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日本的“农三代”，在伊豆半岛的农村出生，从三岁开始跟着爷爷和爸爸种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虽然没有电子游戏的陪伴，但那是段美好的童年时光。离开农村十多年，回过头看，日本农民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他们过着安宁平和的日子。
和城市相比，农村的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欠发达，这是世界共同的现象，不是特殊的问题。我家乡只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和几条公交线路，没有轻轨，更没有地铁。然而不管是宽广大路还是田间小道，去哪里都有路，不用徒步翻山。
正因如此，日本每个农民家庭至少有一辆车，把农业专用的车加起来超过三辆相当普遍，毕竟公共交通不发达嘛。
在日本农村，每一个地方都有与自民党有关系的“农协”，农民与这一组织协调，确保销售农产品的渠道，政府也给予补贴。据我观察，农民的现金收入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60～80%，有的更高。但农民家有粮食，生活的开支又很少，其医疗、养老等保险条件也与城市居民相当，日本农民在国人普遍对国家粮食危机抱有担忧的形势下过着安逸的日子。
2003年来华以后，我经常去中国农村进行调研，2007年年底到被设定为国家扶贫试验区的贵州毕节调研了1个月。初到毕节，感觉与我的家乡伊豆没什么两样，但待了段时间就发现，那里的水和食物很不卫生。在大众餐厅吃了一顿，我立刻拉了肚子。至于公厕，更不敢恭维，宁可忍耐一会儿，到别处解决。
那段时间，国家教育部正好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当地的宣传部官员很骄傲地向我解释这一政策多么伟大。但我后来从当地的老师那里了解到，依然有许多孩子“没回来”。有一位女教师，每月从工资中拿出1500元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学生，正是通过她介绍，我和这些孩子认识、一起聊天。
她们在贵阳当“背篼”，只是为了让弟弟和妹妹吃饱饭。我问了一名14岁的女孩子：“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她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答说：“一张纸和一支笔……”我把身上带的所有文具和书籍送给了她。听完小女孩的心声，我心生感悟：“这才是中国的农村，更是中国的真面目。”
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和本来面貌取决于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体在什么样的环境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对中国这样贫富悬殊大的转型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北京国贸的银泰中心或上海陆家嘴的环球金融中心绝不象征着中国崛起，贵州、甘肃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百姓的生活状态才是衡量中国崛起的核心标准。
除了“底层群体”的谋生状况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外，不能忽视决定中国未来与实力的重大因素：学前教育。
纵观2010年，“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中国学前教育的资源稀缺和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北京，包括80后在内的中国朋友经常向我抱怨，送孩子入幼儿园特别困难，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报名，排一两年队才能确保孩子进到“勉强能接受”的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尤其是好的公办幼儿园自不必说，没有特殊关系和渠道，根本不可能把孩子送进去。就算民办幼儿园，门槛也挺高，学费相当贵。前几天，我与北京的资深幼儿教育人士深聊，了解到北京民办幼儿园的月学费至少1000元，而且几乎没有上限，2000、3000、5000元……入园时还需要交至少一万元赞助费。我问：“月薪加起来一万元的夫妻敢为孩子的幼儿教育付多少钱？”专家回答说：“他们迫切需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宁愿付出一半以上的薪水。”
对于那些在大城市“蜗居”的年轻夫妻来说，学费贵绝不是个问题，无论多贵，都要想方设法把孩子“扔”出去。在当今中国城市生活压力和成本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很少有夫妻能光靠男人的经济实力养活家庭，也很少有女性能够接受传统日本女性似的“家庭主妇”角色，父母灌输的传统价值观一般又不允许子女不要孩子。年轻夫妻明明知道在城市生活、养育孩子是一大困难，却无法回避这一两难的困局，剩下唯一可取的选择就是尽早把孩子“托”给幼儿园。
除了中国大城市严重缺乏学前教育资源的“量”之外，更加迫在眉睫的是提高其“质”。我听到过一种说法：“中国的幼儿园教小学的课程，小学教中学的课程，中学教大学的课程，大学重新学习幼儿园的东西，比如，对人讲礼貌，诚实，守信……”在我看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很成功的。中国的中学生知识面很广，思辨能力超强，外语运用能力令人惊讶，还具有国际视野，进入大学之前，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基本都达到了。比较而言，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探索中，许多学生带着基础教育阶段的姿态面对大学生活，或过早地接触社会，比如大一就开始实习、搜索就业信息等，不好好享受人生中唯一自由自在的青春时光。
已经开始走向社会的我的同龄人——80后正在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少在华日本企业的老板曾向我表述困惑：“年轻员工学习能力强，适应能力快，但缺乏礼仪和诚信，不懂怎么对待上司和客户，心态不平和，非常功利。”
浮躁、迷茫、功利、抑郁等所谓“80后问题”，其根本原因归结于如何做人，而不在于如何做事。而做人的素质和修养只能在学前教育阶段培养，可今天中国的学前教育跟基础教育没什么两样，教师和家长都急于向孩子灌输知识，书法、外语、钢琴、数学……急功近利，觉得学东西越早越好，试图让自己的孩子提前储存所需知识，并把它视为“成功”的唯一途径。
增加幼儿园数量是当务之急，但若不改变学前教育的质量，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中国不妨参照日本经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受益于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日本孩子在3～6岁几乎都在上幼儿园。老师在实践中教的无非三项：一、如何与同学相处；二、如何礼貌对待长辈；三、如何靠自己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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