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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奇形怪状》 作者:陆人

第18章 瑞典:压低房租,让人人有房住(2)

  他还是一根筋,说:“那租房的人还是有可能去告,危险仍然存在,房东是不会冒险的。”

  看来在瑞典,私房主已经彻底被弄死了,连一点赚大钱的机会都没有。

  他说瑞典的租房市场不是自由市场,但买房市场就自由了,实在租不到房的人,就可以去买。但是和他算了半天,好像买房的月供比租房的月租金也高不了多少。“瑞典政府压低房租的目的就是想让人人有房住。”他说。

  但是,我们也达成了共识,这种压低房租和“排队”的操作,是建立在政府部门绝对廉洁的基础上的,一旦出现走后门加塞儿的事,整套制度立马崩溃。我问他:“瑞典有腐败吗?”他一点不犹豫地回答:“没有。”

  瑞典的高福利清晰明确,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一概免费,前几年大学也是免费的(对外国人也免费),现在好像改成收费的了。所以以前在瑞典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现在“忽啦”一下又都没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每月立马可领六百多欧元,从上面的房租水平看,生活是够了。当然你要去申请一下,填个表,稍微证明一下你是在找工作而找不到。我问:“这个只要你说他们就相信吗?”

  他应该熟悉我的思维方式了,会心地笑答:“是的。”

  “那么,这样会不会有很多懒人呢?”我问。

  他说:“也不会吧,毕竟六百多欧元的生活也不怎么样啊。”

  “高福利是从高税收来的,瑞典人的工资要扣税25%,所有商品物价里又包含25%的税,这样瑞典人就要交50%的税。”他说。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简单相加,不过反正是不低,但都是扣在明处,干干净净。我也不知道中国人明里暗里交的税啊费啊,加在一起有多少,估计也少不到哪去。可是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想领六百元人民币,是痴心妄想;就算天眼开了,让你领了六百元,也只能租北京地下室的一个铺位吧。

  他谈到,瑞典人在两次世界大战都保持中立,瑞典相当在意自己的独立性。他说:“瑞典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在家里住,家长也不指望小孩子回来照顾自己。”

  我说:“父母老的时候孩子不在身边很孤独啊。”

  他说:“为什么孤独呢?父母更享受他们自己的独立啊。”

  “享受?”我问。

  “父母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啊。”他说。

  “难道子女不应该回去照顾父母吗?”我问。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因为父母给了子女生命啊。”

  他说:“父母给了子女生命,子女就一定要去照顾父母吗?”

  在我们看来是人伦中之头等重大的关系,在他那儿好像建立不起逻辑上的联系。在谈话中间,他说过自己是一个“激进分子”,这个激进分子坐在我对面,剥着西柚皮往嘴里塞果肉,手指甲缝里一毫米的黑泥,在平均身高世界最高的北欧,他只有一米七多一点,我无法确定他在瑞典是不是也是个另类,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激进分子有着和善的笑容。

  “瑞典大概是欧洲最个人主义的国家。”他边吃边说,“瑞典人最看重个人。瑞典的高福利并没有和集体主义相联系,而是为了保证个人主义。高福利就是为了保证个人可以向集体说‘不’,你可以向政府和公司说‘不’,子女可以向父母说‘不’,父母可以向子女说‘不’。”

  真是掷地有声。有好几天时间,我一想到这句话,还觉得倍受鼓舞。这个博士生不是书呆子,对社会有思索。我觉得,如果他的教授要让他干不好的事,或者妄想占有他的研究成果,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对教授说不,想都不想。

  我当时还和他探讨了一下,中国是社会主义,可是却没有个人主义,而是绝对的集体大于个人。我给他分析:“中国过去虽不是高福利,但却是‘全福利’,什么东西都会发给你,但这‘发’却是和具体单位固定在一起的,根本没有流动性,所以中国的‘全福利’并没有导致个人主义。”我又问他:“瑞典人是不是都那样想的?

  他说:“大多数人并不这样想,但有少数学者这样认为,我也认为这是事情的本质。”

  差不多忘了谈他的专业了。他并没有说到太多,不过有一个事很有趣,他也是看到别人写的一个中国人口研究的文章,说中国的结婚男女年龄差在1949年之前很大,1949年后缩小,而1990年后又开始变大——大家也可以想见是怎么回事,旧社会男人娶小老婆,解放后都是同龄的革命伴侣,改革开放后又成了有钱的老男人娶年轻女人了。他同时也说到,瑞典结婚男女的年龄差,从1920年来就没太变化过,很稳定。虽然现在也有老男人娶年轻女人,但也有老女人嫁年轻男人,所以平均数变化不大。——之前查过,瑞典的王室正好是在1917年交出权力实现瑞典民主化。看来,自此瑞典社会在某些方面一直保持稳定。

  走的时候他把看完的一本英译的日本小说送给了我,这本1988年在美国出版的书定价十三美元,我说:“你可以把它带回美国卖旧书啊。”他说也只能卖一美元吧。那我就收下了。他说他还要去中国其他地方看看,跟我在地图上指了半天,问哪些地方可看,南到湖南,北到山西,他都有兴趣,看来他还要转很大一圈。

  一个多星期后那个瑞典小伙回来了,因为他从韩国过来买的是来回机票,这个比买两张单程的便宜很多,所以他在中国转一圈后还要回到我这儿搭飞机回韩国。

  他到华山、郑州、开封、武当山兜了一圈——我也弄清了一个问题,他在韩国的国际会议其实还没开始,所以这个抽空的中国行也不算逃课。

  再次见到也觉得有几分亲切,还是那一身打扮,手指甲里的黑泥也好像从来就没洗掉过。我们又聊了两晚,知道了他父母的情况,他母亲是教师,爸爸是瑞典演员工会的“总干事”,所以他在瑞典也不是嬉皮士、流浪汉之类的角色。我自己很讨厌中国人见面先问对方父母是做什么的这个习惯,一般沙发客来了除了聊天时随意聊到,基本不抢先问家庭出身。不过在这里表明瑞典小伙的家庭背景有助于我们判断他的“个人主义”观点在瑞典这个“语境”中的地位。其实就是想说,他并不是瑞典穷人因而才讨厌集体主义的。

  我问他:“父母家是不是经常有演员来?”

  他说:“太多了。”

  我问:“有漂亮女孩吗?”

  他说:“可惜来的女演员也都是年龄偏大的。”

  我们又聊了聊电影。他自己不喜欢看美国的商业片,比较爱看一些文艺电影,看过不少香港七八十年代的老片子,就是因为喜欢香港片才到台湾和香港学了半年多汉语。大陆电影也看过,贾樟柯、张艺谋都知道,印象比较深的是张艺谋的《活着》和那个“孕妇的故事”,我知道他说的是《秋菊打官司》。他说:“这个喜剧很幽默。”

  “喜剧?”我说,“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不会认为它是个喜剧。”

  他同意。在飞机和长途汽车上看了几部新的大陆电影,他认为很烂。“只能看到一些不知道怎么富起来的人展示着他们的豪华生活,空洞无物。”他说,“香港新电影也很烂了。”

  他脚上穿了一双Timberland的登山鞋,毫不起眼的一款,他说:“在瑞典这鞋要卖一百欧元。”

  我说:“你可以从美国网购啊,这种鞋在美国网上就卖四五十美元。”

  他说:“美国的鞋的确比瑞典便宜得多,但加上邮费和关税,买下来也不便宜。”

  我说:“中国很多人就在从外国网购,买回来比国内的便宜多了。”

  他说:“一双鞋如果弄回来便宜二十五欧元,对瑞典人来说不算太多钱,很多人觉得不值得弄,可是二十五欧元对中国人就比较可观了。”

  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看来,网上海外代购这事也许在欧洲并不流行。

  这次回来我们聊到了一点,对前面说的“高福利与个人主义之关系”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他说:“瑞典的小孩子,家长一般会给零花钱,可是到了高中就不给了。”

  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有孩子,瑞典政府会给你发补贴——也就是说孩子上学在学校吃饭不光不花钱,家长还能从政府领钱。”

  我忘了我们的“独生子女费”现在是多少了,五块,还是十块?瑞典是每个孩子每月几十欧元。家长有时候就从这钱里给孩子零花钱。可是到了高中,政府就每月直接把一百欧元给孩子自己了——每人都有一个银行账号,钱打到卡里。所以从这时起,大部分家长就不再给孩子钱了。

  毫无疑问,这也意味着一个人独立的开始。

  家长不给现钱,衣服和礼物还是买的,这个瑞典小伙说他最后把公家发的钱攒下了不少,手机、游戏机之类的,都是用这钱买的。我问:“瑞典学生们都穿校服吗?”

  回答是:“不穿。”

  我和他探讨富孩子和穷孩子的问题,他说:“学生之间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区别。耐克、阿迪达斯之类的,在瑞典也都是普通的运动品牌,也有一些品牌的衣服很贵,但一旦有学生穿这种贵衣服,其他同学第一反应是:这小子在超市得打多长时间工啊?”

  看来想显富的人在瑞典得绝望了。

  “暴发户和势利的人在瑞典也有,”他说,“但大多数瑞典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价值判断,就是钱并不一定能买来品位,你可以很有钱,但你不一定听过很多音乐,看过很多书。”——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只是我们是不是有底气用自己的书卷气去傲视从宝马车里出来的人。

  我问他:“这回中国旅游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说:“别的也不是很了解,唯一清楚的是中国有房地产泡沫。”他说所到之处,到处都看到新盖的高楼,但是很多都空着。他说:“中国现在看似有钱,但感觉中国和欧洲还有五十年的差距。”——我不知道这是刻薄还是客气。

  这回泔水油终于吃出问题来了。晚上回来,他说肚子不舒服。分析了一下,大概是早上街边的水煎包闹的。走的时候把买的啤酒全都留给了我——顺便说一下,来我这儿的所有老外都说中国的啤酒不好,太淡,欧美的啤酒酒精度和糖度大概都要高个一度左右。

  他走了以后我看到他留下来一个韩国“三八线”的旅游广告,上有英、日、中三种文字介绍,没有韩文。可以参观地道、了望台、“自由桥”“分界线”之类的景点。每一处景点的介绍三种文字都不太一样,中文里剔除了那些可能惹到中国人的地方,这个就不细说了。“非军事区(DMZ)”一日游一人五万五千韩元,三人以上可打九折,“板门店”八万七千韩元,不能打折。特别注明,“板门店”游不准韩国人参加,游客不得穿牛仔裤、短裤、短裙、T恤、背心、拖鞋、军服款式的服装。

  世事真是沧海桑田,在这位瑞典博士生走后快一年,莫言先生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写信给他,想问问他关于莫言的看法,他这时已结束在美国的访问交流回到瑞典,他说看过一些莫言的书和改编的电影,自己是很喜欢的。并且说一些瑞典人认为莫言与中国官方关系过密,因此对这次诺贝尔奖的授予不满,但他认为那有点反应过度了。他还问我对莫言的看法如何。

  我自己并没有看过太多莫言的书,也不喜欢莫言所表现的虚幻——或现实,我想如果很多瑞典人真正看过莫言的小说,就不会认为他与官方走得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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