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批注篇(1)

　　说史一家言

　　毛泽东读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好读史书。并且讲求读史批注的方法，笃信“不动笔墨不读书”。

　　毛泽东读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

　　西汉末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营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打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

　　毛泽东认为：“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孙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时，吕蒙说：“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

　　毛泽东认为此述有误，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考据后做了更正。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记叙，刘备率兵攻吴，败于彝陵。孙权手下战将徐盛，潘璋等上表说，若再次进攻，必可生擒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等人意见，陆逊认为，“外此时曹丕正大合士众，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大故应退兵返回。接着引何焯的评论说：胜之后将骄，溯流仰攻本就很难，且刘备老于兵谋，得蜀已固，吴国若进军往西，又主客异势，必然是难以取胜，很可能前功尽弃。”

　　毛泽东认为：“何评有理。”赞同何焯的评论。

　　毛泽东把读书所得用批注的形式，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些评论确实高人一筹。这也是他读《三国志》的一种方法，通过批注来阐发自己的心得体会。

　　评点《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孔明就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多皱眉头，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总的评价是：作者罗贯中，在这部小说中，明显地流露出推崇“忠”、“义”，主张以“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尊刘抑曹，蔑视农民起义战争的英雄史观。在有一次讲话中他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传统，是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是以“嵇其成败兴亡之理”为原则，在对待历史重大问题上，他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封建伦理下，他敢于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作传，立为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表示陈胜、吴广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体现了一位正直史学家的胆识。所谓朱熹传统，是指南宋理学家、被明清两代人尊为儒学正宗、提倡正统思想的朱熹。南宋时，异族为患，朱熹以蜀为正统。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其时北部少数民族经常骚扰，所以他也以蜀为正统。因此，毛泽东说他是继承了朱熹的传统。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未因作者的英雄史观，而降低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他重视作品中对人物的刻画，对战役战术的描绘，对复杂错综政治斗争的铺陈。他说：“读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位足智多谋被神话了的人物。作者罗贯中最爱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句话来形容他。毛泽东从这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中，看到人们思维过程的规律，并多次引用这句话说明这一规律。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分析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阶段，即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时，他说：“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

　　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讲话，在谈到克服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时又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孔明就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多皱眉头，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第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颇为赏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多次引用，并赋以新意。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现国共合作的政策，这年的9月8日，毛泽东给邵力子写信，说服他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信中写道：

　　“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信中还劝他不要“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希望他“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邵力子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19年曾任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后接受党的影响，《觉悟》副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1924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1949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成员。这是毛泽东信中所指“重整《觉悟》旗帜”，促进国共两党“分久必合”这一大局的简单历史背景。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话时，把国共合作分为三段，第一段两党合作；第二段两党分裂；第三段是两党又合作。他说：“按照中国古书《三国演义》——你们看过吗？——那里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全场大笑），过去分了十年，现在又合起来，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毛泽东爱读正史《三国志》，对其中的曹操、刘备、吕蒙、郭嘉等人都有批注评价，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也是汲取其精华，为其所用。

　　这些都是毛泽东钟情于《三国》故事，应用三国智谋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些实例。

　　蜀汉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

　　（蜀汉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诸葛亮在南阳亲自耕种田地，十分喜欢吟唱《梁父吟》这支曲子。

　　诸葛亮身高八尺有余，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乐毅，然而，当时的人并不承认，都认为他狂妄自大，唯有他的几个知已朋友知道诸葛亮确实有这样的才能。刘备当时正处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虽然有雄心大志，但苦于没有贤能之人辅佐。军师徐庶在被迫离开时，向他推荐说：“诸葛亮是一条蛰伏的卧龙啊！有经天纬地之才，您是否要见见他呢？”刘备当时尚未认识到诸葛亮对他的重要性，就说：“那么，您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是只能去拜访，而不能对他呼来唤去的。您应当屈驾前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虚心地前去拜见诸葛亮，诸葛亮在考验了刘备的求贤之心以后，才在刘备第三次前往求见时接见了他。诸葛亮已经看出刘备不是只求苟安的平庸之辈，而是胸有大志的有为之主，所以，相见之后，便屏退别人，向刘备直抒己见。

　　刘备首先对诸葛亮说：“汉朝统治崩溃，外戚、宦官、奸臣先后专权。皇帝造难出奔，我顾不上自己的德行浅薄，力量弱小，想在天下人面前伸张大义，可是智谋短浅，终于因此失败，弄到今天这个局面。然而，我的壮志还没有罢休。先生说我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专权以来，豪杰纷起，占据数州者不可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名望低，兵力少，但是，曹操竟能打败袁绍，由弱小变为强大。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仅是靠时机，而且也是靠人的智谋啊。

　　现在的形势是，曹操已经拥有百万的军队，挟持了皇帝，并以来号令诸侯，他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形势，实在不能与他争强斗胜。孙权占据着长江下游，已经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心，有才干的人都被他任用了，也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势力，只可以把他作为联盟而不可谋取呀。荆州北靠汉水和沔水，南海一带的好处都能得到，东和吴郡会稽郡相连，西面和巴郡、蜀郡相通，这实在是用兵之地，可是刘表守不住。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将军是否有这个意图呢？

　　益州险要坚固，沃野千里，物产富饶，汉高祖依靠它建立了帝业。璋昏庸懦弱，张鲁占据益州北面的地方，人民富裕，地方富足，然而他们却不知爱惜。现在，有才干的人都想得到贤明的君主，以便在此能有所作为。将军既然是皇帝的后代，信义又昭着于天下，更兼广泛地招揽英雄，如饥似渴地思求贤才。如果占据荆州和益州，守住了那险要的地方，西面和各族和好，南面安抚夷越，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就命令一位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洛进军，将军则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向秦川出击，老百姓能不拿着酒饭来欢迎您吗？果真像这样的话，霸业就可以成就，汉朝便可复兴了。”

　　毛泽东评价说：诸葛亮是有雄才大略的，他不仅能够及时而又全面地了解天下大事，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社会、政治因素作出深刻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因此，他能够做出三分天下的预言。然而，他的错误在于将荆州和益州选为根据地，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荆州和益州相距千里，不能相互照应，时间一长，荆州必失。即使关羽不傲慢，不“大意”，荆州也会在魏、吴的夹击之下难以自保。荆州一失，按照诸葛亮的说法，出秦川的军队就失去照应了，“反攻”中原也就成了画饼。

　　毛泽东历来讲集中兵力，诸葛亮恰恰犯了分散兵力的错误。所以说，蜀汉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完全是一个正确的论断，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西蜀历来是富庶之地，安乐之乡，易守难攻的险固之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尤其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后，更以“天府之国”闻名。那么，蜀地在治乱形势上如何呢？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道尽了蜀地数千年来的治乱形势。

　　因此，凡占据蜀地者皆有作乱之心，却难有称帝之意，最多偏安一隅，终究不能成就帝业。

　　一般认为，诸葛亮身居茅庐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刘备一问之下，他就能以三分天下的策略相对，历来被传为美谈，也被历代的有志之士敬仰和倾慕。甚至有人说诸葛亮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预言家。然而，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这真是一语而翻千古定案。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可以说，他将诸葛亮“三分天下”之论的缺点和局限给一语道破了，真是点到了要害处。倘若当年诸葛亮看到了这一点，也许三国时代将是另一种结局了。

　　反批《失街亭》

　　“慎重初战”、“指挥靠前”，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普遍倚重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

　　据史载，诸葛亮作为蜀国丞相兼军师，是第一次率部西征伐魏，其作战目标是夺取魏国西京长安。诸葛亮料定司马懿“必取街亭”，断蜀军“咽喉之路”。于是，立即指派马谡和副手王平率领二万五千精兵，先敌赶到街亭设防，还派几员大将率兵在街亭左右屯驻作为支援。

　　毛泽东在读《三国志》失街亭一节时，写了一段非同凡响的旁批：

　　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亮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必在军中。

　　毛泽东对街亭之战作出独到的评论，一反历来史学家的看法。“慎重初战”、“指挥靠前”，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普遍倚重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然而诸葛亮却没有“亲届街亭”，而且他的指挥部竟然也不设在街亭附近，而设在很远的祁连山中。这就在作战指导上犯了重大的失误。因此街亭失守，并非马谡一人之过，诸葛亮应负的责任也不仅仅是用人不当。

　　后来毛泽东在阅《资治通鉴》时，在卷72第292页上批注：“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诸葛亮也是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毛泽东慧眼拾珠，看出了“失街亭”的关键，所以他总结出的教训是“慎重初战”和“靠前指挥”。这是毛泽东兵法的重要内容，《十大军事原则》就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个军事思想。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依然坚信叶剑英像诸葛亮一样谨慎，像吕端一样清醒，想把最重要的遗嘱告诉叶剑英。

　　毛泽东作为一代领袖，能知人善任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曾用非常恰当、精辟的语言评论过很多中国高级领导人。他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诗句来赞扬叶剑英元帅，这里毛泽东用了至少两个典故。

　　诸葛是指诸葛亮，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众所周知的一位完美的英雄。东汉末，隐居邓县隆中，留心世事，被称为“卧龙”。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谋取西南各族统治者的支持，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所谓《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占领荆、益，建立了蜀汉政权，出任丞相。公元223年，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决定。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诸葛亮在后代人的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品德高尚的一代完人。

　　吕端是北宋大臣。后晋时以父荫补官。入宋后，历任成都府、蔡州，升为枢密直学士。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继吕蒙正为相。太宗称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太宗去世，内侍王继恩阴谋废立，被他及时发觉，奉真宗即位，贬逐继恩。吕端被人认为是一个忠臣，可以托付重任。

　　毛泽东用诸葛亮、吕端来评价叶剑英元帅，是因他牢记历史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那是1935年9月，怀有野心的张国焘给陈昌浩拍了一封电报，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这毛泽东所说的“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之际，关系到长征成败，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叶剑英把电报传给毛泽东，使毛泽东和党中央争取了时间，争取了主动，及时采取了措施和行动，从而避免了党和军队的一次大灾难。叶剑英以他的胆大心细，大智大勇，周密运筹，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毛泽东。以致几十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

　　毛泽东一直信任叶剑英元帅，直到他弥留之际，还特别示意让人把叶剑英找到身边，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大概直到这时，毛泽东依然坚信叶剑英像诸葛亮一样谨慎，像吕端一样清醒，想把最重要的遗嘱告诉叶剑英。虽不能言传，但可意会。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号召：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