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在开幕会上，原本不打算发言的林彪突然做了一个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其主旨是向与会代表建言推举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并别有用心地称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不赞成设国家主席一职，并表示即使设了这一岗位自己也绝不会当国家主席。林彪此时与毛泽东唱反调显然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如果设国家主席一职，推选毛泽东当主席，那么自己必然是国家副主席，日后就可以顺利接班；如果毛泽东坚决不当国家主席，那么适合这个位置的人只能是自己。所以，设国家主席一职林彪能得到更大的好处。林彪发完言后，其集团的成员继续鼓吹“天才论”，主张设置国家主席。为了能说服大多数人，开幕会当天夜里，根据林彪的授意，陈伯达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并在次日的小组讨论上，大肆宣讲“天才论”和国家主席一职的重要性。为了打击支持不设国家主席的干部，陈伯达闪烁其词地认定这是“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断言这是“想搞历史的翻案”。25日，有关陈伯达发言内容的简报送发到各组，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一部分不明缘由的参会者“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要求要揪出这些坏分子。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背离议程的严重不正常现象，他立即要求小组讨论回到原定三项议程上来，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一事，并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又经过几天的调查，毛泽东心中已大体明白林彪之流的用意。8月31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近八百字的批语，后来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加写了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个批语中，毛泽东首先明确指出陈伯达这个材料具有的欺骗性，逐一分析，并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在会上“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恶劣表现。接着，针对一些受了陈伯达蒙蔽的同志认为无产阶级的天下即将大乱的无谓担心，毛泽东摘用“杞国无事忧天倾”来稳定人心，要求大家不要担心一些毫无必要或没有根据的事情。批语的最后，毛泽东讽刺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连“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样的常识性问题都搞不清，号召广大同志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要上了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当。

　　毛泽东的批语，没有涉及对林彪的直接批判。这是从国家政权稳定的大局出发而采取的适当的斗争策略。这次会议后，中央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林彪集团受到了重创，他们妄图通过设立国家主席一职进行夺权的阴谋也宣布破灭。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诗词溯源：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出自东晋·陶渊明《移居》（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约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东晋杰出诗人。他一生做过几次小官，但时间都较为短暂。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405），因厌恶政治上的黑暗和官场上的倾轧，辞官回乡，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退隐生活。陶渊明的诗充满着浓郁的田园风情和乡土色彩，富有自然感，也有部分是抒怀诗，表现了对政治的冷淡以及怀才不遇的无奈。今存诗125首，多为五言诗。这首《移居》（其一）是义熙六年诗人移居浔阳南村（今江西九江城外）而作，表现出了邻里相交、畅所欲言的快乐。

　　难点注解：

　　1.“昔”句：古人重风水，乔迁选宅时往往先卜算凶吉。吉利则定居，凶险则不移居。而诗人则不这么看，他一直有移居南村的打算，不是因为吉凶与否。2.“闻”句：说明诗人“昔欲居南村”的原因——南村有很多品性善良的人，很愿意和这样的邻里共处晨夕。素心人：品性质朴善良的人，这里特指殷景仁、颜延之等文人。数晨夕：屡共朝夕。3.兹役：指移居这件事。4.“敝”句：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陶潜“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气节在中国家喻户晓，可见其对精神领域的修养要求较高。他移居不在乎房子的大小，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5.邻曲：邻居，这里特指上文的“素心人”。6.抗言：热烈地对谈。7.在昔：往事。8.“奇”句：一起欣赏美妙新奇的文章，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

　　摘用赏析：

　　贺诚同志是我党和军队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革命事业立下了赫赫功勋。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受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开始调整对老干部的政策，在周恩来的配合下逐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1972年6月26日，贺诚给毛泽东写信，请求组织予以安排工作。28日，毛主席伏案仔细读完这封长达四千余言的信后，随即在信的首页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随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先后作了批示，安排部署贺诚的工作。然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置毛主席的指示于不顾，他们以种种借口在落实老干部政策问题上设置障碍，贺诚同志的问题也被耽误了下来。

　　1975年3月22日，贺诚的女儿写信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再次请求给父亲分配工作，恢复名誉。邓小平接到信后，在一个合适的机会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完汇报后，毛主席反问道：贺诚同志的问题我在1972年已经批了，为何现在还要议？随即拖着病迈之躯，再次为解放贺诚同志写下批语。批语以陶渊明笔下的一句诗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作为开头。该句原本指奇妙的佳作美文与人共同欣赏，疑难的问题与人共同商榷研究。成语“奇文共赏”即由此而来。但毛泽东这里赋予其新的含义：在解放贺诚同志的问题上，任何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思索，客观评价，还其清白。批语印发后不久，总后勤部党委作出给贺诚彻底平反的报告，并任命贺诚为总后第一副部长。

　　从现有的著作和讲话上看，毛泽东很少引用陶渊明的诗句，这点或许与性格有关。毛泽东是一个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人，他非但不会去屈服、去逃避一个世道混浊的社会，反而会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变它，重塑一个清平盛世。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登上庐山后作了一首《七律·登庐山》，词的最后甚至还用了带有一丝嘲讽的口气反问“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可见，他对陶渊明回避现实、营造虚幻桃花源的处世哲学并不赞同。但是，毛泽东却是一个善于分析、喜欢解决芜杂难题的人，所以，他对陶渊明笔下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句又特别欣赏，在1958年1月19日《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960年5月《对一份摘录南斯拉夫方面言论的内部材料的批语》和1963年7月《对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稿的修改》等文章中曾多次引用过。

　　魏帝营八极，蚁视一祢衡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诗词溯源：

　　“魏帝营八极，蚁视一祢衡”出自唐·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

　　魏帝营八极，蚁视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在《全唐诗》中，李白留下的凭吊祢衡的诗歌绝非仅此一首，这或许是诗人有着与祢衡一样怀才不遇的共同经历有关。他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写道：“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表达了对祢衡的敬仰。他还专门作《鹦鹉洲》一诗，用“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表达对祢衡凄凉命运的无限惋惜。这首《望鹦鹉洲悲祢衡》同样是李白追忆祢衡的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叙述祢衡的悲惨命运。曹操经管天下，却视孤傲的祢衡如蝼蚁。黄祖一介武夫，杀之受恶名。接下来的八句，李白以《鹦鹉洲》为例展示祢衡“超群英”的杰出才华，痛斥黄祖为凶猛的恶鸟，残害如孤凤的祢衡。诗人为祢衡的被杀哀伤不已，心情如五岳突兀，不能得平。最后四句，李白为祢衡的才华不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桀骜受刑而悲伤。诗人以浪漫的想象，将兰惠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它们也为祢衡的死痛不欲生了。

　　难点注解：

　　1.鹦鹉洲：在今湖北武汉市西南长江中，因作《鹦鹉赋》的祢衡葬于此处，故名。2.魏帝：指魏武帝曹操。3.营八极：治理天下。八极，代指天下。4.蚁视：视之为蚁，轻视。5.祢（mi）衡：字正平，汉末文学家。生性高傲。6.黄祖：汉末荆州牧刘表部下，任江夏太守，是杀害祢衡的刽子手。7.斗筲（shao）：两种容器。一斗二升为筲。斗筲人，这里指黄祖器量狭小。8.吴江：指武昌段之长江。9.《鹦鹉》：祢衡与黄祖的儿子黄射关系很好，黄射在任章陵太守时，有一次大宴宾客，请祢衡以鹦鹉为题作赋。祢衡以鹦鹉自比，写就《鹦鹉赋》。

　　2.鸷鹗（zhie）：一种猛禽，这里喻指黄祖。11.孤凤：此处喻祢衡。

　　3.天刑：指朝廷法度。13.芳洲：水中香草丛生之处，这里指鹦鹉洲。

　　摘用赏析：

　　在历代文人对陈寿《三国志》一书所作的集注中，除南朝裴松之的长篇巨注外，民国学者卢弼的注也颇具参考价值。卢弼（1876—1967），字慎之，号慎园。湖北沔阳（今仙桃）人。1905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曾任黑龙江抚署秘书官、国务院秘书等职。晚年寓居天津，潜心治学，主攻三国史。撰有《三国志集解》、《三国志集注补》、《三国志引书目》、《慎园诗选》等。他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再根据自己的集注成果，著成《三国志集解》，为《三国志》的最详细注本，是阅读《三国志》时的必备参考。

　　魏武帝曹操是三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播出和有关其人其事的文艺表现形式的广泛流传，曹操几乎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就成为评价曹操的主流观点。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亦有此倾向。

　　《魏书·武帝纪》里记载了建安十五年曹操下“唯才是举”征贤令（即《让县自明本志令》，该令在《魏武故事》中也有记载）一事。该令的主要内容是曹操叙述征战经历和内心活动，表明自己绝无取汉室而代之的想法，并决定让出封地以消除世人误会。卢弼对此作了大量修正，又引用了一些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诸多责难。诸如，曹操在令中嘱咐妻妾，自己百年之后，无论她们嫁到何处，都要向他人表明自己绝无叛汉之心。卢弼认为这番话“为奸雄欺人之语”。又如，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不愿放弃兵权，“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为后世子孙打算，也是为汉室国家安危着想。卢弼说曹操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再如，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通“擒”——引者注）大”，卢弼又列举曹操在汴水之战、濮阳之围、清水之难、乌林之役、潼关之困的种种败绩，说他“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由此可见，卢弼在评价曹操的问题上，过于偏颇。毛泽东读到此处时，认为卢弼对曹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贴了魏武帝不少大字报”，不同意他的注文。并摘用“魏帝营八极，蚁视一祢衡”来说明曹操的雄才大略与卢弼的失当轻言，为曹操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