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2003年的样子，诗人、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法国文学的树才带来一位法国人和我们一起喝酒。这个法国人有点来头，长期供职于法国国防部，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很多年。关于国际关系和中东局势，我们谈了很多，当谈到小布什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名“口误”时，国防部的前专员挑着眉头，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人们太天真了，其实，在布什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头脑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属于“泛伊斯兰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钳制为后快的。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法国前专员的话，在座的人多年以后都能鲜明地记得。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富有个性的中国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杀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大快意，那种淋漓酣畅的仗义情怀（当然，这种仗义是给“伟大的以色列战士”的），看到那种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灾乐祸，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0年代，想起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充满国际主义热情的年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当年我们被上海学联安排去见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时，我们抱持的那种挑剔的态度。我们思想是那样的解放，我们厌烦主流媒体给我们灌输的“正义”。“正义”在哪里，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探索，这是对的。然而我们真的去探索了么？难道我们没有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先验”所左右，以一种贴着西方媚着美国的势利心态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挣扎么?这是贯穿了多少年的真实情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问：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个具有“国际胸襟”的中国人站出来举着蜡烛，祷念“今夜我们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讨好卖乖了。我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惨劲儿，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弹的国家真好”。这个话里的深层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吗？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亚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践别人呢？你刚刚过上安稳日子才几天呀？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吉卜林的诗句也许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败之后取胜，
并同样对待这两种假象，
我的儿子，你就会成为一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你做得到人家对你放心吗？我们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讨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吼跟别人划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态，在今天反而有一层“正义”的光晕，而且还能引起欢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机灵，宣布：以色列是个好国家。他的一个吁求，是“信息的对称”，那么，在他的信息空间里，能听到巴勒斯坦穷鬼的哭声吗？
素有“话唠子”雅谑的周孝正，为以色列声辩的手脚功夫倒是不太滞迟，我们应该佩服他从魔术绳索中尽快脱颖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种怪诞的勾连，阴毒的暗示，把一个遥远的国际事件同内政愤懑、本土愤懑嫁接一体，功夫了得。伊拉克有个“化学阿里”，我们倒应该庆贺中国出了一个“化学周”，周氏化学程式居然是这样的精彩，他散布的毒化气体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中国人岂止是不该谴责，而且应该深情理解，应该叫好！叫好还不够，还要回身反掴中国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样拍钱！相比之下中国人怎样的混账王八蛋！从实际效果来看，从网络发言普遍的冷漠态势看，可以援用一句布什被飞鞋袭击后说的话：他想引起欢呼，我认为他得逞了。一个大学生声音微弱地抗议：周教授这种置身事外的“公正”态度其实是一种赤裸的残忍！然而，大学生的抗议只说出事实的一面。搞煽动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吗？他摆弄的如此阴毒的“多米诺”，借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把中国人的尊严拿来开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导致另一种心灵的灾难，他的这种用心，难道人们真的看不明白吗？这里，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学生发表的公开信的文字：
我为您的片面之词和为侵略者辩护的荒谬逻辑感到羞愧。……您奇异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论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您的辩护，让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果对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掳掠视而不见，你更可以赞叹他们民族所创造的种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连我都不得不为他们美言几句：老家中学的篮球馆是当年日本驻军的兵营篮球馆，也是我见过的工程质量最棒的篮球馆！……我本人不排斥日货，喜欢日本的游戏动漫。问题是，这和我对日本曾经对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认识是两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毕竟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容质疑和抹杀。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径，对于遭受炮火蹂躏的无辜巴勒斯坦民众，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们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还是和置身事外却还津津乐道于强者对弱者的故作姿态的周教授的立场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谁有资格代他们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么叫不合时宜与哗众取宠，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客观立场和同理心……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可以没有如周教授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但一个受过正常教育和有着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战争阴霾仍然飘散在弱小国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连这点大是大非都不懂，连这点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只能选择再次无语。
前面说过，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够找出中国智识阶级这样的堂而皇之作践自己赚吆喝的“优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智识集团，卖弄一种可耻的论说的同时，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势利心态和无原则的叛卖。过去我们常说，二战期间中国大地汉奸如云，伪军如蜂，人民认为这个现象是中华民族之痛，是国耻。归结原因，很容易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小人式的个人主义，“炮楼一躺，半个皇上”，这类民间情绪，反映了一个国家令人窒息的底层困苦和精神颓唐，因此有人得过且过。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图谱化，在《中国可以说不》有关章节中，我曾尝试着以日常经验和政治情怀来解析这种历史后果，我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自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80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叫人感动！……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我写的这段话后来遭到了冯英子老人的批评，我觉得老人家没有读通我的话。我接受他在史实上的驳厘，他说汪精卫在重庆时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钱的，但这个并不妨碍我的观点延展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中国人的优秀人物中，有没有这种精神堪忧的现象呢？当然我们不会像麦卡锡那样，用“非美委员会”的严厉绳尺来给现在的松弛混乱的精神状态做断语，实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点出：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前景！记得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们修订的各本宪法，都把惩办卖国贼放在导言里，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夸大敌情观念的做法，“卖国贼”这个词语从宪法中隐去了。而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民间纷涌起各式各样对“汉奸”“卖国贼”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们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实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开看到的堕落的征兆。
一说到这一点，有人就跳出来了：开历史倒车了！出“爱国贼”了！
只要说出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有人跳出来把你赋予一种色彩。“爱国贼”这个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报装蒜小丑们最突出的发明，且不说它是最糟糕的修辞，语义上毫无知识可言。即使从事实来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叶障目的。
谁要对外部压迫发表一些抗议的意见，谁就是反改革。这是《交锋》的逻辑，“唯开放论”忽悠国人的言论。《交锋》热起来的时候，作者之一马立诚到处作报告。台上发言，台下记录，啧啧，风光无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兴奋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留意见。我经常对香港的媒体朋友说，你们这些年的兴奋点就是找内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任何一个事情，你们都能解读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锯战，然后来一番拜占庭宫廷阴谋描绘，夸饰一些不存在的困难，为改革车轮找碾碎的对象，毛泽东批评过的，“揪人”。有人批评民族主义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搞民族主义的人起了坏作用。我看热衷于这种故事的人应该反躬自问：制造拜占庭神话，是不是转移矛盾，沉浸在这种兴奋当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吧，那个时期，中国的青年人也跟着改革派激动，大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个保守派叫利加乔夫，我们一边跟着新思维跟着那种斗争的幻觉心潮起伏。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利加乔夫的脸，看着他那张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脸，想象他如何搞阴谋诡计，会涌起对保守派官僚的愤恨。后来回想起这段感情经历，有点好笑：自始至终，利加乔夫在哪里？利加乔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实没招谁惹谁呀。利加乔夫的存在意义，就像历史上“破辽鬼”的幽默：金国打辽国，攻打的理由就是辽国收留了金国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终于把辽国灭了，结果怎么着？金兵把那个叛臣老头儿逮住，打了一顿，放了。那老头儿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绍：我叫“破辽鬼”。还有一个安德烈耶娃，她发表了一篇《我必须坚持原则》，当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苏联的改革，这篇文字在当年《参考消息》全文登过，中国人也跟着为苏联改革的前程担忧。结果是那个共青团报纸为发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国道歉。我们也长了见识，反改革的打手原来是这个德性，而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看起来那么讨厌的安德烈耶娃倒并不讨厌。她那缺乏策略性和亲和力的论点，从实际后果来看，每一个都是对的。
想到这个插曲，真想祷念一句“天佑中国”。好在我们有邻国的悲剧，好在我们有各个方向的堵压，好在我们有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内部折腾。我们没有走到那么不堪的境地。
我们知道，马立诚后来成为了民间道义指控的首当其冲者。他为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折中”，抗日军民与哈马斯的类比，就是中国“优秀分子”思维品质出了大问题的突出例证。在这一点上，很多愤世嫉俗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羡慕他的勇敢的。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以前总是这么去想：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不是好玩意，但从自戕程度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头，至少没有去触那个底线：比如中日战争的是非底线。现在看来，他们的勇毅果决，超乎我们的想象。时代大气氛的宽容，使他们有这样的空间，把对本民族使“倒拐”的话说得非常满，把遮羞布都弃而不要了！（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是，很多亲美的知识分子也会玩一把爱国秀的，他会举例：你看，我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老百姓应该感谢他们这么去表现，因为他们已经不屑于去搞“言说策略”。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在中国并不积弱的年代，他们的这一番表演，很精准地刻画了精英是怎样制造堕落的“时代精神”图谱的。如果他们不加检点，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话，未来的汉奸排行榜上，会少一些争议，少一些曲笔解读。
中国不高兴2003年的样子，诗人、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法国文学的树才带来一位法国人和我们一起喝酒。这个法国人有点来头，长期供职于法国国防部，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很多年。关于国际关系和中东局势，我们谈了很多，当谈到小布什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名“口误”时，国防部的前专员挑着眉头，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人们太天真了，其实，在布什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头脑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属于“泛伊斯兰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钳制为后快的。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法国前专员的话，在座的人多年以后都能鲜明地记得。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富有个性的中国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杀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大快意，那种淋漓酣畅的仗义情怀（当然，这种仗义是给“伟大的以色列战士”的），看到那种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灾乐祸，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0年代，想起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充满国际主义热情的年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当年我们被上海学联安排去见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时，我们抱持的那种挑剔的态度。我们思想是那样的解放，我们厌烦主流媒体给我们灌输的“正义”。“正义”在哪里，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探索，这是对的。然而我们真的去探索了么？难道我们没有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先验”所左右，以一种贴着西方媚着美国的势利心态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挣扎么?这是贯穿了多少年的真实情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问：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个具有“国际胸襟”的中国人站出来举着蜡烛，祷念“今夜我们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讨好卖乖了。我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惨劲儿，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弹的国家真好”。这个话里的深层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吗？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亚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践别人呢？你刚刚过上安稳日子才几天呀？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吉卜林的诗句也许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败之后取胜，
并同样对待这两种假象，
我的儿子，你就会成为一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你做得到人家对你放心吗？我们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讨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吼跟别人划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态，在今天反而有一层“正义”的光晕，而且还能引起欢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机灵，宣布：以色列是个好国家。他的一个吁求，是“信息的对称”，那么，在他的信息空间里，能听到巴勒斯坦穷鬼的哭声吗？
素有“话唠子”雅谑的周孝正，为以色列声辩的手脚功夫倒是不太滞迟，我们应该佩服他从魔术绳索中尽快脱颖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种怪诞的勾连，阴毒的暗示，把一个遥远的国际事件同内政愤懑、本土愤懑嫁接一体，功夫了得。伊拉克有个“化学阿里”，我们倒应该庆贺中国出了一个“化学周”，周氏化学程式居然是这样的精彩，他散布的毒化气体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中国人岂止是不该谴责，而且应该深情理解，应该叫好！叫好还不够，还要回身反掴中国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样拍钱！相比之下中国人怎样的混账王八蛋！从实际效果来看，从网络发言普遍的冷漠态势看，可以援用一句布什被飞鞋袭击后说的话：他想引起欢呼，我认为他得逞了。一个大学生声音微弱地抗议：周教授这种置身事外的“公正”态度其实是一种赤裸的残忍！然而，大学生的抗议只说出事实的一面。搞煽动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吗？他摆弄的如此阴毒的“多米诺”，借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把中国人的尊严拿来开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导致另一种心灵的灾难，他的这种用心，难道人们真的看不明白吗？这里，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学生发表的公开信的文字：
我为您的片面之词和为侵略者辩护的荒谬逻辑感到羞愧。……您奇异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论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您的辩护，让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果对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掳掠视而不见，你更可以赞叹他们民族所创造的种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连我都不得不为他们美言几句：老家中学的篮球馆是当年日本驻军的兵营篮球馆，也是我见过的工程质量最棒的篮球馆！……我本人不排斥日货，喜欢日本的游戏动漫。问题是，这和我对日本曾经对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认识是两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毕竟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容质疑和抹杀。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径，对于遭受炮火蹂躏的无辜巴勒斯坦民众，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们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还是和置身事外却还津津乐道于强者对弱者的故作姿态的周教授的立场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谁有资格代他们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么叫不合时宜与哗众取宠，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客观立场和同理心……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可以没有如周教授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但一个受过正常教育和有着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战争阴霾仍然飘散在弱小国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连这点大是大非都不懂，连这点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只能选择再次无语。
前面说过，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够找出中国智识阶级这样的堂而皇之作践自己赚吆喝的“优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智识集团，卖弄一种可耻的论说的同时，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势利心态和无原则的叛卖。过去我们常说，二战期间中国大地汉奸如云，伪军如蜂，人民认为这个现象是中华民族之痛，是国耻。归结原因，很容易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小人式的个人主义，“炮楼一躺，半个皇上”，这类民间情绪，反映了一个国家令人窒息的底层困苦和精神颓唐，因此有人得过且过。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图谱化，在《中国可以说不》有关章节中，我曾尝试着以日常经验和政治情怀来解析这种历史后果，我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自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80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叫人感动！……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我写的这段话后来遭到了冯英子老人的批评，我觉得老人家没有读通我的话。我接受他在史实上的驳厘，他说汪精卫在重庆时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钱的，但这个并不妨碍我的观点延展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中国人的优秀人物中，有没有这种精神堪忧的现象呢？当然我们不会像麦卡锡那样，用“非美委员会”的严厉绳尺来给现在的松弛混乱的精神状态做断语，实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点出：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前景！记得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们修订的各本宪法，都把惩办卖国贼放在导言里，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夸大敌情观念的做法，“卖国贼”这个词语从宪法中隐去了。而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民间纷涌起各式各样对“汉奸”“卖国贼”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们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实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开看到的堕落的征兆。
一说到这一点，有人就跳出来了：开历史倒车了！出“爱国贼”了！
只要说出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有人跳出来把你赋予一种色彩。“爱国贼”这个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报装蒜小丑们最突出的发明，且不说它是最糟糕的修辞，语义上毫无知识可言。即使从事实来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叶障目的。
谁要对外部压迫发表一些抗议的意见，谁就是反改革。这是《交锋》的逻辑，“唯开放论”忽悠国人的言论。《交锋》热起来的时候，作者之一马立诚到处作报告。台上发言，台下记录，啧啧，风光无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兴奋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留意见。我经常对香港的媒体朋友说，你们这些年的兴奋点就是找内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任何一个事情，你们都能解读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锯战，然后来一番拜占庭宫廷阴谋描绘，夸饰一些不存在的困难，为改革车轮找碾碎的对象，毛泽东批评过的，“揪人”。有人批评民族主义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搞民族主义的人起了坏作用。我看热衷于这种故事的人应该反躬自问：制造拜占庭神话，是不是转移矛盾，沉浸在这种兴奋当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吧，那个时期，中国的青年人也跟着改革派激动，大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个保守派叫利加乔夫，我们一边跟着新思维跟着那种斗争的幻觉心潮起伏。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利加乔夫的脸，看着他那张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脸，想象他如何搞阴谋诡计，会涌起对保守派官僚的愤恨。后来回想起这段感情经历，有点好笑：自始至终，利加乔夫在哪里？利加乔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实没招谁惹谁呀。利加乔夫的存在意义，就像历史上“破辽鬼”的幽默：金国打辽国，攻打的理由就是辽国收留了金国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终于把辽国灭了，结果怎么着？金兵把那个叛臣老头儿逮住，打了一顿，放了。那老头儿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绍：我叫“破辽鬼”。还有一个安德烈耶娃，她发表了一篇《我必须坚持原则》，当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苏联的改革，这篇文字在当年《参考消息》全文登过，中国人也跟着为苏联改革的前程担忧。结果是那个共青团报纸为发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国道歉。我们也长了见识，反改革的打手原来是这个德性，而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看起来那么讨厌的安德烈耶娃倒并不讨厌。她那缺乏策略性和亲和力的论点，从实际后果来看，每一个都是对的。
想到这个插曲，真想祷念一句“天佑中国”。好在我们有邻国的悲剧，好在我们有各个方向的堵压，好在我们有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内部折腾。我们没有走到那么不堪的境地。
我们知道，马立诚后来成为了民间道义指控的首当其冲者。他为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折中”，抗日军民与哈马斯的类比，就是中国“优秀分子”思维品质出了大问题的突出例证。在这一点上，很多愤世嫉俗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羡慕他的勇敢的。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以前总是这么去想：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不是好玩意，但从自戕程度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头，至少没有去触那个底线：比如中日战争的是非底线。现在看来，他们的勇毅果决，超乎我们的想象。时代大气氛的宽容，使他们有这样的空间，把对本民族使“倒拐”的话说得非常满，把遮羞布都弃而不要了！（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是，很多亲美的知识分子也会玩一把爱国秀的，他会举例：你看，我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老百姓应该感谢他们这么去表现，因为他们已经不屑于去搞“言说策略”。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在中国并不积弱的年代，他们的这一番表演，很精准地刻画了精英是怎样制造堕落的“时代精神”图谱的。如果他们不加检点，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话，未来的汉奸排行榜上，会少一些争议，少一些曲笔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