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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新论》 作者:周敏凯

第4章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发展简况(4)

  战争参加国中,有的国家自认其实力不如其他国家,不会主动参战;有的国家认为,战争爆发后,本国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只有主动出击,掌握主动,才能弥补实力不足造成的损失。其次,广泛搜集有关材料,包括报纸杂志、广播、档案、会议记录、回忆录、日记等。该工程参与者从英、法、俄、德、奥五国的档案中查阅了3000多份文件,其中有各国政府声明、外交报告、情报、内阁会议记录、议会辩论记录、回忆录与日记等。第三,将材料分类整理。研究者将大量的材料分类整理,并归成四类:a.对别国实力的认识;b.关于威胁、恐惧、损害的政府陈述中有敌意的认识;c.对国家间结盟的认识;d.对冲突及其严重性的认识。

  研究者对以上四类材料统计对比后,发现“一战”中主要同盟国德国与奥地利在165份统计材料中,有128处陈述了自己实力不如协约国,因此只有主动出击的观点。有关威胁、恐惧、损害等有敌意的陈述达482处之多。

  这些统计材料证明了,德国与奥地利将受到别国威胁置于国家实力对比之上。由于意识到实力不足,因此主动出击,挑起战争,导致“一战”爆发。这一分析的结果,论证了战争爆发的两种假设中的第二种假设。

  内容分析法的运用,首先前提是必须掌握大量的可靠第一手材料,尤其是政府文件、档案材料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又并非易事,因为各国的保密法不同,对档案与政府文件的阅读,有各种限制条件,研究当代国际政治,受到限制特别多,因此研究结论的正确可靠性,也存在问题。而对近现代国际政治的研究,其结论相对可靠,尽管“斯坦福工程”的研究结论被证明与客观事实相一致,但是这一结论的意义并不重大。它无法最终证明德奥发动战争的性质是自卫还是侵略,合理还是非法;它也无法揭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这一方法过分强调量化研究,回避定性分析,因此结论貌似客观公正,但仍有失偏颇之处。

  总之,对国际问题量化分析仍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对于量化分析重要性的认识,在学术界已经达成较普遍的共识。

  (第三节)国际政治学的发展阶段与

  主要理论流派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国际政治现象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随之出现的。

  但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现象,即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社会中出现的政治现象,则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学术界,第一部公认的现代国际政治学专著,是1900年美国学者保罗·莱茵奇出版的《在东方形势影响下的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

  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外交史、战争史、国际法等国际政治内容,但是“国际政治”一词尚未被广泛使用。“二战”以后,该词被普遍使用,逐渐形成了以国际政治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国际政治学。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国际性政治学会议,会议期间一些国家建议并成立了专门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该协会成立后,决定以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现象为其研究的重点对象。“二战”以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英国、联邦德国与日本等国的有关学者,出于本国利益的迫切需要,尤其是战后“冷战”的严峻局面,纷纷加强了对国际政治的研究。相比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研究,起步较迟。前苏联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此项研究,我国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主要始于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

  一般认为,战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美国学者的成果最显著,美国的该项研究最具代表性。战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国际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并以理想主义为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全人类蒙受了空前的劫难,全世界30多个国家,共约13亿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战争期间死伤人数共达3000余万人,物质损失约3300多亿美元,超过以往125年中发生的战争次数的总和。战争的惨重损失与战后的和平维持,促使西方国家政府领导人,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大学者,加强了对战争与和平等重大国际政治现象的研究。

  1919年5月30日巴黎和会以后,美英等国率先由政府或高等学校建立各种研究机构。以美国为例,政府建立了对外关系委员会。自1919年到1926年的8年中,有40所著名大学相继建立了一批专门从事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专业、系所或有关机构。其中包括耶鲁大学的国际研究所、哈佛大学的国际与地区委员会等。一大批专业学者与教授产生了,一大批专著陆续问世,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需要的学者队伍与学术研究成果两大条件均已具备。

  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理想主义。鉴于“一战”的惨痛历史教训,人们更注重战后世界和平的保障与维持的研究。不少学者与政治家都提出了杜绝世界战争根源——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理想方案,其中典型的理论是,制定某些国家行为准则,迫使各国政府遵守;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来确保国际行为准则的履行与阻止少数国家的战争行为。

  理想主义的理论源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与19世纪欧洲的理想主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追求的是会给人类带来永久幸福的“理想王国”,它是以平等、自由、公正与理性原则为基础的联合体。

  理想主义的理论代表,当推美国第28届总统兼著名学者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他在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时,著有《论国家》、《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与《美国人民史》等著作。1918年1月8日,他在国会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十四点计划”,该计划是其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对“一战”后的国际政治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国家不分大小,应普遍尊重“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为保障各国主权独立,阻止殖民占有行为,应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超国家的“国际联盟”。

  2.传统的世界和平以列强间的均势来维持,这种均势是不能长久的,也是不可靠的;由众多国家组成的“权力共同体”——国际联盟能够取代列强均势,实现有组织的普遍和平。

  3.传统的世界贸易以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各国间的关税壁垒来维持,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特征的自由平等贸易,应取代传统的殖民贸易,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一战”以后“国际联盟”的建立,是威尔逊总统“十四点计划”的理想主义理论的直接产物。但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并不如理想主义者所企盼的一帆风顺。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爆发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运动,并最终引发“二战”。“国际联盟”无力阻止世界经济的恶化与国际社会向新的世界战争深渊的滑跌,这一事实无情地宣告理想主义的破产。

  当威尔逊以后的美国政府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幌子,在中国与其他地区同样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时,理想主义理论的虚伪性已暴露无遗。

  二、第二阶段

  主要从“二战”到战后50年代,国际政治学的发展,进入政治现实主义阶段。

  “二战”的爆发与空前的人类浩劫,宣告理想主义的破产。西方学者面对严峻的战争现象,纷纷集中力量探讨战争发生的直接与基本原因、战争的规律等重大国际政治现象,人们更多注重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与地位等现实因素,而摒弃理想主义的世界政府与永久和平等渺茫的目标。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在倡导政治现实主义过程中,第一次较完整地阐述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国际政治实质。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1948年),以“权力”与“国家利益”为中心,将如何实现国家权力与利益的研究,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基础。他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使各国为自身的国际地位与权力,自身的利益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对此,不能用一般的价值标准去判断。国际社会中的追逐国家权力与利益的行为,都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与国家权力和利益理论密切相关的,还有其他一系列理论,诸如国家力量的评估、均势战略、冲突与控制理论等。一般认为,摩根索国家权力说的产生,标志着国际政治学研究进入了政治现实主义的新阶段。

  政治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汉斯·摩根索之外,还有不少直接参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政治思想家,例如,首先提出对苏联进行遏制战略的乔治·凯南,尼克松总统时的国务卿基辛格等。在欧洲,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爱德华·卡尔,在1939年出版的现实主义代表作《20世纪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曾提出过三个著名的现实主义论断:权力是国际政治的中心因素;民主、正义与道德的评判标准都是相对的;政治是权力与道德的结合体。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也同样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关系的动力,由于各国外交受其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支配,各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也会有差异。应该强调,对各国对外关系影响最大的因素只能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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