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音乐之“和”(1)

　　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记·乐记》

　　从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到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再到颇具传奇意味的《广陵散》……千年前的乐海传奇至今仍令人神往，当我们细品这些古典美乐时，会发现其中无不浸透着“和”的精神。长期以来，受民族观念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历来以平和、恬淡为美，讲求“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和而不同，违而不犯”的整体平衡与和谐，“和”的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有很大影响。这表现在无论是宫廷音乐、文人音乐，还是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无论是思想、形态，还是艺术技巧和乐器，中国传统音乐都传达着一种以和为美的精神意蕴。

　　具体而言，中国音乐对“和”的追求与表现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和谐”，指不同的事物相互掺杂，矛盾各方面既有主次之分，相反相济，又相辅相成，对立统一；二是“平和”，无过无不济，即所谓“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各种因素处于“和乐如一”的平和状态，任何各方都不过分突出自己，强调“乐从和，和从平”的音乐观。“和”之精神饱含于中国音乐之中，那跳跃在琴弦与指尖上的和谐、和亲、和善的情感，为历代文人所唏嘘赞叹；那融汇于自然与社会中的优美旋律诉说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与伦理精神。

　　回味无穷——听古人论说音乐之和

　　音乐是和谐的象征，这是中国古人很早便形成的音乐观念。这种观念源自他们对自然、宇宙的认识与感悟。在中国古人看来，自然、宇宙按其本性而言是和谐的，世上最高的美就在这和谐之中，而音乐作为自然的韵律，必然要表现宇宙的和谐秩序，因此音乐之美也在于和谐。关于音乐的和谐，古人有很多种认识。在音乐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上，也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值得我们回味。

　　古人认为，既然音乐是自然宇宙的和谐精神的反映，那么从音乐中就能看到自然的阴阳和谐关系。也就是说，人们从声律的变化能推测出自然现象的变化，而自然现象又影响着人的行为。因此古人相信音乐有预言未来的作用，常常用它来作占卜。《易经》中记载：“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就是说，在出兵打仗之前必须听听音乐声律是否和谐，如果声律不和谐，就是不祥之兆。春秋时著名的盲人音乐家师旷就曾经“吹律听声”，预知楚国打不了胜仗。《左传》中记述：有一次楚国北上进犯晋国的邻国郑国，晋平公有些担忧。师旷说：“让我用声律占卜一下。”于是就吹律歌唱《南风》，又歌唱《北风》，然后说，“南风不竞”，即南风不够刚劲有力，声音微弱并且多死亡之音，而北风则平和可听。因此师旷断言楚国军队必然无功而返，后来事情果真如此。这种靠吹律听声来预知吉凶的事，显然带有较多的迷信色彩，但我们从中仍然能够看到古人关于音乐之和的信念，相信音乐联系着自然的内在本性，音乐可以感知自然。师旷正是这样一位乐师。据说，师旷生而无目，但他的听力特别好，有超强的辨音能力，有一次晋平公铸了一口大钟，众乐工都以为音律和谐，只有师旷能听出声音中的不协调，师旷的判断后来果然为齐国乐师师涓所证实。师旷还善于用琴声表现自然界的各种音响，比如用音乐描绘飞鸟的鸣叫声，甚至它们飞行时的优美姿态。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天生的能力，才使师旷对自然中的乐音这么敏感，成就其大乐师的地位。

　　其实，从古人“师出以律”的做法中，我们就能看出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古人认为，和谐的音乐对国家的政治治理、对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应该像音乐那样保持和谐。我们在本书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容易使人情感激动的音乐。孔子说“郑声淫”，就是说郑的音乐在情感上太过分了，不够平和。只有“温柔居中”的“君子之音”，才是孔子所提倡的和谐之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把音乐作为修身治世的重要工具，注重和谐的音乐对社会和人的作用。而在诸子百家中，有一些思想并不把音乐和社会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道家就是这样。道家也讲究音乐的和谐，而且尤其重视音乐与自然的和谐。道家相信“道法自然”，所以音乐也应该按照“道”的规律，自然而然，不受社会礼教的束缚，这样的音乐才是美而和谐的。最美好的音乐应使人内心和谐平静，而这种平静能够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陶冶，得到升华，了悟自然世界的奥妙。老子提出“大音希声”，奠定了道家音乐思想的基础。从此，中国音乐思想中逐渐出现了所谓“无声之声”“弦外之音”的美。

　　道家的另外一位领军人物庄子在谈到音乐时，也总是不忘自然和人的本性。庄子认为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素而不华饰。音乐与礼教无关，而应该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因此，他把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人籁”是指人借助笙箫等乐器吹出的声音，“地籁”是指风借助山川、林木以及地上的孔窍而发出的声音，这些都是借助某种东西才能发出的声音，而“天籁”是发于自然，是天所发出的“自鸣”之音。庄子说：“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就是说，天籁尽管吹出的声音有万般不同，但都是发自其自身，出于自然，后面没有一个推动者，并且这些不同之音又能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天籁之声“听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这种音乐无声无形，却无处不在，容纳万事万物。郭象注解说：“此乃无乐之乐，乐之至也。”即天籁是没有声音的音乐，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这实际上是老子所提倡的“大音希声”，也是庄子心目中最美的音乐。用庄子的话说：“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

　　战国末期的荀子写了一篇《乐论》来专门论述音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音乐美学的专论。荀子的《乐论》是为了反驳墨子的《非乐》而作的。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儒家推重礼乐，而墨家却主张推翻礼乐。墨子什么事都主张“实用”“质量”，反对雕琢、装饰和华丽不实用的东西，不太重视人在审美方面的需要。他在《非乐》中否定音乐的作用，认为音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乐非所以治天下也”。总之，音乐总是歌来唱去、放纵情欲、华而不实，既不利于圣王的事情，也不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不能在治理天下中发挥好的作用。荀子针对墨子的观点，极力肯定音乐的作用。荀子批评墨子是“敝于用而不知文”，认为墨子只求实用，而不懂得审美。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免也。”

　　（《乐记》）音乐是使人快乐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感情所必不可少的。可见荀子是肯定人的审美需要的。荀子所提倡的也是雅正、中和、严肃、庄重的音乐，他认为只有这样的音乐才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才可以使民众“和而不流”“齐而不乱”。

　　我们上面所说的关于先秦时期古人对音乐之和的思想言论，后来被总结在一本叫《乐记》的书中，《乐记》只有5000多字，其实也可以看做一篇文章。关于音乐之和，《乐记》中有这样的话：“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就是说音乐是模仿天地的和谐而产生的，礼是模仿天地的有序性而产生的。只有和谐，才能使百物都化育生长；只有有序，才使群物都有区别。还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足见《乐记》对音乐和谐思想的重视。可以说，《乐记》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音乐要“和谐”。和谐的音乐，可以使人心情舒畅，情感健康，因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音乐是感动于万物，然后在人心中生成的，它影响着人的情感变化。和谐的音乐，可以使政治稳定，国家兴盛。“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和谐的音乐，还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因为“乐者，通于伦理者也”，音乐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联系的。总之，《乐记》的思想中处处不离和谐。在短短5000余字中，“和”字就出现了41次之多。《乐记》总结了先秦古人们关于音乐的言论，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发扬了“和谐音乐”的思想，在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千多年来，人们在谈论音乐理论时，无不受到《乐记》思想的深刻影响。

　　精彩纷呈——听乐器演奏音乐之和

　　音乐有声乐与器乐之分。顾名思义，器乐的演奏自然离不开乐器，即使是声乐的表演也要有乐器的伴奏才能产生好的审美效果。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在器乐方面都较为发达，乐器种类繁多，比如在西方器乐中，有我们所熟悉的钢琴、小提琴、萨克斯管、手风琴等。我国传统音乐中也有着丰富多彩的乐器，比如编钟、笙、箫、古琴、琵琶、二胡、笛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乐器构成了我国古典器乐的基础，在音乐大家庭中担当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它们要么单独演奏，要么多种乐器配合起来表演，但不管哪种方式，都要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奏鸣要中节适度，和谐悦耳。

　　在中国传统乐器中，古琴可以算是最经典的代表。古琴，又称“七弦琴”，史籍之中多称“琴”。唐诗中有“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的名句，“泠泠七弦”指的就是古琴。曾任王莽时代掌乐大夫的桓谭说：“八音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就是说琴在所有乐器中居最高地位。

　　《礼记》有云：“士无故不彻琴瑟。”可见古人对琴的重视。古琴是传统乐器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它包含着中国最深厚的音乐文化底蕴，儒家“中和雅正”思想、道家清虚淡静的艺术风格和意境追求都集中地体现在古琴音乐之中。姚崇在《弹琴诫并序》中说：“琴者乐之和也，君子抚之以和人心。”又说：“琴音能调天下以治，异而相应，以和为美。”可见古人认为琴音是和谐的音乐，优雅端庄而从容适度，它可以动情感人，使人心平和，又有助于治理天下。柳识《会琴记》中也有“琴动人静，琴酣酒醒。清声向月，和气在堂”的记述，是说琴音、琴曲能制造和谐的气氛，让人心旷神怡。琴音不仅有中和雅正之气，也有深邃高远的审美意境。相传伯牙善于弹琴，其琴音意境高远，无人能识。有一次他正在弹奏一首乐曲，钟子期听到了便说：“巍巍乎志在高山。”伯牙又弹了一首曲子，钟子期说：“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大喜，从此二人结为知音。钟子期死后，伯牙感到知音难觅，于是终生不再弹琴。

　　古人为了弹奏出和谐的琴音，探索出许多演奏技法。比如明代徐上瀛就在其著名的《溪山琴况》里指出，琴弦是有一定性能的，只能顺应，切忌违迹，下弦要坚实有力，切忌虚浮，过弦时手指不要松，即使在同一根弦上运指，也要不露痕迹，要做到往来动宕，恰如胶漆，这样取音就可消除浮躁之气、争竞之心、喧闹之响，留下平和纯净的琴音。同时下指要有力、坚实，右手弹弦切忌柔软懦弱，挑弦必用甲尖，悬腕落指挑出，才能有至和至美的清音。可见弹琴重在运指，手指要做到轻重、快慢、刚柔、虚实、断续等的灵活运用，最终达到“人与琴和”“指与弦和”的境界，才能弹出清虚微淡、和谐雅正的音乐来。

　　除了演奏技巧，古人弹琴时在环境上也有很多讲究，比如在有些情形下，是不能弹琴的。这些情形包括：风雷阴雨、日月交蚀、在法司中、对俗子、对商贾、对娼妓、酒醉后、毁形异服、腋气臊臭、不盥手漱口、鼓动喧嚷等等。这其中有些实属偏见，当然大可不必，但有些情形也不无道理。试想，对俗子弹琴与对牛弹琴有何区别？腋气臊臭会不会大煞风景？鼓动喧嚷是不是会影响演奏者的情绪？因此，古人在弹琴前往往要沐浴、宽衣、焚香。沐浴之后，浑身干净清爽，精神饱满，这种轻松、洁净的感觉可以激发演奏灵感；宽衣是穿上舒适宽大的衣服，从而获得一种自在轻松的感觉；焚香是为美化环境，以净气凝神，使心情恬淡而舒畅。总之，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聚精会神，求得一种自由洒脱的心态，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奏之中，创造一种回归自然、天人合一、和谐优美的音乐境界。

　　在我国悠久的古琴演奏历史中，产生过许多著名的琴人，如师旷、伯牙、蔡邕、嵇康等等，孔子也精通韵律，喜欢弹琴。孔子周游列国，没有一国肯重用他。在归途中见到幽谷中盛开的兰花，于是感慨地说：兰花本是香花之王，如今却和杂草丛生在一起，正像贤德的人生不逢时一样。于是他感物而发，作了琴曲《幽兰》。孔子并不算是一位职业的琴人，而是一位文人琴人。在我国历史上，古琴始终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汉代的司马相如，不仅是一位辞赋家，而且擅长弹琴，他早年“家徒四壁”，特别贫困。有一次，他在富豪卓王孙家做客，即席弹奏琴曲，引起卓王孙的女儿文君的爱慕之情。卓文君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和司马相如私奔。能以琴声博得卓文君的爱情，可见司马相如弹琴的魅力。根据这段故事，人们后来创作了《文君曲》《凤求凰》等著名的琴曲作品来歌颂他们的爱情。南北朝时期的画家宗炳也兼长音乐。他爱画山水，曾对人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可见他的演奏很富于想象，已将琴声画意融为一体。他演奏的琴曲题材一定会涉及山水景色，追求一种自然和谐的音乐与绘画境界。

　　古琴之所以被古人如此喜爱，全在于琴曲中所表现的优雅端庄、从容适度的意境及审美品格。它可以静物平心，令人有和谐和平之感，同时它也寄托着古代圣贤们自然清平、和谐治世的理想。我们单单从古琴之中，就能窥见我国音乐和谐美之一斑。有很多著名的琴曲一直流传到今天。其中《阳关三叠》，根据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写而成，表达友人之间依依惜别的真挚感情；《阳春白雪》，被认为是曲高和寡，后来成为高雅音乐的代表，人们总喜欢用“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来形容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区别；《渔樵问答》乐曲中通过渔樵（渔夫和樵夫）对话的方式，在青山绿水之间赞美自然风光。

　　其实，和谐美是所有传统乐器的审美原则，何止古琴呢？笙乐的高贵、美丽；箫乐的空旷辽远、苍凉飘逸；琵琶乐的清澈、明亮……都能展现出古典音乐中情与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的诗句来描绘琵琶的音质，生动形象。琵琶可模仿许多声音效果，不管潺潺流水还是战场上的人喊马嘶，往往都能逼真生动。比如琵琶曲《夕阳箫鼓》，演奏起来既柔和统一，又起伏多变，听起来使人联想到江水静默，新月初升，又仿佛听到欢乐的渔歌，激荡的桨声……在这样一种和谐、安宁、美妙的氛围里，情、景、乐相互交融，怎能不让人心驰神往，物我两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