治战略。不过，议会党团和党内显贵仍然具有相当可观的影响力。

旧式的党组织，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一半是显贵的事务，一半是包含着领薪雇员的企业化经营。但是自从18年8以来，“考科斯会”制度开始发展起来，首先是在伯明翰的地方选举中，然后又扩展到全国。这种制度的诞生，是由一名非国教牧师同约瑟夫.张伯伦一起促成。选举权的民主化为这一发展提供了时机.为了赢得大众，就必须变成一个看上去像是民主团体的庞大机构。为了使组织工作不停地运转，为了把一切事务纳人严格的官僚化管理，必须在每一个城市选区建立起竞选团体。结果，这种地方竞选会中受雇的和领薪的官员数量大增，总的说来，选民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都被组织进了这种地方竞选会.获选的党务代理互有推选权，也是政党政策的正式承担者。动力来自地方团体，他们首先是由那些对城市政治—最丰厚的物质机会总是来源于此—感兴趣的人组成。这些地方团体也是募捐的第一线。这种新出现的机构，不再受议会成员的领导，很快便同过去的掌权者、尤其是“议会督导”发生了冲突。在有地方利益的人士支持下，这些机构大获全胜，议会领袖不得不认输并同它达成妥协。结果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人手里，发展到极端，则是集中到了位居全党顶端的一个人手里。随着格莱斯顿大权在握，这整个制度在自由党内出现。正是格莱斯顿“了不起的”煽动魅力、群众对其政策之道德本质的坚定信念，尤其是他们对他的人格所怀有的道德信任，使得这种机构如此迅捷地取得了对显贵的胜利。不久就变得十分明显，一种恺撒式的走民众路线的因素—选举战场上的独裁者—出现在政治大地上。l877年，“考科斯会”第一次在全国性选举中开展活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结果是迪斯雷利在达到其成就的颠峰时落选。早在1866年，这一机构已经完全取向于一个卡里斯玛型的人格，当爱尔兰自治(的问题出现时，整个机构从上到下，对于是否实际站在格莱斯顿的立场上，全都不表示怀疑。它遵照格氏的话，同他保持一致：他们说，不管格莱斯顿是对是错，我们跟着他走。这个机构因此背弃了它的缔造者—张伯伦。

这样的机构需要相当数量的人员，在英国，大约有2000人直接依靠政党政治谋生。当然，纯粹为了谋职，或因为同政治有利益关系而积极从事政治的人，数量还要多得多，在城市政治中尤其如此。除了经济机会外，对于考科斯会中能干的政治家，还有着满足个人虚荣心的机会。当上一名“J.P.”甚至“M.P.”这种念头同最大的(也是正常的)野心自然没什么两样。这些人，只要能表明自己具有良好的教养，亦即属于“绅士”，便可达到自己的目的。最高的目标，特别是对于那些大的资金赞助者来说，当然是取得贵族的身份。党的财政大约有一半要依靠那些保持匿名的捐款者。

那么，整个这套体制有什么后果呢？今夭，除了少数内阁成员(和少数叛逆者)外，一般来说，议会议员不过是些守纪律的“遵命”先生。在我们这里，一名帝国国会的议员，通常至少还留心一下桌子上的私人来信，以此显示他在为国家的福扯而工作。在英国，连做做这种姿态的要求都没有。议会议员所必须做的，只有投票和不做叛党的事情。在议会督导召集他时，他必须到场，依照内阁或反对党领袖的命令行事。如果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使“考科斯会”处在他的绝对控制之下，这个机构便是个毫无原则的机构。这样，就会有一个凌驾于国会之上，直接诉诸民意的独裁者.他利用机构的手段，将群众聚集在自己身后，对于他来说，议会成员不过是他的追随者行列中的政治分赃客罢了。

这种强有力的领袖是如何推举出来的？首先，是根据他们的能力推举出来的吗？除了在意志上够格—这在全世界都是决定性因素—之外，煽动性演说的能力尤其重要。自从科伯登之流诉诸理智、格莱斯顿掌握了仿佛是“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技巧以来，政治演说的特点便发生了变化。如今，纯粹煽情的手段经常得到运用，救世军在动员群众时，也曾利用这种手段，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靠群众情绪而建立的独裁”。但是，在英国议会中运作的高度发达的委员会制度，使得每一个打算分享领导权的政治家，都有可能、也不得不同委员会进行合作。近几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大臣都具有受过这方面实际有效训练的背景。为委员会写报告、对各种设想做公开的评论，这些做法为此种训练、为选出真正的领袖和淘汰单纯的煽动家，提供了条件。

以上就是英国的情况。不过同美国的政党组织相比，那里的“考科斯会”就弱小多了。对于美国的政党来说，走民众路线的原则要早得多，也表现得特别充分。

按照华盛顿的理念，美国应成为一个由“绅士”管理的共和国。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一位绅士也是一个地主，或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最初的情况就是如此。在组织政党之初，众议院的议员要求成为领袖，其情形恰如英国显贵统治的时代一样.党的组织十分松散，而且直到1824年一直如此。近代化的发展首先出现在某些社区，甚至在1820年代以前就建立了党的机关。但是，在杰克逊第一次当选总统-—作为西部农场主的候选人当选—之后，旧的传统便遭破坏。1840年之后不久，当国会几乎把全部权力都输给了全国性的政党机构，使得重要的国会议员如卡尔洪和韦伯斯特退出政治生活时，国会领袖担任党的正式领袖的局面终告结束。走民众路线的“机构”在美国如此早地发展起来，要归因于一个事实，即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一人独揽官职任免权的总统，是由平民选举产生.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他履行职权的行动几乎完全独立于国会。因此，作为竞选胜利的代价，官职俸禄中真正的分赃对象，在总统竞选中就已交代清楚了。通过杰克逊，“政党分肥制”被十分系统地提升为一项原则，其结果已如人知。

这种政党分肥制，即把联邦官职送给获胜竞选人的追随者，对于今日的政党形式，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讲原则的政党相互作对，它们变成了纯粹的猎官组织，按拉选票的一时之需，制定着变换不定的政纲，它们改头换面的做法，其他国家庶有相近者，在程度上却无一可与之媲美。这些政党彻头彻尾是为竞选运动—为总统宝座和各州州长的职位而战—设计的，因为这运动对于官职的任命权至关重要。政纲和竞选人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的，不受国会议员的干预.因此，候选人是从大会中产生，而大会代表是由十分民主的形式选出。这些代表是由另一些代表会议来确定，而这另一些代表则将他们所得到的权利，归功于“预选会”，即由该党的直接选民组成的会议。在预选会上，代表己经是以全国领袖候选人的名义选出。在各党内部，最激烈的斗争是发生在“提名”问题上。大约有30万到90万个官职的任命权握在总统的手里，他行使这些任命权，只需得到来自各州的参议员赞同即可。因此参议员也是有实权的政治家。比较而言，国会的众议员在政治上作用甚微，因为他已被取消了官职的任命权，也因为内阁成员仅仅是总统的助理，履行职责不必得到人民的信任。总统相对于每一个人、甚至对于国会来说，他的正当性是来自人民，这就是“权力分立”的一个结果。

在美国，以这种方式为基础的政党分肥制，所以有技术上的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美国文化经受得住这种纯粹的业余管理模式。30万到40万名党徒，他们除了曾为党尽心效力之外，再无其他履行职务的资格，这种状况不产生大量的罪恶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举世无双的腐败和浪费仍示以宽容，也只有这个依然拥有无限经济机会的国家才能做到。

现在，在这种走民众路线的政党制度中，“党老大”成了画面上的大人物。党老大是何许人物？他是政治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按照自己的算计，自己承担风险，提供选票。他可以作为律师、酒店老板或类似场所的所有者，或者是作为放债收息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批客户。从这里他把线放长，直到能够控制一定数量的选票。在做到这一点后，他开始同附近的党老大建立关系，他用自己的热情和技巧.尤其是自己的判断力，去吸引那些先他一步事业有成的人物，然后开始向上爬。对于党的组织，党老大是不可缺少的，这组织就集中在他的手里。他提供基本的资金来源。他是如何得到这些钱的呢？不错，部分是来自捐款，尤其是从通过他和他的党而做了官的人那儿收取薪金提成。此外还有各种贿赂和酬劳。那些打算触犯众多法律中的某条，又不想受到惩罚的人，也要得到党老大的默许，并得为此花钱，不然他就会遇到麻烦。但是仅凭这些，还不足以为政治事业积累必要的资本。党老大作为那些金融大亨的钱财的直接接受者，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些人不放心把他们打算用于竞选目的的金钱，交给一名拿工资的党官，或交给必须把业务开支的帐目公开的任何人。对于为竞选提供资助的资本家来说，在理财方面审慎精明的党老大是天然的合适人选。典型的党老大都是绝对冷静的人。他不追求社会名望，在“体面的”社交圈里，这种“专业人士”是受到轻蔑的。他只追求权力，追求作为金钱来源的权力，但也为权力而追求权力。同英国的领袖相反，美国的党老大是在暗中工作，他的声音在公众中是听不到的;他向演讲者建议，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说些什么，他本人则保持沉默。除了参议员的职务外，他不接受任何官职，此乃一条通则。因为根据宪法，参议员参与官职的任命，所以主要的党老大常常亲自坐镇这个机构。官职的分配，首先是根据为党效力的多少，但也时常发生卖官寮爵的事，个别官职还有固定的价码。因此存在着一种卖官裔爵的制度，在17和18世纪，包括教皇国在内的君主国，也常可看到这种制度。

这些党老大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他的态度根本就无信念可言，他仅仅问：如何捞到选票？他往往是个没多少教养的人，但通常他的私生活既本分又无可挑剔。就他的政治道德而言，他自然要以政治行为的一般标准为准绳，就像在经济伦理的领域，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战时囤积期可能有的作为一样。作为“职业”政治家受到社交圈的轻蔑，党老大对于这种事并不介意。他本人并不担任联邦高层职务，他也不希望如此，这样做经常有些好处：如果党老大相信，某些无党派的聪明人，因此也是显要人物，对号召选票有很大价值时，他便可将他们纳入候选人的行列。因此，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党内的同一批元老不会一再参加竞选。这些没有信念的政党的结构，同它们的受到社交界轻蔑的掌权者一起，帮助有能力的人获得总统职位，而这种人如果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升上权力顶端的。当然，对于那些有可能危及其财源和权力的局外人，党老大要加以抵制。不过，在争取选民支持的竞争中，党老大也经常不得不委曲求全，接受那些反对腐败的候选人。

因此，那里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资本主义政党机器，它被从上到下严密而彻底地组织起来，并得到一些极其稳定的俱乐部的支持。这些俱乐部，例如坦曼尼厅，就像骑士阶层一样。他们完全是通过政治支配，尤其是通过对城市的统治(这是最重要的分赃目标)，为自己追求利润。正是美国这个“新大陆”的高度民主，使这种政党生活结构成为可能。然而，这两者的关系，又为这一结构的逐渐消亡提供了基础。美国已不再能够只靠业余政客来治理了。不过就在15年以前,当美国的工人被问到，他们为什么允许那些他们也自称瞧不起的人来治理自己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更乐意让那些我们可以向他吐唾沫的人当官，而不想如你们的情况那样，让官员向我们吐睡沫。”这就是旧式的美国“民主”观。不过即使在当时，社会主义者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而如今的局面也已变得不堪承受。业余水平的行政机构已无法令人满意。《文官改革法案》设立了越来越多享受年薪的终身官职。这项改革所采取的方式，使得受过大学教育、像我们的官员一样不易腐蚀又十分能干的官员，进人了官府。现在，甚至有10万个官职已不再是大选后分赃的对象。这些官职规定了为其拥有者提供年薪，根据考试获得的资格录取。可见，政党分肥制会逐渐衰落，党的领袖也有可能发生性质上的改变。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尚不知其变化的方向。

在德国，直到目前为止，基本而言，对政治经营有决定性作用的情况如下：

首先，议会一直软弱无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凡是具有领袖素质的人，都不会进入议会议员的行列。如果有人打算进入议会，在那里能有何作为呢？当总理府某个位置出现空缺时，有人会对行政长官说：“我的选区里有位非常能干的人适合担任此职。任用他吧!”行政长官或许会欣然同意。一位德国的议会议员，如果他具有权力的本能，他为满足这种本能所能做到的，不过如此而已。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必须说明，训练有素的专业官员队伍在德国极为重要。这个因素决定了议会的软弱无能。我们的官员队伍举世无双。官员队伍的这种重要地位，又为另一个事实所加强：官员们不但要求取得官职，而且为自己谋求内阁中的职位。去年，在巴伐利亚的立法机关，当就引人议会制政府进行辩论时，有人便说，如果让议会成员担任内阁职务，有才干的人便不会再想当官了.正如英国的委员会辩论所示，文官的行政机构要千方百计地设法逃避这种控制。因为有这样的行政机构，使得议会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不可能在自己的圈子里训练出真正有才干的行政人员。

在德国，第三个因素是，同美国的情况相反，我们有一些在政治上很讲原则的政党，它们至少在主观上，要求其党员具有真诚的世界观。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少数党，并且一直打算以少数党自居。在帝国时代，中央党的领导层从不讳言对议会民主制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继续处在少数党的地位，如果还像过去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压而为党内猎官者安排官位，将会面对极大的困难。社会民主党是个有原则的少数党.它也阻止引入议会制政府，原因是它不想因为参与现存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而站污自己。这两个党都不与议会制度合作，使得议会制政府不可能出现。

10.德国职业政治家的现状

那么，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在德国成为职业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只能扮演显贵的次要角色。结果，他们的新鲜活力，一直是靠一种行会本能来激发，这在任何地方都很典型。在那些将一官半职视为生命的显贵圈子里，一个人如果同他们色彩不一，想爬进上层是不可能的。我可以举出这两个政党中许多人的名字，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他们虽有领袖素质，也正是由于这些不能为显贵所容忍的素质，致使其政治生涯成了一场悲剧。我们的所有政党都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变成了显贵们的行会。举例来说，倍倍尔无论智力如何平庸，仍可算是一位有胆识而性格纯洁的领袖。在群众眼里他所以是一名殉道者，他决不背叛信仰，乃是因为他身后有一批绝对追随他的群众。在党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构成严重的挑战。他去世之后，这种领袖地位也随之结束，官僚的统治开始了。工会官员、党的书记和新闻工作者来到了上层。官僚队伍的本能支配着党，这是一支高度可敬的官员队伍，同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同往往十分腐败的美国工会官员相比，可以说是非凡地可敬。但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官僚统治的后果，也开始出现在党内。

自从1880年以来，资产阶级政党已完全变成了显贵们的行会组织。当然，这些政党出于宣传的目的，必须不时求助于党外的知识界，这使得他们可以说：“我们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让这些人参与竞选，只有当事人坚持己意而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参加竞选。这种精神在议会里也占上风。我们的议会党团过去和现在都是行会组织。帝国议会中的每一次演说，都要事先完全得到党的批准。这从它们前所未闻的无聊乏昧的程度，即可明显看出。只有被指定发言的人才能张嘴。人们很难再找到同英国或法国(由于和英国相反的原因)的惯例形成如此强烈对比的例子了。

目前，由于这场大崩溃—习惯上称为革命—的缘故，大概某种转变正在悄然发生—仅仅是大概，并不确定。最初，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政党机构，首先是一些业余性的机构。这些机构常常是由各大学中的学生组成，他们对一位他们认为有领袖素质的人说：让我们来给你做必要的工作，干吧!其次是工商界的机构。若是有位被认为具备领袖素质的人，愿意展开宣传的人就会来到他身边，按每张选票的价码收费。如果诸位诚心问我，我认为这两种机构哪一个更可靠，从纯粹技术政治的角度说，我相信我会选择后者。不过，这两种机构都属于速生速灭的泡沫。现有的机构虽经自我改造，但仍在继续工作。这种现象只是一种征兆，说明只要有新的领袖，便会有新的机构涌现。但是，甚至比例代表制的技术特性也在阻止着它们的诞生。只有寥寥几个街头民众的独裁者昙花一现。只有街头独裁者的追随者能够进行纪律严明的组织：这些消失中的少数派的力量，也就在此了。

让我们假定，这一切都在改变.那么，在说了上面这些话之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走民众路线的政党领袖，会使他的追随者“失去灵魂”，可以说，他们的智力也会贫困化。一个机构要想发挥作用，成为一个美国意义上的机关，不受显要人物或固执己见的干扰，领袖的追随者就必须对他盲从。林肯所以能够当选，就是因为党组织有这种特点，就前面提到的格莱斯顿而言，“考科斯会”中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不过是接受领袖引导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一选择：或者是挟“机关”而治的领袖民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主制，即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他们没有使命感，没有造就领袖人物的内在超凡魅力的个性，这意味着党内叛乱者所处的那种习惯上称为“派系统治”的局面。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德国只能做后面这种选择。至于未来，这种局面的持续，至少在帝国一级，首先会得益于联邦参议院将得到恢复，这必然会限制帝国议会的权力，从而也限制它作为一个选择领袖机构的重要性。再者，比例代表制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是一种典型的无领袖的民主制.情况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它方便了显要人物在候选人的安排上讨价还价，而且因为将来它会使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得到机会，迫使党把他们的官员列人候选人名单，从而造成一种无政治的议会，其中根本就没有真正领袖的立足之地。唯有当帝国总统不是由议会、而是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选出，他才能够满足人们对领袖的渴求。如果由全民选出的城市管理者，有权独立地对其官府进行组织，那么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就能够产生以工作实绩为基础的领袖，对领袖的推举也会出现。在美国，凡是当有人打算认真同腐败对抗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需要一个根据这些竞选设计出来的党组织。但是，所有的政党中都有对领袖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敌视，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这使得政党形态的未来发展和所有这些机会，依然处在一片黑暗之中。

11.以政治为业的含义

因此，目前尚无法看出，以政治活动为业会呈现出什么面貌。甚至更无法看出，沿着什么途径才有可能找到机会，使得有政治天赋者承担起遂其心意的政治任务。基于物质条件而不得不“靠”政治吃饭的人，几乎总是会首先考虑新闻工作或党内官员职务，将其作为典型的谋生捷径。或者，他一定会考虑诸如工会、商会、农会、手工业协会、劳工委员会、雇主协会等等这些利益团体的代表位置，或者是某个市政府中的位置。关于这些外在物质的方面，所能说的也不过如此：就像新闻工作者一样，党的官员也会被人当作“不得志者”受到厌恶。他的耳旁会一再响起“受雇文人”或“受雇说客”这种不幸的称呼，尽管这种话并未明白说出来。凡是心理上不堪一击，没有能力自寻答案的人，最好远离这种生涯。因为无论如何，这条道路除了有强大的诱惑之外，也不断地导致失望。那么，这种生涯能带来什么样的内心享受，它为走上这条路的人安排了什么样的个人条件呢？

首先，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锁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有望正确地行使这种权力？(无论就具体的个人说这权力多么有限)他怎样才能有望正确履行这种权力加于他的责任呢？这把我们带入了伦理学问题的领域，因为这些问题就属于这一领域。一个人,如果他获得允许，把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他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可以说，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里所说的激情，是指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它所指的，不是我的已故友人席美尔习惯上称为“无生育力的亢奋”的那种内心感受，这是某些俄国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全都如此!)所独具的特色。正是这种亢奋，在我们用“革命”这一高傲的名称来修饰的这场狂欢节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它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

当然，无论这激情多么真诚，仅靠它是不够的。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这种献身于“事业”的激情，也使得对此项事业的贵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这方面所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是对政治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这也表现在他与事与人都能保持距离。“缺乏距离”，乃是政治家致命的罪过之一，也是我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注定会在政治上无能的素质之一。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把激情和冷静且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同时熔铸在一个灵魂之中？政治运作靠的是头脑，不是身体或心灵的其他部分。献身于政治，如果尚未变成轻浮的智力游戏，而是一种真诚的人类行为，那么单靠激情即可唤起和培养这种献身。但是，使一个充满激情的政治家有别于常人，使他不同于徒有“无生育能力的亢奋”的纯粹政治票友的，则是他对灵魂的坚定驯化，而惟有通过习惯于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感，他才有可能做到这点。“政治人格”的“强大”，首先就是指拥有激情、责任心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些素质。

因此，政治家每时每刻都要在内心征服一个十分无聊，却又十分符合人情的敌人：一种十分庸俗的虚荣，它是对事业采取不脱离现实的一切献身行为的死敌，是保持距离的死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同自我保持距离的死敌。

虚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品性，大概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它。在学术和学者的圈子里，虚荣是一种职业病。但是，在学者中间，从虚荣不致损害科学工作这个意义上说，它不管表现得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却是相对无害的。政治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工作，离不开追求权力这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如平常所说的那样，“权力本能’，属于他的正常品质。但是，这种追求权力的行为，一旦不再具有客观性，不是忘我地效力于“事业”，而变为纯属个人的自我陶醉，他便开始对自己职业的崇高精神犯下了罪过。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这两者虽不总是，也常常是一回事。虚荣心，个人尽可能站在前台被人看清楚的欲望，强烈地诱惑着政治家犯下这两种过失。当煽动家极想制造“效果”时，情况就更复如此。他会因此时刻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变成一名演员，对于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满不在乎，只关心自己的表演留给人们的“印象”。他的缺乏客观性，诱使他不去追求真实的权力，而是追求浮华不实的权力外表。他的无责任心，又会使他缺乏实质性的目标，仅仅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权力是不可缺少的手段，追求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动力之一，虽然如此，或毋宁说正因为如此，对政治力量最最有害的歪曲，莫过于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权力，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和一般来说对权力本身的所有崇拜。单纯的“权力政治家”或许可以造成强烈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既无目标也无意义。(在我们中间，也有着一种强烈的崇拜欲望，会给他带来荣耀。)在这方面，对“权力政治”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一些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突然出现心理崩溃，从此类事例我们即可看出，在这种外强中干的姿态背后，隐藏着内心的虚弱。这种心理崩溃，是对人类行为的意义持一种虚假而肤浅的态度所造成的产物，它同所有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中包含的真正悲剧意识，毫不相干。

政治行为的最后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完全不合初衷，甚或时常同它截然相悖。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无暇做详细的证明。但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若想让政治行为获得内在的支持，对事业的奉献就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家为了事业而追求和运用权力，至于这事业具体是什么，属于信仰问题。政治家可以服务于民族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的、伦理的、文化的、世界性的或宗教的目的。政治家可以为一种对“进步”的强烈信念所鼓舞，无论它的含义是什么，他也可以冷静地拒绝这种信念。他可以宣称要为某种“理想”效力，也可以从原则上否认这种理想，只打算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物质目的.然而，某种信念是一定要存在的，不然的话，即使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外在政治成就，也免不了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做上面这些说明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我们今晚所关心的问题了：政治作为一项“事业”的性质.如果完全不考虑它自身在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中的目标，政治能够完成什么使命？也就是说，在伦理世界中，政治的家园在哪里呢？当然，在这里，终极的世界观相互冲突，人们必须在各种世界观中做一抉择。让我们来果敢地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近人们又以十分错误的方式，重新开始对它展开讨论。

不过我们首先要让自己摆脱一种十分不足道的谬误，即从道德的角度说，伦理学乍看上去是在起一种非常有害的作用。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各位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当他移情别恋时，他不觉得需要给这种行为找个理由，对自己说：她不值得我爱，或她令我失望，或无论什么好像存在的“理由”。这种极其缺乏风度的态度，是要为一个明白的事实—他不再爱那个女人，她必须接受这一点—找个虚构的“正当理由”。靠着这种“正当理由”，这个男人为自己要求一种权利，同时把引起不幸的错误加在她的头上。情场上获胜的竞争者，其作为也如出一辙：他的对手一定不如他值得人爱，不然他也不会被淘汰出局了。当然，如果在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胜利者以有失尊严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宜布，“我赢了，因为多是正确的”，这同上面的情况并无两样。或者，如果有人在心理上不堪忍受战争的灾难，又不想说自己难以承受，他便会感到，有必要代之以另外一种感情，来为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寻找正当理由：“我不能忍受这种战争，因为我是被迫为一种不道德的理由去战斗。”战争的失败者也是如此。战争结束后，一切既通人情又态度节制的人，在社会结构引起了战争的情况下，不是像一些老妇人那样去寻找“罪魁祸首”，而会对敌人说：“我们输掉了战争，你们森赢。这些都已成为过去。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根据已开始产生影响的客观利益，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从尤其要由胜利者承担的对未来的责任这个角度看，主要问题是什么。”任何其它做法都是有失尊严的，都会为来日种下祸根。一个民族，如果它的利益受到侵害，它可以示以宽恕，但没有哪个民族，当它的荣誉受到侵犯，尤其是受到固执的自命正确者的侵犯时，它也会示以宽恕。在几十年之后，公布于众的每一份新文件，都重新引起有失尊严的哀嚎、仇恨和愤怒，而不是让这场战争一埃结束便至少从道德上被埋葬。若想做到这一步，只能凭借客观精神和风度，尤其是只能凭借保持尊严的态度。而依靠“道德”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实际上意味着让双方都失去尊严。这种道德所关心的，不是政治家所感兴趣的事情，即未来，以及对未来的责任，而是“过去的罪责”这种政治上不会有结果的问题，因为它根本无法从政治上得到解决。如果存在着政治犯罪的话，这种做法就是政治犯罪。它忽视了这整个问题会由于物质利益的缘故，无可避免地受到歪曲：胜利者的利益所在，是尽可能多地获取道德和物质利益，至于战败者，则希望借着悔过，换回一些便宜。如果有任何可称为“卑劣”的事情，那就是这种事情。以“道德”作为手段，获得“唯我正确”的地位，所谓卑劣之事，正是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