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音乐之“和”(2)

　　器乐中除了独奏，还有多种乐器合奏的表演形式。我们知道，在西方音乐中有一种器乐形式叫做交响乐。交响乐由管弦乐队来演奏，汇集多种乐器、多个声部，营造出风格华美的乐章，其乐音往往给人以跌宕起伏、气势恢弘的审美感受，加之指挥家无比投入且潇洒自如的指挥方式，更使交响乐增加了几分魅力。在我国传统音乐中，也有多种乐器合奏的器乐形式，就是把各种乐器按不同声部编排起来，进行联合演奏，我们通常称之为民乐合奏。我国的民乐合奏不像西方交响乐那样富有浪漫激昂的色彩，而是更多地倾向于优美化的抒情，注重创造清新秀雅、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

　　不管是西方的交响乐，还是我国的民乐合奏，这些场面宏大的器乐形式之所以带给人美的享受，恰恰在于它们做到了和谐奏鸣。我们还是以传统的民乐合奏为例，来领略一下器乐的和谐之美吧。在我们传统器乐中，最能勾起人们无限遐想的恐怕要数“江南丝竹”了。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南地区的“丝竹”乐，它的乐器主要包括丝乐器和竹乐器两大类，因此得名。丝乐器常见的有二胡、琵琶、三弦、扬琴等，竹乐器有笛、箫、笙等。“江南丝竹”的演奏以二胡和笛子为核心，其他乐器灵活自如，既富有个性而又互相配合，创造出独特的韵味。演奏中笛子是主帅，处于最高音位，始终起领奏作用。二胡则与笛子如影随形，丝丝入扣，共同把握音乐情绪的变化。笛子的演奏音色圆润饱满，清脆嘹亮，穿透力强，高音清远含蓄，低音悠扬婉转。二胡的演奏则柔韧细腻、优雅流畅、连绵不断。再加上其他乐器或浑厚，或沉稳的音色配合和补充，使整个演奏美如行云流水，沁人心脾。在江南，每有婚丧嫁娶、节日庙会，总会响起丝竹之声，它那秀雅精细、流畅委婉的曲调，可以涵养性情、荡涤邪秽，深受江南人民的喜爱。我们所熟知的著名丝竹音乐有《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望江南》等。

　　天籁听音——从音乐与自然的关系看音乐之和

　　李岚清有一句名言：“一个对大自然的美完全无动于衷的人是不可能欣赏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的。”音乐的产生正是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感悟，《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说明音乐源自人的情感与外在自然的交融，人心被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所打动，因而创造出和谐的音调来抒发情感。这样的音乐是平和恬淡、自然从容、宁静悠远的，是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精神。

　　西方人也崇尚音乐与自然的和谐。古罗马最负盛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曾经说过：和谐是宇宙间最神秘的音乐。奥古斯丁穷其一生，致力寻求。他倾听鸟儿的轻唱，小虫的低鸣，他认为这就是和谐。风拂树梢，流水过隙，他认为这也是和谐。在他看来，聆听宇宙间这种神秘之音，是在自己心灵深处谱写另一曲和谐乐章。鸟鸣、虫叫、风声、水声这些大自然的“音乐”，在奥古斯丁那里内化为心灵的低语。他听到了大自然的乐声，也听到了心灵的和谐。

　　“和谐”是音乐的自然之理，自然界的乐声本身就有大小，单复、舒疾、猛静、高低……正是这些差异造就了天籁之音。老庄认为理想的美是自然之美、朴素之美、含蓄之美，是人与自然的交融。这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音乐讲究天人感应，既崇尚外部自然，又重视内心体验，音乐家总是渴望将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形成了传统音乐中所谓的“山水情结”。音乐家们尽管也热衷于社会功利，以发挥音乐的功利性，但内心总有一份寄情山水间、逍遥江湖外的痴情。中国传统音乐总是表现出一种清新淡雅的山水意境，它是自然山水与音乐的结合，是音乐的自然美意境。这种融合使乐中有画，画中有乐，并使人的精神在其中融会贯通。倾听《高山流水》，可以感觉“清清冷冷，松根之细流也；浩浩洋洋，江海之长流也”，曲中既有宏大的气势，又有涓涓细流的抒情，既能通过山水表达自然美，又能透过自然美反映思想震荡和胸怀抱负。天、地、人在“和”中得到统一。这就是人与自然的沟通之乐，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在阳光下，在清风里，在水波荡漾、云影飘忽的音乐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自然的音乐创造，更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亲和关系。

　　相传《高山流水》的作者是伯牙，关于他，还有一个小故事，更能说明音乐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据说伯牙曾跟随一个名叫成连的先生学古琴，他掌握了各种演奏技巧。但是老师感到他演奏时只是单纯地把音符弹出来而已，不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有一天，成连先生把伯牙带到东海蓬莱山，对伯牙说：“你留在这里练琴，我去寻一位故人。”说罢，便摇船而去。过了十天，成连先生还没回来。伯牙在岛上等得心焦，每天调琴之余，举目四眺，空寂无一人，只听到海水崩激的号吼；远望那边山林，又是一片郁郁葱葱，深远莫测，不时传来群鸟啁啾飞扑的声响。这些各有妙趣、音响奇特不一的景象，使他充分领略了大自然风光，不觉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于是他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当即手抚琴弦，谱下一曲《水仙操》。这是一首妙音逸韵、摹神的佳品。他也因此领悟到了艺术要以情动人的真谛。没多久，成连先生摇船而返。听了伯牙那感情真切的演奏，不禁大为赞扬他的表演有了艺术生命。伯牙这才知道老师原来就是要借大自然给他上课。此后，伯牙不断积累生活和艺术体会，终于成了操琴的妙手。

　　荀况在《劝学》中曾描述：“昔者瓠巴鼓瑟，而沈（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琴瑟之音使得鱼儿从水中钻了出来聆听，马儿也忘记了吃草，仰起头来欣赏。可见瓠巴、伯牙二人音乐之美妙。这里的笔调虽显夸张，但却道出了音乐与自然生命的联通。音乐对于动物尚且如此，何况对于人呢？音乐中有自然的节奏，而人的生命中也是存在自然的韵律的，因而音乐节奏对人的情绪能产生极大的影响。人在情绪低落时听听音乐，可以调节心情；工作劳累时听听音乐，可以缓解疲劳；读书看报时听听音乐，可令身心放松。不仅如此，人们在餐厅就餐时，也常常以音乐相伴，此时曲目的选择更是讲究。宴席通常在节奏缓慢的抒情音乐伴奏下进行，音乐使人悠然自得，大家边进食、边聊天，往往心情愉快，气氛和谐；情侣们坐在有抒情音乐伴奏的餐馆中，更增加了几分柔情蜜意。然而快餐店却万万不能采用这样舒缓的音乐，因为这会令用餐者进餐速度变得缓慢，其结果是餐桌老是空不出来，生意会大受影响。事实上，早有音乐家和心理学家给快餐店老板们上了一课，让他们注意到音乐节奏对人的行为节奏的影响，因此他们总选用快节奏的轻音乐作为餐馆的环境音乐，在这种音乐节奏的影响下，用餐者的进食速度自然而然地就快了起来。

　　音乐之美来源于自然，来源于生活，是人们的生命节奏和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我们从一些生活气息浓厚的音乐作品中总能够反观出自然的画面、生活的场景。如民歌中的山歌、船夫号子、渔歌等，所表现的都是一幅幅自然与生命合奏，显示出无限的生机和一种悠然自得的和谐。当我们聆听江苏民歌《姑苏风光·码头调》那细腻的旋律与节奏时，就可以完全感受到一幅清秀、柔美的江南水乡画面。在蒙古民歌中，那节奏舒缓的长调会使人感受到大草原的辽阔；而《鄂尔多斯舞曲》中欢快、急促的节奏则使人仿佛看到草原上有一群骏马在跳跃、奔腾。每当收获季节到来，朝鲜族的人们就会和着长鼓的节奏，跳起欢乐的丰收舞蹈，在欢快的长鼓鼓点中，洋溢着人们欢乐的心情，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

　　我们喜欢自然的、优美的音乐，因为它本身就源自天籁。对于我们人类而言，自然界的声音有噪音和乐音之分，乐音正是那些听起来和谐悦耳的声音。会唱歌的人都认识简谱上的1、2、3、4、5、6、7，唱出来是do、re、mi、fa、so、la、si。这些音阶正是人们从自然中发现的，它们在乐器上协调配合起来，就能产生出动听的音乐来。这些来自大自然的乐音，其物理规律是与人的心理节奏、生命情感相契合的。所以不论哪一个民族、哪种文化的人们都会感到它是美的。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讲，才有所谓“音乐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之说。

　　自然和谐的音乐应该在自然和谐的环境中欣赏，而自然和谐的环境是需要人去精心营造的。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享受音乐的方式是置身于自然山林之中，泡一壶香茗，轻抚古琴，身心放松于幽雅的环境中，从而达到对于音乐乃至人生的体味与感悟。此时，人的内心与自然交融在一起，这是一种何等的美的享受啊。像古人那样有一个自然和谐的生活环境，可以置身自然，聆听天籁，显然也应该成为我们现代人创造生活的目标。

　　人文感悟——从音乐的社会功用看音乐之和

　　和谐的音乐不但呈现出自然之美，也包含着深厚的人文意识。它对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秩序以及人的精神情感都有着良好的促进功能。传统观点认为，音乐从功能上看，一是可以愉悦感官、调整情绪、震撼心灵、调和人心、塑造人格，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协调平和。宋代欧阳修说：“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音乐能够以其感人至深的魅力教化人心，节制情欲，移风易俗，最终达到“人和”的境界。二是可以治世安邦。《国语》记载伶州鸠回答周景王问时指出：“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音乐要服从“和”的原则，而政治正如音乐一样。中国古代向来重视社会政治的和谐，认为一切都和谐适中，自然界就会风调雨顺，人民就会安居乐业，这也是音乐“中和之美”最根本的社会功能。

　　在儒、道两家哲学与美学的浸润下，我国的传统音乐始终遵循的都是一种“声和-心和-天和-人和-政和”的思维模式，以“和”制乐，以“中和”之乐推助社会和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核心思想。《乐记》中总是借助对音乐状况的描述来论述和谐的政治。比如“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太平之世（治世）的音乐必定安详而快乐，这是因为政治和顺的缘故，政治和顺而激起人心快乐安详的感情，才会有安详快乐的音乐。相反，乱世的政治往往反常，政治反常会激起人心怨恨愤怒的感情，才会有怨恨而愤怒的音乐；而亡国之音则哀愁且悲伤，那是因为人民十分困苦，从而激起哀愁而悲伤的感情。可见音乐总能反映出政治的状况。《乐记》将音乐划分为“治世之音”和“乱世之音”。这有些像我们所说的“和谐的音乐”和“不和谐的音乐”之分。和谐的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而不和谐的音乐则足以危害社会，乱世亡国了。

　　唐代非常重视音乐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其音乐曾吸收许多民族的音乐精华，比如燕乐、清商，还有天竺乐、高丽乐等等。这体现了音乐“和人心”的教化功能，因为音乐的融合是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客观要求，音乐的融合也能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发展。据记载，唐代为促进民族融合，曾造“十五和乐”，即豫和、顺和、永和、肃和、太和、舒和、正和、昭和、雍和等，极大地丰富了民族音乐艺术。音乐的和谐使唐朝在统一后，各民族通过对音乐的共同感受，取得了情感上的相互认同，加深了民族感情。这一切都说明音乐与政治是息息相通的，正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音乐仍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和谐的音乐能够有效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首先，音乐的和谐美具有较好的精神升华作用，它能使人获得精神的超越、自由的想象和审美的高峰体验，从而强化人类心灵的生命意识，进入“澄明”之境。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潜能和价值》一书中指出，人在高峰体验中“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善的幸福之中，摆脱了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和怯懦。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悄然消逝，他们不再感到自己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任何距离而相互隔绝，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世界紧紧相连融为一体。”从而使人从异化状态回归到自然状态，使人的生命恢复本真的意义。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当人们听到优美的音乐时，大脑皮层出现松弛，同时产生“兴奋灶”而引发丰富的想象，从而开启智慧之门。古今中外众多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都是音乐艺术的爱好者，音乐对人的意识和思维的催发作用在他们身上得到了神奇的体现。像孔子、沈括、爱因斯坦、马克思、列宁、托尔斯泰、歌德等等，他们除了具有超群的知识结构、开阔的视野和惊人的意志外，都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他们不仅从音乐中获得了高尚的娱乐和审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在诱发灵感的音乐中，展开科学和艺术的想象，使自己的思维得到充分的激活和发挥，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其次，音乐的和谐美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它给人带来精神与肉体的和谐。在当今消费社会，人们大多面临着物质欲望的诱惑，而精神和心灵的空间则容易萎缩，往往出现内外交困的人生窘境。而音乐的和谐之美与圆融精神则可以浸润人的心灵，让人在繁重的劳动之后得到适当的放松，缓解人们在工作中所形成的精神压力，得以释放情感中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情绪，抚慰和安定人的心灵，进而提升人们的思想与精神境界，使人的整个肌体保持一种和谐有序的良性状态。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表明，优美、轻柔的旋律确实能令人心境开朗、平和安宁，可调节人的精神活动和植物神经功能，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非常有益。当然，并不是所有音乐作品都是和谐音乐。和谐的音乐，应该是健康有益的音乐，应该真实地反映百姓的喜怒哀乐，反映民风民俗，倡导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表达爱国、爱民的情感，激发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热情。北京的景山公园一到周末，就会有几千人集体放开喉咙引吭高歌，这一盛况被人们称为“景山现象”。锻炼身体的人们在这种大场面的歌唱中，使自己敞开心扉，更加贴近自然，同时又宣泄化解了积压在心里的有害情绪，有利于身心健康。健康向上的音乐可以使人精神振奋，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焕发蓬勃的青春活力，陶冶人的心灵，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景山现象”就是一个实例。

　　和谐的音乐有益于人的身心，可以提升人的自我人格修养，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这自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和谐的秩序。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像和谐的音乐一样，每个身心健康的人就像一个个不同的音符，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各不相同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才会形成华丽和谐的乐章。这正是音乐和谐美的人文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