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加拿大小伙早上走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是我到目前为止接待过的最好的沙发客。”
他有点惊喜：“真的吗？”
我说：“是啊，因为你懂得很多。”
跟这些沙发客接触多了，我多多少少学到了他们不吝溢美之词的作风。是啊，反正好话也不要钱，干吗不给人多说一点呢？再有，他的确知识挺多的，让我收获不少。加拿大小伙来的时候应该是公共汽车坐过头了，那天下午我正无所事事，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本地口音的男人大声问我在哪，我说：“你打错了吧？”
他说他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要到我这儿来。我马上明白是这个加拿大小伙来了。
原来，这老外起先已经坐公共汽车到了我家附近，可是找不到地方只好打车，居然又让出租给拉回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了。他在电话里笑呵呵的，说司机好像对他很愤怒。这让我不禁想到前一阵那个“英国佬”，他说他到我们附近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听到很多人朝他大吼，好像对他很生气。我笑了，说那是售货员们在叫卖。老外之不习惯中国人的大嗓门，可见一斑。
终于接到他了。发现本人比照片上瘦一些，红格子衬衫，紧身蓝牛仔裤，看着很清秀，一点黄黄的络腮胡子，有几分文艺青年的样子。他的资料里写着是在韩国教英语，本人也在从事写作以及一些艺术活动。我想，也许还真有不少共同话题。
下午三点多见的面，他说他还没吃午饭，问我要不要一块去，我说我吃过了，但可以陪他去。随后就把他带到了我常去的地方：湖南米粉。女老板见我又来了，笑脸相迎，我说：“一碗”。她心领神会，也不用多说，就去准备。
加拿大小伙说他想去上厕所，我说你出门向左走，拐弯的地方就能看到，门口有一个“垃圾——”“堆。”他说完，和我会心地笑了。
他吃面的过程中我们简单聊了聊，说到他在韩国和日本的经历，说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极其有礼貌，可是却不如中国人这样“够朋友”，因为你不容易跟一个韩国人和日本人交上朋友，不容易知道他们心里真正在想什么。“中国人虽然有时候比较粗鲁，但是心里想什么嘴上就直说，容易交朋友。”我给他分析了一下，因为日本和韩国国际化程度比中国高，老百姓对外国人不是很陌生，也许没太把你们当老外看，可中国人现在对外国人还是很好奇的。
他哧溜哧溜地吃面，点头称是。
当天下午他出去玩了，天黑才回来，我正好也吃过晚饭，外面起了雾，一切都昏暗下来，屋里温暖明亮，万事俱备，又到了聊天时间了。
不知怎么，话题很快转到加拿大政府身上了。
应该是从“免费医疗”开始的。我说：“加拿大人看病都免费？”
他说：“以前是全部免费的，可是后来有一些项目给划出去了，因为政府缺钱。”
我问：“是哪些项目？”
他说了一种病，我也没听过，好像也不常见。然后提到教育经费也紧缩了。接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表达对加拿大政府的不满。按他的说法，加拿大现在有三个党，可没有一个是真正代表普通民众的，包括美国也是，都是代表一些大公司。前一段时间，一个党为了不让自己失去领导权，甚至冻结了议会和选举，按理来说只是在非常时期才能用的手段，可是现在居然也使用了。而报纸呢，也掌握在各个公司手里，所以民众的观点很难真正地反映出来，而他认为加拿大报纸上总是观点多，事实少，几乎什么也看不到。
我说：“不是办报自由吗？老百姓也可以自己办报啊。”
他说：“现在是印刷品衰败的时候，看报纸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网络呢？”
他说：“要想真正办一个成功的网络也是要很大投入的。”
我问他：“加拿大有腐败吗？”
他说：“当然有，但是都做得非常隐秘。如果被人抓住，哪怕是有一点点谣言，此人也就算彻底地完了。”
我问他：“如果加拿大不好，哪个国家最好？”
他说：“我认为北欧是最好的。政府收的钱绝大多数都用到了老百姓身上，就算是不工作，也有很好的保障。但北欧有丰富的资源，这是其他国家学不了的。”
我提醒他：“北欧国家大都是单一民族国家，人们的心齐。”
他想了想，说：“你说得很对。”
他说：“加拿大现在在干一些很蠢的事，把钱浪费到一些不该用的地方。”
“比如说？”我问他。
他说：“比如跟着美国去海外打仗，再比如说，还保留在英国女王的统治下。每回英国王室来加拿大都要花加拿大人的钱去接待，真是毫无必要。”说到英国王室，我又想起上回接待的那位加拿大哲学教师讲的一件事，说是英国驻加拿大的总督是一个身有残疾的黑人女性。总督在加拿大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存在，不过有时候也是独立于各党派之外的一个制衡力量。好像很多年来，加拿大总督只用过一回否决权。我又顺便跟这位文艺青年聊聊他的加拿大同胞，我说：“之前有位自称魁北克的分裂主义者，说魁北克贡献多而获得少，被英语势力压迫。”
文艺青年马上批驳说：“那种观点太过时了，魁北克过去是那样，可是现在魁北克的经济不如原来，从国家拿的多，贡献少，魁省的人已不关心独立问题了。”
我问他：“英语在加拿大应该比法语地位高吧，英语背后是时尚、先进的东西。”
他点头同意。忘了说一句，他来自多伦多，英语地区。
他义正词严地说：“加拿大的很多土地是从别人那偷来的，包括从印第安人那儿。”
他说自己是一个“skeptic”，我恰好前一天在网上看了“怀疑论”的观点，所以正好知道这个词，看来他是怀疑一切的。他说到加拿大有右翼，就是倾向于一切都跟美国。我说：“那你是不是左翼呢？”他说：“应该算是吧。”
他今年二十五六，正是怀疑一切的年龄。
加拿大小伙是英国文学专业出身，他有两个最爱，一是旅游，另一个是政治。他说他现在正在学习、研究政治。前不久中国的“小悦悦”事件，他很关注，看到英国《卫报》对此的报道，引起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同情和担忧。我们讨论，他说：“这有可能是个案，可是会让西方人形成对中国人先入为主的印象。”他还问我中国有一个词，叫“mudgrassship”，是中国网友发明的，跟中国的一句骂人话一样，表达网友的不满。我一开始听了几遍也没听出他讲的是什么，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泥土“mud”、草“grass”、船“ship”，我恍然大悟，说那不是“船”，是马“horse”，并且给他调整了词序——“grassmudhorse”，他说：“对对对，是horse。”原来他也听说了“草泥马”这回事。
接下去，我们谈占领华尔街，加拿大有“占领多伦多”，我问他：“如果你在家会不会也去参加？”他说他可能不会到街上去示威，但会去观察、研究。
我说：“60年代有全球的学生运动潮，现在又有全球的抗议潮，这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是不是外星人操纵的？”
他想了想说：“也许还真有可能。”——我告诉他，我在写一个科幻小说，他也许知道我的胡乱猜测并不是疯话。
谈到加拿大人做事情很慢，多伦多要建一段地铁，五年了，征地都谈不拢，他说他知道中国两年就建好了纵贯南北的高速铁路线，这当然不是羡慕。
我们还谈到有些亚洲国家的王室主动退位让权。他说到韩国当年的那些财阀和********政治家最终让出了权力，也很好。还有韩国的军队虽然装备好，士兵人高马大，可是却都娇生惯养，战斗力不行。还有加拿大放着自己的资源却让美国公司来开发，最后还高价卖回加拿大……
第一天晚上还谈了什么，说实话我真的有点记不清了，反正他兴致高昂地说了一个昏天黑地。他声音很高，我不得不把房间的门关上，加上大门与外面就有了两道屏障，省得被外面人听到怀疑这屋里在干什么，也不要打搅别人。临睡之前似乎还意犹未尽，他说他很高兴跟我谈这些，他在韩国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不谈政治，也不关心。我看他这回算是过足瘾了。
看这些干巴巴的话也许引不起大家的兴趣，好在第二天他回来得也挺早，我们又剧谈了一个晚上。这回我打算引导话题，尽量多说一些有趣而具体的事，还真是有不少收获。
加拿大小伙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我正做好面要吃，给他找了一个碗，挑了一筷头，雪白的碗中红红绿绿，卖相还不错。他一口吃完，说“很好吃”。收拾完碗筷，我给他沏上一杯茶，给自己的茶杯里也续上水，先问问他这一天玩得怎么样。
答案也就是那些外国人必去的地方吧，基本上都是走马观花，还说到他办去西藏的手续，跟团去要一万块，他出不起，想自己去，但必须要拿到进藏的许可。跑了好几个地方，都说不行，他自己也没搞清到底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办。不过他说到有一点让他印象很深刻，就是跑到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处，人家告诉他不在这里办，但那个警察说让他直接到入藏边境检查站，给人家点钱就行。他说连警察都教他走非正规渠道，真是难以想象。
先从吃说起吧。我问他：“加拿大人一天三餐一般吃什么？”
他说：“早上是牛奶或者麦片粥加面包，中午是三明治，晚上才做饭，就比较丰富了，色拉，肉，一点面食。”
这个问题，我问过所有来到这里的沙发客，答案几乎全部是三明治，其实也就是两片面包。按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这绝对是凑合，哪算一顿午饭？我们中国人是要赶回家，红红火火地做一顿饭，舒舒服服地睡一个小时，下午再回去上班。当然了，老单位是这样的，新单位就不行了。那位在新西兰工作的美国姑娘，是前一天多做一点晚饭，第二天带到公司中午吃。
加拿大小伙三年前大学毕业，以前在家的时候，基本是妈妈做饭，倒不是父亲不想做，而是手艺不行。我问他：“是不是西方妇女一结婚就不工作，当全职家庭主妇了。”他说：“从前是的，但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也不是说丈夫的工资养不起一家人，而是女人要争取独立地位，所以就要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女人干完了工作回到家，仍要做相对较多的家务，所以负担其实比男人重。”
我说：“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女人结婚后，家务活主要都是男人干。”
他问：“中国妇女的地位现在这么高？”
我说：“其实传统式的家庭还是更多一点。”
他是在英国出生的，他的父亲二战后从英国到加拿大寻生计，安定下来后才把他们一家都接过去，而他的父亲“没有父亲”。
我问：“你爷爷去世了？”
“我爷爷把五个子女扔下，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一个坏人’。”他自然地说。我想，如果中国人遇到对自己不好的直系长辈，想给其下一个“坏人”的定论，可能还是有点犹豫。虽然他父亲没有父爱，但却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爸爸说过一句话：“不管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都会原谅你。”他说：“当然我爸爸有时候也说话不算数，但大多数时候是信守诺言的，因此我在韩国教英语的时候，也把这句话说给学生听。”由此可见，他所代表的加拿大家庭的第一价值是“诚实”，而不是“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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