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批注篇(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后出师表》：“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能逆睹也。”“鞠躬尽力”后写作“鞠躬尽瘁”。

　　毛泽东1939年l1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发表文章说：

　　“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出师表》从“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说起，“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寥寥数语，尽将深重的忧国之心和盘托出。刘备有统一天下，匡复汉室之意，然而自彝陵一战，元气大伤，只落得白帝托孤，他的宏图遗愿只有托给并无帝王名份的丞相。

　　诸葛亮既有雄才大略，且十分讲究“忠义”二字，虽肝脑涂地，也要报先主的知遇厚恩。“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道于诸侯。先帝不以臣为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一个尽忠报国，一个也肝胆相照，在白帝托孤之时，刘备“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深知：宝贝儿子阿斗“不才”已成定局，而丞相也决不会“彼可取而代也”，然而说刘备此时说的并非出自内心，倒也未必。刘备辛苦一生，打下一片江山，要叫他学尧舜之“禅让”，未免“强人之所难”，能这样明说出来，也就很不错了。即使诸葛亮取阿斗以自代，也是有先帝遗言为依据的，并非名不正言不顺。这样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诸葛亮只能“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了。所以诸葛亮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而面临后主昏庸的现实，在即将领兵出征的前夕，他也只能上表进言以表明心迹，至于阿斗能否照办，那只有天晓得了。诸葛亮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也可以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故而最后他只能以“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十二字结束，令千秋后世之人也为他的一片至诚，一寸丹心所感动，也来个“临表涕泣”，洒一掬同情之泪！

　　诸葛亮曾上表给刘禅表白自己说：

　　“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为相二十余年，既无厚禄，更无余财，更不谋私。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都遵奉祖训，在扞卫蜀汉、抵御魏兵入侵的战斗中壮烈捐躯。诸葛亮本人为实践《出师表》中的诺言，从公元227年至234年，六出祁山，终因蜀道艰难、粮草不济，司马懿利用地形险阻深沟高垒而不战等原因，未能打败魏军主力而实现先帝复汉兴刘的遗志。公元234年8月，因心力交瘁，病死于五丈原军中，年仅54岁。他实践了《后出师表》中的诺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诗圣杜甫《蜀相》诗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诗中一再称颂《出师表》：“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毛泽东还引前人话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没有忠贞报国的思想的人，思想上不可能引起共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一己的私利，为了私利，他们可以卖国求荣，置千秋骂名于不顾。我们应该“都要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毛泽东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最好注解。

　　浑身是胆的赵子龙

　　赵子龙更好嘛！一身是胆。

　　1944年10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四军的胜利出击和中国的救国事业》的社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华中的伪军，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啊，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这段话中“比之为赵子龙”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添加上去的。

　　1947年6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小河村为陈赓出师饯行。周恩来说：“我们的‘猛张飞’就要变成‘赵子龙’了。”毛泽东接着说：“赵子龙更好嘛！一身是胆。”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视察中途经河北正定，就问当地党政领导：“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还曾经把自己十分喜爱的将领杨成武比作赵云。1967年7月，毛泽东准备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特别提出要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他说：“非子龙不可行也。长征中，夺泸定桥、过草地，我都讲过还得杨成武，只靠宣言不行。”赵云忠心耿耿，曾经长期出任刘备的侍卫长。《三国演义》的第六十一回“赵云截江夺阿斗”，讲的就是赵云在危急之中英勇杀敌，保护阿斗的故事。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说：“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借感叹赵云表达自己的情思。赵子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员猛将，所以他常以赵子龙来比喻上将杨成武，褒奖他冲锋陷阵的神勇作风。

　　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

　　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

　　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的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三国演义》里，作者笔下的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料事如神，成了智慧的化身。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毛泽东的看法是：他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借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说明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像诸葛亮这样的智慧人才也不是完人，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因此要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可能是他历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办大事的一个缘由，也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认识源头。

　　“舌战群儒”

　　诸葛亮和叶剑英的“舌战群儒”，何尝不是三寸舌胜百万师呢！

　　关于诸葛亮“舌战群儒”，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6月7日说过这样一段话：

　　“三国时关张（指关羽、张飞）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行，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

　　孔明“办了一件大事”，就是出使东吴，“舌战群儒”说服主降派，建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曹。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七大”。

　　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由雷英夫代叶剑英写的讲话稿。他在稿子封面写了标题：《1940年3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再次称赞了叶剑英，他说：“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过去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我们都进行合作，搞了统一战线。”接着他举例说：“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得到了很好体现。

　　大家知道么，董必武同志为这场斗争取了个名字，叫‘叶剑公舌战群儒’，我说嘛，就叫‘叶剑英舌战群儒’，‘公’也好，‘英’也好，总之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越说越高兴，忽然发现有点跑了题，把身子略向后一靠，侧脸对身边的朱德说：“舌战群儒，是叶剑英对革命的一大功劳。”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提议把叶剑英选入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强调说：“叶剑英在历史上有两大功劳：在草地上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红军的命，救了党的命。抗战时期，‘叶剑公舌战群儒’，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为我军赢得了时间，这是个大胜仗。他这篇发言，建议参加‘七大’的各战区负责人都看看。我说此人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讲了话，叶剑英自然就进了中央委员会。从1940年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到1945年的中共党的“七大”，毛泽东多次赞扬叶剑英“舌战群儒”，此事一时传为佳话。诸葛亮面对的是江东众多文士；叶剑英面对的是国民党的百名将军。叶剑英以其文韬武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诸葛亮胜利后被刘备“封为军师”，叶剑英胜利后被毛泽东提议选为中央委员。梁代刘勰在评论春秋战国纵横家外交论说的作用时，曾经说到：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诸葛亮和叶剑英的“舌战群儒”，何尝不是三寸舌胜百万师呢！毛泽东关注军事外交，重视口才、文才、人才，喜欢《三国演义》

　　人物诸葛军师的能言善辩，更喜欢爱将叶参座（即叶剑英）舌枪唇剑挫强敌。毛泽东从不同时代的“舌战”中，识别出了杰出的外交英才。

　　豪情逸致嘲司马

　　“你说得对，死马一匹——胡宗南就要变成‘死马尸’了！”

　　1947年5月，陕北的气候开始转暖，但一早一晚还是有不小的寒意。撤出延安后的三战三捷，令跟在毛泽东身边的这些人心情较转战开始时振奋多了。5月12日，晋南战场传来捷报。接到陈赓和王新亭发来的电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离开窑洞，兴致勃勃地招呼了好几个人，一起到不远处的一座土山坡上去“透透空气”。

　　走在山坡上，李银桥紧紧跟在周恩来的身后，听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几句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得司马领兵就往西行……”

　　听着毛泽东那充满湖南乡音的京剧唱腔，周恩来笑了：“主席，我们面前的‘司马’现在可不是往西行呦！”毛泽东止住了唱，风趣地说：“刘戡？他不配当司马懿！”任弼时在一旁说：“我们面前的司马懿是胡宗南、蒋介石。”毛泽东边走边说：“蒋介石和胡宗南都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面前没有司马懿，只有司马师呦！”“哈哈哈……”周恩来大笑：胡宗南只配当司马师！

　　“主席说得对，”李银桥有些纳闷，悄悄问周恩来：

　　“胡宗南什么时候变成‘死马尸’了？”周恩来一时没听明白，沉静片刻才恍然大悟了李银桥的问话，不禁又笑起来：“你说得对，死马一匹——胡宗南就要变成‘死马尸’了！”毛泽东和任弼时听了周恩来对李银桥的解释，也禁不住一同仰天大笑不止……5月16日，毛泽东在王家湾又收到了陈毅、粟裕从鲁南发来的电报：在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全歼了蒋介石的这支“王牌”军三万两千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

　　高兴！这期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捷报频传更令毛泽东高兴的了！他用刘戡不配当司马懿来评价胡宗南的军队只配当司马师，借谐音“死马尸”嘲讽胡宗南的无能可笑。

　　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47年6月，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天赐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谈古论今。毛泽东说：“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的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赞赏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魏将）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彭德怀与毛泽东是同乡（毛泽东是湘潭人，彭德怀也是湘潭人，刘少奇是宁乡人，两县相邻），彭比毛小五岁，与毛泽东基本上同时参加革命。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毛泽东对彭德怀赞扬过多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地头蛇”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彭德怀率军击败追敌骑兵后，毛泽东写了一首六言诗赠彭德怀，首句将电文中的“沟深”改为“坑深”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为什么说“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关羽尽管有过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于禁斩庞德的辉煌，但他缺乏“战略头脑”，到处树敌，自以为了不起，刚愎自用，最终落得失荆州、走麦城的悲惨结局，蜀汉王朝也由此从顶峰向低谷滑落，可以说关羽是“始作俑者”，罪莫大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又怎能与我们的彭老总相比呢？且不说他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的一系列辉煌战绩了。彭德怀所创造的战绩，大大超过了原始兵器时代关云长所立下的战功。

　　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

　　“不要再执迷于‘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幻梦，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了。”

　　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北门外广场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

　　“我们边区，全国的老百姓都说是个好地方，这里有自由，有平等。那么是不是没有缺点呢？缺点自然会有的，但是比起全国来，那要好得多了，比起国外来，除了苏联以外，也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然而，我们并不以此自满，我们还要要求进步，要做一个样子出来，给全世界看，给全国看，给华北华中看，给西安看。在西安，那里是不准老百姓开会的，老百姓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这件事，我们共产党人是完全不赞成的。今天我们开会，打电报到全国去，给那里的老百姓看：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是怎样在管事，妇女们是怎样在办事，老百姓是怎样在过生活。并且还要给那里的坏人看：老百姓结了团体，妇女们结了团体，就有怎样大的力量。坏人们应该苏醒，不要再执迷于‘一人独吞’、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了。

　　‘人莫予毒’的幻梦，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