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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奇形怪状》 作者:陆人

第17章 瑞典:压低房租,让人人有房住(1)

  “激进分子”的英文是“radical”。这个自称为“激进分子”的瑞典年轻人只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就要走,头一天晚上我窝在被窝里,突然想到有一个大问题忘了问他。于是一大早他起来收拾行李,我睡眼蒙胧地就开始问他:“作为一个激进分子,你对瑞典王室怎么看?”对于清晨的起床时间来说,这是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他又习惯地咧开嘴笑着,说:“我很不喜欢他们,瑞典国王挺傻的。”不过他又说:“瑞典大多数人是赞成有国王的。”总算功德圆满,该问的都问到了。这个回答当然和我预期的差不多,只是证实了一下。

  瑞典小伙儿来的时候只背着一个小包,在公共汽车站见到他的时候,正在左顾右盼。那感觉和前面的英、美、加、澳的沙发客是不同的。英语国家的人好像和中国人的差别更大一点,警觉又气定神闲,从背包到衣着感觉“零碎”的东西比较多,有一种“全身披挂”的样子。这位瑞典小伙一边的肩膀上随意地背着包,夹克衫敞着怀,那神态和一个刚刚从大学食堂出来的研究生没有区别。打了招呼,也是很爱笑,那种笑却和英语国家人的笑有所不同,后者似乎更成熟更“商品化”一点。

  他是一个博士生,今年二十五岁,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访问(和前面那位搞建筑的算是校友吧),专业是“人口研究”。我想中国人口问题多,回头这里面也许有不少可谈的。他最近在韩国有一个国际会议,于是溜出来到中国旅游,所以带的行李不多。

  把背包放到我房里后他先下楼去吃饭,因为能说一点汉语,所以我也没必要为他担心。过了一会儿回来了,问吃的什么,说是那个穆斯林面条——兰州拉面。最近拉面里的肉几乎看不见了,你要不先吃掉那点儿肉,过一会儿它们就沉到碗底捞不到了,我也已经放弃这家拉面馆了。他当然不知好坏,反而说:“半欧元,很便宜。”倒有点占了便宜的窃喜。

  用汉语聊了聊,很快他就入不敷出了,说了好几个“我不知道”,我终于明白了他说“我不知道”并不是对情况不了解,而是没听懂或者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原来在台湾和香港都待过,还有过一个台湾和一个香港的女朋友,因此能说点汉语,但从现在汉语退化的样子看,他和那些华人女友应该是越走越远了。

  他来之前,我就想过要和他大概谈什么。瑞典的冷,瑞典的高福利,瑞典和美国的关系……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对瑞典基本不了解。对了,还有最近要破产的萨博汽车(目前已破产被收购),被中国收购的沃尔沃以及诺贝尔奖。

  出乎意料的是,瑞典并不冷。他出生在斯德哥尔摩,他说那里冬天的气温一般也只有零下十度左右,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北国风光,千里雪飘。原因是著名的北大西洋暖流影响。不过,瑞典北部是非常冷的。那里到了冬天,白天非常短。

  “单位是不是也下班早呢?”我问他。

  回答是:“也不早,正常下班,白天短的时候下午三点就天黑了。”

  “天黑了人们干什么呢?”

  他说:“也就回家呗,也有人去酒吧什么的。”

  斯德哥尔摩也是著名的水城,由很多岛构成,但是和威尼斯不一样,并不是每家都有一条小船,人们出门坐公共汽车和地铁。在这么一个水多的地方修地铁我想应该是相当不容易的。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对斯德哥尔摩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他小时候喜欢踢足球,我问:“你们的足球场上都有草坪吧?”

  他说:“不是,就是在土地上踢。”——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和好一点的中学足球场都铺了人工草坪。

  我说:“那是过去吧,现在的学校足球场都有草坪了吧?”

  他想了想说:“也不是啊,还有很多土地的,不过在土地上踢也不错,没关系。”

  说到沃尔沃,他说:“瑞典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开这品牌的车。”

  我说:“它的销量不错,可为什么要卖给中国呢?”

  他说:“沃尔沃早被福特买了,现在是福特要卖,也许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过沃尔沃这车还是在瑞典制造的,带有瑞典的性格。”

  我问:“什么是瑞典性格呢?”

  他琢磨了一下,笑着说:“瑞典人外表上看着有点不爱和人打交道,可是深入交往一点,其实也是很热情的。”

  我说:“表面上冷漠的人其实内心更渴望与人交流呢。”

  他点头同意。

  这位瑞典博士生态度是相当自然的,不像英美人那样“非常礼貌”,给他倒水也不会马上说“非常感谢”,让我觉得西方国家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别。也许这只是我个人感觉,不能以偏概全。

  说到诺贝尔奖,我问他:“是不是瑞典人对诺贝尔奖都很自豪呢?”

  他说:“大多数瑞典人对诺贝尔奖也不是很关注。”——哦,原来是这样。

  “瑞典人只对文学奖关心一点。”他说。这说的也许是他自己,他不大的包里带了好几本书,我看了一下,有俄裔美籍作家的,还有翻译成英文的日本作家的小说,他本人完全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最近看了不少村上春树的书,他说他差不多看过村上春树的所有小说,的确很有趣,很吸引人,但最后总是有一个“坏的结尾”。我明白他的意思,村上春树的故事,前面轰轰烈烈,最后不知所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但这就是日本人,或者说这就是村上春树。说回诺贝尔奖,我说:“诺贝尔奖最近几次的授予让中国大为恼怒。”

  他说:“那是因为中国对诺贝尔奖看得太重,像俄罗斯人得过好多诺贝尔奖,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他的智商一定不低,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把电视声音关为零,有时候偶尔换换台,有几分钟停留在那种打扑克“挖坑”的节目上。我自己对任何智力游戏都是外行,他边说话边看几眼电视,然后说他一开始以为是桥牌,后面知道大概是怎么玩的了,并说瑞典也玩类似“挖坑”的扑克。我问:“瑞典人怎么看电视?”

  他说:“一般人家有‘有线电视’,五十多个频道,也可以用‘数字电视’,但只有一半的节目,不过数字电视是免费的。”

  “免费的?”我不解。

  他说:“你只要自己买一个‘盒儿’就行了。”

  “盒儿”我知道,也就是类似机顶盒之类的东西,“可是信号呢?”

  “信号是无线的。”他说。

  原来瑞典的数字电视是无线的!而且免费,并且不用去买广电的机顶盒。

  他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目前在旧金山的伯克利大学交流访问。我问:“你在研究哪的人口?”他笑着说:“是瑞典的。在瑞典,我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电脑。交流访问时,我还是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研究瑞典人口问题,只不过是待的地方换成了旧金山。”

  我说:“这访问真像度假。”

  他笑,还说在他旧金山的办公室,窗口就能看见金门大桥。我看过一些美国摄影师满怀深情地拍摄处于云雾当中的金门大桥,这座桥是很多坐船去美国的新移民第一眼望见的东西,是美国西海岸的地标。

  他曾经到日本进行过沙发旅游,日本人通常不爱让外人住家里,所以他在日本都住在一些“怪人”那儿。我想那必定是一个很有趣的场景。他说在京都时,他住的那家主人是当地的一个“农民”,住在京都郊区的一所“大”房子里,早上开一个小时的车去地里干活,他有两块农场,种的都是水稻。我本能地想象出一个老农民的形象,不过马上又意识到不对,问他:“那个人多少岁?”

  “二十九岁。”

  看看,和中国根本不一样。他说那日本农民相当有钱,工作半年,出国旅游半年,也是沙发游。家里有一个大房间,放了好多冲浪板,有十几个。我前面问过那位澳大利亚冲浪教练,一个新的冲浪板要六百美元,不便宜。

  即使在想象中,你也根本不可能把一个中国农民和“开着车去地里,半年出国旅游,家里放着十几个冲浪板”联系起来。同样是种地,这当农民的差距怎么这么大?

  好了,谈到和美国的关系。瑞典博士生说美国人是很友善的,很开放,话很多,可是显得“肤浅”一点。我点头称是,因为美国人没必要深沉。他说:“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地方都很无聊,没有什么区别,不像斯德哥尔摩,你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

  我问:“纽约也很无聊吗?”

  他说:“不不,纽约就在另外的百分之五里面。美国很多地方不适宜走路转悠,成天得开车,有些美国人出门就直接从房里进车库开车,基本不走屋子的正门,所以不少人家的正门长时间都不用,成了摆设。”

  关于美国就说了这么多,因为在谈回瑞典的时候,我发现了相当有趣且“深沉”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这话题是与瑞典的高福利、瑞典的房价、瑞典人的精神追求搅在一起的。前后两天各谈到一些,期间由一个他从超市买回的大个儿“西柚”作为中场休息。

  先从住房说起。他说自己租公寓住,大概五十平米左右。我问:“多少钱?”

  答曰:“五百欧元。”

  我想这大概是西方国家小公寓的通常价位,我说:“中国的房价比瑞典贵多了。

  他想了一下,说:“北京的房价和瑞典基本上差不多。”——绝对数字上。但要和收入比,他承认确实比瑞典贵太多。

  我问:“瑞典的暖气每年供多长时间?”

  他想了想说:“大概九个月吧。从每年的九月就开始了。”

  我说:“那暖气费也不少吧?”

  他琢磨开了,想的结果是:“不知道。”

  “怎么能不知道呢?”

  他说:“因为并不单独收暖气费!也就是说,暖气费都包含在房租里了。”

  我问:“那么是不是夏天的房租低一点,冬天高一点呢?”

  他说:“不是啊,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五百欧元。房主把冬天的暖气费平均打到全年的房租里了。”

  我本能地算计,说:“那看来谁要只在夏天租房就吃亏了,在冬天租房就占便宜了。”

  他犹犹豫豫地表示同意,但是看来这个算计应该没在他的脑子里出现过,也没有算计的必要,也许在他看来,房租里包含暖气费才是天经地义的。

  接下去更有趣,让我们见识见识瑞典的“社会主义”。我问:“在斯德哥尔摩租房容易吗?”

  他说:“不容易,因为要排很长的队。”

  “排队?”我不解。

  他解释:“瑞典的房源,政府和房地产公司控制的占一半左右,这种房源由政府定低价,你租这样的房子,就得排队,有些队很长,要想排到,得十几年。但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要等十几年,因为‘队’很多,你可以在不同的‘队’里排着,一般人通常排个两年就可以,不过都是远郊区的房子。”他说自己还好,从一出生父母就给他“排了队”,所以大学一毕业就租到了房。从外地到斯德哥尔摩来的人要重新排队,时间就比较长了。

  我说:“这会限制人口流动吧?”

  他笑着表示同意。

  “那么,对于那些私人房主怎么办呢?”

  他说:“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不能乱涨价,也不能高于政府房源太多。如果高得太多,租房的人去告,一告一个准,房东不仅要退钱,还得被罚款。”

  我又算计开了,问:“如果有两个人都想租一处私人的房,一个比一个出的钱高,那最后不是把价格抬上去了?”

  他说:“但是如果出高价的那个人去告,房主还得赔钱,所以房主不愿意冒险。”

  我不甘心,又设想:“如果一个中东的油老板来,非要出高价租这个房,并且保证绝对不会去告,房东会把房租给出高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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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奇形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