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目标”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2008年秋天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去，晚上9点哈尔滨的大街上就没几个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里的科研人员接北京的科研项目，其实按照北京的报酬标准来比，钱确实不多，但他们还觉得挺满足、挺开心的。我到他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去看了看，确实有些项目做得很不错、项目负责人都很年轻，真是敢想敢干。其实在市场化的今天，东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道去看，那边正在兴建几个大的商业城，我问当地的人是哪儿来的投资者，他们说都是大连的。其实东北的富人大部分集中在大连了，而哈尔滨这座重工业城市，曾经那么牛的地方，好像在经济大潮中落伍了，现在怎么办啊？好在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不就是当年准备打仗逼着建起来的吗？朝鲜战争一结束，苏联给了我们156个项目，大部分是军工方面的，东北就火了。后来1964年跟苏联闹掰了，又玩了“大三线”，以四川为中心建立了一大堆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产业，后来很多人认为是资源浪费，没有收益。但是他们怎么不想想，如果没有当初这些产业的步兵武器通过成昆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北方，把美国几十万军队牵制在那里，哪有后来中美缓和的机会呢？记得1995年，宋宜昌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就讲了这样的话：一条铁路拖垮了两个超级大国。说这话时，林毅夫好像也在场，他那时正在搞“比较优势”，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从加工贸易重新做起。我觉得当时他没有听懂宋宜昌讲的战略产业的收益问题，这是一个人内心的格局问题，一个有没有“大目标”的问题。记得王小东当年也问过林毅夫，搞“比较优势”的经济模式有没有考虑国家安全的问题，当时林毅夫并没有正面回答。
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应该为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这样的民族传奇而欣慰。今天这些工业是中国最关键时刻可以拼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感谢几个人，包括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他们闹“台独”，中国这些老底子没准儿真的就被人家给粉碎了。后来美国为什么压陈水扁，在两岸问题上玩起了缓和，不就是用台湾问题测试了一下中国的民意吗？
我在2008年台湾大选前去了趟福建前线，到那里看了还真有些担心，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里的军人精神状态还可以。因为毕竟受市场经济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队驻在山沟里，虽然指战员们说起经济生活都是要发牢骚，但是谈到打仗还是挺兴奋的。其实他们内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后人们才会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太长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了。
其实这一点让很多爱国的年轻人很着急，有些人在网上骂军方有人腐败，其实反过来想想，他们的不高兴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不高兴。
也许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正是在一种“战争危机”中逐渐形成的，直白地说，是给逼出来的。虽然有一些人现在跟着西方叫嚷“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也称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么避免战争、遏制战争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这其实是机会主义！
媒体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穿帮，咱们某型武装直升机穿帮，都是我们想干事的时候发生的。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当初多少媒体在鼓吹“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崛起的标志，现在三聚氰胺出来了，他们又以“社会良心”的高姿态批判。说穿了，很多事情的源头就是机会主义，没有想清楚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有什么样的大目标。芯片、直升机都一样，你的产业是生产背心、裤衩，还想在高科技产品上要好东西，那可能吗？
国家从2002年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讲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口号出来了，但是实行了20多年的“文艺腔”和机会主义之后，形势逼迫得又没有办法，短期又得拿投资养活人，于是他们就七拼八凑报上去说自己创新，后来领导觉得好，领导也不知道啊，那就量产吧，一量产，底儿给兜出来了，啼笑皆非，整个就是八国联军的东西拼出来的。
……
这样的事情多了，年轻人一定会慢慢像一个新接手的棋手那样，把原来下的棋一步步地复盘，一步步地找出差错，最后一定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大目标”。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谨防被别人永远打入地牢
有了“大目标”之后，你才能回过头来一点点地审视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找准自己在世界的相对位置。2008年8月关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我在凤凰台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做完节目之后，军科院的哥们儿立即给我发短信说：你宋晓军终于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经过冷战之后，虽然苏联垮了，美国实际上也是半残，花不起这么多军费玩下去了。1972年美国与苏联就签署了反导协议，当时西方经过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繁荣后，终于出现了经济衰退。就是你夯钱，我夯钱，最终两家都夯不动了。结果两个争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谈，谈出这么一个反导条约，就是双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两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时咱们中国与美苏两家都闹掰了，于是1964年毛泽东决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后来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马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军事迷谈到“640工程”时还觉得十分惋惜。虽然他们不知道当时国家确实有困难，但是他们能感知到当年中国有“大目标”时那种劲头。反过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倒显得软得过了头，缺少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
2001年底小布什撕毁了反导条约，玩起了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个系统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芯片技术——利用克林顿时代吹起来的IT技术。但是俄罗斯毕竟当过大国，有过大目标，普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将俄罗斯民族永远打入地牢的一招。换句话说，一旦美国搞了“反导”，将大大限制俄罗斯最后一块王牌——核武器。于是俄罗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拿格鲁吉亚开刀也要遏制“反导”这个东西。
美国人在越战时打得不太行，几十万人和大量金钱陷在那里了。那时美国人比谁都需要“缓和”，尼克松没办法，只好到中国给周恩来拎大衣来了。他们发现中苏1969年冲突得很厉害，意识到拉中国对付苏联一定管用，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处于上升期。其实，你看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过程，这种技巧是经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说是美国得到了英国“真经”后的一次实践。本来如果苏联1979年不干阿富汗，慢慢发展下去，美国人不至于把越战的盘子翻得那么快。后来美国人拉了中国，苏联陷在阿富汗彻底垮了。经过这几轮折腾之后，冷战之后的美国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后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国力上都是老黄瓜了。从军事上看，美国只能采用一种刷绿漆的办法，这种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处处都是信息战，其实就是克林顿时代的IT技术的延伸，这与经济上IT泡沫有关，明明是泡沫，可美国在军事上一个劲儿地鼓吹，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战略上的缓冲。他们搞这个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二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跑。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中将，有一次开会坐在我旁边，他说，他看到过那么多国家的军事演习，只有中国军事演习指挥所里面的大屏幕是最高级的，还搞什么战地网吧，这些东西也充斥在军旅电视剧里，机械化没搞完就完全是信息战，有些过头了。我听了特别有感触，人家毕竟是抗美援朝当过连长的人，看出来道道儿了。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因为他们俩一直是对手，俄罗斯的态度就这样：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远了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因为你比我多一层绿漆，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现在你到书店军事书的专柜去看，大部分是关于信息战的。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在产业上你就做背心、裤衩吧，不用搞什么机械化了，在网吧里就能把战争打赢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很深，其危害程度不仅仅是军事层面，在产业经济层面影响也很大，现在经济危机来了，大家才醒悟过来。
咱们奥运开幕式那天，俄罗斯一打格鲁吉亚，所有人都傻了，因为格鲁吉亚信息战的装备就是美国人配的，包括悍马车队、卫星通讯密码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全是美国的信息战装备。美国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装备上加信息战的东西，比如使用从乌克兰买来的防空导弹，修改一下敌我识别系统，就把俄罗斯的图-22轰炸机打下来了。而俄罗斯坦克上连GPS都没有，俄罗斯只有17颗全球定位卫星，没钱发射不起卫星，没法定位，坦克开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军就用特别传统的战法，把乔治亚的戈里市这么一切，冲过去包围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格鲁吉亚就投降了。就这么一个分割包围，赢了，所有人没话说了。至于信息战之类时髦的词，作为总参谋部的人可以琢磨，他们都是理想主义，但是军队作战考虑的是实用主义，打赢为主，不管理想主义，没有还不打了？美国的“劝阻战略”吓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们有些学者，口口声声中国不行，中国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不能跟美国人对抗。我倒要问一句：既然不能对抗，台湾要真的“独立”了怎么办啊？如果美国按他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介入，明说了就保护台湾，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看着台湾“独立”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一“独立”，政权合法性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上终于说了“在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战”，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建设部分有专门的一章，谈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而原来的流行观点，似乎信息战就代表了一切。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湾“大选”期间，很多网上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台湾独立就用战争手段解决，这也是一种威慑。舆论威慑是一个酝酿过程，关键是要把美国人那套“信息战是不可战胜的”谎言打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敢打持久战的勇气也很重要。
纠错战略以后的“大目标”
有了“大目标”后，一个国家才会认真审视自己的能力和现状，每一步怎么走心里就清楚，就踏实，同时，对对手的情况就能下工夫摸索了。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军方出主意，慢慢地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纵观近现代史，日本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打了一场军战、一场商战，就那么点国土、资源和人口，日本人怎么就敢想，中国人就不敢想了？自英国工业革命后，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当然他们把好战的武士道精神转移到了商战，现在成了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变成日本那样，我们农业社会太发达了，太舒服了，可是工业化后被欺负了，要改变不公平的世界秩序，总要有真正的大国心态吧。现在好像一提“大国崛起”就看经济，可是看看中国是什么经济啊，这次金融危机看清楚了吧，人家不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出现民工回乡潮了，嘴上喊着“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当加工厂。现在见了棺材，落了泪没有啊？还这么混着吗？我看年轻人不愿意就这么混着。除了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以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年轻的刺激是最大的，最终他们会发现让他们真正不高兴的原因在哪里。后发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看看伊朗、委内瑞拉就明白了。走向现代化不动员年轻人，不解决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解决，他们迟早会想办法自己解决的。
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明白，就工业化而言，中国是嫩黄瓜。从大的历史轨迹看，中国虽然从封建社会角度讲是老黄瓜，但是从工业化角度来讲，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比咱们走得快，他们是中年，我们还年轻，还朝气蓬勃。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成长，总有出头的一天。比如“神七”上天的时候，美国人就希望中国的飞船有一天能为他们在太空搞运输，因为到了2010年后，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飞了，而他们的飞船还没有搞出来。冷战的时候美国相当于壮年，但是美国太冒进了，砸了很多钱，航天飞机是好东西，但是无法持续，说白了就是体力不行了，没有能力砸那么多钱了。当然，现在时间确实比较紧迫，特别是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人的这次经济“试错”震撼了世界，中国原来想扒着人家肩膀走路，现在肩膀塌了，怎么办？最关键的是，人家经历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知道危机有导致战争的可能，所以美国从来没有忘记打造手中的剑，也就是大英帝国的传家宝——持剑经商。轰炸南联盟，打伊拉克，都是“持剑经商”。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这样，因为你手中有核武器，就相当于有拼命的煤气罐，他们搞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终就是让你的煤气罐点不着。到时你拿煤气罐跟人家叫板，人家就不理你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
这种不高兴的历史并不长，前30年时间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相当乐观的。前30年觉得不行，发展模式要变，目标变了，叫开放引进（从7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引进了大型化工项目等等）。物质文化的引进上面必然附着精神文化。我们先羡慕人家的物质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人家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物质文化跟着精神文化引进，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甚至苏联人在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大量引进西方的化工、矿产机械、汽车技术（包括军工技术）这些东西，人家的文化为什么没变？就是因为当时有大目标——我引进你的技术是为了将来超过你，所以文化不跟着你变，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质文化引进。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了，但这段“强国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们当时没这个闸口，一引进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文化引进，你已经戴上蛤蟆镜，穿上喇叭裤，不唱《图兰朵》是不可能的。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赶超别人的目标早忘了。现在随着加工贸易的增多，发现大头儿利润都是人家拿走了，儿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妈挺高兴，并不知道孩子在外国人底下受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委屈。这种委屈积压多了，大家自然也会想到大目标。上世纪20～30年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因为那时距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时间近，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和上海后，这种东西就自然冒出来了。否则那时本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白领日子的青年男女，怎么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华、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后来在解放初期大都成为了新中国重化工业、军事工业的主力，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现实逼出来的，现在的“两弹一星”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说那时的“大目标”导致了后来的“左”倾冒进，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这不能成为不设定“大目标”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是经过纠错的“大目标”重新逐渐形成的开始。
绝非危言耸听：金融危机的最坏后果就是爆发战争
后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压服别国的手段我已经说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西方的产业转移地，即制造业低端的转移地，同时又是西方摧毁你的自主产业和军工产业的一个目标。西方还没有马上摧毁是因为拿不准，拿不准就不断来试探。而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里，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原来前30年是拼命准备跟西方直接对着干，按刘立群的话就是“军战求强”，学苏联，集中重工业，利用农村剪刀差，集中发展重工业。这一部分恰恰是将来西方要摧毁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自己也摧毁了不少，但是还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符合西方整个后现代模式的运行规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你这儿，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环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又开始接纳他们的金融工具，比如说通过股市和各种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国的制造业利润，二是粉碎中国的自主工业部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这两块中国看似玩得也挺红火，但是西方要摧毁一部分。自从1995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那块西方特想摧毁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强。从利益层面上看，这就变成中国人内部两种东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为主还是依附为主。当然，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说后者，这毕竟是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的各个力量之间博弈得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成就很辉煌，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行研制和生产呢？仅有的那些军用直升机都快飞残了，而且还都是小心翼翼地飞。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机，“很刺痛我的心”——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机的飞行技术远远超过军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升机，而不是人员的素质问题。否则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适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看到了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机会来了，金融危机爆发了，首先是俄罗斯的态度变了。现在俄罗斯可能会把那些当年他们不惜成本打造的军工产业技术卖给我们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产业也快撑不住了，包括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大国，一个号称要崛起、改变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精英们想到呢？可看看年轻人在论坛上讨论的，恨不得把技术“抄底”的单子都开出来了。年轻人有新的知识结构，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让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残酷竞争世界”的道理。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他们也开始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知识在判断，他们不可能不想到战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质特点，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机，很有可能导致战争。
原来美国和西方希望按照保持他们永远强大的模式，把中国塑造成他们希望看到的状态。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工具这一条露馅了，年轻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逼着中国要对自己提出几个问题：别人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我们自己想要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当然这个差距大家可能没有梳理清楚，可能还在认识过程当中。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光说中国崛起，光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明显不够，怎么去勾画这个东西呀？就像你说将来要造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一层二层怎么装修，木质的还是钢筋混凝土的？按老话讲，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觉得经历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后，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与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这种轮廓的清晰过程恰恰是在年轻人很多的“不高兴”中渐渐完成的。有了这种清晰的图景，有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善，最终把它实现。看看历史，如果没有1840年人家军舰商船堵在中国的家门口，会有孙中山那些人勾画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图景吗？因此，在讨论中国“大目标”的形成时，不能不想到：这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一场把中国牵扯进去的战争？
2008年，我在很多场合做了有关俄罗斯的节目，虽然这些由头都与军事有关，但是背后却有一个更长远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会像俄罗斯一样被逼入绝境吗？
看看历史，1949～1979年我们试图走“军战求强”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谓“中美苏大三角”的待遇。1979年后，我们改变策略，走了“商战求强”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凭借中国的人口、市场和能源需求的规模，在西方眼里，中国就是走上了一条“商战争霸”的路。看看现在人家对中国商品的“围剿”，人家对人民币升值的逼迫，人家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惧，最终人家会不会动用他们最擅长的军事手段将寻求“商战争霸”的中国逼入绝境呢？一旦有这样一天的到来，我们靠什么进行“绝地反击”呢？俄罗斯有了伊拉克战争时石油涨价的机会？历史会给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吗？
随着经济危机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战争消除危机的声音渐渐在私底下多了起来。这首先是人们冷静之后，开始重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我有一次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在一个信息迷宫里一样，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大家愿意根据自己的期待和意愿去汲取信息。于是我就从迷宫的起点开始谈。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特别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消除过剩产能和人口的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然后工业机器又可以为自己毁掉的东西再运转起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在军事技术上实现的技术跨越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后，使得战后的经济获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存量基本用尽了，过剩的资本无法再找到了新的技术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让中国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分层。在大城市中的部分顶层精英与西方的后工业化接轨后，在金融领域里冲动的成了潮流的引领者，虽然有像王小东这样原来在北大学数学、后来在国外学投资银行的人竭力蔑视这种冲动，但是像他这样人太少了，声音也大小了。另一部分人在中间层，也就是在制造业，这部分人根据我的观察，其实有点自卑，认为自己投错了行，没有搞金融。第三层的人就是在农村，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让孩子好好学习进入第二甚至第一层。也就是说，中国有农业、工业和后工业三种文化分层。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后工业社会竟然就玩砸了。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这只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必然的“试错”，其后自然会生出自我矫正的机制，但是谁也没有论证出这种自我矫正机制的最终出现是不是要像工业社会那样付出战争的代价。有人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打伊朗是饮鸩止渴还是生出自我矫正机制呢？是不是饮鸩止渴的比例更高一些呢？那么下一步是不是战争呢？
在这期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了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英国，加上仍处于传统军人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埃及和沙特，为什么以维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口实对哈马斯这个民选政府实施毁灭性打击呢？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东发生了冲突，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西方在后工业时代出了问题呢？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毁自己曾经倡导的东西？这里还包括已经实行了民主的俄罗斯，仍面临着与西方潜在的军事冲突，至少是需要用军事力量平衡双方关系的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在走不下去后，或者为了“纠错”生出自我矫正机制而采用战争手段的可能性。
中国不高兴2008年秋天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去，晚上9点哈尔滨的大街上就没几个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里的科研人员接北京的科研项目，其实按照北京的报酬标准来比，钱确实不多，但他们还觉得挺满足、挺开心的。我到他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去看了看，确实有些项目做得很不错、项目负责人都很年轻，真是敢想敢干。其实在市场化的今天，东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道去看，那边正在兴建几个大的商业城，我问当地的人是哪儿来的投资者，他们说都是大连的。其实东北的富人大部分集中在大连了，而哈尔滨这座重工业城市，曾经那么牛的地方，好像在经济大潮中落伍了，现在怎么办啊？好在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不就是当年准备打仗逼着建起来的吗？朝鲜战争一结束，苏联给了我们156个项目，大部分是军工方面的，东北就火了。后来1964年跟苏联闹掰了，又玩了“大三线”，以四川为中心建立了一大堆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产业，后来很多人认为是资源浪费，没有收益。但是他们怎么不想想，如果没有当初这些产业的步兵武器通过成昆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北方，把美国几十万军队牵制在那里，哪有后来中美缓和的机会呢？记得1995年，宋宜昌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就讲了这样的话：一条铁路拖垮了两个超级大国。说这话时，林毅夫好像也在场，他那时正在搞“比较优势”，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从加工贸易重新做起。我觉得当时他没有听懂宋宜昌讲的战略产业的收益问题，这是一个人内心的格局问题，一个有没有“大目标”的问题。记得王小东当年也问过林毅夫，搞“比较优势”的经济模式有没有考虑国家安全的问题，当时林毅夫并没有正面回答。
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应该为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这样的民族传奇而欣慰。今天这些工业是中国最关键时刻可以拼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感谢几个人，包括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他们闹“台独”，中国这些老底子没准儿真的就被人家给粉碎了。后来美国为什么压陈水扁，在两岸问题上玩起了缓和，不就是用台湾问题测试了一下中国的民意吗？
我在2008年台湾大选前去了趟福建前线，到那里看了还真有些担心，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里的军人精神状态还可以。因为毕竟受市场经济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队驻在山沟里，虽然指战员们说起经济生活都是要发牢骚，但是谈到打仗还是挺兴奋的。其实他们内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后人们才会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太长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了。
其实这一点让很多爱国的年轻人很着急，有些人在网上骂军方有人腐败，其实反过来想想，他们的不高兴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不高兴。
也许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正是在一种“战争危机”中逐渐形成的，直白地说，是给逼出来的。虽然有一些人现在跟着西方叫嚷“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也称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么避免战争、遏制战争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这其实是机会主义！
媒体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穿帮，咱们某型武装直升机穿帮，都是我们想干事的时候发生的。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当初多少媒体在鼓吹“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崛起的标志，现在三聚氰胺出来了，他们又以“社会良心”的高姿态批判。说穿了，很多事情的源头就是机会主义，没有想清楚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有什么样的大目标。芯片、直升机都一样，你的产业是生产背心、裤衩，还想在高科技产品上要好东西，那可能吗？
国家从2002年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讲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口号出来了，但是实行了20多年的“文艺腔”和机会主义之后，形势逼迫得又没有办法，短期又得拿投资养活人，于是他们就七拼八凑报上去说自己创新，后来领导觉得好，领导也不知道啊，那就量产吧，一量产，底儿给兜出来了，啼笑皆非，整个就是八国联军的东西拼出来的。
……
这样的事情多了，年轻人一定会慢慢像一个新接手的棋手那样，把原来下的棋一步步地复盘，一步步地找出差错，最后一定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大目标”。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谨防被别人永远打入地牢
有了“大目标”之后，你才能回过头来一点点地审视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找准自己在世界的相对位置。2008年8月关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我在凤凰台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做完节目之后，军科院的哥们儿立即给我发短信说：你宋晓军终于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经过冷战之后，虽然苏联垮了，美国实际上也是半残，花不起这么多军费玩下去了。1972年美国与苏联就签署了反导协议，当时西方经过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繁荣后，终于出现了经济衰退。就是你夯钱，我夯钱，最终两家都夯不动了。结果两个争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谈，谈出这么一个反导条约，就是双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两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时咱们中国与美苏两家都闹掰了，于是1964年毛泽东决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后来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马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军事迷谈到“640工程”时还觉得十分惋惜。虽然他们不知道当时国家确实有困难，但是他们能感知到当年中国有“大目标”时那种劲头。反过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倒显得软得过了头，缺少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
2001年底小布什撕毁了反导条约，玩起了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个系统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芯片技术——利用克林顿时代吹起来的IT技术。但是俄罗斯毕竟当过大国，有过大目标，普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将俄罗斯民族永远打入地牢的一招。换句话说，一旦美国搞了“反导”，将大大限制俄罗斯最后一块王牌——核武器。于是俄罗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拿格鲁吉亚开刀也要遏制“反导”这个东西。
美国人在越战时打得不太行，几十万人和大量金钱陷在那里了。那时美国人比谁都需要“缓和”，尼克松没办法，只好到中国给周恩来拎大衣来了。他们发现中苏1969年冲突得很厉害，意识到拉中国对付苏联一定管用，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处于上升期。其实，你看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过程，这种技巧是经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说是美国得到了英国“真经”后的一次实践。本来如果苏联1979年不干阿富汗，慢慢发展下去，美国人不至于把越战的盘子翻得那么快。后来美国人拉了中国，苏联陷在阿富汗彻底垮了。经过这几轮折腾之后，冷战之后的美国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后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国力上都是老黄瓜了。从军事上看，美国只能采用一种刷绿漆的办法，这种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处处都是信息战，其实就是克林顿时代的IT技术的延伸，这与经济上IT泡沫有关，明明是泡沫，可美国在军事上一个劲儿地鼓吹，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战略上的缓冲。他们搞这个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二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跑。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中将，有一次开会坐在我旁边，他说，他看到过那么多国家的军事演习，只有中国军事演习指挥所里面的大屏幕是最高级的，还搞什么战地网吧，这些东西也充斥在军旅电视剧里，机械化没搞完就完全是信息战，有些过头了。我听了特别有感触，人家毕竟是抗美援朝当过连长的人，看出来道道儿了。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因为他们俩一直是对手，俄罗斯的态度就这样：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远了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因为你比我多一层绿漆，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现在你到书店军事书的专柜去看，大部分是关于信息战的。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在产业上你就做背心、裤衩吧，不用搞什么机械化了，在网吧里就能把战争打赢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很深，其危害程度不仅仅是军事层面，在产业经济层面影响也很大，现在经济危机来了，大家才醒悟过来。
咱们奥运开幕式那天，俄罗斯一打格鲁吉亚，所有人都傻了，因为格鲁吉亚信息战的装备就是美国人配的，包括悍马车队、卫星通讯密码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全是美国的信息战装备。美国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装备上加信息战的东西，比如使用从乌克兰买来的防空导弹，修改一下敌我识别系统，就把俄罗斯的图-22轰炸机打下来了。而俄罗斯坦克上连GPS都没有，俄罗斯只有17颗全球定位卫星，没钱发射不起卫星，没法定位，坦克开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军就用特别传统的战法，把乔治亚的戈里市这么一切，冲过去包围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格鲁吉亚就投降了。就这么一个分割包围，赢了，所有人没话说了。至于信息战之类时髦的词，作为总参谋部的人可以琢磨，他们都是理想主义，但是军队作战考虑的是实用主义，打赢为主，不管理想主义，没有还不打了？美国的“劝阻战略”吓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们有些学者，口口声声中国不行，中国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不能跟美国人对抗。我倒要问一句：既然不能对抗，台湾要真的“独立”了怎么办啊？如果美国按他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介入，明说了就保护台湾，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看着台湾“独立”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一“独立”，政权合法性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上终于说了“在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战”，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建设部分有专门的一章，谈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而原来的流行观点，似乎信息战就代表了一切。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湾“大选”期间，很多网上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台湾独立就用战争手段解决，这也是一种威慑。舆论威慑是一个酝酿过程，关键是要把美国人那套“信息战是不可战胜的”谎言打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敢打持久战的勇气也很重要。
纠错战略以后的“大目标”
有了“大目标”后，一个国家才会认真审视自己的能力和现状，每一步怎么走心里就清楚，就踏实，同时，对对手的情况就能下工夫摸索了。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军方出主意，慢慢地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纵观近现代史，日本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打了一场军战、一场商战，就那么点国土、资源和人口，日本人怎么就敢想，中国人就不敢想了？自英国工业革命后，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当然他们把好战的武士道精神转移到了商战，现在成了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变成日本那样，我们农业社会太发达了，太舒服了，可是工业化后被欺负了，要改变不公平的世界秩序，总要有真正的大国心态吧。现在好像一提“大国崛起”就看经济，可是看看中国是什么经济啊，这次金融危机看清楚了吧，人家不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出现民工回乡潮了，嘴上喊着“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当加工厂。现在见了棺材，落了泪没有啊？还这么混着吗？我看年轻人不愿意就这么混着。除了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以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年轻的刺激是最大的，最终他们会发现让他们真正不高兴的原因在哪里。后发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看看伊朗、委内瑞拉就明白了。走向现代化不动员年轻人，不解决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解决，他们迟早会想办法自己解决的。
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明白，就工业化而言，中国是嫩黄瓜。从大的历史轨迹看，中国虽然从封建社会角度讲是老黄瓜，但是从工业化角度来讲，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比咱们走得快，他们是中年，我们还年轻，还朝气蓬勃。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成长，总有出头的一天。比如“神七”上天的时候，美国人就希望中国的飞船有一天能为他们在太空搞运输，因为到了2010年后，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飞了，而他们的飞船还没有搞出来。冷战的时候美国相当于壮年，但是美国太冒进了，砸了很多钱，航天飞机是好东西，但是无法持续，说白了就是体力不行了，没有能力砸那么多钱了。当然，现在时间确实比较紧迫，特别是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人的这次经济“试错”震撼了世界，中国原来想扒着人家肩膀走路，现在肩膀塌了，怎么办？最关键的是，人家经历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知道危机有导致战争的可能，所以美国从来没有忘记打造手中的剑，也就是大英帝国的传家宝——持剑经商。轰炸南联盟，打伊拉克，都是“持剑经商”。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这样，因为你手中有核武器，就相当于有拼命的煤气罐，他们搞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终就是让你的煤气罐点不着。到时你拿煤气罐跟人家叫板，人家就不理你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
这种不高兴的历史并不长，前30年时间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相当乐观的。前30年觉得不行，发展模式要变，目标变了，叫开放引进（从7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引进了大型化工项目等等）。物质文化的引进上面必然附着精神文化。我们先羡慕人家的物质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人家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物质文化跟着精神文化引进，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甚至苏联人在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大量引进西方的化工、矿产机械、汽车技术（包括军工技术）这些东西，人家的文化为什么没变？就是因为当时有大目标——我引进你的技术是为了将来超过你，所以文化不跟着你变，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质文化引进。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了，但这段“强国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们当时没这个闸口，一引进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文化引进，你已经戴上蛤蟆镜，穿上喇叭裤，不唱《图兰朵》是不可能的。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赶超别人的目标早忘了。现在随着加工贸易的增多，发现大头儿利润都是人家拿走了，儿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妈挺高兴，并不知道孩子在外国人底下受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委屈。这种委屈积压多了，大家自然也会想到大目标。上世纪20～30年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因为那时距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时间近，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和上海后，这种东西就自然冒出来了。否则那时本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白领日子的青年男女，怎么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华、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后来在解放初期大都成为了新中国重化工业、军事工业的主力，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现实逼出来的，现在的“两弹一星”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说那时的“大目标”导致了后来的“左”倾冒进，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这不能成为不设定“大目标”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是经过纠错的“大目标”重新逐渐形成的开始。
绝非危言耸听：金融危机的最坏后果就是爆发战争
后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压服别国的手段我已经说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西方的产业转移地，即制造业低端的转移地，同时又是西方摧毁你的自主产业和军工产业的一个目标。西方还没有马上摧毁是因为拿不准，拿不准就不断来试探。而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里，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原来前30年是拼命准备跟西方直接对着干，按刘立群的话就是“军战求强”，学苏联，集中重工业，利用农村剪刀差，集中发展重工业。这一部分恰恰是将来西方要摧毁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自己也摧毁了不少，但是还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符合西方整个后现代模式的运行规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你这儿，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环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又开始接纳他们的金融工具，比如说通过股市和各种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国的制造业利润，二是粉碎中国的自主工业部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这两块中国看似玩得也挺红火，但是西方要摧毁一部分。自从1995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那块西方特想摧毁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强。从利益层面上看，这就变成中国人内部两种东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为主还是依附为主。当然，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说后者，这毕竟是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的各个力量之间博弈得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成就很辉煌，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行研制和生产呢？仅有的那些军用直升机都快飞残了，而且还都是小心翼翼地飞。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机，“很刺痛我的心”——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机的飞行技术远远超过军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升机，而不是人员的素质问题。否则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适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看到了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机会来了，金融危机爆发了，首先是俄罗斯的态度变了。现在俄罗斯可能会把那些当年他们不惜成本打造的军工产业技术卖给我们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产业也快撑不住了，包括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大国，一个号称要崛起、改变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精英们想到呢？可看看年轻人在论坛上讨论的，恨不得把技术“抄底”的单子都开出来了。年轻人有新的知识结构，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让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残酷竞争世界”的道理。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他们也开始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知识在判断，他们不可能不想到战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质特点，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机，很有可能导致战争。
原来美国和西方希望按照保持他们永远强大的模式，把中国塑造成他们希望看到的状态。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工具这一条露馅了，年轻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逼着中国要对自己提出几个问题：别人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我们自己想要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当然这个差距大家可能没有梳理清楚，可能还在认识过程当中。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光说中国崛起，光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明显不够，怎么去勾画这个东西呀？就像你说将来要造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一层二层怎么装修，木质的还是钢筋混凝土的？按老话讲，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觉得经历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后，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与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这种轮廓的清晰过程恰恰是在年轻人很多的“不高兴”中渐渐完成的。有了这种清晰的图景，有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善，最终把它实现。看看历史，如果没有1840年人家军舰商船堵在中国的家门口，会有孙中山那些人勾画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图景吗？因此，在讨论中国“大目标”的形成时，不能不想到：这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一场把中国牵扯进去的战争？
2008年，我在很多场合做了有关俄罗斯的节目，虽然这些由头都与军事有关，但是背后却有一个更长远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会像俄罗斯一样被逼入绝境吗？
看看历史，1949～1979年我们试图走“军战求强”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谓“中美苏大三角”的待遇。1979年后，我们改变策略，走了“商战求强”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凭借中国的人口、市场和能源需求的规模，在西方眼里，中国就是走上了一条“商战争霸”的路。看看现在人家对中国商品的“围剿”，人家对人民币升值的逼迫，人家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惧，最终人家会不会动用他们最擅长的军事手段将寻求“商战争霸”的中国逼入绝境呢？一旦有这样一天的到来，我们靠什么进行“绝地反击”呢？俄罗斯有了伊拉克战争时石油涨价的机会？历史会给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吗？
随着经济危机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战争消除危机的声音渐渐在私底下多了起来。这首先是人们冷静之后，开始重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我有一次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在一个信息迷宫里一样，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大家愿意根据自己的期待和意愿去汲取信息。于是我就从迷宫的起点开始谈。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特别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消除过剩产能和人口的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然后工业机器又可以为自己毁掉的东西再运转起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在军事技术上实现的技术跨越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后，使得战后的经济获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存量基本用尽了，过剩的资本无法再找到了新的技术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让中国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分层。在大城市中的部分顶层精英与西方的后工业化接轨后，在金融领域里冲动的成了潮流的引领者，虽然有像王小东这样原来在北大学数学、后来在国外学投资银行的人竭力蔑视这种冲动，但是像他这样人太少了，声音也大小了。另一部分人在中间层，也就是在制造业，这部分人根据我的观察，其实有点自卑，认为自己投错了行，没有搞金融。第三层的人就是在农村，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让孩子好好学习进入第二甚至第一层。也就是说，中国有农业、工业和后工业三种文化分层。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后工业社会竟然就玩砸了。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这只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必然的“试错”，其后自然会生出自我矫正的机制，但是谁也没有论证出这种自我矫正机制的最终出现是不是要像工业社会那样付出战争的代价。有人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打伊朗是饮鸩止渴还是生出自我矫正机制呢？是不是饮鸩止渴的比例更高一些呢？那么下一步是不是战争呢？
在这期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了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英国，加上仍处于传统军人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埃及和沙特，为什么以维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口实对哈马斯这个民选政府实施毁灭性打击呢？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东发生了冲突，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西方在后工业时代出了问题呢？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毁自己曾经倡导的东西？这里还包括已经实行了民主的俄罗斯，仍面临着与西方潜在的军事冲突，至少是需要用军事力量平衡双方关系的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在走不下去后，或者为了“纠错”生出自我矫正机制而采用战争手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