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政治体可以用两种方式，就是领土的面积和人口的数量。这两种衡量相互之间存在着一个恰当的比率，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得真正伟大。组成国家的是人，而养活人的则是土地。所以，这一比率的恰当之处就在于使土地能够供养其居民，而居民恰好又是土地可以承受的那么多。只有在这一比例之中，才能够发现一定数量的人民具有的最大限度的力量。因为倘若土地过多，防卫就会变得困难，开发就会不足，物产就会过剩，这正是形成防御性战争的原因。倘若土地不够用，国家就不得不考虑向它的四邻寻找补充，而这正是形成攻击性战争的原因。一个民族所处的位置，要是只能在商业或者战争之中选择，它本身一定是脆弱的；它要依赖局势，它要依赖四邻，它只能有一个不安定的短促的生命。它或者征服别人来改变处境，或者被别人征服最后灭亡。它只能依靠伟大或者渺小，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自由。
能使土地的广袤与人口的数量这两者相互满足的确切比率，我们是无法进行计算的。这既是由于土地的质量、物产的性质、土地的肥沃程度、气候的影响有种种差异，同时也由于我们觉察到的各种居民的体质也有种种差异：有些人居住在肥沃的地方但是消耗得很少，也有一些人居住在贫瘠的土壤上但是消耗很大。还要考虑到妇女生育力的大小、国土对人口是否有利、立法者的各种制度可以起到的作用，等等。因此立法者便不能根据自己所见到的情况，而应该根据自己可以预见到的情况来进行判断；也不应只处在人口的实际状况上，而应考虑人口会自然达到的状况。最终，各地方特有的偶然事件还会有千百种情况，迫使人们或者允许人们拥有超出必要的土地。因此，山地的人们就要对他们的土地进行扩展；山地的自然物产，即饲草、森林，只需要较少的劳动，而经验也使我们知道这里的妇女与平原上的妇女相比生育力更强，而且大片倾斜的山地上也仅有小块的平地才有希望进行耕种。与之相反，在海滨，人们就能紧缩土地，即使是在荒凉不毛的沙滩和岩石上，因为渔业能补偿一大部分土地上的出产，也因为需要居民聚集在一起来抵御海盗，因此在这里，人们更容易用殖民的办法来降低过多的人口给国土带来的负担。
要为一个民族创制法律，除了这些条件之外，还必须再加上另外一条；虽然这一条不能取代其他任何一条，然而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条件就会变成无效的：那就是人们一定要享有和平与富足。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建立时，正如组编一支军队一样，这正是这个共同体最缺少抵抗力也最易于被摧毁的时刻。即使在人们完全无秩序时，也比在酝酿之时更有抵抗力。因为在酝酿之时，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地位却不顾危险。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场战争、饥饿或者叛乱临头的话，国家一定会倾覆。
在风暴临头时，也不是说不曾建立过许多政府；但是这时候，正是这些政府自身把国家摧毁了。篡国者往往会选择或者制造多难的时刻，利用公众的恐惧心理通过在冷静时人民绝对不会采用的种种毁灭性的法律。如何选择创制时机，就是人们可以用来区别暴君与立法者的最明确的特征之一。
然而，怎样的人民才适合立法呢？就是那种虽然自己已经因为某种起源、约定或利益的结合而联系起来，但是还不曾完全承担过法律的真正约束的人民，即那种没有深入骨髓的迷信与传统的人民；那种不害怕被突然的侵略毁灭的人民；那种本身既不参与四邻的争斗，但又能独自抵抗一切邻人或是能借用其中的一个来抵抗另一个的人民；那种在大家都互相认识的集体中，不把一个人不能负荷的过重负担强加于某个人身上的人民；那种无须依靠其他民族就能够过活，而其他所有的民族无须依靠他们也能过活的人民；那种能自给自足的既不贫穷也不富有的人民；到最后，还得是那种可以把古代民族的坚定性和新生民族的驯服性结合起来的人民。立法工作之所以艰难，其实不在于那些一定要建立的东西，相反，是在于那些一定要破坏的东西。立法成功之所以这样罕见，正是因为不可能发现社会的种种需要与自然的单纯性相互结合在一起。确实，这些条件是很难聚集在一个人身上的，因此我们也很难见到体制完善的国家。
在欧洲却还有一个可以这样立法的国家——那就是科西嘉岛。在恢复与保卫他们的自由时，这个勇敢的民族所具有的坚决与豪迈，确实值得出现一位智者来教导他们如何保全自由。我有一种预感，那座小岛总有一天会使全欧洲感到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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