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东、纪苏这些人，可以说同逆向种族主义斗了20多年，他们的视野很开阔，思路也很恢弘，而我的题目定在“心理性悲剧”。从日常感受和媒体人的角度，从一个比较低端的落点，讲一讲堕落的自我矮化的哲学是怎样在我们国土上扎根的。这些想法跟我的经历、见识也有关系。
“歹徒与大巴的故事”别解
我觉着，一切对于时局、前途最高深的问题先不忙着复杂化。不妨用最寻常的成功学道理和励志小书的思维路径，从平衡损益的角度来剖析某种日常性情绪的弊病，这可能对改变我们“无着”的、空落的现状有一些实在的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心理性悲剧就是狂躁型的愤懑不合作主义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后果。据说，还有人把“论公民的不合作精神”纳入学校课本里去，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扯淡。早几年我采访中国著名神童张炘炀的父亲，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心得是不要让孩子看那种“Q版语文”的时髦读物，什么大灰狼其实很有爱心，小白兔其实最不是东西。正说的知识他都没有理解透，你上来就给他灌输反着来的、对立的、粗犷的、“解构”的，你不是对孩子不负责吗？
说到这一点，让人想到了成人世界里的“Ｑ版”。2008年出了一个范跑跑，助长了很多人撒娇的欲念，我听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说出了我们时代的真相。我说：哦，原来如此，多么不容易啊！原来要冲破那么多的禁锢，才告诉我们世间居然还有这般可贵的真相！原来一种正面的道德，正常的伦理，只要是少先队教育里曾吸纳过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该清算的！这种逻辑不也是一厢情愿和粗暴的吗？
我看了凤凰卫视的节目，对郭先生的表现很失望，但是这个节目的格局和气氛，注定了他不是表现的问题了。这是注定的，拿枯瘦的道德言说同强大丰沛的市民情怀对决，那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回过身来再想这个事儿，想一想后来的那些叫嚣。什么叫“范老师勇敢地说出了真相”？什么“皇帝的新衣”，在这个马戏表演里，这个寓言适用吗？难道标榜一种无耻、实践一种无耻在当今的中国还需要勇气吗？究竟谁是这个国家风气颓败的祸首？是一丝不苟地实践着无耻的人，还是苍白无力地空喊“道德”的人？我当着凤凰卫视执行台长的面质疑过这个事，台长是这么解释的，老百姓确实很反感那类装腔作势的道学家，道学说教对中国的社会太有害了。我觉得台长这句话有点片面性，黄纪苏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伤痕文学的惯性还要延续多久呢？具体地说：就是一句老话，这还是要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如果早20年，在王朔的时代，在蛇口把几个“青年导师”掀下台的时代，这样反潮流还有意义的话，今天你还这样彰显丑陋来对冲正统，理由是它其实有“率真的魅力”，这其实是矫情！这不是教会最纯朴的人都去撒娇吗？纵容这种肆无忌惮的文化撒娇，为臆想中的假想敌而愤怒，而耗费情感，从而绝望，拆台，实际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往高里说，是在摧毁民众的士气。
我真切地感受到愤懑的摧毁性，无序的愤怒不会让任何人受益，愤懑对每个人积极情绪的摧毁，对希望的压灭，对秩序、共识没有底线的消解、拆除，这一切失败主义的情绪给我们心理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污损。现在普遍流传的这样一个故事：
三歹徒劫持一辆大巴，将漂亮女司机拖下车强暴，女司机呼救，众乘客哑然。唯一瘦弱书生奋起，呼吁，遭歹徒殴打，昏厥。歹徒得逞，女司机复上车，喝令瘦弱书生：“下去！我不载你了！”书生愕然，抗议，终被幸灾乐祸之乘客及司机逐下。大巴开动，至一悬崖处直冲下山。车毁人亡。书生闻之，始悟美女怪异之举动，大哭。
这故事很震撼，对于读者来说也很过瘾，媒体人可能非常愤怒：这为什么不是真人真事（其实非真人真事也无妨，媒体营造的虚假情感故事，我们见得还少么）？散播的人很有满足感，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不太讲求新闻与传闻的界限，把它当新闻来读。最可怕的是，它符合心灵的镜像、心理感应的真实。但是那种透发其中的“愤怒突击”式的情绪释放，强化卑劣人性的故事元素的戏剧性编排（其实是一种牵强的编排），有意反映的心理镜像凸显着末世的疯狂，谁看出它的恐怖性？谁能体悟到，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实际上被快感征服？它的喻世效果是什么呢？我们在不知不觉地陷入女司机和书生“两情相知”的悲情之中，弃一车的遇难者于不顾，漾起一种自以为崇高的感觉。
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孩子编写的，我并没有指责作者的意思，但是这种极端幼稚的情感和设置，复仇想象的大快慰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呼应，这就让人想到，“因为太黑暗，所以我的黑暗有正义性”，这种自以为是的“厚黑”、非人类的心理症状、不惜“与尔皆亡”、鄙弃社会的潮流暗涌，实在是不爱惜自己，与自己为难了！
我分明听到，欢呼着那个崩盘的“拐点”滑翔而去的时代凯歌，到处是秘密的喜悦，人人都在等着“好看”，等着分一杯羹；我分明听到“参议院乌鸦”戈德华特的声音在中国的论坛上回荡：“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在追求正义中所表现的温和态度不是美德！”
对内政状况的不满，从改革的进步而言，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迹象。情绪释放时代到来，那种弥漫于民众心里的强烈被剥夺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个造成被剥夺感的元凶是要清算的！我在一家报纸上谈30年改革感受，讲了我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遭遇。酷暑天，我家那个小区停电，如是反复，电力部门来了好几趟都不能解决问题。居民们急了，堵住工程车不让走，酿成小型群体性事件。我赶忙打市长公开电话，殊不知，值班干部呵斥我：你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同歪风邪气做斗争，反而助长他们的气焰！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一点：官员的傲慢愚蠢，将来肯定会导致大问题。现在，问题层出。依照民众的情绪审视国策，审视我们的公共政策、我们的国民动员体制，哪怕是象征性的开始，这也是全民性的胜利。能不能以更积极的、正面的心态迎接这个？能不能从“得分”的角度，抱持一种维护改革开放成果的态度来把握形势的走向？人总不能靠冷嘲热讽来打发日子。无厘头的八方洒怨肯定是有害的，更以“去中国化”的情绪，来支配这种愤怒。图了爽快，糟践的是自己。
关于我们社会的黑色幽默
悲剧性的心理现实,往偏锋里说，就是有时我们会让我们被自己的感情所愚弄。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侦探小说大意是讲，歹徒绑架了一列火车上的人，跟警方讲条件，把赎金搬上火车，每一站我们释放一批旅客，到了终点，警匪之间再摊牌。小说的结尾是火车到达终点之后，警方回过神来：不好，上当了，被误导了，擒拿的对象已经溜之大吉了。那些歹徒已经混迹于前面各站被释放的旅客中离开了车厢。车门口的持枪歹徒其实是乘客扮演的。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恐惧在统治着这列火车”。
这个故事放在现在的环境气氛里看，是非常有深意的。
当我们把一个愤怒的对象人格化的时候，我们会想象那列火车里头，有人在发抖，我们会获得一种发泄的满足，会为可能出现的秩序颠倒而鼓舞。我们料想不到的是，那里面的人会离弃，会轻盈地解脱。至少在这场心理性悲剧里，除了极少数的焦点人物外，是普遍的“与我无干”的轻松心态。作协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北京请客会友。席间，作家朋友们颇有些“明白人”的议论，会心一笑的表情，引而不发的潜台词。我和马松私下感叹：这简直就像一个寓言。大家挖苦的是一种不祥的体制、一些可笑的事，而这些“明白人”，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北京饭店、宴请、主席团荣位，享受着体制给他们的可以好逸恶劳的平台：住房、创作假、补贴。但是，他们的嘲讽比我们更加犀利！个个都像与己无关似的！那么，循环下来，我们可能清算谁呢？我们谁也没有逮着！我们讨伐的也许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因为最令人痛心的是：谁肯担当？
“空列车”的故事，没有担当的“局”，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心理悲剧。强大的公众信息在一座软墙上附着、掉落，我们找寻那个出口，而那里发出同样的疑问：你们在找什么？
“空列车”的隐喻，令我有一个奇怪的联想，一个有关我们这个社会的超级黑色幽默。《百年孤独》里的马贡多镇，不怎么开化的居民不能忍受电影，因为电影演员的角色置换嘲弄了他们的感情。一个在西部片里赢得他们尊敬的英雄，刚刚在观众的泪水中下葬，又在另一个片子里以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现。这让他们气得发疯，于是他们砸了电影院的座椅。这个看似好笑的描写，让我注意到了黄纪苏曾说到的强烈印象，负具体责任的人，在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在巧妙地扮演着冷峭尖刻的批评者，都在巧妙地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明白人。这种双重置换，是不负责任的“聪明人社会”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开来说，我们这个社会登峰造极的超级悖论，就是王朔早年间所点到的：一夜之间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王朔这样回击：去你妈的，早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王朔这样骂，可能有点粗线条，可是，看看那些身怀“屠龙术”的媒体人、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正是这样玩变身的吗？明明他们是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明明他们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吹鼓手，明明他们是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然而摇身一变，一切令人不高兴的后果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装出一副总是在受排挤、总是弱势声音的样子，把30年的图景、路线图描绘成他们永远同老古董们作战的“大明英烈传”。现在出问题了，他们又急匆匆地把中国划分成争执着的两方面，继续抖机灵，做大义凛然状，估算着自己未来的得益。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选择性“失忆”是否玩得过头了一点？
这绝不是激愤之言。
爱国真是“强势”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安告诉我，我们现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评。现在的流程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出了一件事，报纸的评论版会马上找到对应的专门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样的公义讨伐当夜就出来了，而相比之下，建设性的言论则没有那么便捷。
现在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聪明了。
中国的时运，中国的走势，各有各的说法。按照《南方周末》评论员宣称的，现在进入了“拐点”。虽然南方报业总爱做出一副庞然大物的姿态，描绘时局图舆，引领先进思潮，风光之盛，动静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我上面有人”的俏娇模样（让人想起《武林外传》里的范大娘），不免引起其他非嫡系人们的讪笑和妒忌。但“拐点”之说，真是找准了感觉。问题是我们这个“拐点”怎么一个“拐”？中国不再是昨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言论的自由空间扩大了，且让我们快慰而鼓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现今和未来建言。
可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扮演高歌猛进时代的“低调俱乐部”角色。因为这种“高歌猛进”是贴着人家的，是一种调子怪怪的极其势利心态的“激进主义”。因为有这种真实情绪在，起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想打算掩饰的双重标准，同样是民众高涨的情绪，只看到对内政状况不满的强大精神现实的热切关注，而同样强大的另一个精神现实——对西方欺凌我们的民众反应，那种则加以痛斥、辱骂、压灭、有意地误读。是的，痛快地说，有好的民意和坏的民意，一种民意潮流中也具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性质，民族主义情绪如此，本土愤懑热情也难免，但是像南方报业这样长期一以贯之的、完全一刀切的旗帜鲜明，永远传承，也是难得的风骨。
这种情绪背后一种令人失望的历史积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立论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识分子那里，犹未跳出“河殇”时代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真实的情感路线，对于外国的欺凌羞辱，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理所当然地招惹自由知识分子和时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读为“愚昧不开化”“缺乏大国风度”“缺乏全球视野”“中国前进之忧患”。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拒斥一切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对不和谐现状的愤怒似乎又使这种拒斥有了正义性的依托。它的通俗版本，它的现实映照版本就是我的朋友质问我的——（西方）羞辱了谁？这个国家是谁的？你的？我的？这种对撞，王小东就活生生领教过。2008年上半年，一家省级电视台对“抵制家乐福”做了一个话题pk。一个海归艺术家跳起来大骂：“你这是讨政府的好！你们就敢抵制家乐福，别的你们敢抵制吗？”他最为精彩的一句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爱国，爱国是强势，你爱国是站在强势一边，作为知识分子，你爱国是你的耻辱！”且不说谁讨了政府的好。这种表演就是简单粗暴，愚不可及的简单粗暴。
这种不求上进的简单粗暴比比皆是，更粗俗的版本就是这样的对答：
“为什么西藏人大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独人士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中国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小问题：爱国真是“强势”吗？至少在媒体的把持者那里，在“高等华人”的裁判下，是强势吗？王小东和那位海归艺术家的对决，后来两人都在博客上有说辞，然而，新浪博客的编排是扬抑分明的，指控王小东的文章摆放在显眼位置上，而王小东的反击文章被摁在角落里，到后来看到没有扭转海归的不利局面，干脆把王小东的文章从首页拿下去。留下那位反对民族主义的海归一人在显眼位置。这种拙劣的“拉偏架”，宋晓军看不下去了，打了电话给新浪博客，告诫他们不要太过分，版面编辑这才不情愿地改正过来。
回到开始用的那个列车的比喻，黄纪苏讲到的一种感觉是非常对的，我们游走在一种惯性之中，还在像祥林嫂那样说“伤痕”，还在说“解放束缚”，是不是该说点别的？
这是一个文化心理上的悲剧，也是记忆的悲剧。记忆的悲剧导致历史观的自我矮化，这个“功德”，该归功于谁呢？
中国不高兴“歹徒与大巴的故事”别解
我觉着，一切对于时局、前途最高深的问题先不忙着复杂化。不妨用最寻常的成功学道理和励志小书的思维路径，从平衡损益的角度来剖析某种日常性情绪的弊病，这可能对改变我们“无着”的、空落的现状有一些实在的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心理性悲剧就是狂躁型的愤懑不合作主义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后果。据说，还有人把“论公民的不合作精神”纳入学校课本里去，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扯淡。早几年我采访中国著名神童张炘炀的父亲，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心得是不要让孩子看那种“Q版语文”的时髦读物，什么大灰狼其实很有爱心，小白兔其实最不是东西。正说的知识他都没有理解透，你上来就给他灌输反着来的、对立的、粗犷的、“解构”的，你不是对孩子不负责吗？
说到这一点，让人想到了成人世界里的“Ｑ版”。2008年出了一个范跑跑，助长了很多人撒娇的欲念，我听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说出了我们时代的真相。我说：哦，原来如此，多么不容易啊！原来要冲破那么多的禁锢，才告诉我们世间居然还有这般可贵的真相！原来一种正面的道德，正常的伦理，只要是少先队教育里曾吸纳过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该清算的！这种逻辑不也是一厢情愿和粗暴的吗？
我看了凤凰卫视的节目，对郭先生的表现很失望，但是这个节目的格局和气氛，注定了他不是表现的问题了。这是注定的，拿枯瘦的道德言说同强大丰沛的市民情怀对决，那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回过身来再想这个事儿，想一想后来的那些叫嚣。什么叫“范老师勇敢地说出了真相”？什么“皇帝的新衣”，在这个马戏表演里，这个寓言适用吗？难道标榜一种无耻、实践一种无耻在当今的中国还需要勇气吗？究竟谁是这个国家风气颓败的祸首？是一丝不苟地实践着无耻的人，还是苍白无力地空喊“道德”的人？我当着凤凰卫视执行台长的面质疑过这个事，台长是这么解释的，老百姓确实很反感那类装腔作势的道学家，道学说教对中国的社会太有害了。我觉得台长这句话有点片面性，黄纪苏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伤痕文学的惯性还要延续多久呢？具体地说：就是一句老话，这还是要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如果早20年，在王朔的时代，在蛇口把几个“青年导师”掀下台的时代，这样反潮流还有意义的话，今天你还这样彰显丑陋来对冲正统，理由是它其实有“率真的魅力”，这其实是矫情！这不是教会最纯朴的人都去撒娇吗？纵容这种肆无忌惮的文化撒娇，为臆想中的假想敌而愤怒，而耗费情感，从而绝望，拆台，实际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往高里说，是在摧毁民众的士气。
我真切地感受到愤懑的摧毁性，无序的愤怒不会让任何人受益，愤懑对每个人积极情绪的摧毁，对希望的压灭，对秩序、共识没有底线的消解、拆除，这一切失败主义的情绪给我们心理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污损。现在普遍流传的这样一个故事：
三歹徒劫持一辆大巴，将漂亮女司机拖下车强暴，女司机呼救，众乘客哑然。唯一瘦弱书生奋起，呼吁，遭歹徒殴打，昏厥。歹徒得逞，女司机复上车，喝令瘦弱书生：“下去！我不载你了！”书生愕然，抗议，终被幸灾乐祸之乘客及司机逐下。大巴开动，至一悬崖处直冲下山。车毁人亡。书生闻之，始悟美女怪异之举动，大哭。
这故事很震撼，对于读者来说也很过瘾，媒体人可能非常愤怒：这为什么不是真人真事（其实非真人真事也无妨，媒体营造的虚假情感故事，我们见得还少么）？散播的人很有满足感，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不太讲求新闻与传闻的界限，把它当新闻来读。最可怕的是，它符合心灵的镜像、心理感应的真实。但是那种透发其中的“愤怒突击”式的情绪释放，强化卑劣人性的故事元素的戏剧性编排（其实是一种牵强的编排），有意反映的心理镜像凸显着末世的疯狂，谁看出它的恐怖性？谁能体悟到，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实际上被快感征服？它的喻世效果是什么呢？我们在不知不觉地陷入女司机和书生“两情相知”的悲情之中，弃一车的遇难者于不顾，漾起一种自以为崇高的感觉。
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孩子编写的，我并没有指责作者的意思，但是这种极端幼稚的情感和设置，复仇想象的大快慰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呼应，这就让人想到，“因为太黑暗，所以我的黑暗有正义性”，这种自以为是的“厚黑”、非人类的心理症状、不惜“与尔皆亡”、鄙弃社会的潮流暗涌，实在是不爱惜自己，与自己为难了！
我分明听到，欢呼着那个崩盘的“拐点”滑翔而去的时代凯歌，到处是秘密的喜悦，人人都在等着“好看”，等着分一杯羹；我分明听到“参议院乌鸦”戈德华特的声音在中国的论坛上回荡：“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在追求正义中所表现的温和态度不是美德！”
对内政状况的不满，从改革的进步而言，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迹象。情绪释放时代到来，那种弥漫于民众心里的强烈被剥夺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个造成被剥夺感的元凶是要清算的！我在一家报纸上谈30年改革感受，讲了我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遭遇。酷暑天，我家那个小区停电，如是反复，电力部门来了好几趟都不能解决问题。居民们急了，堵住工程车不让走，酿成小型群体性事件。我赶忙打市长公开电话，殊不知，值班干部呵斥我：你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同歪风邪气做斗争，反而助长他们的气焰！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一点：官员的傲慢愚蠢，将来肯定会导致大问题。现在，问题层出。依照民众的情绪审视国策，审视我们的公共政策、我们的国民动员体制，哪怕是象征性的开始，这也是全民性的胜利。能不能以更积极的、正面的心态迎接这个？能不能从“得分”的角度，抱持一种维护改革开放成果的态度来把握形势的走向？人总不能靠冷嘲热讽来打发日子。无厘头的八方洒怨肯定是有害的，更以“去中国化”的情绪，来支配这种愤怒。图了爽快，糟践的是自己。
关于我们社会的黑色幽默
悲剧性的心理现实,往偏锋里说，就是有时我们会让我们被自己的感情所愚弄。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侦探小说大意是讲，歹徒绑架了一列火车上的人，跟警方讲条件，把赎金搬上火车，每一站我们释放一批旅客，到了终点，警匪之间再摊牌。小说的结尾是火车到达终点之后，警方回过神来：不好，上当了，被误导了，擒拿的对象已经溜之大吉了。那些歹徒已经混迹于前面各站被释放的旅客中离开了车厢。车门口的持枪歹徒其实是乘客扮演的。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恐惧在统治着这列火车”。
这个故事放在现在的环境气氛里看，是非常有深意的。
当我们把一个愤怒的对象人格化的时候，我们会想象那列火车里头，有人在发抖，我们会获得一种发泄的满足，会为可能出现的秩序颠倒而鼓舞。我们料想不到的是，那里面的人会离弃，会轻盈地解脱。至少在这场心理性悲剧里，除了极少数的焦点人物外，是普遍的“与我无干”的轻松心态。作协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北京请客会友。席间，作家朋友们颇有些“明白人”的议论，会心一笑的表情，引而不发的潜台词。我和马松私下感叹：这简直就像一个寓言。大家挖苦的是一种不祥的体制、一些可笑的事，而这些“明白人”，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北京饭店、宴请、主席团荣位，享受着体制给他们的可以好逸恶劳的平台：住房、创作假、补贴。但是，他们的嘲讽比我们更加犀利！个个都像与己无关似的！那么，循环下来，我们可能清算谁呢？我们谁也没有逮着！我们讨伐的也许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因为最令人痛心的是：谁肯担当？
“空列车”的故事，没有担当的“局”，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心理悲剧。强大的公众信息在一座软墙上附着、掉落，我们找寻那个出口，而那里发出同样的疑问：你们在找什么？
“空列车”的隐喻，令我有一个奇怪的联想，一个有关我们这个社会的超级黑色幽默。《百年孤独》里的马贡多镇，不怎么开化的居民不能忍受电影，因为电影演员的角色置换嘲弄了他们的感情。一个在西部片里赢得他们尊敬的英雄，刚刚在观众的泪水中下葬，又在另一个片子里以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现。这让他们气得发疯，于是他们砸了电影院的座椅。这个看似好笑的描写，让我注意到了黄纪苏曾说到的强烈印象，负具体责任的人，在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在巧妙地扮演着冷峭尖刻的批评者，都在巧妙地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明白人。这种双重置换，是不负责任的“聪明人社会”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开来说，我们这个社会登峰造极的超级悖论，就是王朔早年间所点到的：一夜之间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王朔这样回击：去你妈的，早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王朔这样骂，可能有点粗线条，可是，看看那些身怀“屠龙术”的媒体人、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正是这样玩变身的吗？明明他们是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明明他们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吹鼓手，明明他们是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然而摇身一变，一切令人不高兴的后果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装出一副总是在受排挤、总是弱势声音的样子，把30年的图景、路线图描绘成他们永远同老古董们作战的“大明英烈传”。现在出问题了，他们又急匆匆地把中国划分成争执着的两方面，继续抖机灵，做大义凛然状，估算着自己未来的得益。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选择性“失忆”是否玩得过头了一点？
这绝不是激愤之言。
爱国真是“强势”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安告诉我，我们现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评。现在的流程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出了一件事，报纸的评论版会马上找到对应的专门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样的公义讨伐当夜就出来了，而相比之下，建设性的言论则没有那么便捷。
现在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聪明了。
中国的时运，中国的走势，各有各的说法。按照《南方周末》评论员宣称的，现在进入了“拐点”。虽然南方报业总爱做出一副庞然大物的姿态，描绘时局图舆，引领先进思潮，风光之盛，动静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我上面有人”的俏娇模样（让人想起《武林外传》里的范大娘），不免引起其他非嫡系人们的讪笑和妒忌。但“拐点”之说，真是找准了感觉。问题是我们这个“拐点”怎么一个“拐”？中国不再是昨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言论的自由空间扩大了，且让我们快慰而鼓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现今和未来建言。
可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扮演高歌猛进时代的“低调俱乐部”角色。因为这种“高歌猛进”是贴着人家的，是一种调子怪怪的极其势利心态的“激进主义”。因为有这种真实情绪在，起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想打算掩饰的双重标准，同样是民众高涨的情绪，只看到对内政状况不满的强大精神现实的热切关注，而同样强大的另一个精神现实——对西方欺凌我们的民众反应，那种则加以痛斥、辱骂、压灭、有意地误读。是的，痛快地说，有好的民意和坏的民意，一种民意潮流中也具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性质，民族主义情绪如此，本土愤懑热情也难免，但是像南方报业这样长期一以贯之的、完全一刀切的旗帜鲜明，永远传承，也是难得的风骨。
这种情绪背后一种令人失望的历史积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立论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识分子那里，犹未跳出“河殇”时代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真实的情感路线，对于外国的欺凌羞辱，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理所当然地招惹自由知识分子和时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读为“愚昧不开化”“缺乏大国风度”“缺乏全球视野”“中国前进之忧患”。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拒斥一切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对不和谐现状的愤怒似乎又使这种拒斥有了正义性的依托。它的通俗版本，它的现实映照版本就是我的朋友质问我的——（西方）羞辱了谁？这个国家是谁的？你的？我的？这种对撞，王小东就活生生领教过。2008年上半年，一家省级电视台对“抵制家乐福”做了一个话题pk。一个海归艺术家跳起来大骂：“你这是讨政府的好！你们就敢抵制家乐福，别的你们敢抵制吗？”他最为精彩的一句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爱国，爱国是强势，你爱国是站在强势一边，作为知识分子，你爱国是你的耻辱！”且不说谁讨了政府的好。这种表演就是简单粗暴，愚不可及的简单粗暴。
这种不求上进的简单粗暴比比皆是，更粗俗的版本就是这样的对答：
“为什么西藏人大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独人士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中国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小问题：爱国真是“强势”吗？至少在媒体的把持者那里，在“高等华人”的裁判下，是强势吗？王小东和那位海归艺术家的对决，后来两人都在博客上有说辞，然而，新浪博客的编排是扬抑分明的，指控王小东的文章摆放在显眼位置上，而王小东的反击文章被摁在角落里，到后来看到没有扭转海归的不利局面，干脆把王小东的文章从首页拿下去。留下那位反对民族主义的海归一人在显眼位置。这种拙劣的“拉偏架”，宋晓军看不下去了，打了电话给新浪博客，告诫他们不要太过分，版面编辑这才不情愿地改正过来。
回到开始用的那个列车的比喻，黄纪苏讲到的一种感觉是非常对的，我们游走在一种惯性之中，还在像祥林嫂那样说“伤痕”，还在说“解放束缚”，是不是该说点别的？
这是一个文化心理上的悲剧，也是记忆的悲剧。记忆的悲剧导致历史观的自我矮化，这个“功德”，该归功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