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国家利益往往不是从客观、专业的角度，而是从主观、政治的角度被决定的。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决策者很难在不同的国内外形势下事先弄清楚政策的效果或影响，也是因为在民主制国家，决策内容【指的是政策】的合理性往往被忽视，人们则优先考虑决策程序上的正当性。稍微夸张点讲，100个公众的情绪化反应往往比1个外交专家冷静的判断更能对国家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力。因此，政策论争比国家利益论争更容易造成不同党派之间的对立或分裂，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两大政党围绕《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展开的政策论争。冷战结束后，虽然苏联的核威胁已消失，但在核扩散的危险变得更加迫切的过程中，美国原来超越党派界限对核政策共享的协议崩溃失效。共和党对核武器裁军持怀疑态度，多数议员支持尽快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民主党则支持裁军，对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总之，美国两大党派之间产生了明显而激烈的对立。结果，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否决了克林顿总统签署的CTBT提案。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民主制的正当程序不一定会自动产生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
另外，在一国的国家利益必然与他国的国家利益相互关联的国际社会中，民主制在国内程序的合理性也不一定能保证对外政策的正当性。举例来说，在日美贸易摩擦严重的时期，美国国会通过了种种对日贸易制裁的法案，其中也包括违反关贸总协定【GATT】规定的不当措施。
第二，“政策讨论”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国家利益讨论”混淆在一起。政策讨论一般在确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成立，但政治家或媒体经常倾向于随便搬出“国家利益”使自己的政策或主张正当化。例如，人们经常主张“加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坚持日美同盟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但这些本质上是为了确保日本的国家安全而采取的“政策”。正确的政策讨论是，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对日本国家安全的威胁，其次探讨如何应付其威胁，并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总之，忽视“什么是国家利益”的“政策议论”不仅空泛，而且也很危险。有关人士绝不能以“政策讨论”代替“国家利益讨论”。
冷战期间，抑制苏联的核攻击，确保日本国土、国民的安全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为了确保国家利益，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政策讨论”，即日本是否需要加强自卫能力，还是加强日美同盟，或者摸索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然而，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以及日本战后的经济状况看，加强自卫能力这一政策未必是良策。此外，冷战格局下摸索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也有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作为冷酷的现实，在美苏核军备竞赛与恐惧均衡的局势下，日本除了加入美国的“核保护伞”之外，不存在其他安全保障上的选择。
战后考虑到周边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以及东亚安全保障环境等情况，日本应始终依靠日美同盟确保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安全保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北约扩大或欧盟的整合取得推进的欧洲不同，东亚的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朝鲜的核开发、两岸关系的紧张局势、中国快速增加的国防预算与军备现代化的透明度不够等……另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宗教纷争频发，核扩散、“破裂国家”等问题给世界的稳定蒙上了阴影，再加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蔓延，都要求各国改变传统的安全观。
在冷战后错综复杂的东亚与世界形势下，日本应该积极为世界作出贡献，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政策议论”，即“日本如何确保国家与国民的安全”这一核心利益。如今，围绕所谓的“集团自卫权”等安全保障政策的讨论，包括“修宪”问题，都已成为政治焦点。
外交新模式--外交官应具备哪些素质
以上述变化为背景，“外交模式”也不得不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一，我们如何追求既符合“国际利益”的国家利益，又能制定并推进相应的外交政策？国际社会日益全球化，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另外，各种各样的跨国问题始终威胁着国家和国民的安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共同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世界各国应该主动为国际利益作贡献，从而维护、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日本外务省为了加强政治决策功能，设立了综合政策局；为了推进各国共谋国际利益上的合作，组建了国际合作局。
第二，我们如何加强信息、情报收集、分析能力，以便迅速应对信息化时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建立有效的决策机制？尤其是对日本的国家利益产生巨大影响的东亚局势，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很不透明，带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日本外交人员如何迅速而广泛地收集朝鲜半岛、两岸关系、崛起中的中国的动态、世界经济状况以及恐怖主义、传染病等信息、情报，并加以正确分析？这些都是外交当局要具备的不可或缺的能力。日本外务省正在强化危机管理体制与信息、情报收集能力，也在重新探索适应时代变化的情报组织应有的状态。2006年9月发表的日本《关于加强对外信息、情报功能机能的报告书》指出：“对外情报机能体制不充分，因此加强信息、情报收集、分析能力与机制刻不容缓。”
“信息”和“情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信息指的是“information”，情报则是“intelligence”。对于一个外交官或一国的外交部门来说，及时、准确地收集信息、情报，从展开良性、有效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假设“伊朗政府领导对外发表强硬声明”，这声明本身应该作为“information”通过媒体记者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报道；但假如日本外交官在驻伊朗的德黑兰大使馆得到“伊朗国内的稳健派正在试图与改革派联手，把其政策方针转变为温和的路线”这一机密情报，日本外交官应该不会透露给媒体，而是作为“intelligence”汇报给本国政府，并且通过内部渠道提供给美国等一些国家。假如最终结果是，从支持改革派对保守派或强硬派的声音、压力的立场出发，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政策从制裁转变为谈判，那么日本政府所采取的“intelligence”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信息、情报至今仍然是进行外交活动的核心因素，也是决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正在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21世纪，我们还得留心并关注“information”的快速流通性。如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外交官能够在取得“information”的速度上与媒体记者竞争。
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伊拉克政权是否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intelligence”，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发挥了决定性作用。2006年9月，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一个事实，即美国各种情报机构关于萨达姆政府手里有没有核武器、生物武器或制造生物武器的可动性设备、化学武器或制造化学武器的科学产业振兴政策。此外，根据2005年3月20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讲话，日本政府最终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以及联合国调查团级次的报告作出主动判断，支持美国等国家对伊拉克动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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