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土耳其共和之父——基马尔(1)

　　穆斯塔法·基马尔，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1881年，他出生于萨洛尼长的一个教师家庭。1899年，他毕业于马纳斯特尔军事学校，考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毕业时被授予上尉军衔。在陆大学习期间，他因参加反对苏丹专制统治的秘密结社活动而被捕过，获释后被派往驻大马士革的第五军工作。1907年，他晋升为少校，被派往驻马其顿的第三军任职，其间，与同盟进步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并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立下战功。一战中，他率领土耳其第十九师成功地守卫加利波利半岛，取得对英国作战的胜利。随之，他被调往土耳其东部前线。1916年，他被任命为准将，前往高加索前线率部狙击俄军，夺回穆什等失地，因功升为第七军军长。1919年5月，土耳其民族战争爆发，基马尔以第九军督察的名义秘密通电全国，提出召开国民议会的要求。在7月和9月召开的东部各省代表大会、第二次全国护权代表大会上，他两度当选为会议主席，并发布反对外国干涉的民族独立宣言，要求苏丹改组政府。此后，他率领土耳其军民取得了国内战争和希土战争的胜利，将护权协会改组成共和人民党，基马尔成为该党领袖和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毛泽东称其在小小的土耳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捡了个便宜。

　　Δ毛泽东评点基马尔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摘自《新民主主义论》。

　　Δ基马尔小传

　　基马尔（1881—1938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

　　1881年，穆斯塔法·基马尔生于土耳其萨洛尼卡的一个中等家庭。祖父是小学教员，父亲是一名低级政府职员，后经营木材生意。穆斯塔法于7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12岁时考入萨洛尼卡的一所军事学校。根据土耳其的一般习俗，他的老师给他取了第二个名字，他便成了穆斯塔法·基马尔。1895年，他升入马纳斯特尔军事学校，1899年3月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1905年1月毕业，被授予陆军上尉军衔。

　　基马尔在陆军大学期间，参加了反对苏丹专制统治的秘密结社，后来被人告发，遭到逮捕。获释后，他被派往驻防在大马士革的第五军工作。1907年，他晋升为陆军少校，被派在马其顿的第三军任职，随后和秘密的同盟进步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他们的工作。在1911—1912年意土战争和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基马尔立下战功。1913年底，他任土耳其驻索非亚使馆武官。一战爆发后，基马尔回土耳其指挥第十九师驻防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波利半岛。1915年，英军攻击该岛，他率军成功地扼守海峡，保卫了该岛，因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场使得京城免受侵略的胜利，是土耳其军队在这次大战中获得的惟一一次真正突出的成就。胜利给基马尔带来了晋升和荣誉，也给他带来了离开首都到遥远东部前线的一项任命，因为如果把一个胜利的民族英雄留在京城，总不免会过于引人注目。1916年4月，基马尔晋升为准将，被派往高加索前线。8月他率军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狙击俄军，夺回了比特利斯和穆什。1917年7月，他被任命为土耳其第七军军长，隶属于由德国法根海率领的叙利亚“伊尔迪里姆集团军”。因与法根海不合，10月，基马尔辞去职务。1918年，基马尔重任驻巴勒斯坦的第七军军长。

　　1918年10月30日，土耳其投降，11月基马尔回到伊斯坦布尔。尽管他作为土耳其惟一胜利将军而声誉昭著，但他在京城却很难有所作为。苏丹及其同党拼命反对所有一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帝国的不幸遭遇都是由他们带来的。他们设法阻止一切群众性的起义运动，害怕这类运动也将会像它威胁外国侵略者那样威胁现有的秩序。因此，他们继续遣散土耳其军队，却听任协约国家一再犯违休战条款。他们命令在伊兹密尔的土耳其军不得对希腊人进行抵抗，并对京城内的一切反对或抗拒的趋势，一律采取镇压手段。穆斯塔法·基马尔意识到京都的情况已无可指望，就决定到安纳托利亚去。

　　1919年5月15日，英国指使希腊军队强占伊兹密尔，激起土耳其人民的反帝怒火，开始了民族革命战争。5月19日，基马尔以第九军（1916年6月改称第三军）督察的身份，来到安纳托利亚黑海沿岸的萨姆松。苏丹在给他的指令中，要求他恢复地方秩序，平定穆斯林及基督徒之间的骚动，解除活动于该地一带的半军事性集团的武装，并解散他们的组织，以及监督剩余的土耳其军队解散武装和复员的工作。但恰恰相反，他于6月22日秘密通电全国，指出“国家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正处于危难之中”，“中央政府无力履行其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应该认为国家已不复存在”，“惟有民族的意志及决心，方能挽救民族的独立。”他提出了召开国民议会的要求，这个议会将不受任何方面的影响与干涉，并将在全世界面前坚持本民族的权利，同时通电呼吁各地区秘密派遣代表前来锡瓦斯。基马尔进行活动的消息传到京城，有些人士感到欢欣，有些人士却感到惊恐。7月初，苏丹电谕基马尔回京述职，遭到拒绝后，下令解除其职务，剥夺其法律保护权。基马尔于7月8日提出辞呈，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了。

　　1919年7月23日—8月17日，由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发起召开的东部各省代表大会，在埃尔祖鲁姆开幕。穆斯塔法·基马尔被选为主席。会议起草了一项后来称之为国民公约宣言的初稿。9月4—12日，在锡瓦斯举行第二次全国护权协会代表大会上，穆斯塔法·基马尔再度当选主席，并亲自指导会议的讨论，大会发表宣言（《锡瓦斯宣言》），申明土耳其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反对协约国占领和外国干涉。大会将“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改名为“安纳托利亚、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下设一个以穆斯塔法·基马尔为首的常任代表委员会，履行临时政府的职能。基马尔和代表大会致电伊斯坦布尔，谴责现政府的卖国行为，要求苏丹以得到全国信任的政府代替现内阁。在民族革命力量压力下，苏丹于10月初同意改组政府，改选议会。基马尔党人取得多数的新议会于1920年1月20日在伊斯坦布尔开幕。两周之后，议会表决通过以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宣言为基础的国民公约，从而确立了关于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