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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世界政要》 作者:王翰

第15章 满怀“大事业”情结的悲剧人物——布哈林

  1888年10月10日,布哈林诞生于莫斯科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年轻时曾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习,年仅20岁当选为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因参加革命活动曾被捕,先后流亡德国、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丹麦从事理论著述和工人运动,曾在纽约编辑《新世界报》(俄文),成为职业革命家。1917年回国,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继任第三国际执委会书记。20年代末,布哈林因反对消灭富农政策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继任《消息报》主编。1937年2月,其被指控组织“布派与托派联盟”阴谋集团,以叛国罪被处决。毛泽东称布哈林“也是不老实的人”。

  Δ毛泽东评点布哈林

  什么是老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的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

  ——摘自《毛泽东选集》。

  布哈林学习斯宾塞、谢林格、波格达诺夫。

  ——摘自《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抗的。它的来源是:

  (一)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

  (二)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

  (三)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摘自《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Δ布哈林小传

  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被指控组织“右派与托派联盟”阴谋集团,被苏联政府以叛国罪处决。历史向前追溯五十年,1888年10月10日,布哈林诞生于莫斯科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历史向后翻开五十年,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决定撤消1938年3月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布哈林一案的判决,为布哈林及受该案牵连的另外十人恢复名誉。1988年5月1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恢复布哈林的科学院院士称号。

  布哈林早年投身革命,在他18岁还在读高中时,便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岁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习。1908年,年仅20岁的布哈林被补选为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9年至1910年,他三次被捕。1911年10月,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德国的汉诺威,先后流亡德国,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丹麦,从事理论著述和工人运动。1916年10月去美国,在纽约编辑俄文报《新世界报》时,布哈林年仅28岁,已成为著名“职业革命家”。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同年7至8月,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时,布哈林是领导莫斯科起义的核心成员,同年底任《真理报》主编。这一年,布哈林刚刚29岁,已成为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1919年后,他当选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当选为第三国际执委会书记,自1928年起,布哈林负责主持第三国际政治书记处的全部工作,为第三国际领导人。

  1928年—1930年间,苏联共产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尖锐的分歧和斗争。布哈林认为工农联盟有破裂的危险,反对要农民为工业化“纳贡”,主张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推迟农业集体化,反对剥夺和消灭富农。苏联党中央批判他领导“右倾反对派”,解除了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职务,并将其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1年,布哈林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在莫斯科大学兼任教授。1934年至1937年,他任苏联另一重要报纸《消息报》主编。1935年,布哈林参加宪法起草工作,是苏联宪法主要起草人之一。1937年2月他被指控组织“右派与托派联盟”阴谋集团,遭到逮捕并开除党籍。3月,他与李可夫等十六人以叛国罪被处决,成为斯大林那场著名的“大清洗运动”的牺牲品。

  由于布哈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又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在党内一直享有“理论家”的美誉,特别是他对帝国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问题的研究成就,得到了列宁的肯定,为此列宁称其为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其1915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是一部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过渡时期经济学》是探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规律的一部具有开拓性和缺陷的著作。在经济上,布哈林主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均衡地循序渐进地发展;在政治上,他强调调整阶级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国内安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一系列观点。布哈林还提出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和政党蜕化变质的思想。

  布哈林的理论活动相当活跃,他一生著书立说达三十多卷,所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他参加编写的《共产主义ABC》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他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化的重要尝试。但是在哲学思想上,布哈林尚存在主要弱点:就是其辩证法的不彻底性。他用平衡论代替对立统一学说,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源泉是体系和环境之间的外在矛盾和平衡趋向,而不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他还把矛盾和对抗看作是同一的东西,认为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斗争也就没有阶级的对抗,矛盾和对抗是同一的,那么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对抗没有了,矛盾也就没有了。为此,列宁曾在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了专门的批注和评论,列宁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毛泽东对此也心领神会,在其哲学专论《矛盾论》中,毛泽东特别引用了列宁的这段论述,接着指出:“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应该说,在党内出现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一些不同的探索和追求,有些意见和分歧,都是正常的现象。有比较,有鉴别,再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会逐步找到一条合乎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和正确道路。但由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不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不同的意见被上纲上线,成了反革命言论,持不同见解的党内同志成了“人民公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布哈林遭到极其残酷的对待,被撤职、开除、逮捕,直至处决,使他曾经有过的瞬间辉煌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中。

  布哈林在1938年3月所谓右派和托派联盟案中的表现,对后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布哈林在公开审判时,利用被告向法庭作最后陈述的权利,用了抽象承认,具体否认的办法,证明自己是个没有从事间谍活动的间谍,没有背叛行为的叛徒,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如法庭指控布哈林一旦战争爆发便向德国开放战场,执行失败主义的方针。布哈林的答辩是:“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不过我要肯定地说明:(1)我个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3)如果说朱可夫第一次从我那里听到这话,那么,我再说一下,那是我在同托姆斯基谈话时重复对方的话。”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按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但不管怎样,有人说布哈林毕竟承认了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污秽”及各种各样的莫须有的罪名。

  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布哈林没有像他的其他难友那样利用法庭这个讲坛去翻供,去公开揭露非法的逼供,而当年在沙皇的法庭上,布哈林曾经英勇无畏地进行过揭露和斗争,可以说他是进行这种斗争的老手。有人认为,出现在法庭上的并不是布哈林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有人为布哈林出席法庭之前服用了某种药物,例如布哈林的中学同学爱伦堡曾出席旁听对布哈林的审讯,他觉得好像是有人给布哈林用了什么药,他看见每过一段时间卫兵就把布哈林领出大厅,过几分钟再回来,爱伦堡估计是有人给布哈林打了瓦解其意志的针剂。但用药物一说看来难以成立,因为布哈林在法庭上答辩清楚,思维敏捷,一个受药物控制的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的。

  在最初的一些审问中,布哈林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承认他在政治和经济的具体问题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和违法活动(这些审问纪录没有归卷,放在特别档案库,直到1961年才被发现)。

  那么,到底为布哈林什么会承认犯下这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呢?有人说布哈林对自己个人的命运已经绝望,他力求达到的只是竭尽全力来挽救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命运,但对布哈林这样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早就置个人生命于度外的革命家来说,有更大的需要迫使他在“自己的”法庭——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上接受莫须有的罪名,这就是为革命的“大事业”而作出牺牲的难解情结。当时的大清洗运动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谁要反对,就是同国外资产阶级报刊一唱一和,给苏维埃政权抹黑,就是使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只有承认大清洗运动是正确的,承认自己有罪,才能证明自己是忠于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布哈林显然最终被迫接受了这种荒谬的逻辑。布哈林在临刑前留下几封绝笔信,一封是1937年12月10日给斯大林的信,他写道:之所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清洗,是因为,第一,由于战争即将来临;第二,由于向民主过渡,因此有了大清洗这样一种宏大的,大胆的政治构想。他对斯大林说:“与首先落在你的肩头的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相比,提出我的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布哈林在1938年1月写给妻子拉林娜的绝笔信中也是以这个“论据”去说服她的。他对妻子写道:“给自己安排一下,给自己想个办法,以免发生意外的可怕的震荡,既然我提出这种要求,那就请你相信,我饱经忧患,其中包括提出这一要求,一切都会发生的,正如伟大的重大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对所谓伟大的重大的利益的考虑,就成了布哈林胸中永远解不开的“情结”。为了这个“大事业”的利益,他准备承受加之于他的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罪名,他准备从容就义,但不是作为一个革命家去就义,而是作为“叛徒”、“间谍”、“阴谋家”被处决。对此,他当然不会甘心,但别无他法,满怀“大事业”情结去引颈就刑,这便是布哈林的悲剧。

  Δ作者点评

  毛泽东是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和布哈林进行心灵对话的。此书认为:布哈林和一切机械论者一样,把矛盾和对抗看作是同一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肯定了这个意见,他认为:矛盾普遍存在着,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针对布哈林的哲学上的“均衡论”观点,毛泽东认为均衡论是均衡绝对主义,而应该“承认相对的均衡”,事物的相对均衡状态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统一性的一种表现,是旧事物向新事物发展的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是矛盾双方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表现。在这里,毛泽东和布哈林进行的是智者的对话,毛泽东心平气和地指出“布哈林学习斯宾塞、谢林格、波格达诺夫”,是说他的哲学受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毛泽东认真地和布哈林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一个理论家”,这是布哈林在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又说“布哈林……是大不老实的人”、延安的主观主义来源之一是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呢?其实,布哈林在负责第三国际工作期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并没有出现什么偏差,关键是王明,他是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他俨然是第三国际的代言人,正是王明,只会搬弄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词条,而全然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搬出布哈林、托洛茨基,目的是批判陈独秀、张国焘、王明。毛泽东认为,应该像苏联共产党对待布哈林、托洛茨基那样,展开对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甚至在“文革”期间,布哈林也被搬了出来重加斥责,什么“富农路线”,什么“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统统被批判。因为无独有偶,刘少奇和布哈林是“一路货色”,布哈林是一个反革命,刘少奇照此办理,只能落得和他同样的下场。

  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有这样一组镜头:列宁要赴一个工厂集会去讲演,但社会革命党的暗杀分子正在那里等候,瓦西里闻讯火速赶来,正碰上布哈林,瓦西里向布哈林问路,而布哈林却指了一条相反的方向,为此,伟大的列宁惨遭谋害。布哈林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竟图谋杀害列宁,罪行不可饶恕。从短短几个镜头,可见斯大林时代电影可谓用心良苦。现在,到了给布哈林平反昭雪的时候了,布哈林图谋暗杀列宁,完全是无稽之谈。恰恰是列宁,他对布哈林作出这样的评价:“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

  【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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